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金石拓片溯源_图书情报学论集_

时间:2019-07-03  栏目:理论教育  点击:4 次

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金石拓片溯源_图书情报学论集_

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金石拓片溯源

陈自仁

【摘 要】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藏有大量金石拓片。这些金石拓片原属于右任旧藏。于右任是国民党元老、杰出书法家,一生经历坎坷,为搜集古碑墓志和金石拓片呕心沥血,不惜代价。于右任离开祖国内地后,其收藏的金石拓片存于西安老宅。西北民族学院成立之初,屈武代表岳父于右任、岳母高仲林,将西安老宅所藏金石拓片捐献学校。这批珍贵的金石拓片,已成为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的镇馆之宝。

【关键词】西北民族大学 金石拓片 来源 于右任 屈武

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藏有大量金石拓片。这些拓片,大都是不可多得的珍品,其中有些属于罕见品和孤品,具有非常重要的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藏有如此多的金石拓片,长期以来,却鲜为人知。论及这些金石拓片的来历,以及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此,笔者不揣浅陋,对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藏金石拓片的来源,作一初步探讨,以求教于有关学者和知情人士。(www.guayunfan.com)

要探讨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藏金石拓片的来源,不能不论及中国现代史上的两位著名人物,一位是国民党元老、杰出的书法家于右任,另一位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政治活动家屈武。

于右任,原名伯循,笔名右任、佑任、骚心、大风、剥果、神州旧主、半哭半笑楼主、关西学子,晚年号太平老人。

1879年4月11日,于右任出生于陕西三原县东关河道巷一个农民家庭。不满两岁时,母亲病逝,父亲在四川谋生,由伯母房氏抚养。房氏贤惠,视于右任为己出。她变卖家产,拼凑银两,送于右任到关中著名私塾先生毛班香门下,研习经史、诗文和书法,历时9年。离开毛班香之后,于右任先后求学于三原宏道书院、泾阳味经书院和西安关中书院。

1896年,于右任参加清廷组织的岁考,名列榜首,中了秀才。1898年,才华横溢的于右任得到陕西提学使叶尔恺赏识,被誉之为“西北奇才”。叶氏赞语一出,于右任声名鹊起,备受学界关注。

1900年,于右任就读于著名的陕西中学堂。是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仓皇出逃,奔走西安。时任陕西巡抚的岑春煊,为表忠心,命令陕西中学堂师生跪于道旁,恭迎“圣驾”。于右任气愤至极,试图上书岑春煊,劝他趁机杀死慈禧太后,为民除害,后因同学苦劝,只好作罢。面对朝廷腐败,国力衰微,山河破碎,于右任上书不成,只好把满腔悲愤寄于笔端,写了大量谴责朝廷、抒发豪情的诗歌。他将诗歌编辑成册,取名《半哭半笑楼诗草》。诗集扉页上,是于右任赤膊持刀、作拼杀状的照片,照片两侧,印有自题对联:“换太平以颈血,爱自由如发妻。”这本诗集,内容让人振聋发聩,装帧更是惊世骇俗。

1902年,于右任考中举人,受到地方官绅器重。商州知州杨吟海,聘于右任为商州中学堂监督(校长)。1904年,于右任赴开封参加清廷组织的最后一次春闱会试。就在此时,三原县县令德锐正以《半哭半笑楼诗草》为证据,密报陕甘总督,称于右任是革命党。清廷立即发出缉拿于右任的密旨。幸好同学之父得到消息,火速通知于右任。情急之下,于右任化装逃往上海。

1904年6月,于右任化名刘学裕,进入上海震旦学院读书。1905年3月,震旦学院学生为反对教会干预教学而集体退学。不久,他们又推举叶仲裕、于右任、邵力子等7人为干事组织复学。复学后,根据于右任建议,从《卿云歌》中撷取“复旦”二字,取校名为“复旦公学”,即后来的复旦大学。

1906年,于右任与邵力子等人东渡日本,考察日本新闻业。在日本期间,于右任结识孙中山,二人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应孙中山之邀,于右任加入中国同盟会,从此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成立南京临时政府,任命于右任为交通部次长。

