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熏陶_蔡元培高等教育管

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熏陶_蔡元培高等教育管

第二节　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熏陶

蔡元培先生学贯中西，能将中外新旧熔冶于一炉，其高等教育管理思想不仅源于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而且还受近代西方文化的浸润、濡染。诚如胡愈之先生所言，蔡元培“一方面接受了固有的文化遗产，一方面又吸收了十九世纪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新思想”[22]。

一、西学东渐的影响

“西学东渐”一词最早见于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留学生容闳[23]1915年出版的英文传记中译本《西学东渐记》，后被用来泛指自明末以来，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各种社会政治学说自西向东影响中国的过程。它一方面表现为西方科学文化向中国的辐射和渗透，另一方面亦表现为中国主动地吸纳和消化西方文明，使中国由闭关锁国到敞开国门，逐渐融入世界进而走向近代化。

（一）西学东渐的肇端(www.guayunfan.com)

美国著名单线进化论的经典代言人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在关于人类的进化中指出：“人类的经验差不多都是采取类似的路径而进行的；在相同的情况中人类的需要基本上是相同的；由于所有人类种族的脑髓的机能是相同的，所以人类精神的活动原则也都是相同的。对于人类起源的统一性所举出的理由，就其性质上言，再也没有比人类智能共同的原则更为令人满意的了……由于这种原则的力量，所以人类能够在同样的情况中制造出同样的工具和器具，作出同样的发明，并且能够从思想的同样的原有萌芽发展出同样的制度。”[24]但是，具有同样“体能原则”的同种动物为何会变异，而“智能的原则”为何又使人类永远走在同一条进化路上？“智能”的根本属性究竟是文化的、后天的，还是先天的、生物的？摩尔根没有作出明确解释。这一任务由后来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来完成，最为典型的例证就是“西学东渐”。

16～18世纪，欧洲开始走上了近代自然科学快速发展的历程，其典型的标志是哥白尼提出“日心说”，伽利略创立动力学，牛顿完善经典力学，从而使现代自然科学在这三块坚实的理论基石上迅捷绽放出炫目的智慧之花。然而，此时的中国正值明末清初，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受到了严厉的挑战与攻击，士大夫中出现一批讲究“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涌现出一批务实、求实的开明学者和知识精英。1583年9月，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25]来到中国，他在广东肇庆建立了第一个传教驻地并出版了第一份中文世界地图，同时还和罗明坚用中文起草了第一部《祖传天主十诫》；1595年，利玛窦出版了第一部中文著作《交友论》；1597年，利玛窦被任命为中国传教的主管；从1602～1605年，利玛窦出版了第三版中文世界地图并命名为《两仪玄览图》，以及《天主实义》、《天主教要》和《二十五言》；1607年，利玛窦与中国知识精英明末数学家、农学家、政治家、礼部尚书徐光启合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等西方科学著作，拉开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序幕，开启了“西学东渐”的历程。

尽管利玛窦是中国耶稣会的开创者，但第一个来到中国的耶稣会士沙勿略却比利玛窦早32年于嘉靖三十年（1551）抵达广东上川岛。由于以利玛窦为首的传教士能够与中国的开明知识分子诸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人进行亲密的交流与沟通，尤其是在文化心态上达成共识，故而，耶稣会在中国发展迅速。崇祯十年（1637），中国有耶稣会教徒4万人，至康熙三十九年（1700）则剧增至30万人。

自1583年利玛窦来华，经1717年康熙禁教，至1773年罗马教廷解散耶稣会，第一波“西学东渐”到此中断。在这近两百年间，中国知识英才与耶稣会传教士以“西译中述”（传教士口译，中国人笔述）的方式翻译了大量的西方著作，对中国的学术思想产生了地震式的撼动。同时，传教士还从西方带来了大量的科学仪器，比如天体仪、七政象限大仪、列宿纪象大仪、计时晷、节气时刻平面日晷、浑天星球、平浑悬仪、交食仪、列宿经纬地球仪、黄道经纬仪、自鸣钟、温度计、窥远镜、显微镜等等，不一而足；传教士编译的书籍包含数学、生物、物理、化学、天文、历法、医学、建筑等若干门类，如《几何原本》、《同文算指》、《性学粗述》、《人身说》、《乾坤体义》、《天问略》、《万国舆图》、《职方外纪》等。据钱存训在《近世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一文中的统计，在这200年时间内，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译著西书有437种，其中：纯宗教书籍251种，包括《圣经》、神学、宗教仪式等，占总数57%；人文科学书籍55种，包括地理学、语言文学、政治、哲学、教育等，占总数13%；自然科学书籍131种，包括数学、天文、物理、医学、生物学等，占总数30%[26]。虽然纯宗教书籍所占比例较大，但是，100多种自然科学书籍对中国的社会生产、文化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由于中国有一大批注重实学的开明知识分子参与传教士的活动，致使这一时期西学东渐在我国的历法、天文、数学、地理等方面取得十分显著的成效。比如，清代施行的《时宪历》就源于西历；西方地理学的传入，特别是地图测绘知识的传入，更开阔了国人对世界地域的认识，松动了天方地圆和中华中心等传统观念。中国甚至还于1718年测绘编制了当时世界最高水平的全国地图，所得大地测量数据作为证明地球为扁圆形的实测证据，较西欧类似证据早27年[27]。这一时期，中国实学教育家与西方传教士相交融，积极主动吸纳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先进成果，在推广的过程中把它引入儒家教育体系，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思想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启蒙教育作用。

