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与科学教育发展_渐摄与融构_中西

时间:2019-07-03  栏目:理论教育  点击:3 次

戊戌变法与科学教育发展_渐摄与融构_中西

第二节 戊戌变法与科学教育发展

晚清科技传播的变迁与政治运动有密切关系,晚清的政治运动主要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在戊戌变法过程中,科学教育也与其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使得国人对于“科学”的理解不断加深,科学方法、科学精神也相继有了介绍。

在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通过办学会、办报刊及兴学堂,促进了近代科学的进一步启蒙和传播,国人对“科学”的认识也逐步深化和清晰。因此这三项举措被称为是维新变法的三要素。谭嗣同曾提到:“而假民自新之权以新吾民者,厥有三要:一曰创学堂、改书院,以造英年之髦士,以智成才之宿儒也……二曰学会,学会成,则向之不得入学堂、书院而肄业焉者,乃赖以萃而讲焉……三曰报纸,报纸出,则不得观者观,不得听者听。”(5)这些措施的推行,都对科学知识的传播有积极作用。

但从另一方面而言,这些措施的推行及科学的传播,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于国人对“科学”的理解。留学生归国后进一步阐释“科学”涵义,特别是对科学方法论和科学精神的介绍,促使后来科学知识的进一步传播,其中留欧学生严复功不可没。严复是我国真正明确提出科学教育的学者之一,他开始走出“中体西用”的框架,所指涉的“西学”已包括了西方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政治学说。

一、“科学”内涵的深化(www.guayunfan.com)

近代中国有一个从“格致”到“科学”的用词转变过程。传统中国不区分科学与技术,洋务运动时期虽然对“格致”一词有多种理解,主要集中在制造技艺、声光化电、物理化学等学科,但重点还是放在“器用”上,相当于近代科学技术的“技术”层面。为此,“格致”一词并不包含西学中的社会科学内容。

中国近代第一个使用“科学”一词的人,当是英语翻译出身的晚清著名企业家唐廷枢,时在1878年。(6)康有为在1898年写《日本书目志》时使用了这个词。梁启超在1902年的《格致学严格考略》中,开始将“科学”与“格致”一词互用:“倍根常曰格致之学,必当以实验为基础;又曰,一切科学,皆以数学为其根。实为后世实验家之祖。”1902年,严复在《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中,已经不再使用“格致”一词,而改用“科学”,如“且其所谓艺者,非指科学乎?名、数、质、力四者,皆科学也”。至此,人们开始接受并采用“科学”一词来指代近代科学,1906年以后,“格致”一词完全被“科学”所取代。

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也意味着技术学习与引进的失败,连带着“科学”成为了人们污蔑的对象,“西政”开始成为社会追逐的对象。杜亚泉在《亚泉杂志》上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批判。在他看来,科学技术是第一位的,而传统中国一直将政治置于科学之上,特别是戊戌变法以来,国人就更以政治取代科学技术。随后王本祥在《汽机大发明家瓦特传》中也表达了这一思想:“比年以来,欧风美雨,由印度洋、太平洋卷地而来,青年学子,手掇一卷志浮气粗,别无他事,日日言政治、言法律、言军备,一似彼族所恃以膨胀者,斯数者外,别无他事,而薄视理科实业等学为形而下者,非高尚优美之事,不足学,不足以副吾大志,以拯中国也。”(7)同时,杜亚泉还区分了“科学”和“技术”:自“内部言之”之艺术,为科学,能“发现真理”;自“外部言之”之艺术,为技术。这种对“科学”的认识,远远超过人们对“格致”用词时代的认识水平。

随着“科学”一词的广泛运用,其内涵也不断明晰及深化,已经不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而是开始涉及自然科学背后及社会科学本身的客观理性精神,并且自觉地将科学的内涵泛化,对近代科学的理解大大加深,这表明已经开始超越格致之学外在边界的作用。如严复就提到:“今之称西人者,曰彼善诡计而已,又曰彼擅机巧而已。不知吾今兹之所见所闻,如汽机兵械之伦,皆其形而下之粗迹,即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见端,而非命脉之所在。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8)由以上这段话知道,严复的观点相比较洋务运动时期众人的“器物科学”观,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认为格致之学的命脉是“黜伪而崇真”,即“真”的原则,并认为这种原则决定着社会的安危。

