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民族地区社会信息化绩效测评_西部少数民族地区

西部民族地区社会信息化绩效测评_西部少数民族地区

二、西部民族地区社会信息化绩效测评

社会信息化绩效由宏观社会信息化绩效、中观社会信息化绩效、微观社会信息化绩效三大系统构成。目前我国省域及地区的社会信息化绩效水平状况详见表10-2、图10-3、图10-4。

表10-2　各地区社会信息化绩效指数（以全国平均值为100）

资料来源：本课题报告的表7-3、表8-10、表9-13

图10-3　各省域社会信息化绩效指数值排序

图10-4　各地区社会信息化绩效指数值

由表10-2、图10-3可知，目前我国省域社会信息化绩效水平最高的是北京市，水平最低的是西藏自治区，二者间的指数值差异为304.36个百分点。社会信息化绩效水平高出全国平均指数值的省域有9个，占31个省域数的29.03%。若将目前我国省域社会信息化绩效分为高水平、较高水平、一般水平、低水平四个档次，则具体聚类情况如下。

（1）社会信息化绩效高水平（指数值在120以上）省域：北京、上海、天津、浙江、广东、江苏6省市；

（2）社会信息化绩效较高水平（指数值在90～120之间）省域：陕西、辽宁、山东、黑龙江、湖北、福建、吉林7省；

（3）社会信息化绩效一般水平（指数值在80～90之间）省域：河北、四川、重庆、湖南、安徽、河南6省市；

（4）社会信息化绩效低水平（指数值在80以下）省域：山西、江西、海南、内蒙古、宁夏、云南、甘肃、新疆、广西、青海、贵州、西藏12省区。

以上聚类情况反映出下述几个特点：其一，目前我国社会信息化绩效高水平省域100%来自于东部地区；其二，社会信息化绩效较高水平省域中，42.86%的省域来自于东北地区，25.56%的省域来自于东部地区，来自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省域各占14.29%；其三，上述两类综合统计，社会信息化绩效高水平、较高水平省域中，来自于东部地区的占61.54%，来自于东北地区的占23.08%，来自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各占7.7%；其四，社会信息化绩效低水平省域中，来自于西部地区的占75.00%，来自于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分别占16.67%、8.33%。可见，在社会信息化绩效高水平、较高水平省域中，来自于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省域居于绝大多数。而在社会信息化绩效低水平省域中，来自于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省域则居于绝大多数。

若从各地区中的省域聚类情况分析，则呈现出以下特点。

（1）东部地区10省域中有8个处于社会信息化绩效高水平、较高水平之列，即社会信息化绩效较高水平以上者占该地区省域数的80%；

（2）东北地区3省域全部处于社会信息化绩效较高水平之列，即社会信息化绩效较高水平者占该地区省域数的100%；

（3）中部地区6省域中，分别有3个处于社会信息化绩效一般水平、低水平之列，即社会信息化绩效一般水平、低水平者各占50%；

（4）西部地区12省域中，有1个处于社会信息化绩效较高水平之列，有2个省域处于社会信息化绩效一般水平之列，有9个省域处于社会信息化绩效低水平之列，即社会信息化绩效较高水平、一般水平、低水平省域者分别占该地区省域总数的8.33%、16.67%和75.00%。

由表10-2、图10-4可知，在各地区社会信息化绩效整体水平方面，东部地区的优势明显，东北地区的整体水平次之，西部地区的社会信息化绩效整体水平与东部地区、东北地区差距突出——其指数值低于东部地区76.96个百分点，低于东北地区24.25个百分点。

同样，由表10-2、图10-4可知，目前西部民族地区的社会信息化绩效水平与其他地区间的差距甚大——其指数值低于东部地区达84.20个百分点，分别低于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31.48、17.67个百分点。具体到宏观、中观、微观社会信息化绩效而言，西部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间差距最大的方面是“宏观社会信息化绩效指数”——其指数值低于东部地区达83.34个百分点，分别低于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38.21、26.47个百分点，低于西部地区整体水平7.57个百分点。而在宏观社会信息化绩效体系中，西部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间差距最大的领域是“宏观社会信息化直接绩效指数”，具体又反映在知识创造综合能力太弱和信息的便利性较差。据此，可以认为：（1）现阶段制约西部民族地区社会信息化绩效水平的主要方面是宏观社会信息化绩效偏低；（2）现阶段制约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信息化绩效水平的关键领域宏观社会信息化直接绩效与其他地区间的差距过大；（3）现阶段制约西部民族地区社会信息化绩效水平的关键因素是该地区知识创造综合能力太弱和信息的便利性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