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段祺瑞重掌北洋政府大权,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为此,孙中山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组织军政府,发动护法运动。陕西革命者响应孙中山号召,组建陕西靖国军,讨伐北洋军阀在陕西的代理人陕西督军陈树藩。新组建的陕西靖国军,是一支成分复杂的联合部队。由于缺乏德高望重的统帅人物,部队从组建之日起,就陷入群龙无首的窘境。靖国军的将领们想到了于右任。1918年,应陕西靖国军将领邀请,奉孙中山之命,于右任返回故里,就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开始领导陕西的护法运动。1922年5月,陕西靖国军解体,于右任重返南方,继续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请孙中山北上商谈国是。于右任奉孙中山之命,先期北上,就任国民党北京分会委员,具体处理国民党北方事务。1925年,原陕西军阀刘镇华纠集10万人马,围困西安。于右任接受中共领导人李大钊派遣,赴苏联请回冯玉祥,召集旧部,在内蒙古五原镇誓师,组建国民联军。冯玉祥任国民联军总司令,于右任为副总司令。随后,于右任率部分国民联军南下,很快解除了西安之围。

1930年12月28日,国民党四届中央执委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推选于右任为监察院院长。此后,于右任长期担任南京政府监察院院长。

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面对解放军强大攻势,李宗仁企图以和谈扭转败局,提议派于右任为特使,赴北平谈判。于右任得知消息后,彻夜未眠。他想全力促成此事。可是,负责此次会谈的张治中提出:于右任留在南京更好,凭他的威望,可以促使和谈协定的最后批准。就这样,于右任借过了北上机会,成为终生憾事。国共和谈破裂后,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解放在即。蒋介石开始撤离大陆。他害怕于右任留在大陆,要于右任先去上海,再南下广州,然后去台湾。于右任以身体不适为由,试图加以拒绝。蒋介石派来的军人不等于右任穿好衣服,就逼他上了汽车,直奔机场。到上海后,于右任本来想转道香港,伺机再去北平,然后留在大陆,可是,蒋介石不同意。1949年11月下旬,于右任先到重庆,接着飞往台湾。他的结发妻子高仲林、长女于芝秀、女婿屈武、幼子于中令及其母沈建华等亲属留在了大陆。

1964年11月10日20时,于右任在台北市病逝,享年86岁。

于右任是杰出的革命家、教育家、书法家和爱国诗人,对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早年间,于右任热衷于新闻事业,先后创办了《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后来又致力于兴办教育事业。他是复旦大学的创始人之一。1905年,他与王敬方、张邦杰一起,发起创办了中国公学。在上海期间,适逢东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生驱逐校长,空缺请于右任出任。他欣然接受,并把校名改为上海劳动大学,请李大钊为客座教授。李大钊又推荐邓中夏、瞿秋白、萧楚女等到上海劳动大学任教。一时间,上海劳动大学成为上海影响最大的革命大学,培养了大批进步青年。在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期间,于右任一方面指挥作战,一方面大办学校。他在总司令部设立教育处,专门负责教育,先后创办了渭北中学、渭北师范、三原中学、民治中学和地方自治讲习所[1]。20世纪30年代初,于右任在西安期间,与邵力子、杨虎城等人共同倡导兴建西北教育。1932年,他筹建了西北第一所农业院校——国立西北农业专科学校(后更名为西北农学院),并兼任第一任校长。被蒋介石胁迫到台湾后,于右任仍然不忘兴办教育。1958年,他与友人在台湾桃园县平镇乡创办复旦中学,被复旦大学的校友们称之“少复旦”,并出任名誉董事长。