严复作为我国近代科学教育的首倡者,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政学为主,艺学为辅”的主张相反,他认为,艺学才是政学之本。“所谓艺者,非指科学乎?名、数、质、力,四者皆科学也。其通理公例,经纬万端;而西政之善者,即本斯而立……中国之政,所以日形其绌,不足争存者,亦坐不本科学,而与通理公理违行故耳。是故以科学为艺,则西艺实西政之本。”严复的这种思想,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体现在清末引入的科学进化论。严复在甲午战争后,翻译出版了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中导言和本论两篇,并加入了许多案语和注释,取名为《天演论》,首次系统地把达尔文的进化论介绍到中国。同时不仅只认识到其是一种生物进化理论,更是将它推至社会领域。他根据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进化法则,指出中国要摆脱“弱者先绝”,就必须变法图强。这赋予了“进化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双重涵义。

除此之外,康有为、严复等维新知识分子对科学的实验方法极为推崇。康有为认为科学之所以可信,其原因就在于实验证明。他说:“今显微、千里之镜盛行,告以赤蚁若象,日星有环晕光点,则人信之。”严复也持同样的观点,认为实验是科学发展的基础,他在分析古代和近代科学认识成效之所以不同时,指出了实验的重要性:“古人所标之例,所以见破后人者,正坐阙于印证之故。而三百年来科学公例。所由在在见极极不可复摇者,非必理想之过古与人也,亦严于印证之故也。”(9)

除了对科学理解的加深以及对实验的重视之外,维新派知识分子已经认识到归纳法和演绎法是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严复提到:“及观西人名学,则见其于格物致知之事,有内籀之术焉,有外籀之术焉。内籀云者,察其曲而知其全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外籀云者,据公理以断众事者也,设定数以逆未然者也……迁所谓本隐之显者,外籀也。所谓推见至隐者,内籀也。其言若诏之矣。二者即物穷理之最要涂术也。”这里所说的“内籀”和“外籀”之术,就是归纳法和演绎法。

同时,严复还翻译介绍了《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两部书,第一次向国人系统、全面地介绍西方逻辑学说。严复将培根提出的基于经验论和归纳法的现代实验科学,称之为“实测内籀之学”,看成是泰西两百年来“学运昌明”、“国力富强”的关键;认为只有经过科学方法,才能获得新知,创造公例,使科学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正是以这种新的方法论为武器,严复批判了中国旧学偏重演绎而忽视实验归纳的痼疾。认为如果演绎的前提是没有客观依据的“心成之说”,那么即使推理方法是对的,其结果也是经不起实验检验的。只有“即物实测”,再运用实验、观察、分析、归纳、综合等科学方法,才能得到“无往而不信”的科学“公例”。严复从科学方法论的角度出发,力主传播新学,对几千年来的传统思维模式和治学方式进行批判及扶正,这对我国科学教育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

严复对科学的认识,也决定了他本身对于知识体系的勾勒,如表10-1所示。(10)

表10-1 严复的知识体系

由表10-1可以看出,在严复看来,首先是要学习“玄学”,即逻辑学和数学。但由于这两者“其事过于洁净精微”,也就是过于抽象,所以第二步就是学习物理学和化学,这样就可以知道“因果之相待”。而学习物理学和化学也还远远不够,只是学会了“近果近因,如汽动则机行,气轻则风至”。所以还需要学习“著学”,用前面所学的“公理大例”,来“考专门之物”,在“生、心二理明”的基础上,“而后终之以群学”。严复的这一学习科学的知识体系,为我国学校科学教育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戊戌变法时期,西方近代科学的大部分基础理论以及现代科学的重要成果,都被引入中国。近代科学的形成在方法论上有三大支柱,即实验方法、逻辑方法和数学方法,前两者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重视和传播。为此,我们说,戊戌变法的发生,对于广开社会风气,促进人们的科学思想启蒙,不断促进科学教育的发展有积极的影响。

二、办学会与科学传播

通过维新派人士的努力,不断将“科学”内涵深化,还确立了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这对我国科学及科学教育的进一步发展至关重要。维新派知识分子对我国科学及科学教育发展的其他贡献还在于,通过办学会、办报刊、兴学校等方式来传播科学思想和科学知识。

早在维新变法之前,一大批热血青年留学归国,他们思想开放,接受过系统的科学教育,目睹国家的落后腐败、人民思想愚昧,他们积极奔走,以期通过办学会和报刊以开民智,改变国家落后的局面。

