西南联大校园文化_校园文化学简论

时间:2019-07-03  栏目:理论教育  

西南联大校园文化_校园文化学简论

第四节 西南联大校园文化

在全民族抵御外侮的八年抗战历史中,在西南高原边陲,一批文人学者以坚韧的精神和辛勤的工作进行着文化精神的神圣抗战,创造了中国现代校园文化史上迄今为止难以企及的奇迹。西南联大校园文化不属于当时的官方主流文化,从它的政治边缘性和文化思想的精粹性看,它是西南联大这批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在艰难的岁月里创造的民族精英文化,它既体现了救亡图存的高昂激情,也体现了对文化复兴的冷静思考和深刻探索。如果说,“一二·九”校园文化和边区校园文化接过的是“五四”校园文化的救亡主题的火把,那么西南联大校园文化接过的是“五四”校园文化的启蒙主题的火把。西南联大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现象,理应进入我们校园文化研究的视野。

一、西南联大校园文化发展的艰难历史

关于西南联大的历史记载,目前所知最完整最珍贵的历史史料是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先生撰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这里引用一段:

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原设北平,私立南开大学原设天津。自沈阳之变,我国家之威权逐渐南移,惟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此三校实为其中坚。二十六年平津失守,三校奉命迁于湖南,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设法、理、工学院于长沙,文学院于南岳。于十一月一日开始上课。迨京沪失守,武汉震动,临时大学又奉命迁云南。师生徒步经贵州,于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旋奉命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理、工学院于昆明,文、法学院于蒙自,于五月四日开始上课。一学期后,文、法学院亦迁昆明。二十七年增设师范学院。二十九年设分校于四川叙永,一学年后并于本校。昆明本为后方名城,自日军入安南,陷缅甸,乃成后方重镇。联合大学支持其间,先后毕业学生二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之战时使命既成,奉命于三十五年五月四日结束。〔17〕(www.guayunfan.com)

西南联大虽然历史不长,自离开平津算起包括西南联大的前身长沙临大至重返平津也就是十年,自正式定名至结束使命也就是八年,但其办学过程之艰难世所罕见,其办学精神之卓越今亦难及,其办学遗产之丰富泽被中华。这里,我们简略地摘取西南联大的几个片断来考察其历史内涵。

西南联大师生经历了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悲壮的文人长征。北大、清华、南开三个名校的南迁,是国家山河破碎,国土节节沦陷的危难时刻,在战火纷扰的境况中的一次文化大撤退。先是1938年夏季,三校师生各自设法南逃,脱离已经沦陷的平津两地,跟随难民队伍,逢车便上,遇庙而栖,有的甚至沿路乞讨,流亡万里,辗转来到目的地——湖南长沙。三校在岳麓山下、湘江之畔,联合成立了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并坚持进行教学工作。但是战局继续恶化,长沙城也在危急之中,学校当局决定迁校昆明。在西迁的行动中,其中一部分体质强健的男生和闻一多等11名教师组成“湘黔滇旅行团”,步行入滇。一路上栉风沐雨,昼夜兼程,既要克服高山险阻,又要应对匪患惊扰。三千里征途中充满了难以言说的艰辛,同时也让师生受到一次刻骨铭心的意志锻炼。三千里征途中大家领略到祖国的秀丽山川和多彩的民情风俗,同时也目睹了中国社会的贫困、吸毒、匪患、官僚、兵痞、野蛮、黑暗等触目惊心的一面。几十年后,西南联大学生蔡孝敏在台湾出版的《学府纪闻国立西南联大》一书中深有感触地说:“……亲身走入社会,用‘灵魂之窗'实际去观察,比看死书深刻,且应有尽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古人曰‘行万里路,胜读万卷书',旨哉斯言。”可以说,三千里风雨培育出来的战时文化精神,奠定了西南联大校园文化的精神基石。

西南联大经历了战时日军频繁空袭的生存考验。1938年9月新学年刚开始,学校宿舍就被敌机轰炸,造成多人伤亡,此后西南联大师生便生存于时时可能遭日机空袭的危险之中。这种遭狂轰滥炸的体验,土木系一学生曾在《清华大学12级校友通讯录》第2期中这样的描述:

连续十多声炸弹响,沙飞石走,满天烟土纷纷落下,好像天气忽然变成凄阴而可怖。身上被树枝土粒打着,似痛似痒。然而,隔着这一切阴惨之景象是蓝色的晴空中,高高的在头上的几架敌机逍遥地飞着。