当然,于右任在文化方面的最大贡献,还是他的书法艺术。早年间,在私塾先生毛班香的指导下,于右任研习赵孟頫,学临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书法作品,在王体楷书上下了很大工夫。青年时代的于右任,在深入研习汉隶、魏书和唐楷的基础上,学习行楷,后又专攻魏碑书法艺术。在上海时,于右任曾向晚清书法名家何绍基学习。中年后,于右任学习草书,组织成立了标准草书社,对中国书法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他提出了中国草书经历章草、今草、狂草三个阶段的论点。他在悉心研习历代名家草书千字文的基础上,解开了汉字草书难传之谜,整理总结制定了《标准草书》,为汉字草书标准化、规范化、科学化奠定了基础,为人们学习草书提供了一个范本,在汉字草书的传播和普及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书法上,他成为一代宗师,被人们称为“旷代草圣”。

在于右任的书法生涯中,对魏碑情有独钟。“朝写石门铭,暮临二十品。竟夜集诗联,不知泪湿枕。”[2]是他学习魏碑书法艺术的真实写照。他所以喜欢魏碑,据说是认为魏碑有“尚武”精神,一笔一画,充满了粗犷豪放之气。鸦片战争之后,朝廷腐败,国力衰竭,民族危亡。他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试图将书法艺术作为一种战斗的武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他所以特别喜欢魏碑,其真正的原因,还是魏碑中有《石门铭》和《龙门二十品》等大量中国书法史上的珍品。他想从研习魏碑入手,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创新,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书法艺术道路。他说:“学书法不可不取法古人,亦不可拘泥于古人,就其爱好者习之,只要心摹手追,习之有恒,得其妙谛,即可任意变化,就不难自成一家。”[3]正是有此见解,他的书法才自成一体,特别是草书,用笔稚拙,笔笔随意,出神入化,既雄奇婉丽,又清正典雅,宽博潇洒之中,显得别具神韵。屈武评价其岳父的书法艺术,是“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博采各家之长,融会贯通,自成一格,晚年愈臻成熟,达到挥洒自如、炉火纯青的境地。”[4]

由于钟爱魏碑,得益于魏碑,搜寻古碑和金石拓片,几乎成了于右任一生的嗜好。即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戎马倥偬,他也不忘寻访古碑的使命。“曳杖寻碑去,城南日往还。水沉千福寺,云掩五台山。洗涤摩崖上,徘徊造像间。愁来且乘兴,得失两开颜。”“裁酒三阳寺,寻碑兴倍增。”“造像搜频得,浮图倦未登。”他由寻访古碑,延伸到寻访古字遗迹。一次,他寻访古碑时,得到了“阿史那元方造像并拾得旧瓦上有隶书‘□宫’二字”,不由发出“拾得离宫瓦,曾携几片还”的感叹。抗战期间,他到西北视察,在甘州西黑水河岸古坟地发现大量中原灶具和遗骸胫骨,同时捡得大吉砖,发现有草隶数字,一时激动不已,诗兴大发,挥笔写道:“沙草迷离黑水边,何王建国史无传。中原灶具长人骨,大吉铭文草隶砖。”1926年,他受李大钊派遣,赴苏联请冯玉祥回国时,途经西伯利亚和蒙古等地,也没有忘记寻访古碑的使命。他在西伯利亚发现了汉代箭镞,在贝加尔湖北奥利汉岛上发现了汉文石刻。在看到尼布楚城成吉思汗记功碑拓本后,他深情地写道:“遗铁可知常虏获,断碑难得再摩挲。”“盖代英雄去不还,高碑犹自在人间。”他对古碑爱不释手,对好的拓片也是赞不绝口:“传神赖有张公拓,犹似当年照九嵕。”

