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民族地区微观经济信息化间接绩效测评

西部民族地区微观经济信息化间接绩效测评_西部少数民族地区

二、西部民族地区微观经济信息化间接绩效测评

微观经济信息化间接绩效的测评体系由综合经济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指数、产业经济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指数、消费经济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指数、财政金融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指数、信息主体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指数五个子系统构成。

（一）西部民族地区综合经济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指数测评

综合经济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指数由非物质产业增加值占GDP比例、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GDP的比例、经济与能源脱钩指数、单位GDP电耗量、单位GDP能耗量、劳动生产率等间接反映一个地区综合经济微观信息化效果的具体指标项目构成。目前，我国省域及地区的综合经济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指数情况，详见表6-8。

由表6-8可知，目前我国的省域综合经济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水平最高的是上海市，最低的是宁夏回族自治区，二者间的指数值差距为235个百分点。综合经济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指数高于全国平均指数值的省域有11个，占省域总数的35.48%，约有65%的省域的综合经济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若将各省域的综合经济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现状类分为高水平、较高水平、一般水平、低水平四个档次，则具体聚类情况如下。(www.guayunfan.com)

（1）综合经济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高水平（指数值在140以上）省域：上海、天津、北京、广东、江苏5省市；

（2）综合经济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较高水平（指数值在100～140之间）省域：福建、浙江、山东、吉林、重庆、黑龙江6省。

（3）综合经济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一般水平（指数值在75～100之间）省域：海南、辽宁、陕西、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广西、新疆9省区；

（4）综合经济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低水平（指数值在75以下）省域：四川、河南、内蒙古、河北、云南、山西、西藏、甘肃、贵州、青海、宁夏11省区。

分析以上聚类情况可以看出：（1）综合经济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高水平省域全部来自于东部地区的省市，较高水平省域中，有50%来自于东部地区，有33.33%的省域来自于东北地区，有16.67%的省域来自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10个省域中，有8个为综合经济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高水平和较高水平省域，反映其整体水平明显高于全国其他地区。（2）在综合经济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低水平的省域中，有81.82%的省域来自于西部地区，来自于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省域各占约9.1%，西部地区12个省域中，有9个为综合经济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低水平省域，另有2个为综合经济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一般水平省域，显现出了西部地区综合经济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整体水平明显低于其他地区。

表6-8显示，在四大地区中，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综合经济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整体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则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整体水平最高的东部地区，其综合经济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指数分别高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约57和74个百分点，地区差距显著。

表6-8还显示，目前西部民族地区的综合经济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水平在全国居于最低位次——分别低于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82.40、51.27、25.44个百分点，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5.17个百分点，同时也低于西部地区整体水平8.51个百分点。从具体的指标项目来看：（1）西部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间的最大差距是“单位GDP能耗”——其正向化的指数值分别低于东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107.72和82.24个百分点，其中宁夏、内蒙古2个自治区的“单位GDP能耗”指数值竟然为负值，尤其是宁夏，竟然为-148.65，西部民族地区GDP产出的粗放、高耗能特征可见一斑；（2）西部民族地区其他地区间的第二大差距是“单位GDP电耗”——其正向化的指数值分别低于东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96.92和78.45个百分点，同样体现了其GDP产出的粗放和高耗能特征；（3）西部民族地区其他地区间的第三大差距是“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GDP的比例”——其指数值分别低于东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129.68和63.68个百分点，反映出西部民族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相对于东部地区及其他地区而言，发展差距甚大；（4）西部民族地区其他地区间的第四大差距是“劳动生产率”——其指数值分别低于东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101.12和38.43个百分点，这一主要指标上的明显差距，反映出了西部民族地区在间接信息化方面的效果还不够理想；（5）西部民族地区其他地区间的第五大差距是“经济与能源脱钩指数”——其指数值分别低于东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69.14和34.92个百分点，反映出目前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对能源的依赖性要明显大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总体而言，在综合经济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的6项具体指标中，西部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间差距较大的有2项，差距甚大的有3项，反映出在这一领域中，西部民族地区的差距是全面而突出的。

（二）西部民族地区产业经济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指数测评

产业经济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由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规模以上工业固定资产产出率、大中型企业新产品产值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工业与污染脱钩指数、每百万人现代农业示范基地及龙头企业数、农业与化肥脱钩指数、万元农业GDP用水量、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例等与经济信息化绩效有间接关联的产业经济指标构成。目前，我国省域及地区的产业经济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指数情况，详见表6-9。