从甲午战争之后到戊戌变法这一时期,维新知识分子秉持梁启超“欲振中国,在广人才,欲广人才,在于兴学会”,以及康有为“思开风气、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所以成立学会既可广人才,又可开知识”的观点,积极创立学会,一时之间学会林立。梁启超还列举了学会的16项具体措施,包括广开人才、扩大藏书、译印图书、科学实验和对外交流等。

在体制的推动下,各种科学学会和科学研究机构逐步建立。谭嗣同在1895年率先在湖南组织了第一个新的学会团体——“算学会”。除此之外,当时所成立的各种学会中,比较著名的有:上海的新学会、算学会、译印中西书籍公会、医学善会、蒙学公会;北京的强学会、强学小会;广州的农学会、显学会、公理学会;浙江的群学会、兴浙会、化学公会;湖南的湘学会、舆算学会、群萌学会、公理学会等。在我国东中部地区的各省基本上都设有学会,可谓“学会之风遍天下”。自然科学方面基本上是“有一学即一会”,“一年之内学会数百”。

这些学会的创立,对于当时传播科学知识及思想,开阔人们视野,启发民智的作用是不容小觑的,有力地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传播。学会设立,源自西方,“在西方科学学会的建立标志着科学社会建制化的实现,是现代科学走向社会化、体制化的表现之一”。学会在科学发展史中的以上种种作用,可以在以下的几个例子中得以体现。

当时上海农学会的创办宗旨为“拟复古意,采用西法,兴天地自然之利,植国家富强之原”,“广树艺,兴畜牧,究新法,浚利源”。学会的主要工作如下。(11)

(1)做实验:“在江浙两省地方购田试办”,“除树艺五谷外,博采中外各种植物,一一试种,兼及饲养牲畜等事”。

(2)翻译农书。

(3)创刻农学报章,专门翻译各国农务类报纸。

(4)开设制造糖酒等厂。

(5)设立农务学堂。

(6)“开辟各地”。

(7)购买各种器具,试果贡捷合宜,即如式仿造,以利民用。

(8)“设售谷所,验蚕种处,及购买西国大马和名畜”。

(9)“聘化学老师一人,化验土质,动植物学师一人,研究各物体性,先立一堂,日渐推广”。

(10)设赛会“各操所业以相比赛”。

(11)“请于所居之地,就近访查雨旸旱涝、土宜物产、农物价值与农业巧拙、丰歉及一切有关农学之事,每年随意函告总会或分会一二次”。

上海农学会的这些活动对民众科学知识的普及的作用是明显的,也代表了当时很多学会的创办理念。当时的《上海强学会章程》中就这么写道:“入会诸君,原为讲求学问……自中国史学、历代制度、各种考据、各种词章、各省政俗利弊、万国公法、万国律例、万国政教理法、古今万国语言文字、天文、地舆、化、重、光、声、物理、性理、生理、地质、医药、金石、动植、气力、治术、师范、测量、书画、文字减笔、农务、畜牧、商务、机器制造、营建、轮船、铁路、电线、电器制造、矿学、水陆军学,以及一技一艺,皆听人自认。与众讲习,如有新得之学术,新得之理,告知本会,以便登报。将来设立学堂,亦分门教士,人才自盛。”(12)可见,维新知识分子所设立的学会既包括科学研究创新,又包括知识传递教育,在客观上起到了传播和推广近代科学的作用。

这一时期所兴起的诸多学会,对于开明智慧、传播科学知识是极有用的,而且还提供了一条非官办的、非家传的、非某些经济实体所属的专业性科学组织之路。就学术性而言,它们主要还是一种学习机构,但因其主要成员大多是政治家,而不是科学家或者技术专家,所以对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只能学而没有能力进行研究,因此,基本上都没有进入科学技术的前沿领域,只是引进和普及科学知识和科学技术。

1898年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戊戌变法失败,清政府查禁学会,一时之间,众多学会纷纷被查禁,曾经林立的学会仅存上海农学会一家。通过学会开民智,传播科学知识,改进民众对科学技术的态度的途径被堵住了。

三、办报刊与科学传播

教会机构曾在我国成功地创办《万国公报》、《格致汇编》等一些报纸来扩大西学的影响力,到了清末维新运动时期,我国维新知识分子自办的报纸、杂志等社会媒体传播手段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国人自办报纸盛行,以此来传播科学以开风气,受到了众人的追捧。

