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金石拓片溯源_图书情报学论集_

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金石拓片溯源_图书情报学论集_

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金石拓片溯源

陈自仁

【摘　要】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藏有大量金石拓片。这些金石拓片原属于右任旧藏。于右任是国民党元老、杰出书法家，一生经历坎坷，为搜集古碑墓志和金石拓片呕心沥血，不惜代价。于右任离开祖国内地后，其收藏的金石拓片存于西安老宅。西北民族学院成立之初，屈武代表岳父于右任、岳母高仲林，将西安老宅所藏金石拓片捐献学校。这批珍贵的金石拓片，已成为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的镇馆之宝。

【关键词】西北民族大学　金石拓片　来源　于右任　屈武

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藏有大量金石拓片。这些拓片，大都是不可多得的珍品，其中有些属于罕见品和孤品，具有非常重要的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藏有如此多的金石拓片，长期以来，却鲜为人知。论及这些金石拓片的来历，以及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此，笔者不揣浅陋，对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藏金石拓片的来源，作一初步探讨，以求教于有关学者和知情人士。(www.guayunfan.com)

要探讨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藏金石拓片的来源，不能不论及中国现代史上的两位著名人物，一位是国民党元老、杰出的书法家于右任，另一位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政治活动家屈武。

于右任，原名伯循，笔名右任、佑任、骚心、大风、剥果、神州旧主、半哭半笑楼主、关西学子，晚年号太平老人。

1879年4月11日，于右任出生于陕西三原县东关河道巷一个农民家庭。不满两岁时，母亲病逝，父亲在四川谋生，由伯母房氏抚养。房氏贤惠，视于右任为己出。她变卖家产，拼凑银两，送于右任到关中著名私塾先生毛班香门下，研习经史、诗文和书法，历时9年。离开毛班香之后，于右任先后求学于三原宏道书院、泾阳味经书院和西安关中书院。

1896年，于右任参加清廷组织的岁考，名列榜首，中了秀才。1898年，才华横溢的于右任得到陕西提学使叶尔恺赏识，被誉之为“西北奇才”。叶氏赞语一出，于右任声名鹊起，备受学界关注。

1900年，于右任就读于著名的陕西中学堂。是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仓皇出逃，奔走西安。时任陕西巡抚的岑春煊，为表忠心，命令陕西中学堂师生跪于道旁，恭迎“圣驾”。于右任气愤至极，试图上书岑春煊，劝他趁机杀死慈禧太后，为民除害，后因同学苦劝，只好作罢。面对朝廷腐败，国力衰微，山河破碎，于右任上书不成，只好把满腔悲愤寄于笔端，写了大量谴责朝廷、抒发豪情的诗歌。他将诗歌编辑成册，取名《半哭半笑楼诗草》。诗集扉页上，是于右任赤膊持刀、作拼杀状的照片，照片两侧，印有自题对联：“换太平以颈血，爱自由如发妻。”这本诗集，内容让人振聋发聩，装帧更是惊世骇俗。

1902年，于右任考中举人，受到地方官绅器重。商州知州杨吟海，聘于右任为商州中学堂监督（校长）。1904年，于右任赴开封参加清廷组织的最后一次春闱会试。就在此时，三原县县令德锐正以《半哭半笑楼诗草》为证据，密报陕甘总督，称于右任是革命党。清廷立即发出缉拿于右任的密旨。幸好同学之父得到消息，火速通知于右任。情急之下，于右任化装逃往上海。

1904年6月，于右任化名刘学裕，进入上海震旦学院读书。1905年3月，震旦学院学生为反对教会干预教学而集体退学。不久，他们又推举叶仲裕、于右任、邵力子等7人为干事组织复学。复学后，根据于右任建议，从《卿云歌》中撷取“复旦”二字，取校名为“复旦公学”，即后来的复旦大学。

1906年，于右任与邵力子等人东渡日本，考察日本新闻业。在日本期间，于右任结识孙中山，二人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应孙中山之邀，于右任加入中国同盟会，从此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成立南京临时政府，任命于右任为交通部次长。

