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民族地区中观经济信息化直接绩效测评

西部民族地区中观经济信息化直接绩效测评_西部少数民族地区

一、西部民族地区中观经济信息化直接绩效测评

中观经济信息化直接绩效的测评体系由综合经济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指数、创新经济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指数、产业经济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指数三个子系统构成。

（一）西部民族地区综合经济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指数测评

综合经济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指数由经济信息化环境与效果指数、第二次现代化经济质量指数、第二次现代化知识创新指数等对中观经济发展具有中观综合性影响的指标构成。目前我国各地区综合经济领域的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指数情况，详见表5-1。

表5-1显示，目前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综合经济领域的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水平，大体上分为四个层次：(www.guayunfan.com)

（1）综合经济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高水平（指数值为140以上）省域：北京、上海、天津、陕西4省市；

（2）综合经济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较高水平（指数值为100～139之间）省域：辽宁、广东、江苏、浙江、四川5省；

（3）综合经济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一般水平（指数值为80～99之间）省域：山东、湖北、重庆、吉林、福建、黑龙江、甘肃7省；

（4）综合经济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低水平（指数值为57～79之间）省域：山西、安徽、湖南、宁夏、江西、云南、青海、河北、内蒙古、河南、广西、贵州、新疆、海南、西藏15个省区。

表5-1　各地区综合经济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指数（以全国平均值为100）

资料来源：《中国信息年鉴》2007：433～434；《中国现代化报告》2008：456

上述四个层次中，综合经济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高水平的4省市平均指数值为209.06，综合经济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低水平的15个省区平均指数值为65.88，二者相差约143个百分点。北京、上海、天津、陕西4个综合经济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高水平省市的指数值，是西藏、海南、新疆等15个低水平省区的3.17倍，显示出我国目前在综合经济领域的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有着巨大的地区差异。

若将综合经济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高水平的4省市平均指数值，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9省区相比，后者与前者的差距为130.10个百分点，地区差距亦巨大。若将综合经济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水平最高的北京市与水平最低的西藏自治区相比，后者与前者的差距则为228.53个百分点，前者的指数值为后者的5倍之多。造成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与综合经济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高水平地区间这种巨大的信息化绩效差距，最主要的因素在于“第二次现代化知识创新指数”方面——此项指标上，北京、上海、天津、陕西4省市平均指数值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9省区平均指数值的7.35倍。二者间由于“第二次现代化知识创新指数”的差距导致综合经济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差距的这一关键性诱因凸显无疑。

（二）西部民族地区创新经济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指数测评

创新经济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的测评体系由创新经济领域中的科技资源绩效指数、知识创新经费投入绩效指数、知识创新人员投入绩效指数、区域创新绩效指数等具有中观影响意义的指标构成。目前我国各地区创新经济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指数值，详见表5-2。

由表5-2可知，目前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创新经济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水平大致分为四个档次：

（1）创新经济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高水平（指数值在200～450之间）省域：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浙江5省市；

（2）创新经济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较高水平（指数值在100～199之间）省域：海南、江苏、山东、湖南、黑龙江、辽宁6省；

（3）创新经济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一般水平（指数值在80～99之间）省域：贵州、福建、内蒙古、吉林、新疆、青海、甘肃、广西8省区；

（4）创新经济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低水平（指数值在79以下）省域：湖北、云南、重庆、西藏、四川、河南、陕西、河北、宁夏、山西、安徽、江西12个省、市、自治区。

分析表5-2可知，在创新经济领域中，我国仅有约三分之一的省份的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另有约三分之二省份的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创新经济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低水平的省区全部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创新经济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水平最高的北京市与水平最低的江西省之间的指数值相差达390多个百分点。若依省与省间的比较而言，广东省的创新经济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水平高出江西省236个百分点，“鸿沟”亦然显著。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湖北、陕西、四川、重庆等中西部科技资源、人员实力相对较强的省市，其创新经济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水平反而不及贵州、内蒙古、新疆、青海、甘肃、广西等省区，这充分说明了科技实力、科技能力并不直接等同于创新绩效。以陕西、四川为例，这两个西部科技强省的“科技资源绩效指数”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反映出其对科技资源利用的效益处于全国较高水平，但这两省的“知识创新经费投入绩效指数”、“知识创新人员投入绩效指数”则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其在创新经济领域中的经费投入、人员投入与此两项投入的产出未能实现较大化，更没有达到最大化。