在十多声炸弹响中,似乎有什么压了我的腿部。……但是,我还没有确定我是受了伤,直到最后,我看到,我的两条腿上多了三个窟窿。在那极短的一瞬间,弹片已穿过左腿3英寸厚的肉,又打进右腿里。……

以后在睡梦中,仍时见到日本鬼子抛炸弹时的冷酷……

尽管头上顶着炸弹的威胁,联大学人并没有被吓倒。反之,联大师生对日本的军事威胁表示极大的蔑视。作家汪曾祺曾在一篇散文里把西南联大师生跑警报作为联大景观加以生动描述。他写道,在郊外的防空掩体里,许多人在洞口用碎石子或瓷片嵌出一些图案或是对联,五花八门,煞是有趣,诸如“见机而作,入土为安”等。这种景观反映出联大师生在性命攸关的时刻,仍然表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特有韧性。

联大学人还经历了经费奇缺、贫困和饥饿的严重威胁。学生住的是草顶土墙的房子,四五十人一间,拥挤不堪,一到雨季,宿舍便成“水乡泽国”。教授们的住房也很糟糕。华罗庚一家租住的是两层小木楼,上层住人,下层养牲畜。一到晚上,楼下猪牛马羊相互拥挤,冲撞柱墙,房子便摇摇晃晃,令楼上的华家心惊肉跳,彻夜难眠。华罗庚自嘲是“清高教授”,既有清华大学高级教授的意思,又指清贫高危之生活境况。对联大师生威胁更大的是饥饿,不仅普通教师要为一日三餐奔波,就是校长梅贻琦家也过得十分拮据。梅夫人为维持家用,和其他两位教授夫人一道做糕点,到菜场叫卖。而那些没有生活来源的学生则更为可怜。一份当时的伙食单是这样开列的:早点,白开水一漱口盅;午餐,大饼两块,酸辣椒豆瓣酱;晚餐,大饼两块,酸辣椒豆瓣酱。生活虽然困顿,但是联大师生并没有在困境中坐以待毙,而是通过自己的劳动解决生存危机。教授挂牌治印、兼课、卖文稿,校长夫人摆摊卖糕点,学生更是在校外兼职打工。大家凭着自己的劳动顽强地与贫困饥饿相抗争,没有人做出摧眉折腰之举,表现出联大学人的高尚人格和坚强意志。正是这种精神,铸就了联大校园文化的辉煌。

二、西南联大校园文化的特点

(一)崇高的历史使命感和刚毅坚卓的精神

在偏居西南一隅的苦难时期,西南联大的学人们表现出对国家民族的高度历史责任感,他们或苦苦思索中华民族的前途与命运,进行深刻的文化反思;或以文学笔墨谱写一首首慷慨悲壮之歌;或在危乱时局潜心学问,探寻科学救国之路;或投笔从戎,直接投身血与火的抗战前线。这种精神贯穿于西南联大的历史。从西南联大校歌《满江红》的歌词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种精神:

万里长征,辞去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别离。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二)教授治校、民主治校的精神

坚持教授治校是西南联大的一大特色。在学校里,教授会有着不可动摇的权威性。学校各学院的院长、各系的主任、学校的主要行政管理部门都由教授担任,教务长由教授担任自不待言,连学校的总务长都是由周炳琳、杨振声等著名教授先后出任。无论是从制度还是从传统上看,联大从最高层领导到学校、行政、后勤乃至训导各个部门一直都是有教授们主政,学校的许多重大问题的决定都要有教授会成员参与,已经形成了一个稳定和完备的教授治校体系。梅贻琦校长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可以看出,梅校长的所谓“民主治校”,其实质就是教授治校,坚持大学里的教师的主体地位,以及教授在大学治校中的主导作用。联大也正是在这样一批热爱教育并且懂得教育的专家学者的共同推动下,才成为一所在海内外著名的高等学府。

(三)自由宽松的学术气氛和勤奋刻苦的学风

联大在教学管理模式上采取了灵活的选课制与学分制。学分制的实行主要是充分尊重教授在教学中的主导地位,让教授和其他开课教师根据自己的专长自编教材,独立讲授和考核学生,学校很少干预。开课教师为争取更多的听课学生无不精心钻研,认真教学,努力进行学术研究,把自己钻研的最新成果传授给学生。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讲授隋唐史就对学生宣布: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正是由这些高水平的学者推动了联大的教学科研水平的不断提高。