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段祺瑞重掌北洋政府大权，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为此，孙中山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组织军政府，发动护法运动。陕西革命者响应孙中山号召，组建陕西靖国军，讨伐北洋军阀在陕西的代理人陕西督军陈树藩。新组建的陕西靖国军，是一支成分复杂的联合部队。由于缺乏德高望重的统帅人物，部队从组建之日起，就陷入群龙无首的窘境。靖国军的将领们想到了于右任。1918年，应陕西靖国军将领邀请，奉孙中山之命，于右任返回故里，就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开始领导陕西的护法运动。1922年5月，陕西靖国军解体，于右任重返南方，继续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请孙中山北上商谈国是。于右任奉孙中山之命，先期北上，就任国民党北京分会委员，具体处理国民党北方事务。1925年，原陕西军阀刘镇华纠集10万人马，围困西安。于右任接受中共领导人李大钊派遣，赴苏联请回冯玉祥，召集旧部，在内蒙古五原镇誓师，组建国民联军。冯玉祥任国民联军总司令，于右任为副总司令。随后，于右任率部分国民联军南下，很快解除了西安之围。

1930年12月28日，国民党四届中央执委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推选于右任为监察院院长。此后，于右任长期担任南京政府监察院院长。

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面对解放军强大攻势，李宗仁企图以和谈扭转败局，提议派于右任为特使，赴北平谈判。于右任得知消息后，彻夜未眠。他想全力促成此事。可是，负责此次会谈的张治中提出：于右任留在南京更好，凭他的威望，可以促使和谈协定的最后批准。就这样，于右任借过了北上机会，成为终生憾事。国共和谈破裂后，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解放在即。蒋介石开始撤离大陆。他害怕于右任留在大陆，要于右任先去上海，再南下广州，然后去台湾。于右任以身体不适为由，试图加以拒绝。蒋介石派来的军人不等于右任穿好衣服，就逼他上了汽车，直奔机场。到上海后，于右任本来想转道香港，伺机再去北平，然后留在大陆，可是，蒋介石不同意。1949年11月下旬，于右任先到重庆，接着飞往台湾。他的结发妻子高仲林、长女于芝秀、女婿屈武、幼子于中令及其母沈建华等亲属留在了大陆。

1964年11月10日20时，于右任在台北市病逝，享年86岁。

于右任是杰出的革命家、教育家、书法家和爱国诗人，对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早年间，于右任热衷于新闻事业，先后创办了《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后来又致力于兴办教育事业。他是复旦大学的创始人之一。1905年，他与王敬方、张邦杰一起，发起创办了中国公学。在上海期间，适逢东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生驱逐校长，空缺请于右任出任。他欣然接受，并把校名改为上海劳动大学，请李大钊为客座教授。李大钊又推荐邓中夏、瞿秋白、萧楚女等到上海劳动大学任教。一时间，上海劳动大学成为上海影响最大的革命大学，培养了大批进步青年。在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期间，于右任一方面指挥作战，一方面大办学校。他在总司令部设立教育处，专门负责教育，先后创办了渭北中学、渭北师范、三原中学、民治中学和地方自治讲习所[1]。20世纪30年代初，于右任在西安期间，与邵力子、杨虎城等人共同倡导兴建西北教育。1932年，他筹建了西北第一所农业院校——国立西北农业专科学校（后更名为西北农学院），并兼任第一任校长。被蒋介石胁迫到台湾后，于右任仍然不忘兴办教育。1958年，他与友人在台湾桃园县平镇乡创办复旦中学，被复旦大学的校友们称之“少复旦”，并出任名誉董事长。

当然，于右任在文化方面的最大贡献，还是他的书法艺术。早年间，在私塾先生毛班香的指导下，于右任研习赵孟頫，学临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书法作品，在王体楷书上下了很大工夫。青年时代的于右任，在深入研习汉隶、魏书和唐楷的基础上，学习行楷，后又专攻魏碑书法艺术。在上海时，于右任曾向晚清书法名家何绍基学习。中年后，于右任学习草书，组织成立了标准草书社，对中国书法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他提出了中国草书经历章草、今草、狂草三个阶段的论点。他在悉心研习历代名家草书千字文的基础上，解开了汉字草书难传之谜，整理总结制定了《标准草书》，为汉字草书标准化、规范化、科学化奠定了基础，为人们学习草书提供了一个范本，在汉字草书的传播和普及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书法上，他成为一代宗师，被人们称为“旷代草圣”。