（二）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

从1840年开始，自闭的中国封建社会在鸦片战争隆隆的炮声中发生了两千年来从未遭遇的时代巨变。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28]西方列强首先以坚船利炮轰开了天朝帝国的大门，迫使清政府开埠通商；继而在通商口岸开辟租界，强行建立国中之国，进行经济掠夺和政治控制；进而进行文化渗透，或为借学布道，以学证教，宣扬中华归主；或为殖民侵略的需要，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向中国传播近代科技文化或某些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诚如传教士狄考士所言：“作为儒家思想支柱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士大夫阶层，如果我们要对儒家的地位取而代之，我们就要训练好自己的人，用基督教和科学教育他们，使他们能战胜中国的旧式士大夫，从而能取得旧式士大夫所占的统治地位。”[29]自国门被打开之后，以林则徐、魏源、龚自珍等为代表的主张“经世致用”的知识精英痛砭时弊，把满腔的爱国热情倾注在冷静而现实的政治思考之中。与此同时，以传教士为主体的各种西方思想迅速涌进刚从昏睡中醒来的中国。

由鸦片战争的惨烈失败到义和团兄弟的血肉横飞以及英法联军的强烈刺激，终于使中国“睁开了眼睛”的知识分子开始反思西方列强在战争中取得绝对优势地位的原因（船坚炮利），从而开始摸索造船炮、图自强、“师夷长技以制夷”[30]，拉开了洋务运动的序幕。为了达到“制夷”的目的，理智而务实的爱国者魏源主张在沿海港口广州设置兵工厂和造船厂，并延聘法、美工程师作技术上的指导。据有关资料统计，“1821～1861年，至少有六十六人赞成中国必须采办这种军舰和枪炮”[31]。但是，在实践操作过程中，除了林则徐购买少量的洋枪洋炮以加固海防外，其他“制夷”的措施基本上都只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没有得到具有实质意义的推行。第二次鸦片战争败北，太平天国运动风起云涌，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内忧外患”的夹击下，清廷内以恭亲王奕?[32]为首的一批开明之士终于把“制夷”的宏伟计划落到了实处。

在西方列强的大炮的威逼下，因成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而取信于清廷的曾国藩[33]一方面从传统儒学中竭力发掘“经世致用”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则积极拥护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并提出“师夷智以造船制炮”和学习西方先进军事技术的进步思想。在人才培养与任用上，他认为：“虽有良药，苟不当于病，不逮下品。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34]他指出为了改变时局的艰难现实，必须立即培养新式洋务人才和开办兵工厂。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创设我国近代第一个军械所，迈出了洋务运动的第一步。

在曾国藩幕府从事文书营务多年的李鸿章[35]从晚清的艰难处境中深刻感受到，中国之所以在西方列强面前不堪一击，不仅是军械之落后，而且教育思想也严重守旧。他说：“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36]这表明一方面坦承西方在军事技术层面比中国先进优越；另一方面也意识到，只有培养掌握先进科技的创新型人才，通过学习后自己能够独立生产新式军械，才能真正使国家强大起来。有鉴于此，中国教育必须要摆脱“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的窠臼，大力开设技艺学校，努力培养“制器之人”。为此，为此，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局。该厂技术和机械设备主要依靠外国，除制造枪炮弹药外，也制造机器和修造轮船。1905年造船部分独立，称“江南船坞”，兵工厂部分称为制造局。后分别改称“江南造船所”和“上海兵工厂”。它是洋务派开办的最大的近代工业，它用自炼钢材仿制的毛瑟枪，赶上德国新毛瑟枪的水平，它研制的无烟火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成为清政府最大的军事工业。