由表6-9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省域间的产业经济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水平差异还很突出，产业经济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水平最高的北京市与水平最低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间的指数值相差达131.43个百分点，有9个省域的产业经济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指数值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占31个省域的29%，另有71%的省域的产业经济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指数值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若将目前我国各省域产业经济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类分为高水平、较高水平、一般水平、低水平四个档次，则具体聚类情况如下。

（1）产业经济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高水平（指数值在120以上）的省域：北京、上海、天津、青海4省市；

（2）产业经济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较高水平（指数值在100～120之间）的省域：西藏、黑龙江、海南、浙江、内蒙古5省区；

（3）产业经济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一般水平（指数值在80～100之间）的省域：广东、贵州、福建、山东、辽宁、江苏、重庆、陕西、云南、山西、吉林、安徽、四川、甘肃、湖北15个省、市、自治区；

（4）产业经济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低水平（指数值在80以下）的省域：河北、河南、湖南、宁夏、广西、江西、新疆7省区。

分析上述聚类情况可以看出，产业经济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高水平的省域中，前三位是东部地区的特大城市理所应当，而属于西部欠发达省份的青海能够跻身于第一档次，则主要在于其“工业与污染脱钩指数”和“农业与化肥脱钩指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一倍以上。此外，青海省的“工业成本费用利用率”、“现代农业基地及龙头企业数比率”亦高出全国平均水平。可见，工业和农业生产环境相对优化（污染度较低）、工业成本利用率相对较高、百万人口现代农业基地及龙头企业数相对较多等因素，是青海省能跻身于产业经济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高水平行列的主要因素。这也说明经济欠发达地区并不必然是信息化绩效水平低的地区。像青海这样的产业环境较好的地区，若能继续保持或进一步改善现有的环境，则就是在间接地发展生产力。“环境就是生产力”这句话在青海省的产业经济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方面得到了具体的诠释。

同样，西藏、黑龙江、海南、内蒙古等省区，之所以能够在产业经济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较高水平的5个省区中占据4席，其主要因素与青海省的情况大体一致。

在产业经济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低水平的7个省域中，东部地区居1席，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各居3席。显示出中、西部地区从整体上讲，其产业经济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水平仍低于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

表6-9显示，在四大地区中，东部地区的产业经济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水平明显高于其他三个地区，中部地区则处于最低位次，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产业经济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水平大体相当。这主要是中部地区的“工业与污染脱钩指数”和“农业与化肥脱钩指数”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所致。

表6-9还显示，西部民族地区的产业经济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水平分别低于东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30.19、15.92个百分点，亦明显低于西部地区整体水平。究其原因，主要在于：（1）“万元农业GDP用水量”过高——分别高于东部地区、全国平均值153.79、132.13个百分点，即便是与西部地区整体的“万元农业GDP用水量”指数相比，亦高出91个百分点。这除了西部民族地区的大部分省区处于干旱缺水之地，客观上增加了农业生产用水成本外，农业生产的粗放性及灌溉方式的原始性应当是主要原因。（2）“大中型企业新产品产值占销售收入的比重”过低——分别低于东部地区、全国平均值99.62、53.39个百分点，同时也低于西部地区整体指数值24.14个百分点。反映出目前西部民族地区大中型企业的创新类产品的比重还明显低于其他地区，该地区如何在这方面有效提高信息化绩效，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3）“规模以上工业固定资产产出率”过低——分别低于东部地区、全国平均值64.60、49.57个百分点。反映出目前西部民族地区工业企业中固定资产产出明显低于其他地区，在这方面的信息化绩效水平明显处于全国落后位次。此外，在“工业与污染脱钩指数”项目上，西部民族地区亦明显落后于东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也是造成该地区产业经济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水平相对较低的原因之一。

（三）西部民族地区消费经济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指数测评

消费经济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指数由农村恩格尔系数、每百万人亿元以上商品交易市场数、每百万人亿元以上商品交易市场成交额、人均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间接反映一个地区消费经济微观信息化效果的具体指标项目构成。目前，我国省域及地区的消费经济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指数情况，详见表6-10。