于右任一生搜寻古碑石刻,可谓呕心沥血,留下无数动人的故事,其中最典型的是《广武将军碑》和《熹平石经》残石的重见天日。

《广武将军碑》全称《前秦广武将军孙□产碑》,为东晋时北朝蔡秦建元四年(公元368年)所立。碑上字体被人称为“八分书”,碑额有“立界山石祠”五字,所以又称《立界山石祠碑》,碑文记述了“□产”的生平和功绩,是关中古碑中的稀世珍品。此碑因年久风化,碑主的姓氏难以辨认。清代甘肃籍学者张澍考证后认为,碑主是张蚝之孙,所以又题为《张产碑》。此碑于清代乾隆年间出土,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从人们视野中消失。据《关中金石记》一书记载,此碑藏于陕西宜君县。清末,金石学家吴大澂任陕西提学使时,曾下令寻访此碑,结果一无所获。对此,于右任一直牵挂在心。1917年,于右任受命孙中山回陕西组织力量开展护法运动,以策应北伐,途经宜君县,曾四下求访此碑,也一无所获。原来《关中金石记》记载有误,此碑不在宜君县,而藏于白水县史官村仓颉庙。澄城县人雷召卿在仓颉庙中发现此碑,时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参谋的李春堂偶得一拓本,但不知其价值。1920年,时任靖国军总司令的于右任去高陵防地巡视,受到当地军政要员宴请。席间谈起书法金石,李春堂当即取来拓本请于右任过目。于右任见拓本上有“部大酋大”字样,大吃一惊。“部大”、“酋大”是北朝前秦官秩,即“部落长”、“酋长”。他仔细辨认后断定,此为《广武将军碑》拓本。从此,失踪多年的《广武将军碑》重见天日。

《熹平石经》刻于汉灵帝刘宏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汉代时,只有简册,没有书籍,传授经书典籍,口口相授,相互传抄,章句间多有歧义,谬误不少,严重贻误后学。典籍中谬误日增,迫使一些学者把校正典籍文字提上了议事日程。东汉末年,社会上出现了正定典籍文字、石刻于太学的强烈呼声。这一使命,很快落到了东汉著名文学家、书法家蔡邕肩上。他组织力量,先后校订、书写了《周易》、《鲁诗》、《尚书》、《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等,刻工花了9年时间,石刻碑46块,立于洛阳太学门外,供学子们传抄校对。据说石碑立于太学后,每日观瞻者、摹写者络绎不绝,“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遗憾的是,石经刻立不久,遇上董卓之乱,后又遭到晋永嘉之难,碑石大都残毁、散失。原碑3万多字,宋代时,有人曾对残存的碑文整理,仅得到1700余字。20世纪30年代初,于右任在洛阳一古董商人处发现一块三角形东汉残碑。看到这块残碑,他想起失踪很久的《熹平石经》,觉得它像是《熹平石经》中的一块残碑。他用4000银元买下了这块残碑。1933年,于右任托老部下杨虎城将军将残碑运到南京,后又运往上海于宅。他将残碑制成拓片,经一些著名学者考证,确认石刻为东汉著名书法家蔡邕所书,是《熹平石经》的一部分。这块《熹平石经》残石,两面共存491字,刻有《周易》中的《家人》、《归姝》、《文言》、《说卦》等篇,均为宋人辑录《熹平石经》所没有的文字,是一件无价之宝。

于右任搜集古碑石刻,从来不惜代价。有的古董商摸透了于右任的心思,知道他想购买古碑,往往开价很高,他却很少还价。有时,身边工人员提出讨价还价时,他说:“这些碑石,上海的日本人和走私商都在收买。你如勒价过紧,他们就会卖给那些人。”还说:“你们不要为了爱惜钱而见小失大。要是对这些人摆出一副有权势的架子,也只能作一次买卖,以后他们就吓得不再来了。”[5]

于右任到处搜集古碑石刻,同时也搜寻金石拓片。1932年夏,他集合友人,在南京市郊汤山黄栗墅村发起成立“中华草书社”。为了系统搜集整理历代草书资料,他在报纸刊登广告,面向全国征集历代名家墨迹和汉代以来的简策砖石碑铭拓片,还派员赴北平故宫博物院,寻找有关草书的历史资料。这一举措,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

于右任也经常与金石学家、古碑爱好者交换藏石及其拓片。其中被人们传为佳话的,是他和古碑收藏家张钫交换藏石拓片的趣事。

张钫,字伯英,号友石老人。清末毕业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早年参加同盟会,是辛亥革命时陕西新军起义的发起人之一。民国初年,任陕西陆军第二师师长。1918年到1922年,于右任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张钫任副总司令。张钫一生中收藏古碑墓志无数,现保存在他故里的就有1413件,其中唐代墓志1185件。他在家乡老宅建有“千唐志斋”,专门收藏唐代墓志。于右任和张钫,一个是靖国军总司令,一个是靖国军副总司令;一个酷爱魏碑,一个喜欢唐碑。于是二人商定,搜集到魏碑墓志,归于右任;搜集到唐碑墓志,归张钫。当然,在按各自兴趣分藏古碑墓志的同时,两人之间,免不了经常交换金石拓片。