在于右任的书法生涯中，对魏碑情有独钟。“朝写石门铭，暮临二十品。竟夜集诗联，不知泪湿枕。”[2]是他学习魏碑书法艺术的真实写照。他所以喜欢魏碑，据说是认为魏碑有“尚武”精神，一笔一画，充满了粗犷豪放之气。鸦片战争之后，朝廷腐败，国力衰竭，民族危亡。他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试图将书法艺术作为一种战斗的武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他所以特别喜欢魏碑，其真正的原因，还是魏碑中有《石门铭》和《龙门二十品》等大量中国书法史上的珍品。他想从研习魏碑入手，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创新，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书法艺术道路。他说：“学书法不可不取法古人，亦不可拘泥于古人，就其爱好者习之，只要心摹手追，习之有恒，得其妙谛，即可任意变化，就不难自成一家。”[3]正是有此见解，他的书法才自成一体，特别是草书，用笔稚拙，笔笔随意，出神入化，既雄奇婉丽，又清正典雅，宽博潇洒之中，显得别具神韵。屈武评价其岳父的书法艺术，是“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博采各家之长，融会贯通，自成一格，晚年愈臻成熟，达到挥洒自如、炉火纯青的境地。”[4]

由于钟爱魏碑，得益于魏碑，搜寻古碑和金石拓片，几乎成了于右任一生的嗜好。即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戎马倥偬，他也不忘寻访古碑的使命。“曳杖寻碑去，城南日往还。水沉千福寺，云掩五台山。洗涤摩崖上，徘徊造像间。愁来且乘兴，得失两开颜。”“裁酒三阳寺，寻碑兴倍增。”“造像搜频得，浮图倦未登。”他由寻访古碑，延伸到寻访古字遗迹。一次，他寻访古碑时，得到了“阿史那元方造像并拾得旧瓦上有隶书‘□宫’二字”，不由发出“拾得离宫瓦，曾携几片还”的感叹。抗战期间，他到西北视察，在甘州西黑水河岸古坟地发现大量中原灶具和遗骸胫骨，同时捡得大吉砖，发现有草隶数字，一时激动不已，诗兴大发，挥笔写道：“沙草迷离黑水边，何王建国史无传。中原灶具长人骨，大吉铭文草隶砖。”1926年，他受李大钊派遣，赴苏联请冯玉祥回国时，途经西伯利亚和蒙古等地，也没有忘记寻访古碑的使命。他在西伯利亚发现了汉代箭镞，在贝加尔湖北奥利汉岛上发现了汉文石刻。在看到尼布楚城成吉思汗记功碑拓本后，他深情地写道：“遗铁可知常虏获，断碑难得再摩挲。”“盖代英雄去不还，高碑犹自在人间。”他对古碑爱不释手，对好的拓片也是赞不绝口：“传神赖有张公拓，犹似当年照九嵕。”