梁启超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提到,“言政者,可阅官报;言地理者,可阅地学报;言兵学者,可阅水陆军报;言农务者,可阅农学报;言商政者,可阅商会报;言医学者,可阅医报;言工务者,可阅工程报;言格致者,可阅各种天算声光化电专门各家之报。有一学即有一报,某学得一新义,即某报多一新闻。体繁者证以图,事赜者列为表,朝登一纸,夕布万邦,是故任事者无阂隔蒙昧之忧,言学者得观善琢磨之益”。可见,梁启超极为看重报纸。

1895年,梁启超、康有为在北京组织强学会,创办了宣传变法的报纸《中外纪闻》。《中外纪闻》隔日出版,每期3000份,免费赠送。同年还在上海创办《强学报》,也有很大影响,后来被清政府取缔。1896年,康有为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销量达万余份。很快,国人自办报纸一时兴起,增加到数十种,著名的有湖南的《湘报》、天津的《国闻报》等。

值得一提的是,这期间还出现了纯科学的杂志,如1897年1月,浙江瑞安利济医院学堂创办了我国第一种医学杂志《利济堂学报》;1897年5月,上海农学会创办了第一种农业科技杂志《农学报》;同年7月,黄庆澄在浙江温州创办了《算学报》月刊;1899年,朱宪章、朱成章兄弟和严杏林、严槐林兄弟分别在广东、浙江创办了《算学报》等。在这些杂志的先导之下,1900年11月,杜亚泉在上海创办了我国第一种综合性自然科学杂志《亚泉杂志》(半月刊),刊载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学等方面的论文;1901年又编发了《中外算报》(月刊);1903年,上海科学仪器馆创办了《科学世界》月刊,刊登数学、物理、化学、地学、气象学、生物学、化学等多学科的论文。(13)

1897年7月,黄庆澄在浙江温州创办的《算学报》,是我国第一份数学期刊,也是最早的现代科技杂志之一,影响较大,甚至流传海外。《算学报》“专择近日算学中最切要者演为图说,俾学者由深而浅,循序而进,即穷乡僻壤,无师无书,亦可户置一编,按其图说,自寻门径”,“实为开风气之起见,区区苦心,识者见之”。《算学报》自第二期起就移至上海出版,并在时务报馆、格致书院等地都设点经营。自1897年7月到1898年6月,每月一册(一期),共十二册。各册内容如下。(14)

第一册:主要讲四则和分数运算,共有40页。

第二册:主要讲比例(总论、正比例、转比例、合比例、加减比例等),共37页。

第三册:主要讲开方提要,有33页。

第四册至第十册:主要讲了代数论,每册各30页。

第十一册和第十二册:主要讲几何第十卷释义,各30页。

由以上《算学报》为例,可以看出,当时所创办的一些报刊,对于科学普及以及科学教育的发展具有积极影响。

四、兴办学校与科学传播

除了兴办学会及创办报刊外,戊戌变法时期,知识分子在传播科学方面还有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兴办学校。书院作为我国古老的教学形式,往往以读经讲经为主,在长期的单纯的经史内容教育之下,学生缺乏创新性以及缺少科学方法的训练。为此,整顿书院成为当务之急。

严复曾提到“中国此后教育,在在宜著意科学,使学者之心虑沈潜,浸渍于因果实证之间,庶他日学成,有疗病起弱之实力,能破旧学之拘挛,而其于图新也审,则真中国之幸福矣”(15)。除了重视学校科学知识的传授之外,严复还提倡用求实的科学方法来指导学校教学,只有在这种实证的科学方法指导下,学生才能求得真学问。

严复的科学教育观,奠定了我国近代学校科学教育观的雏形,虽然在当时没有产生极大的影响,但其作用还是不容忽视的,从表10-2中可见一斑。

表10-2 甲午战争至第一个近代学制颁行前各地普通中小学课程要览

续 表

这一系列民间新式学堂的出现,为我国科学教育在学校中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其中,较有名的是天津中西学堂。天津中西学堂是盛宣怀在1895年创办的,分为头等、二等两级。头等学堂为大学本科,以美国哈佛、耶鲁大学为蓝本设计,四年制五个专业:工程学、电学、矿务学、机器学、律例学。四年的课程安排分别如下。(16)