洋务派秉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37]的指导思想，沿着两条线索展开：一是洋务派的线索，其目的在于以西方器物技艺之用，护卫大清封建专制之体；二是改良派的线索，他们虽然也维护“中学为体”，但对西学内容的阐发却冲破了洋务派的限定，他们赞赏西方的议院制度，委婉地表达了要求变革封建政体的愿望，教育领域的“中体西用”贯穿于洋务运动始终，最终成为洋务教育的根本指导思想。从洋务学堂的开设情况来看，1866年以前是以创办培养翻译人才的外国语学堂以为主；1866年之后，则以创办培养军事技术和指挥人才的军事（武备）学堂为主；1876年之后，才开始创办以培养洋务企业为主的科技学堂。在此过程中，军事学堂占了很大的比率，这与洋务派实现“自强”的目的是一致的。从洋务学堂的课程设置来看，西方自然科学课程占了主要地位，但是封建性的内容仍然占有一定的比例，要求学生“除习洋学外，每日仍兼习汉文”[38]。例如，广东水陆师学堂的课程就特别规定学生“堂中课程限定每日清晨先读四书五经数刻，以端其本”。此外，“每逢洋教习歇课之日，即令讲习书史，试以策论，俾其通知中国史事、兵事，以适于用”[39]。曾国藩对出国留学生的要求为“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义，庶不至囿于异学”[40]。实际上，在洋务派的心目中，知人伦、明礼义、忠君亲上是根本，西文、西艺虽然很重要，但只是末节。洋务派对西学的引进，主要是从实用的目的出发，在乎对西方制造“坚船利炮”技术的引进。但是从整体而言，他们学习西方确乎含有舍本求末之意。当然“很有几位忠实的学者——如壬叔善兰、华蘅芳等辈在里头，译出几十种科学书，此外国际法及其他政治书也有几种，自此，中国人才知道西人还有藏在船坚炮利背后的学问，对于西学的观念渐渐起了变化，虽然这是少数中之极少数，一般士大夫对于这种‘洋货’依然极端地轻蔑排斥”[41]。

洋务派的后起之秀张之洞痛感“圣经贤传”不足以应对时局，他认为欲挽救危急的国势必须注重培养和延揽新型人才。在他眼里，“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而“人才之贫由于见闻不广，学业不实”。有鉴于此，他提出：“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42]他大力倡导培养“习知西事，通体达用”的实用人才，这类人才已经突破了单纯的自然科技应用领域，更涉及对西方教育、经济、政治和法律等制度的学习与借鉴。

（三）甲午战争到维新变法

1894年7月25日（清光绪二十年），日舰袭击中国船舰，甲午战争爆发。至1895年4月17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标志历时9个月的甲午战争结束。战争的惨败使洋务派富国强兵的理想化为灰烬，中国的有识之士深刻认识到处于存亡危急关头的清王朝仅有洋务是不够的，必须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彻底摈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学源出中国”等固有思想，而应以开放的心态认真学习西方列强兴盛的政治经济以及科学文化教育思想，从而把资产阶级维新派推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认为“西学”已不再局限于西文、西艺，而主要是西方的政治制度、社会理论和自然科学等，中国的高等教育应以“会通中西”、“新旧兼学”、“经世致用”为办学思想，以培养政艺兼通、通晓“古今中外治天下之道”的“救时良才”为教育目标。这就从根本上突破了洋务派30多年来“中体西用”的理论藩篱，实现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培养目标具有里程碑式的转换。

资产阶级维新派旗帜鲜明地提出学习“西学”，主要应学习“西政”而不是“西艺”。“西政”主要包括西方的进化论观点、民权学说、社会学观点和教育思想等。“今日为学，当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今日中国不思自强则已，苟犹想之，其必自兴政学始。”[43]维新派强烈抨击洋务派所办的学堂“言艺之事多，言政与教之事少。其所谓艺者，又不过语言文字之浅，兵学之末，不务其本，不揣其大，即尽其道，所成亦无几矣。”[44]康有为极力主张变科举、开学校、办学会、派游学等，以“通世界之知，养有用之才”，把培养人才作为变法的第一要务。西方的政治、经济、教育思想在康有为、梁启超的积极推动下，成为中国新式教育的主要内容。1898年（农历戊戌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建议下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其主要内容：①经济上，设立农工商局、路矿总局，提倡开办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组织商会；改革财政。②政治上，广开言路，允许士民上书言事；裁汰绿营，编练新军。③文化上，废八股，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派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这些革新政令，目的在于学习西方文化、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使国家富强。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历时103天的维新运动画上句号。