从四大地区的视角来看，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创新经济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水平高出全国平均水平，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创新经济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水平分别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6.27和23.41个百分点，分别低于东部地区132.69和130.09个百分点。

表5-2显示，西部民族地区的创新经济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水平虽然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也明显高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这一方面是由于中西部地区的湖北、陕西、四川、重庆等科技大省的经费、人员投入与创新产出间尚未能产生良性绩效循环机制，进而未能有效提高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水平所致；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目前西部民族地区的经费、人员投入与创新产出间的效益要高于中西部地区的平均值，即西部民族地区的创新经济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水平并不像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一样，处于全国末位，而是明显高于中部地区，同时也明显高于西部地区平均水平。这也从一个视角得出以下结论：在西部民族地区加大信息化经费与人员的投入，所获得的创新产出是可以超出中西部地区的平均水平的。

（三）西部民族地区产业经济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指数测评

产业经济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指数由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企业创新能力指数、技术转移绩效指数、企业新产品产值绩效指数、农村家庭经营第三产业绩效指数等对产业发展具有中观影响作用的信息化指标构成。目前我国各地区产业经济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指数值，详见表5-3。

表5-3显示，我国各省、市、自治区产业经济领域的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水平的分布情况大体为：

（1）产业经济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高水平（指数值在130以上）省域：北京、上海、江苏、广东、重庆、天津6省市；

（2）产业经济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较高水平（指数值在100～129之间）省域：山东、浙江、辽宁、福建4省；

（3）产业经济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一般水平（指数值在80～99之间）省域：湖北、湖南、四川、广西、海南、江西、安徽、陕西、河南9省区；

（4）产业经济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低水平（指数值在79以下）省域：河北、黑龙江、西藏、宁夏、吉林、山西、云南、甘肃、新疆、贵州、内蒙古、青海12个省区。

分析表5-3可知，目前我国产业经济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高水平、较高水平的10个省市中，东部地区占了9个。而在产业经济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低水平区域中的12个省区中，西部地区占了8个，东北地区占2个，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各占1个。显现出绝大多数的产业经济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高水平、较高水平省市集中于东部地区，而绝大多数低水平省区则集中在西部地区。其中，产业经济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水平最高的北京市的指数值，高出水平最低的青海省近146个百分点，省域间的差距巨大。

从四大地区的整体水平来看，产业经济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水平最高的东部地区的指数值，分别高出中部、西部、东北地区39.53、51.43、41.13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一枝独秀，其他地区均处落后”的地区差异十分明显。

从西部地区产业经济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落后的具体情况看，主要落后在：（1）“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低于东部地区49.77个百分点、低于全国平均指数值34.42个百分点；（2）“企业新产品产值绩效指数”——低于东部地区88.20个百分点、低于全国平均指数值33.85个百分点；（3）“技术转移绩效指数”——低于东部地区63.76个百分点、低于全国平均指数值26.97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在这三项指标方面，不仅与东部地区及全国平均水平间的差距十分巨大，而且与中部地区、东北地区的差距也十分明显。

表5-3还显示，西部民族地区的产业经济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低于西部地区整体的水平，其指数值低于西部地区平均指数值9.58个百分点，反映出西部民族地区是目前我国产业经济领域中观直接信息化绩效水平最低的地区。从具体指标分析，西部民族地区的产业经济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水平之所以最低，关键在于以下方面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差距显著：（1）“技术转移绩效指数”——低于东部地区88.62个百分点，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1.43个百分点，低于西部地区平均水平24.50个百分点；（2）“企业新产品产值绩效指数”——低于东部地区100.32个百分点，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5.97个百分点，低于西部地区平均水平12.12个百分点；（3）“企业创新能力指数”——低于东部地区67.19个百分点，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5.52个百分点，低于西部地区平均水平11.27个百分点；（4）“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低于东部地区49.77个百分点，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4.42个百分点。