于右任一生搜寻古碑石刻，可谓呕心沥血，留下无数动人的故事，其中最典型的是《广武将军碑》和《熹平石经》残石的重见天日。

《广武将军碑》全称《前秦广武将军孙□产碑》，为东晋时北朝蔡秦建元四年（公元368年）所立。碑上字体被人称为“八分书”，碑额有“立界山石祠”五字，所以又称《立界山石祠碑》，碑文记述了“□产”的生平和功绩，是关中古碑中的稀世珍品。此碑因年久风化，碑主的姓氏难以辨认。清代甘肃籍学者张澍考证后认为，碑主是张蚝之孙，所以又题为《张产碑》。此碑于清代乾隆年间出土，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从人们视野中消失。据《关中金石记》一书记载，此碑藏于陕西宜君县。清末，金石学家吴大澂任陕西提学使时，曾下令寻访此碑，结果一无所获。对此，于右任一直牵挂在心。1917年，于右任受命孙中山回陕西组织力量开展护法运动，以策应北伐，途经宜君县，曾四下求访此碑，也一无所获。原来《关中金石记》记载有误，此碑不在宜君县，而藏于白水县史官村仓颉庙。澄城县人雷召卿在仓颉庙中发现此碑，时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参谋的李春堂偶得一拓本，但不知其价值。1920年，时任靖国军总司令的于右任去高陵防地巡视，受到当地军政要员宴请。席间谈起书法金石，李春堂当即取来拓本请于右任过目。于右任见拓本上有“部大酋大”字样，大吃一惊。“部大”、“酋大”是北朝前秦官秩，即“部落长”、“酋长”。他仔细辨认后断定，此为《广武将军碑》拓本。从此，失踪多年的《广武将军碑》重见天日。

《熹平石经》刻于汉灵帝刘宏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汉代时，只有简册，没有书籍，传授经书典籍，口口相授，相互传抄，章句间多有歧义，谬误不少，严重贻误后学。典籍中谬误日增，迫使一些学者把校正典籍文字提上了议事日程。东汉末年，社会上出现了正定典籍文字、石刻于太学的强烈呼声。这一使命，很快落到了东汉著名文学家、书法家蔡邕肩上。他组织力量，先后校订、书写了《周易》、《鲁诗》、《尚书》、《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等，刻工花了9年时间，石刻碑46块，立于洛阳太学门外，供学子们传抄校对。据说石碑立于太学后，每日观瞻者、摹写者络绎不绝，“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遗憾的是，石经刻立不久，遇上董卓之乱，后又遭到晋永嘉之难，碑石大都残毁、散失。原碑3万多字，宋代时，有人曾对残存的碑文整理，仅得到1700余字。20世纪30年代初，于右任在洛阳一古董商人处发现一块三角形东汉残碑。看到这块残碑，他想起失踪很久的《熹平石经》，觉得它像是《熹平石经》中的一块残碑。他用4000银元买下了这块残碑。1933年，于右任托老部下杨虎城将军将残碑运到南京，后又运往上海于宅。他将残碑制成拓片，经一些著名学者考证，确认石刻为东汉著名书法家蔡邕所书，是《熹平石经》的一部分。这块《熹平石经》残石，两面共存491字，刻有《周易》中的《家人》、《归姝》、《文言》、《说卦》等篇，均为宋人辑录《熹平石经》所没有的文字，是一件无价之宝。

于右任搜集古碑石刻，从来不惜代价。有的古董商摸透了于右任的心思，知道他想购买古碑，往往开价很高，他却很少还价。有时，身边工人员提出讨价还价时，他说：“这些碑石，上海的日本人和走私商都在收买。你如勒价过紧，他们就会卖给那些人。”还说：“你们不要为了爱惜钱而见小失大。要是对这些人摆出一副有权势的架子，也只能作一次买卖，以后他们就吓得不再来了。”[5]

于右任到处搜集古碑石刻，同时也搜寻金石拓片。1932年夏，他集合友人，在南京市郊汤山黄栗墅村发起成立“中华草书社”。为了系统搜集整理历代草书资料，他在报纸刊登广告，面向全国征集历代名家墨迹和汉代以来的简策砖石碑铭拓片，还派员赴北平故宫博物院，寻找有关草书的历史资料。这一举措，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

于右任也经常与金石学家、古碑爱好者交换藏石及其拓片。其中被人们传为佳话的，是他和古碑收藏家张钫交换藏石拓片的趣事。

张钫，字伯英，号友石老人。清末毕业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早年参加同盟会，是辛亥革命时陕西新军起义的发起人之一。民国初年，任陕西陆军第二师师长。1918年到1922年，于右任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张钫任副总司令。张钫一生中收藏古碑墓志无数，现保存在他故里的就有1413件，其中唐代墓志1185件。他在家乡老宅建有“千唐志斋”，专门收藏唐代墓志。于右任和张钫，一个是靖国军总司令，一个是靖国军副总司令；一个酷爱魏碑，一个喜欢唐碑。于是二人商定，搜集到魏碑墓志，归于右任；搜集到唐碑墓志，归张钫。当然，在按各自兴趣分藏古碑墓志的同时，两人之间，免不了经常交换金石拓片。

