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育并举_蔡元培高等教育管

时间:2019-07-03  栏目:理论教育  点击:11 次

五育并举_蔡元培高等教育管

第四节 大学的办学目标:五育并举

办学目标是大学发展的航向,其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学校的兴衰成败。1912年10月24日,蔡元培在其起草的《大学令》第一条指出:“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79]他所说的宗旨,实则为大学教育的培养目标。蔡元培认为教育的旨趣在于立人,人立则国立。“凡一种社会,必先有良好的小部分,然后能集成良好的大团体。所以要有良好的社会,必先有良好的个人,要有良好的个人,就要先有良好的教育。”[80]社会的发展、国家的强盛无不取决于培养为数众多的具有良好素质的个体。1922年3月,蔡元培撰写《教育独立议》指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使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其人格,于人类进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的器具,供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使用的。”[81]为此,蔡元培认为应该“五育并举”,培养学生的“完全人格”,即通过对学生施以德育、智育、体育和美育,使其生理、体能与心理、精神两个方面相互协调、和谐发展,同时使其具有作为“人”的独立人格、自由意志以及进取精神。

一、蔡元培“五育并举”思想的提出

蔡元培“五育并举”的思想是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初时提出来的。当时中国社会正于大动荡、大发展的转折时期,因袭几千年的封建统治虽然被推翻了,但是,在教育领域还缺乏新的指导思想,而且教育目的不甚明确,同时清季“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教育主旨的遗留影响仍然还很强大。1912年2月,蔡元培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思想。同年7月10日,他在《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开会词》中指出:“民国教育与君主时代之教育,其不同之点何在?君主时代之教育方针,不从受教育者本体上着想,用一个人主义或用一部分人主义,利用一种方法,驱使受教育者迁就他之主义。民国教育方针,应从受教育者本体上着想,有如何能力,方能尽如何责任,受如何教育,始能具如何能力……当民国成立之始,而教育家欲尽此任务,不外乎五种主义,即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是也。”[82]

1919年8月,蔡元培在口述传略中又再次强调:“教育界所提倡之军国民主义及实利主义,因为救时之必要,而不可不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坚。欲养成公民道德,不可不使用一种哲学上之世界观与人生观,而涵养此等观念,不可不注重美育。”[83]在由君主时代向共和时代过渡的历史紧要关头,蔡元培在辨析民国教育与君主时代教育区别的基础上,以培养“健全之人格”为主旨出发,提出了“五育并举”的重要思想,从而推动着我国教育理论的不断发展。(www.guayunfan.com)

二、蔡元培“五育并举”思想的具体内容

蔡元培先生根据当时中国的实情,在暴风骤雨式地改革旧教育的过程中提出了“五育并举”,其内容包括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

(一)军国民教育

军国民教育并非是植根于我国传统思想文化土壤中的一种承传、因袭之教育,它而是晚清之际由国外舶来的一种教育思想。蔡元培认为军国民教育并不是一种理想的教育,“夫军国民教育者,与社会主义僢驰,在他国已有道消之兆。然在我国则强邻交逼,亟图自卫,而历年丧失之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且军人革命以后,难保无军人执政之一时期,非得举国皆兵之制,将使军人社会,永为全国中特别之阶级,而无以平均其势力”[84]。之所以要增设军国民教育,实为当时的社会形势所迫。其一,“强邻交逼”,实施军国民教育藉此积极抵御外敌入侵,保国安民,维系社会稳定。其二,就国内形势而言,意欲打破军人成为“全国中特别之阶级”的局面,就“非行举国皆兵之制”,否则无以平均其势力,故在教育中不可不增设军国民教育。有鉴于此,蔡元培借鉴德、日等国之军国民教育增列于我国教育实践中,既充实了教育内容,又能于外抵御强邻入侵、于内打破军人长期以来所拥有之特权,使社会能够达到和平之良好状态。实行军国民教育既更变了我国传统教育中重文轻武之鄙陋思想,同时反映了蔡元培教育救国之高瞻远瞩精神。

(二)实利主义教育

蔡元培提出的实利主义教育强调“以人民生计为普通教育之中坚”,即加强应用科学的研究,大力推广实用技术,努力提高生产力,使民众生活富足、殷实,国家财力强盛。蔡元培认为世界的竞争力一方面体现在武力上,而另一方面却体现在财力上,“今之世界,所恃以竞争者,不仅在武力,而尤在财力物力。且武力之半,亦由财力而孳乳”,武力与财力两者不可偏废。