表6-10显示，目前我国省域消费经济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水平最高的是上海市，水平最低的是贵州省，二者间的差距为278.31个百分点。消费经济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指数值高于全国平均值的省域有11个，占31个省域的35.48%，另有64.52%的省域，其消费经济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水平低于全国平均值。若将目前我国省域消费经济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类分为高水平、较高水平、一般水平、低水平四个档次，则聚类情况如下。

（1）消费经济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高水平（指数值在150以上）省域：上海、浙江、江苏、天津、北京5省市；

（2）消费经济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较高水平（指数值在100～150之间）省域：辽宁、山东、河北、广东、吉林、重庆6省市；

（3）消费经济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一般水平（指数值在70～100之间）省域：福建、湖南、内蒙古、湖北、黑龙江5省区；

表6-10　各地区消费经济领域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指数（以全国平均值为100）

①此处的指数值系正向化处理后的。即农村恩格尔系数原始值比全国平均值每高出0.43（全国平均值的1%），则指数值减去1，每低出0.43，则指数值加上1。如北京市农村恩格尔系数原始值为32.00，则其正向化指数值为：（43.00-32.00）÷0.43+100=125.58；贵州省的农村恩格尔系数原始值为41.40，则其正向化指数值为：100-（51.50-43.00）÷0.43=80.23。

②此处数据以全国排序第15位为100，每靠前1位，加5；每靠后1位，减5。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监测报告》2007：各省、市、自治区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综合表；《中国国力报告》2007：279；《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发展报告》2007：各省、市、自治区经济实力竞争力四级指标在全国排位比较表；《中国统计年鉴》2007：106

（4）消费经济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低水平（指数值在70以下）省域：宁夏、新疆、安徽、河南、山西、江西、四川、青海、山西、广西、海南、甘肃、云南、贵州14个省区。

消费经济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高水平的5个省域全部来自于东部地区，较高水平的6个省域中，来自东部地区的有3个、东北地区2个、西部地区1个。在消费经济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高水平和较高水平的11个省域中，来自东部地区的共有8个，占高水平和较高水平省域总数的72.73%。在消费经济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低水平的14个省域中，来自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分别有8个、5个，占低水平省域总数的57.14%和35.71%。反映出在消费经济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领域，水平的高低明显呈现出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间的梯度层次。

从四大地区的情况看，东部地区的消费经济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水平最高——其指数值分别高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96.86、110.30个百分点；东北地区的消费经济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水平次之——其指数值低于东部地区62.29个百分点，分别高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34.58、48.01个百分点；西部地区的消费经济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水平处于最低位次。

表6-10还显示，目前西部民族地区的消费经济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水平与东部地区、全国平均水平间有着极大的差距——其指数值低于东部地区114.49个百分点，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9.68个百分点，即便是与水平较低的中部地区相比，其消费经济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水平亦低出17.62个百分点，同样有不小的差距。从具体项目分析来看，西部民族地区的最大差距在于“每百万人亿元以上商品交易市场成交额”——其指数值分别低于东部地区、全国平均水平188.13、74.58个百分点；其次为“人均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其指数值分别低于东部地区、全国平均水平86.33、48.33个百分点；再次是“每百万人亿元以上商品交易市场数”——其指数值分别低于东部地区、全国平均水平113.04、43.87个百分点。由上可以看出，目前影响西部民族地区消费经济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水平的主要因素为：该地区大型交易市场的商品交易额度与其他地区差距过大，人均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其他地区亦有明显差距，大型的商品交易市场数相对较少。总之，商品交易规模与效率较低，是制约西部民族地区消费经济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水平的主要因素。而大型交易市场的商品交易额相对过小，则是制约西部民族地区消费经济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水平的关键要素。

（四）西部民族地区财政金融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指数测评

财政金融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指数由财政支出对GDP增长的拉动力、人均证券市场筹资额、人均贷款余额、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规模以上工业流动资产周转次数等间接反映一个地区财政金融微观信息化效果的具体指标项目构成。目前，我国省域及地区的财政金融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指数情况，详见表6-11。

由表6-11可知，目前我国省域财政金融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水平最高的是北京市，水平最低的是贵州省，二者间的指数值相差107.72个百分点。财政金融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域有12个，占31个省域数的38.71%，另有61.29%的省域的财政金融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若将目前我国省域财政金融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类分为高水平、较高水平、一般水平、低水平四个档次，则聚类情况如下。