于右任一生中搜集古碑墓志及其拓片多少,连他本人也说不清楚。据于右任的外甥周伯敏统计,从民国初年开始,于右任经过20年的搜集,耗资10余万银元,陆续收购到北魏及各朝墓志三百余方[6]。又一说,于右任“自民国初年到1940年,共搜集汉至宋代石刻、墓志四百余方。”[7]这里仅仅说的是石刻墓志。于右任的习惯是,搜集到的石刻墓志,只要条件允许,都要制作拓片。这是因为,一方面,拓片易于携带,可以随时阅览;另一方面,万一原碑墓志损坏丢失,有拓片在,也算保存了珍贵的石刻墓志资料。假如从民国初年到1940年,于右任搜集到石刻墓志400余方,那么,他搜集的各类拓片,应该数倍于此。

于右任搜集石刻墓志及其拓片的时候,是中国历史上灾难深重的时期。当时的中国,外敌入侵,内乱不断,国无宁日。于右任作为国民党要员,军政事务繁忙,对自己收藏的石刻墓志及其拓片,难得闲时整理。不过,也有例外。于右任酷爱魏碑,唯独对其收藏的北朝墓志进行了整理,并将其全部文字辑录成册。其目录,先后于1930年、1942年分两次在杂志上公开发表。这些北朝墓志中,有七对夫妻的墓志。同时搜集到一个朝代七对夫妻的墓志,是非常难得的,也极为罕见的。为此,他将自己的斋号“独树斋”更名为“鸳鸯七志斋”,将自己收藏的古碑墓志,称为“鸳鸯七志斋藏石”。

于右任收藏的北朝墓志,绝大部分出土于洛阳邙山,计有200多方。起初,他想将这些墓志直接运往陕西三原老家保存,可是,当时铁路尚未到达西安,要用其他交通工具将其运到陕西三原,谈何容易!无奈之际,他用火车将墓志运到北平,保存在西直门内菊儿胡同一座旧王府的后院内。1935年,日本侵占华北的战争爆发在即,平津受到日军直接威胁。于右任担心自己收藏的墓志落入日军之手,请杨虎城将军想办法,要他将墓志安全运回西安妥善保存。是年冬,杨虎城派马文彦赴北平,将墓志用火车运回西安。1936年,于右任又将自己从南京、洛阳收集的另一批石刻墓志运回西安。两批石刻墓志,共计387块。1936年至1937年,在邵力子、黄文弼等人主持下,对西安碑林进行了全面整修。1938年3月,于右任将自己存放于西安的石刻墓志,全部捐赠给西安碑林安置[8]。

于右任收藏的石刻墓志历经战乱,大部分得以妥善保存,其收藏的金石拓片,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也许是金石拓片便于携带、易于保存的缘故,于右任收藏的金石拓片存放比较分散。1947年,于右任在西安市南大街书院门购置了一处房子,即书院门20号,将家室由外地迁到这里,与弟弟于孝先同住。1949年于右任赴台后,其结发妻子高仲林和长女于芝秀一直住这里,直至1971年母女俩先后病逝。于右任早年和后来收藏的大部分金石拓片保存于西安老宅,由高仲林、于芝秀保管;还有一部分拓片,存放于右任的老友故旧处;另一部分拓片,则放在于右任身边,即于右任在南京的寓所于公馆。