第一年:几何学,三角勾股学,格物学,笔绘图,各国史鉴,作英文论,翻译英文。第二年:驾驶并量地法,重学,微分学,格物学,化学,笔绘图并机器绘图,作英文论,翻译英文。

第三年:天文工程初学,化学,花草学,笔绘图并机器绘图,作英文论,翻译英文。

第四年:金石学,地学,考究禽兽学,万国公法,理财富国学,作英文论,翻译英文。

高等学堂的五个专业所学习的课程分别是如下。

工程学专业:演习工程机器,测量地学、重学、汽水学、材料性质学、桥梁房顶学、开洞挖地学、水力机器学。

电学专业:电理学、用电机理、传电力学、电报并德律风学、电房演试。

矿务学专业:深奥金石学、化学、矿务房演试、测量矿苗、矿务略兼机器工程学。

机器学专业:深奥重学、材料势力学、机器、汽水机器、绘机器图、机器房演试。

律例学专业:大清律例、各国通商务约、万国公法。

二等学堂为中学程度,也就是外国所称小学堂。学制也是四年,其课程设置如下。

第一年:英文初学浅言,英文功课书,英文字拼法,朗诵书课,数学。

第二年:英文文法,英文字拼法,朗诵书课,英文尺牍,翻译英文,数学并量法启蒙。

第三年:英文讲解文法,各国史鉴,地舆学,英文官商尺牍,翻译英文,代数学。

第四年:各国史鉴,坡鲁伯斯第一年,格物书,英文尺牍,翻译英文,平面量地法。

天津中西学堂是中国最早的分级新式学堂,其头等和二等学堂分别是我国最早的中学和大学,其课程的设置已增加了科学教育内容,虽相比较于现在完整的科学课程体系,内容不完整,但在当时还是产生了一定影响。

鉴于当时所出现的一些新式学堂,光绪二十二年九月(1896年10月),礼部的《议覆整顿各省书院折》中提到,翰林院侍讲学士秦绶章曾奏请整顿各省书院预储人才一折中称:“国势之强弱视乎人才,人才之盛衰系乎学校;欲补学校所不逮而切实可行者,莫如整顿书院之一法。”“整顿书院约有三端”,分别是课程内容、重师道、经费。其中课程内容的整顿是首要的,主张将课程内容分为六类:“曰经学,经说、讲义、训诂附焉;曰史学,时务附焉;曰掌故之学,洋务、条约、税则附焉;曰舆地之学,测量、图绘附焉;曰算学,格致制造附焉;曰译学,各国语言文字附焉。士之肄业者,或专攻一艺,或兼习数艺,各从其便。制艺试帖未能尽革,每处留一书院课之已足。”这一提议得到了朝廷官员的支持,1898年,康有为在《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中提到,“奏为请改直省书院为中学堂,乡邑淫祠为小学堂,令小民六岁皆入学,以广教育,以成人才”,“窃顷迭奉上谕,开办大学堂,停止八股,举行经济常科……泰西各国,尤崇乡学,其中等学校小学校遍地,学校以数十万,生徒数万万,举国男女,无不知书识字,解图绘,通算学,知历史,粗谙天文地理之人,中学以上,咸有天文地舆,光化电重,公法律例、农工商矿、各国语言文字师范之学,故非独其为士者知学也”。(17)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倡导之下,一时之间,书院都纷纷改成学堂,各种新式学堂也不断兴起,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京师大学堂的建立。

1896年,维新人士一再建议设立“京师大学堂”作为国家最高学府,但因为顽固派人士的阻挠,直到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才正式成立。

1896年,李瑞棻上奏《请推广学校折》中,第一次正式提出设立“京师大学堂”,建议“学中课程一如省学,惟益加专精,各执一门,不迁其业,以三年为期”。在这个奏折中,李瑞棻还提出了设藏书楼、创仪器院、开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游历等五项建议。随后,管理书局大臣孙家鼐也很快上奏《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提到京师大学堂的创办应该:“参仿各国大学堂章程,变通办理,以切时用。”关于立学宗旨,认为“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

根据上述办学宗旨,京师大学堂的“课程分普通、专门两类。普通学,学生必须通习;专门学,人各占一门或二门。普通学科目为经学,理学,掌故学,诸子学,初级算学,初级格致学,初级政治学,初级地理学,文学,体操学,语言文字学。专门学科目为高等算学,高等格致学,高等政治学、法律属之,高等地理学、测绘属之,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医学属之”。(18)同时还规定,30周岁以下的学生,必须在英、法、俄、德、日五门中选修一门外文。考验学生,采用积分制。