（1）财政金融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高水平（指数值在130以上）省域：北京、浙江、上海、江苏、福建5省市；

（2）财政金融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较高水平（指数值在100～130之间）省域：广东、天津、山东、辽宁、宁夏、新疆、海南7个省、市、自治区；

（3）财政金融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一般水平（指数值在70～100之间）省域：重庆、黑龙江、吉林、湖北、内蒙古、青海、河北、山西、陕西、西藏、江西、河南12个省、市、自治区；

（4）财政金融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低水平（指数值在70以下）省域：四川、湖南、安徽、甘肃、云南、广西、贵州7省区。

上述情况显示，财政金融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高水平的5个省域全部来自于东部地区，较高水平的7个省域中有4个来自东部地区，2个来自西部地区，1个来自东北地区。反映出目前我国财政金融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高水平和较高水平省域绝大部分集中于东部地区。在财政金融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低水平的7个省域中，西部地区占5个，中部地区占2个。反映出目前我国财政金融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低水平省域全部集于中西部地区。

从四大地区的情况来看，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财政金融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水平高出全国平均指数值，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财政金融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水平则明显低于东部地区、东北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其中，西部地区财政金融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水平低于东部地区、东北地区50.10、31.68个百分点。

另外，通过表6-11可以看出，西部民族地区的金融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水平目前处于全国最低位次，但与中部地区及西部地区整体水平相差不大，说明现阶段西部民族地区的金融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水平与中、西部地区处于同一水平线上。从具体项目分析，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地区、全国平均水平间差距最大的是“财政支出对GDP增长的拉动力”——其指数值分别低于东部地区、全国平均水平82.83、53.33个百分点；其次是“人均贷款余额”——其指数值分别低于东部地区、全国平均水平71.83、33.33个百分点。此外，在“规模以上工业流动资产周转次数”、“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以及“人均证券市场筹资额”等项目指标，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地区、全国平均水平间的差距亦在40、20个百分点以上。可见，目前制约西部民族地区金融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水平的关键因素在于：（1）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率不高；（2）在经济发展中的金融贷款支持力度不大。

（五）西部民族地区信息主体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指数测评

信息主体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指数由高新技术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例、非物质产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例等间接反映一个地区信息主体微观信息化效果的具体指标项目构成。目前，我国省域及地区的信息主体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指数情况，详见表6-12。

表6-12显示，目前我国省域信息主体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水平最高的是北京市，水平最低的为云南省，二者间的差距为357.19个百分点，差异可谓甚大。信息主体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的有11个省域，占31个省域的35.48%，有64.52%的省域的信息主体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若将我国现阶段的省域信息主体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情况划分为高水平、较高水平、一般水平、低水平四个档次，则具体聚类情况如下。

（1）信息主体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高水平（指数值在150以上）省域：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广东5省市；

（2）信息主体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较高水平（指数值在100以上）省域：福建、吉林、山东、辽宁、浙江、黑龙江6省；

（3）信息主体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一般水平（指数值在60～100以上）省域：重庆、陕西、湖北、内蒙古、山西、海南、湖南7省市；

表6-12　各地区信息主体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指数（以全国平均值为100）

资料来源：《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2007：392；《中国现代化报告》2008：461

（4）信息主体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低水平（指数值在60以下）省域：广西、江西、四川、新疆、宁夏、青海、安徽、河北、甘肃、贵州、河南、西藏、云南13省区。

由上述聚类情况可知，目前我国信息主体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高水平省域全部来自于东部地区，较高水平省域则全部来自于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其中东北地区3省全都位列较高水平省域，反映出现阶段我国信息主体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高水平和较高水平的省域集中于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而在信息主体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低水平的13个省域中，有10个省域来自于西部地区，占此类省域数的76.92%，反映出现阶段我国信息主体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低水平省域主要集中于西部地区。

从地区间的差距来看，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信息主体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水平分别落后于东部地区97.02、100.95个百分点，分别落后于东北地区48.66、52.59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则基本处于同一水平上。