按常规理解,存放于南京于公馆的拓片应该最安全,因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于右任生活在南京,住在于公馆。可是,偏偏存放此处的拓片损失殆尽。1937年初冬,日军攻打南京,于右任同其他南京政府要员一样仓促撤离,将多年搜集的拓片,包括1932年在报纸刊登广告,从全国各地征集到的历代名家墨迹和简策砖石碑铭拓片,以及从故宫博物院搜集到的关草书资料,全部留在了于公馆。日军攻陷南京后,大肆烧杀淫掠,于公馆自然未能幸免,被日军洗劫一空,于右任存放于此的拓片荡然无存[9]。这次毁于战火的拓片究竟有多少,于右任自己也说不清楚。所幸运的是,存放于其他各处特别是西安老宅的拓片,保存了下来,这就是现藏于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的拓片。

这批金石拓片能够保存于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要归功于于右任的女婿屈武。

1938年,屈武从苏联回国参加抗日战争。作为中国民主革命同盟负责人之一,屈武回国后先后出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顾问处处长、立法委员、少将参议、中苏文化协会秘书长、陕西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等职。1945年10月,屈武作为国民党中央赴新疆和谈代表团成员,随同团长张治中前往新疆,后任新疆省政府委员兼迪化市(现乌鲁木齐市)市长。1949年,屈武作为国民党和谈代表团顾问,随团赴北京谈判。是年4月,和谈失败,屈武受周恩来派遣,悄悄来到上海,试图帮助于右任等爱国人士北上,共建新中国。后来迪化的形势发生变化,屈武作为迪化市市长,只好急赴新疆。新中国成立后,屈武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迪化市市长。

1949年8月,兰州解放。1950年初,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屈武任委员。1950年2月6日,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西安召开。为了给西北民族地区培养必须的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人才,会议决定在兰州筹备成立西北民族学院(后更名为西北民族大学)。具体筹备工作,由时任中共西北局常委兼统战部长、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的汪锋负责。汪锋是陕西蓝田人,屈武是陕西渭南人,二人同为陕西老乡,又同是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屈武还任新疆迪化市市长,因此,他俩对即将成立的西北民族学院,感情非同一般。

办大学需要图书资料。汪锋和屈武借西安开会之便,动员陕西的社会贤达向西北民族学院捐赠图书。1950年8月,西北民族学院正式成立。1951年2月,汪锋正式出任西北民族学院院长,成为西北民族学院的首任院长。与此同时,陕西各界捐赠西北民族学院的图书陆续运到,其中包括屈武代表岳父于右任、岳母高仲林捐赠的收藏于西安老宅的金石拓片。

于右任收藏的这批金石拓片,有共计1960种,其中周代8种(金文拓片)、先秦3种、汉代35种、三国两晋南北朝453种、隋代66种、唐代1006种、五代十国20种、宋代11种、金代4种、元代60种、明代99种、清代41种、民国55种,暂时难以确定年代的有99种。这些拓片中,大多数是一种一幅,也有的一种数幅,甚至十多幅,有一部分副本量较大,个别拓片副本多达20多幅。这些拓片中,历代墓志铭最多,计1228种,其次是碑刻,有390种,还有一部分历代造像拓片和法帖。拓片中,还有少量于右任的手稿和关中名流的稿本和手札。拓片折叠后,用宣纸包为小包,分装两大樟木箱,连同其他图书,由大卡车运到西北民族学院。

于右任收藏的金石拓片,从此在西北民族学院安家落户,成为西北民族学院图书馆的镇馆之宝。

【注释】

[1]刘凤翰著:《于右任年谱》第85页,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

[2]本文所引于右任诗词,均出自庞齐编著《于右任诗歌萃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3]郑自毅:《于右任先生给我的启发教育》,见中国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会、咸阳市委员会、三原县委员会编:《于右任先生》第238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版。

[4]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宣传部编:《屈武文选》196页,团结出版社1988年版。

[5]周伯敏:《我所知道的于右任》,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5辑。

[6]周伯敏:《我所知道的于右任》,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 9 80年第5辑。

[7]赵力光:《〈鸳鸯七志斋〉藏石概论》,《鸳鸯七志斋藏石》第3页,三秦出版社1995年版。

[8]路远著:《西安碑林史》第340页,西安出版社1998年8月版。

[9]李秀潭、朱凯著:《于右任传》321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3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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