在鸦片战争后的若干年里，知识界出现了对于西方情况全面介绍和探讨的热潮。据统计，自1853～1911年近60年间，中国共翻译出版了西方科学著作468部，其中包括科技总论及杂著44部、天文气象12部、数学164部、理化98部、博物学92部和地理学58部[45]。其中，以西方传教士为先导，系统介绍欧美学制和教育思想的书籍，主要有：花之安的《西国学校》和《德国学校论略》、丁匙良的《西学考略》、李提摩太的《七国兴学备要》、林乐知的《文学兴国策》等。而系统地介绍西方情况的巨著有林则徐的《四洲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姚莹的《康輶纪行》在介绍西南边疆形势的同时，还记载了英、法、俄、印度等国的历史、地理知识。此外，梁廷的《海国四说》、夏燮的《中西纪事》、何秋涛的《朔方备乘》等，都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西方的社会生活、科学文化。

国人对于西学的吸纳，已退出政坛多年的梁启超冷静而理性地总结说：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这种感觉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到同治年间借了外国兵来平内乱，于是曾国藩、李鸿章一班人很觉得外国的船坚炮利，确是我们所不及，对于这方面的事项，觉得有舍己从人的必要……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自从和日本打了一个败仗下来，国内有心人真像睡梦中著了一个霹雳，因想道，堂堂中国为什么衰败到这田地？都为的是政制不良，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那急先锋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一班人。这班人中国学问是有底子的，外国文却一字不懂，他们不能告诉人“外国学问是什么，应该怎么学法”，只会日日大声疾呼说，“中国旧东西是不够的，外国人许多好处是要学的”。这些话虽像是囫囵，在当时却发生很大的效力……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46]。“西学”中的“西政”在中国开明知识分子心中产生了地震式的影响，蔡元培自1894年因受甲午中日海战的刺激，遂开始留心西学，涉猎有关介绍西方世界的书籍及西方著作译本，他曾自言：“自甲午以后，朝士竞言西学，孑民始涉猎译本书。”[47]这个时期蔡元培广泛阅读改良派的著作，如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马建忠的《适可斋记言》等。此后不久，蔡元培就产生了去海外考察、学习的想法，如1896年8月他写的《哀周榕倩》就记载了他们曾相约到“海国”去的愿望，并具体“约定今年同往新嘉坡等”，诗云“有约市楼呼定子，剧谈海国步由庚”[48]，流露出了去海外的热切心情。

二、留学海外

1907～1926年间蔡元培先后五出国门，历时十二载，深受西方“自由、民主、平等”思想的影响。德国莱比锡大学的哲学、法国的科学和民主思想、英国高雅的文化素养、美国发达而成熟的高等教育制度等深深触动了蔡元培，他广泛地吸纳并体现在后来所践行的高等教育管理中。

1906年秋，时值清廷拟派遣翰林院编检出国留学之机，蔡元培决定自筹经费以半工半读的方式赴德留学。他在《为自费游学德国请学部给予咨文呈》中表达了自己留学德国的愿望：“窃职素有志教育之学，以我国现行教育之制，多仿日本。而日本教育界盛行者，为德国海尔伯脱派。且幼稚园创于德人弗罗比尔。而强迫教育之制，亦以德国行之最先。现今德国就学儿童之数，每人口千人中，占百六十一人，欧、美各国，无能媲者……职现拟自措资费，前往德国，专修文科之学，并研究教育原理，及彼国现行教育之状况。至少以五年为期，冀归国以后，或能效壤流之助于教育界。”[49]蔡元培遂于1907年前往柏林学习德语，并于翌年入莱比锡大学。

此前的1873年，德国传教士花之安（E.Faber）撰写了《德国学校论略》一书，系统周详地介绍了德国近代大学教育宗旨、课程设置、学级编制及教学内容等，率先把德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办学思想、制度传进了中国。其后的1894年，郑观应出版了《盛世危言》，其中《德国学校规制》一文的内容基本源自花之安的书。他盛赞德国教育：“以近日言之，欧洲书院以德国为最盛，人才之出于书院者，亦以德国为最多……德国书院如此其多，教化如此其备，宜乎人才辈出，方兴未艾，而高执欧洲之牛耳也夫！”[50]于是，早在1900年，蔡元培就开始关注德国以教育兴国的历史。他在日记中写道：“福斐得尔（费希特）见拿破仑蹂躏柏灵（柏林），乃立市中。扬言：振兴我国以规复其势力者，惟教育耳。”[51]此后，蔡元培开始特别关注德国的古典哲学及其对欧洲及世界的影响。

