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_渐摄与融构_中西

时间:2019-07-03  栏目:理论教育  点击:6 次

戊戌变法_渐摄与融构_中西

第一节 戊戌变法

1898年的戊戌变法在我国近代史上是一次重大而具有转折性的事件。在戊戌变法之前,我国对西方科学的认识仅仅停留在“技”的层面上,提倡的是“中体西用”。戊戌变法的发生却将中西文化的冲突引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们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不仅由于科学技术不发达,而且还有社会政治制度和教育方面的原因。

时间上划分,19世纪70—90年代都可以算是维新运动时期,70—80年代是改良主义教育的酝酿和初步形成时期,90年代初—90年代末,维新运动掀起高潮,开展了一场具有资产阶级思想倾向的改良主义教育改革运动。由此,我国近代教育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科学教育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898年维新变法的前奏是1895年的“公车上书”。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战败,1895年农历三月,中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当时正逢一批应试举人(公车)集聚京城,闻之不由哗然,“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5月2日,康有为和梁启超鼓动湘、粤举人上书。4月8日,康有为联合各省公车1300余人上书,要求拒绝条约,并且提出了“拒和、迁都、练兵、变法”这一系列改革的方案和设想,史称“公车上书”。这封万言请愿书虽然最终没能交到皇帝手中,但依然引起了朝野各界的巨大震动,甚至在随后即成了维新变法运动拉开序幕的宣言书,也成了整个运动的纲领。

为此,有人提出,“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1)。(www.guayunfan.com)

以康有为为首的改革者将明治维新看成是日本成功的唯一动因,认为:“日本一小岛夷耳,能变了旧法,乃敢灭我琉球,侵我大国,前车之辙,可以为鉴。”为了救亡图存,中国的维新派提出向日本学习,康有为指出:“日本地势近我,政俗同我,成效最速,条理尤详,取而用之,尤易措手。”谭嗣同也这样认为:“与中国至近而亟当效法者,莫如日本。”甲午战争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但却为甲午中日战争后清末科学教育思想和实践提供了社会条件。

一方面是梁启超、康有为、严复等人以早期改良主义者的身份主张兴办学堂、废八股、改科举与实际的办学活动互相结合,主张学习包括西文、西艺、西政在内的所谓新学,反对教学八股文、试帖诗和楷法等无实用的旧学;另一方面是倡导开民智与广泛懂得社会教育互为表里。甲午中日战争之后的几年里,各种思潮风起云涌,全国形成了一股立会、办报、办学堂、办书局的潮流,学会林立、报刊盛行。仅以湖南为例,就有南学会、群萌会、延年会、学战会、法律会等。

据统计,1895—1898年期间,成立的各种学会有72家,这些学会或以保国保种、讲究中国自强之学相标榜,或以研究宣传新学理、新知识相号召。无论是哪种学会,都把定期或不定期的聚众讲学作为主要的活动形式,如1895年前后成立于上海的新学会,其宗旨为:“本新学会之设,原为振兴教学、切磋人材起见,集中外通人,讲求天算、政法、兵学、医学、格致各种学术,总其名曰新学。”(2)近代学会这种新型的文人群体组织,在产生之初兼具了社会团体和教育机构的两种职能,有些学堂就是由学会演变而来的,如励志学堂即江西励志学会,奋志学堂即奋志学会等。有些学会同时也创办学堂,如上海医学善会“开医会以通海内外之见闻,刊医报以甄中法西法之美善,立医学堂选高才之士以究其精微,设医院循博施之义以济贫乏”。这些学会的创办,其成员及讲学听众多是具有新思想的年轻士子,对社会影响很大。与学会遥相呼应的是,这一时期种类繁多的报纸,主要有《知新报》、《集成报》、《利济学堂报》、《浙学新报》等。

随着各种学会、报刊的兴起,人们的思想倾向也多种多样。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维新派,不仅主张在军事、工业等方面仿效西方,要求在政治制度上也学习西方,采取立宪法、设议院等;而洋务派则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两者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前后爆发了一场大辩论。辩论结果,维新派取得了光绪皇帝的支持。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发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宣布维新变法。在这一变法过程中,改革中国传统教育成为了重要的议题,提出变科举,学西学,设三级学堂,派遣留日学生,以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幸的是,这一系列措施遭到了顽固派的反对,特别是变科举、废八股,“愚陋守旧之徒,骤失所业,恨康有为特甚,至有欲聚而殴之者。自是谣诼大兴,亦遍于天下”(3)。光绪皇帝在一份谕旨中也无可奈何地说:“各省积习相沿,因循玩惕,虽经严旨敦迫,犹复意存观望。”在这样种种阻力之下,维新变法的一系列改革还没有全面开展,9月21日,连光绪皇帝都被慈禧太后软禁起来,7天后,“戊戌六君子”被杀于北京菜市口,维新运动结束。

在这场仅仅103天的维新运动中,光绪皇帝发布的变法上谕约120项,涉及经济、政治、军事和教育等方面,其中教育有近40项,是此次变法运动的重点所在。主张大力兴办学堂,特别是农、工、商实业学堂,还主张成立京师大学堂,开设经济特科,倡导各级学堂兼习中学、西学,奖励科技发明,鼓励出国留学等。可以这么说,“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在教育领域所进行的零星的、渐进式的改革,在这短短的一百天内达到了顶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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