由上可见，目前西部民族地区在产业经济领域中，技术转移、企业新产品开发、企业创新能力的显现及文化产业拓展等方面的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还很不理想，与全国平均水平间的差距还十分显著，与东部地区间的差距则属“鸿沟”级别，与西部地区的平均水平间亦有较大差距。故此，在产业经济领域，西部民族地区的信息化绩效尚有极大的发挥空间，这也是这一地区信息化发展的潜在“后发优势”所在。

（四）西部民族地区中观经济信息化直接绩效指数综合测评

中观经济信息化直接绩效指数由“综合经济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指数”、“创新经济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指数”、“产业经济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指数”按照一定的权重综合构成。各地区中观经济信息化直接绩效指数情况详见表5-4、图5-1、图5-2。

表5-4　各地区中观经济信息化直接绩效指数（以全国平均值为100）

图5-1　各省域中观经济信息化直接绩效指数值排序

图5-2　各地区中观经济信息化直接绩效指数

表5-4和图5-1显示，目前我国中观经济信息化直接绩效水平位居前10名的省市，恰好是中观经济信息化直接绩效指数值高于全国平均指数值的省市。在这一行列中，前9名均为东部地区的省市，说明在中观经济信息化领域，东部地区绝大部分省市的直接信息化绩效明显高于其他地区的省、市、自治区。

中观经济信息化直接绩效水平位居后10名的省区，其指数值均低于全国平均指数值约25个百分点以上，即这些省区的中观经济信息化直接绩效指数值都在76（不含76）以下。在这一行列中，西部地区有5个省区、中部地区有4个省、东部地区有1个省。这一分布特征说明中观经济信息化直接绩效的低水平地区，并不完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状况相吻合，比如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处于最低行列的甘肃、贵州，其中观经济信息化直接绩效水平就不在后10名之列。

若将31个省、市、自治区的中观经济信息化直接绩效水平分为“最高、较高、一般、最低”四个档次的话，则具体分档情况为：

（1）中观经济信息化直接绩效水平最高（指数值在150以上）的省市依次是：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浙江5省市；

（2）中观经济信息化直接绩效水平较高（指数值在100～149之间）的省市依次是：江苏、山东、海南、辽宁、重庆5省市；

（3）中观经济信息化直接绩效水平一般（指数值在75～99之间）的省市依次是：福建、陕西、湖南、黑龙江、湖北、四川、吉林、广西、甘肃、贵州、内蒙古、新疆12个省区；

（4）中观经济信息化直接绩效水平最低（指数值在75以下）的省市依次（由高至低）是：安徽、河南、云南、河北、青海、江西、山西、宁夏、西藏9省区。

从四大地区的中观经济信息化直接绩效水平看，表5-4和图5-2显示，水平高出全国平均指数值的只有东部地区，其指数分别高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64.93、83.02、84.79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的中观经济信息化直接绩效水平相差无几，但与东北地区有较大差距，与东部地区则有着巨大的差距。

表5-4显示，西部民族地区的中观经济信息化直接绩效水平低于西部总体的中观经济信息化直接绩效水平4个百分点，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6.75个百分点，低于东部地区88.79个百分点。之所以形成这么大的差距，主要影响因素在于：（1）综合经济领域中的“第二次现代化”知识创新水平太低，即在向信息时代、知识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其知识创新能力和成效与全国及东部地区间的差距太大——其指数值低于全国平均值59.93个百分点，低于东部地区122.79个百分点；（2）产业经济领域中的企业技术转移绩效水平太低，即技术转移的投入产出比与全国及东部地区间的差距太大——其绩效指数值低于全国平均值51.43个百分点，低于东部地区88.22个百分点；（3）产业经济领域中的“企业新产品产值绩效”过低，即企业新产品产值的投入产出比与全国及东部地区间的差距太大——其绩效指数值低于全国平均值45.97个百分点，低于东部地区100.32个百分点；（4）创新经济领域中的知识创新人员投入绩效过低，即技术创新人员的投入产出比与全国及东部地区间的差距太大——其绩效指数值低于全国平均值39.65个百分点，低于东部地区141.32个百分点。这四个因素可以认为是造成西部民族地区中观经济信息化直接绩效处于全国最低水平的关键性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