表6-12还显示，西部民族地区目前的信息主体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水平处于全国最落后位次——其指数值分别低于东部地区、东北地区106.49、59.13个百分点，低于中部地区10.47个百分点。从具体项目指标来看，西部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间的最大差距在于“高新技术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例”——分别低于东部地区、东北地区达162.42、89.94个百分点，即便是与中部地区相比，此项指标的差距亦为18.12个百分点，与西部地区整体的指数值相比，则落后10.07个百分点。由此可以看出，高新技术产业规模的相对较弱以及与之相关联的高新技术产业就业人数比率相对较低，是制约西部民族地区信息主体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水平的关键因素。

（六）西部民族地区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指数测评

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指数由综合经济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指数、产业经济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指数、消费经济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指数、财政金融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指数、信息主体微观信息化间接绩效指数构成。在此，我们将上述五个方面的指数值依照一定的权重予以综合，形成各省、市、自治区以及各地区的微观经济信息化间接绩效测评的综合指数。详见表6-13、图6-3、图6-4。

表6-13　各地区微观经济信息化间接绩效指数（以全国平均值为100）

图6-3　各省域微观经济信息化间接绩效指数值排序

图6-4　各地区微观经济信息化间接绩效指数值

分析表6-13、图6-3可知，目前我国省域微观经济间接信息化绩效水平最高的是上海市，水平最低的是宁夏回族自治区，二者间的指数差为172.70个百分点。微观经济间接信息化绩效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的有11个省域，占31个省域数的35.48%。若将31个省、市、自治区的微观经济信息化直接绩效分为高水平、较高水平、一般水平、低水平四个档次的话，则聚类情况如下。

（1）微观经济间接信息化绩效高水平（指数值在140以上）省域：上海、北京、天津、浙江、江苏5省市；

（2）微观经济间接信息化绩效较高水平（指数值在100～140之间）省域：广东、福建、山东、辽宁、吉林、重庆6省市；

（3）微观经济间接信息化绩效一般水平（指数值在70～100之间）省域：黑龙江、海南、湖北、内蒙古、陕西、湖南、河北、新疆、安徽、江西10省区；

（4）微观经济间接信息化绩效低水平（指数值在70以下）的省域：山西、四川、河南、青海、广西、西藏、云南、甘肃、贵州、宁夏10省区。

上述聚类情况显示，微观经济间接信息化绩效高水平省域全部来自于东部地区，较高水平的6个省域中，有3个来自于东部地区，2个来自于东北地区，来自西部地区的只有1个，中部地区一个也没有。即在微观经济间接信息化绩效水平高于全国平均值的11个省域中，81.82%来自于东部地区，18.18%来自于东北地区，9.09%来自于西部地区。而在微观经济间接信息化绩效低水平的10个省域中，来自于西部地区的有8个，来自于中部地区的有2个，分别占80%和20%。可见，目前我国微观经济间接信息化绩效高水平和较高水平省域集中于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低水平的省域则主要集中于西部地区。

表6-13和图6-4显示，目前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微观经济间接信息化绩效水平高于全国平均值，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则明显低于上述两个地区及全国平均值。其中西部地区的微观经济间接信息化绩效水平分别低于东部地区、东北地区70.71、35.65个百分点。

目前，西部民族地区的微观经济间接信息化绩效水平与东部地区、东北地区间的差距最大——其指数值分别低于东部地区、东北地区77.29、42.23个百分点。从具体的领域看，西部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差距最大的是“消费经济领域信息化间接绩效指数”——其指数值分别低于东部地区、东北地区114.49、52.20个百分点。其次是“信息主体间接绩效指数”——其指数值分别低于东部地区、东北地区107.49、59.13个百分点。再次是“综合经济领域信息化间接绩效指数”——其指数值分别低于东部地区、东北地区82.40、51.27个百分点。而在“消费经济领域信息化间接绩效指数”指标项目中，差距最突出的是“每百万人亿元以上商品交易市场成交额”（见表6-10）。在“信息主体间接绩效指数”指标项目中，差距最突出的是“高新技术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例”（见表6-12）。在“综合经济领域信息化间接绩效指数”指标项目中，差距最突出的是“单位GDP能耗”（见表6-8）。由此，我们认为，现阶段制约西部民族地区微观经济间接信息化绩效水平的主要因素是消费经济领域信息化间接绩效过低，关键要素则是大型商品交易市场交易额较低、高新技术产业就业人数比率较低、单位GDP能耗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