关于大学的分类,建议分为十科,包括天学科、地学科、道学科、政学科、文学科、武学科、农学科、工学科、商学科以及医学科。这些措施得到了光绪皇帝的赞同,但由于受到顽固派的阻挠,成立大学堂一事被耽搁下来。直到1898年维新变法时期,光绪皇帝才于7月3日发布上谕,成立京师大学堂。

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后,变法中设立的各种机构全部撤销,唯独京师大学堂“以萌芽早,得不废”。但缩小其规模,仅设“仕学院”,同时附设中、小学堂,可招生不足。1898年12月,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学生不足百人”,课程仅设《诗》、《书》、《易》、《礼》四堂,《春秋》二堂。“竞竞以圣经理学诏学者,日悬《近思录》、朱子《小学》二书以为的”。小学午前读经,午后习科学,如格致、算术、化学、外语等。仕学院及中学生午前无功课自习经史,午后均习科学。京师大学堂在戊戌变法之后得以保存了下来,但随着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京师大学堂又不得不停办了。

在这一时期,维新派知识分子所创办的各类新式学堂,强烈冲击了我国传统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同时,这些学校也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一时之间,使得融入科学教育内容的学堂蔚然成风。

五、翻译西书及奖励工艺发明

在戊戌变法时期,我国西书传入也一时兴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西书输入的主体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原先,西书翻译、传入的主体为传教士,到了洋务运动时期,西学输入主要是官办译书机构和教会。而到了甲午战争之后,民间人士在西书输入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特别是随着留学生的学有所成,留学生自己翻译西学书籍在这一时期非常盛行。

在戊戌变法时期,我国出现了大量将已经翻译的西书编入各种丛书,主要如下。(19)

《西学大成》,光绪二十一年出版。分为算学、天学、地学、史学、兵学、化学、矿学、重学、汽学、电学、光学、声学等12类,收录西学书籍有56种。还有《西学大成》续集,分算学、测绘学、天学、地学、史学、政学、兵学、农学、文学、格致学、化学、矿学、重学、汽学、电学、光学、声学、工程学等18类,共收录西学书籍78种。

张荫桓编辑的《西学富强丛书》,分算学、电学、化学、天学、地学、史学、法学、矿学、工学、兵学(附船政)等10门,收录《谈天》、《地学浅释》、《工程致富》等西学书籍78种。

还有如《质学丛书》,收录《肄业要览》、《西学书目表》、《西学略述》等西书30种。这些西学书籍丛书的出版,总结了前一时期翻译的科学书籍。同时随着这些丛书的出版,科学内容得到了系统化的整理,对于全面地普及科学教育是不可或缺的。

通过办学会、报刊、学校等一系列的宣传,推动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建立一套激励科学技术发明创造的制度,已成为社会的强烈呼声。时人普遍认为:“凡技艺中有能自出新思,标新立异,自成一家,为他人所不能为者,国家予以文凭,准其专利若干年,自五至二十三年不等……不准他人仿效,年岁已届,始准他妙法制造。”维新派知识分子更认为科技的发展必须要有物质上的激励和法律的保障。因此,要求光绪皇帝“下明诏奖励工艺,导以日新,令部臣议奖创造新器、著作新书、寻发新地、启发新俗者”,而且“与以高科,并许专卖”,“加以爵禄”,“优与奖给”。

1898年7月5日,清政府正式颁布新政:奖赏士民著作新书及创造新法,准其专利售卖。有能独立创建学堂、开辟地利等人,给予特赏。同月13日,《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十二款正式颁布,第一次以官方形式把西方奖励科学技术创造发明的专利制度引进中国。虽然戊戌变法只是昙花一现,《章程》并未认真执行,但一向被视为“奇技淫巧”的科学技术,能被政府所承认和鼓励,这在我国近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除此之外,在留学生的派遣上,专门颁发新政,积极选派留学生出国留学。1899年,总理衙门为改变过去学语言人多的现象,曾命令“嗣后出洋学生应分入各国农工商务学堂,专门肄业,以便回华后传授”。1908年更规定,官费留学必须是理工科。庚款留学生也限定4/5学理、工、农、商各科。辛亥革命后仍是如此。据1916年统计,官费学生中学理工科的占到82%。正是在这种体制变革运动中,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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