教授们兢兢业业地教授,即使在日机空袭时,他们仍然十分严谨地治学、教书。正如陈达在《浪迹十年》一文中记载:一天早晨在空袭警报发出后,他“欣然”同意学生们“到郊外躲警报兼上课”。于是,学生十一人即在树林中坐下,每个人拿出笔记本,……讲G.Gimi氏、R.Pearl与A.M.Carrsanders氏的人口理论,历一小时半有余。教师言传身教,学生勤奋学习,加上学校实行自由选课制度与学分制,既为学生学业精进夯实了厚实的基础,又为学生的自由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四)求同存异、精诚团结的合作精神

三个学校在战前便是国内著名的一流高等学府,形成了各不相同的办学风格。北大开放自由,清华严谨求真,南开稳重务实。但是,三校却能求同存异,在振兴中华的共同事业中精诚团结,使不同的办学风格能融为一体。正如联大纪念碑文中所言: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之言,今有同概。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

(五)活跃的文学社团活动

西南联大的文学社团多如繁星,这些漂泊天涯的学子们通过参加社团活动,一方面宣泄郁积在心中的“国仇家恨”,一方面积极参与抗日民主救亡运动。西南联大的文学社团主要有:南湖诗社、高原社、南荒社、冬青文艺社、耕耘社、文聚社、布谷社等,参加者遍及文理工以及法商等各专业学科的学子。这些文学社聚集了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大学才子。联大的文学艺术活动十分活跃,戏剧社先后排演了鲁迅的《阿Q正传》、曹禺的《日出》、陈铨的《祖国》等。有的剧还到社会上进行公演,引起轰动。联大学生戏剧社的活动不仅给联大萧条的校园和枯燥、困苦的战时校园生活增添了不少色彩,而且也极大地活跃了昆明地方上的文化生活。

三、西南联大校园文化的历史贡献

西南联大既是现代中国科学家的摇篮,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作家、诗人、文学批评家的摇篮,其成就至今堪称后无来者。

在联大不平凡的八年中,联大产生了不少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优秀的诗人和作家。如南湖诗社在闻一多、朱自清两位先生的指导下,不少人后来都成为文学界著名的人物。其中有著名诗人、翻译家穆旦,中国古代和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向长清、赵瑞蕻、刘绶松等。再如,文聚社创办的《文聚》杂志,吸引了联大校园内的一大批莘莘学子和文人墨客为它撰稿,联大曾先后发表过朱自清、冯至、沈从文、李广田、卞之琳、王力等一大批名家的诗歌、小说、散文、译著和评论。杜运燮、汪曾祺、马识途等人的文学生涯就是受到联大浓郁的校园文学氛围的熏陶,得到教师的悉心栽培,从联大的校园文学活动开始起步,最后走上文学之路的。钱钟书的《围城》也是基本上在西南联大完成的。

西南联大不仅在文学创作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果,而且在教学和纯学术研究方面也同样取得丰硕的成果。如冯友兰的《新理学》,金岳霖的《论道》、《知识论》,闻一多的《楚辞校补》,王力的“语法三书”(《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现代语法摘要》),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等,都是中国学术研究的重要著作。

西南联大除了在人文学科方面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之外,在理工科方面同样培养了一群天之骄子。在当今中国,人们所熟悉的许多著名科学家都是联大学子,如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固体理论半导体物理学家黄昆,中国工程院院长朱光亚,高分子化学家何炳林,量子化学家唐敖庆,生物化学家钮经义,地质学家、古脊椎动物学家刘东生,气象学家叶笃正,机械工程、气动热力学家吴仲华,等等,他们都是在联大毕业后在其各自的研究领域成为国际和国内顶尖科学家。

西南联大学子们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与他们所经历的坎坷学习生活,与他们所处的校园文化氛围是有密切关系的。杨振宁在40年后回忆他在西南联大的学习生活时,曾深有感触地说:“西南联大的教学风气是非常认真的。我们那时候念的课,一般老师准备得很好,学生习题做得很多。所以在大学和后来两年研究院期间,我学了很多东西。”的确,杨振宁在联大学习的时候有一批造诣深湛的教授给他打下扎实的基础。他读大学一年级时,物理是著名物理学家赵忠尧教的,电磁学是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教的,力学是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周培源教的。在做学士论文时,吴大猷教授对他进行了辅导,他的硕士论文则由王竹溪教授指导。

西南联大的杰出成绩是在中国现代史上最为艰苦的风雨岁月里取得的,就其办学条件的恶劣,生活的困苦而言,西南联大的成就不仅是中国现代校园文化发展的奇迹,也是世界校园文化史上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