1908～1911年，蔡元培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期间，据有关资料显示，他共选修了40门课，内容涉及哲学、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伦理学、民族学等，其中冯特开设的心理学和哲学史、福恺尔（Vokelt）开设的哲学和伦理学、兰普来西（Lemprechs）开设的文明史、司马罗（Schmarsow）开设的美术史等，更是他潜心研修的课程[52]。通过对哲学史的学习，蔡元培了解到了康德的二元论，即两个世界的说法，把世界划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这为他后来的“五育”思想中的世界观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蔡元培一直对美学具有浓厚的兴趣，通过研习，为他日后提出美育思想做好了充分的理论准备。留学期间，蔡元培考察德国的教育制度，翻译了若干关于德国教育的文献资料。所有这些都为他以后所从事的高等教育管理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德国大学重视发展学生个性，培养学生独立自主能力的教学管理方法及评议会制度都为蔡元培改造北京大学之时所借鉴和采用。蔡元培的学生罗家伦曾说：“他对于大学的观念，深深无疑义的是受十九世纪初期建立柏林大学的冯波德（洪堡——笔者注）和柏林大学那时代若干大学者的影响。”[53]时至今日，仍有学者指出，蔡元培的大学管理思想“受到德国大学的模型之影响”[54]。

1920年11月～1921年9月，蔡元培先后访问了法国、瑞士、英国、美国、比利时、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荷兰、加拿大11国，参观了几十所大学，如法国巴黎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此外，他还广泛考察了各国学术研究机构的情况。1921年3月1日，他参观了法兰西学院，了解到该院专为研究高深学问而设，研究人员多为专请，兼职大学教授者甚少。[55]1921年3月17日，他在德国国立图书馆向汉奈克（Hanack）询问有关威廉研究院的有关情况，获知该院已设22个研究所，属理论科学研究的有物理、化学、生物等，属应用科学研究的有微生物、血清、制钢、验煤、造革等，属人文科学研究的有历史等；该院最初由工商业家捐款设立，现由教育部与委员会管理，院长由委员会推出，每一研究所设有所长，所中研究之课题以及聘请研究员均由所长主持，工商业家只能提出请求而不能强迫，教育部与委员会亦不能干涉[56]。1921年6月18日，他访问美国国立科学研究评议会，会晤主持人凯洛格博士（Dr.Kallogge），后者介绍该会的目的在于鼓励全国从事物质科学与生物科学的研究，辅助各大学的研究事业以及各教授的研究工作，并表示该会对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甚为关心，愿予援助[57]。

在海外留学的过程中，蔡元培深刻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底蕴”源于学术，所谓学术者可分为两个方面：“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各国大学所有科目，如工商、如法律、如医学，非但研求学理，并且讲求适用，都是术。纯粹的科学与哲学，就是学。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两者并进始可。”[58]他进一步指出，学术绝对不能偏废，如果“但知练习技术，不去研究学术；或一国中，练习技术的人虽多，研究科学的人很少，那技术也是无源之水，不能会通改进，发展终属有限”[59]。近代西方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在深究学理的基础上不断提高技术，从而制造出坚船利炮，“盖欧化优点即在事事以科学为基础，生活的改良，社会的改造，甚而至于艺术的创作，无不随科学的进步而进步”[60]。中国的落后则在于学术贫乏，尤其是自然科学发展进步的速度十分缓慢，如果不是受西学东渐的影响几乎处于止步不前的可怕境地。

蔡元培先生在吸纳、借鉴西学时，常常能够与我国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比如他曾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中就用我国古代思想家的语录来解释法国大革命所标榜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孔子曰，匹夫不可夺志。孟子曰，大丈夫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自由之谓也。古者盖谓之义。”[61]“自由者，就主观而言之也。然我欲自由，则亦当尊人之自由，故通于客观。平等者，就客观而言之也。然我不以不平等遇人，则亦不容人之以不平等遇我，故通于主观……孟子曰，鳏寡孤独，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也……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亲爱之谓也。古者盖谓之仁。”[62]这是蔡元培先生融会贯通中西方文化的一种具体的恰到好处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