于右任一生中搜集古碑墓志及其拓片多少，连他本人也说不清楚。据于右任的外甥周伯敏统计，从民国初年开始，于右任经过20年的搜集，耗资10余万银元，陆续收购到北魏及各朝墓志三百余方[6]。又一说，于右任“自民国初年到1940年，共搜集汉至宋代石刻、墓志四百余方。”[7]这里仅仅说的是石刻墓志。于右任的习惯是，搜集到的石刻墓志，只要条件允许，都要制作拓片。这是因为，一方面，拓片易于携带，可以随时阅览；另一方面，万一原碑墓志损坏丢失，有拓片在，也算保存了珍贵的石刻墓志资料。假如从民国初年到1940年，于右任搜集到石刻墓志400余方，那么，他搜集的各类拓片，应该数倍于此。

于右任搜集石刻墓志及其拓片的时候，是中国历史上灾难深重的时期。当时的中国，外敌入侵，内乱不断，国无宁日。于右任作为国民党要员，军政事务繁忙，对自己收藏的石刻墓志及其拓片，难得闲时整理。不过，也有例外。于右任酷爱魏碑，唯独对其收藏的北朝墓志进行了整理，并将其全部文字辑录成册。其目录，先后于1930年、1942年分两次在杂志上公开发表。这些北朝墓志中，有七对夫妻的墓志。同时搜集到一个朝代七对夫妻的墓志，是非常难得的，也极为罕见的。为此，他将自己的斋号“独树斋”更名为“鸳鸯七志斋”，将自己收藏的古碑墓志，称为“鸳鸯七志斋藏石”。

于右任收藏的北朝墓志，绝大部分出土于洛阳邙山，计有200多方。起初，他想将这些墓志直接运往陕西三原老家保存，可是，当时铁路尚未到达西安，要用其他交通工具将其运到陕西三原，谈何容易！无奈之际，他用火车将墓志运到北平，保存在西直门内菊儿胡同一座旧王府的后院内。1935年，日本侵占华北的战争爆发在即，平津受到日军直接威胁。于右任担心自己收藏的墓志落入日军之手，请杨虎城将军想办法，要他将墓志安全运回西安妥善保存。是年冬，杨虎城派马文彦赴北平，将墓志用火车运回西安。1936年，于右任又将自己从南京、洛阳收集的另一批石刻墓志运回西安。两批石刻墓志，共计387块。1936年至1937年，在邵力子、黄文弼等人主持下，对西安碑林进行了全面整修。1938年3月，于右任将自己存放于西安的石刻墓志，全部捐赠给西安碑林安置[8]。

于右任收藏的石刻墓志历经战乱，大部分得以妥善保存，其收藏的金石拓片，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也许是金石拓片便于携带、易于保存的缘故，于右任收藏的金石拓片存放比较分散。1947年，于右任在西安市南大街书院门购置了一处房子，即书院门20号，将家室由外地迁到这里，与弟弟于孝先同住。1949年于右任赴台后，其结发妻子高仲林和长女于芝秀一直住这里，直至1971年母女俩先后病逝。于右任早年和后来收藏的大部分金石拓片保存于西安老宅，由高仲林、于芝秀保管；还有一部分拓片，存放于右任的老友故旧处；另一部分拓片，则放在于右任身边，即于右任在南京的寓所于公馆。

