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_渐摄与融构_中西

戊戌变法_渐摄与融构_中西

第一节　戊戌变法

1898年的戊戌变法在我国近代史上是一次重大而具有转折性的事件。在戊戌变法之前，我国对西方科学的认识仅仅停留在“技”的层面上，提倡的是“中体西用”。戊戌变法的发生却将中西文化的冲突引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们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不仅由于科学技术不发达，而且还有社会政治制度和教育方面的原因。

从时间上划分，19世纪70—90年代都可以算是维新运动时期，70—80年代是改良主义教育的酝酿和初步形成时期，90年代初—90年代末，维新运动掀起高潮，开展了一场具有资产阶级思想倾向的改良主义教育改革运动。由此，我国近代教育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科学教育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898年维新变法的前奏是1895年的“公车上书”。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战败，1895年农历三月，中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当时正逢一批应试举人（公车）集聚京城，闻之不由哗然，“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5月2日，康有为和梁启超鼓动湘、粤举人上书。4月8日，康有为联合各省公车1300余人上书，要求拒绝条约，并且提出了“拒和、迁都、练兵、变法”这一系列改革的方案和设想，史称“公车上书”。这封万言请愿书虽然最终没能交到皇帝手中，但依然引起了朝野各界的巨大震动，甚至在随后即成了维新变法运动拉开序幕的宣言书，也成了整个运动的纲领。

为此，有人提出，“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1)。(www.guayunfan.com)

以康有为为首的改革者将明治维新看成是日本成功的唯一动因，认为：“日本一小岛夷耳，能变了旧法，乃敢灭我琉球，侵我大国，前车之辙，可以为鉴。”为了救亡图存，中国的维新派提出向日本学习，康有为指出：“日本地势近我，政俗同我，成效最速，条理尤详，取而用之，尤易措手。”谭嗣同也这样认为：“与中国至近而亟当效法者，莫如日本。”甲午战争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但却为甲午中日战争后清末科学教育思想和实践提供了社会条件。

一方面是梁启超、康有为、严复等人以早期改良主义者的身份主张兴办学堂、废八股、改科举与实际的办学活动互相结合，主张学习包括西文、西艺、西政在内的所谓新学，反对教学八股文、试帖诗和楷法等无实用的旧学；另一方面是倡导开民智与广泛懂得社会教育互为表里。甲午中日战争之后的几年里，各种思潮风起云涌，全国形成了一股立会、办报、办学堂、办书局的潮流，学会林立、报刊盛行。仅以湖南为例，就有南学会、群萌会、延年会、学战会、法律会等。

据统计，1895—1898年期间，成立的各种学会有72家，这些学会或以保国保种、讲究中国自强之学相标榜，或以研究宣传新学理、新知识相号召。无论是哪种学会，都把定期或不定期的聚众讲学作为主要的活动形式，如1895年前后成立于上海的新学会，其宗旨为：“本新学会之设，原为振兴教学、切磋人材起见，集中外通人，讲求天算、政法、兵学、医学、格致各种学术，总其名曰新学。”(2)近代学会这种新型的文人群体组织，在产生之初兼具了社会团体和教育机构的两种职能，有些学堂就是由学会演变而来的，如励志学堂即江西励志学会，奋志学堂即奋志学会等。有些学会同时也创办学堂，如上海医学善会“开医会以通海内外之见闻，刊医报以甄中法西法之美善，立医学堂选高才之士以究其精微，设医院循博施之义以济贫乏”。这些学会的创办，其成员及讲学听众多是具有新思想的年轻士子，对社会影响很大。与学会遥相呼应的是，这一时期种类繁多的报纸，主要有《知新报》、《集成报》、《利济学堂报》、《浙学新报》等。

随着各种学会、报刊的兴起，人们的思想倾向也多种多样。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维新派，不仅主张在军事、工业等方面仿效西方，要求在政治制度上也学习西方，采取立宪法、设议院等；而洋务派则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两者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前后爆发了一场大辩论。辩论结果，维新派取得了光绪皇帝的支持。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发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宣布维新变法。在这一变法过程中，改革中国传统教育成为了重要的议题，提出变科举，学西学，设三级学堂，派遣留日学生，以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幸的是，这一系列措施遭到了顽固派的反对，特别是变科举、废八股，“愚陋守旧之徒，骤失所业，恨康有为特甚，至有欲聚而殴之者。自是谣诼大兴，亦遍于天下”(3)。光绪皇帝在一份谕旨中也无可奈何地说：“各省积习相沿，因循玩惕，虽经严旨敦迫，犹复意存观望。”在这样种种阻力之下，维新变法的一系列改革还没有全面开展，9月21日，连光绪皇帝都被慈禧太后软禁起来，7天后，“戊戌六君子”被杀于北京菜市口，维新运动结束。

在这场仅仅103天的维新运动中，光绪皇帝发布的变法上谕约120项，涉及经济、政治、军事和教育等方面，其中教育有近40项，是此次变法运动的重点所在。主张大力兴办学堂，特别是农、工、商实业学堂，还主张成立京师大学堂，开设经济特科，倡导各级学堂兼习中学、西学，奖励科技发明，鼓励出国留学等。可以这么说，“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在教育领域所进行的零星的、渐进式的改革，在这短短的一百天内达到了顶峰”(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