按常规理解，存放于南京于公馆的拓片应该最安全，因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于右任生活在南京，住在于公馆。可是，偏偏存放此处的拓片损失殆尽。1937年初冬，日军攻打南京，于右任同其他南京政府要员一样仓促撤离，将多年搜集的拓片，包括1932年在报纸刊登广告，从全国各地征集到的历代名家墨迹和简策砖石碑铭拓片，以及从故宫博物院搜集到的关草书资料，全部留在了于公馆。日军攻陷南京后，大肆烧杀淫掠，于公馆自然未能幸免，被日军洗劫一空，于右任存放于此的拓片荡然无存[9]。这次毁于战火的拓片究竟有多少，于右任自己也说不清楚。所幸运的是，存放于其他各处特别是西安老宅的拓片，保存了下来，这就是现藏于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的拓片。

这批金石拓片能够保存于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要归功于于右任的女婿屈武。

1938年，屈武从苏联回国参加抗日战争。作为中国民主革命同盟负责人之一，屈武回国后先后出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顾问处处长、立法委员、少将参议、中苏文化协会秘书长、陕西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等职。1945年10月，屈武作为国民党中央赴新疆和谈代表团成员，随同团长张治中前往新疆，后任新疆省政府委员兼迪化市（现乌鲁木齐市）市长。1949年，屈武作为国民党和谈代表团顾问，随团赴北京谈判。是年4月，和谈失败，屈武受周恩来派遣，悄悄来到上海，试图帮助于右任等爱国人士北上，共建新中国。后来迪化的形势发生变化，屈武作为迪化市市长，只好急赴新疆。新中国成立后，屈武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迪化市市长。

1949年8月，兰州解放。1950年初，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屈武任委员。1950年2月6日，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西安召开。为了给西北民族地区培养必须的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人才，会议决定在兰州筹备成立西北民族学院（后更名为西北民族大学）。具体筹备工作，由时任中共西北局常委兼统战部长、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的汪锋负责。汪锋是陕西蓝田人，屈武是陕西渭南人，二人同为陕西老乡，又同是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屈武还任新疆迪化市市长，因此，他俩对即将成立的西北民族学院，感情非同一般。

办大学需要图书资料。汪锋和屈武借西安开会之便，动员陕西的社会贤达向西北民族学院捐赠图书。1950年8月，西北民族学院正式成立。1951年2月，汪锋正式出任西北民族学院院长，成为西北民族学院的首任院长。与此同时，陕西各界捐赠西北民族学院的图书陆续运到，其中包括屈武代表岳父于右任、岳母高仲林捐赠的收藏于西安老宅的金石拓片。

于右任收藏的这批金石拓片，有共计1960种，其中周代8种（金文拓片）、先秦3种、汉代35种、三国两晋南北朝453种、隋代66种、唐代1006种、五代十国20种、宋代11种、金代4种、元代60种、明代99种、清代41种、民国55种，暂时难以确定年代的有99种。这些拓片中，大多数是一种一幅，也有的一种数幅，甚至十多幅，有一部分副本量较大，个别拓片副本多达20多幅。这些拓片中，历代墓志铭最多，计1228种，其次是碑刻，有390种，还有一部分历代造像拓片和法帖。拓片中，还有少量于右任的手稿和关中名流的稿本和手札。拓片折叠后，用宣纸包为小包，分装两大樟木箱，连同其他图书，由大卡车运到西北民族学院。

于右任收藏的金石拓片，从此在西北民族学院安家落户，成为西北民族学院图书馆的镇馆之宝。

【注释】

[1]刘凤翰著：《于右任年谱》第85页，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

[2]本文所引于右任诗词，均出自庞齐编著《于右任诗歌萃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3]郑自毅：《于右任先生给我的启发教育》，见中国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会、咸阳市委员会、三原县委员会编：《于右任先生》第238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版。

[4]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宣传部编：《屈武文选》196页，团结出版社1988年版。

[5]周伯敏：《我所知道的于右任》，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5辑。

[6]周伯敏：《我所知道的于右任》，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 9 80年第5辑。

[7]赵力光：《〈鸳鸯七志斋〉藏石概论》，《鸳鸯七志斋藏石》第3页，三秦出版社1995年版。

[8]路远著：《西安碑林史》第340页，西安出版社1998年8月版。

[9]李秀潭、朱凯著：《于右任传》321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3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