实利主义教育的广泛推行,就是要将普通科学文化知识都寓于树艺、烹饪、裁缝及金、木、土、工等各项技艺之中。实利主义教育思想发源于美国,嗣后在欧洲广为流行,而清末之际输入我国。对于地宝不发,实业界组织尚处于自发阶段,民众失业者甚多,国家积贫积弱的当时中国而言,“实利主义之教育,固亦当务之急者也”[85]。毋庸置疑,蔡元培提出的实利主义教育一方面是对以杜威为代表的西方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之借鉴;但是,另一方面也可以视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我国传统经世致用教育思想的进一步发扬与更变。

(三)公民道德教育

蔡元培特别重视公民道德教育,“五者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坚”[86]。他认为推广科技、发展生产力进而增加国力财富的实利主义教育和富国强兵的军国民教育固然重要,“为救时之必要”。但是如果一个国家道德堕落、沦丧,即使国家兵力强盛则也会危害社会,给国家带来干戈四起、狼烟不熄的内乱。兵强,“然或溢而为私斗,为侵略”;国富,“然或不免知欺愚,强凌弱,而演贫富悬绝,资本家与劳动家血战之惨剧”[87]。为此,蔡元培认为,在实施军国民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时,还必须辅之以道德教育,砥砺德行、整饬世风,提高全社会的道德修养——“军国民教育及实利主义,则必以道德为根本”。

蔡元培认为我国人本以善营业闻于世界,侨寓海外,由于能够吃苦耐劳,所以不乏致富者。而之所以造致贫困者,是因为既缺少道德心,又不能团结协力互助成就大事业,藉此而与外国抗衡。所以在实施实利主义教育时,必须要先加强道德教育,提高习性与修养。至于怎样施以道德教育,蔡元培极推崇西方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倡导用“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道德更替我国传统以“三纲五常”作为主要内容的道德教育。“何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揭者,曰自由、平等、亲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

(四)世界观教育

在蔡元培之前也有学人论及军国民教育和实利教育,蔡氏惟在他人之肩上进一步深入与细化,使其更加系统与具体,并彰显其重要作用。至于公民道德教育,则论述之人甚众,蔡氏不过倡导用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道德内蕴更替我国传统道德教育中的“三纲五常”而已。在教育中施行世界观教育,就我国而言,蔡元培实属筚路蓝缕的创始人。

蔡元培深受康德哲学的影响,他把世界分为两个方面,即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两者犹如一张纸的两面,互为表里。现象世界是相对的,受因果律的支配,并与时间与空间保持着不可脱离的关系;而实体世界则是绝对的,超轶于因果律的牵制,且无时间、空间概念之束缚。现象世界是可经验的,而实体世界则完全凭恃直观。为此,实体世界不可名言,若强为之名,则“或谓之道,或谓之太极,或谓之神,或谓之黑暗之意识,或谓之无意识之意志。其名可以万殊,而观念则一”[88]。蔡元培认为以创造现世幸福作为目的是政治家的不懈追求,故现象世界之事属于政治的范畴;而为摆脱现世幸福而持之以恒地努力的则是宗教。对于教育而言,它立于现象世界而有事于实体世界。进行世界观教育其主旨就是在于培养人们对现象世界保持一种超然之态度,“无厌弃而亦无执著”,犹如道家世界中的“自然”、“无为”;而对实体世界则秉持一种积极进取之态度,“非常渴慕而渐进于领悟”。有鉴于此,他竭力倡导进行世界观教育,“循思想自由言论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梏其心,而惟时时悬一无方体无始终之世界观以为鹄”[89]。显而易见,蔡元培的世界观教育,就是要求人们应遵照思想自由、各抒己见的原则,游离于被某一学说束缚的封建专制思想意识,博取众家,“兼采周秦诸子、印度哲学及欧洲哲学,以打破二千年来墨守孔学的旧习”[90]。

(五)美感教育

在我国最早倡导进行美感教育的是王国维。1906年,他在《论教育之宗旨》一文中指出:“独美之为物,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纯洁之域,此最纯粹之快乐也。”[91]因此,王国维主张教育的宗旨应由心育和体育两部分组成,而心育则包括智育、德育和美育。继王国维之后,蔡元培是“愿出全力以提倡”的。在世界观教育中,蔡元培把世界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两部分,而对人们进行世界观教育的最佳途径则是美感教育,由此而实现从现象世界到实体世界的跨越。他深刻指出:“世界观教育,非可以旦旦而聒之也。且其与现象世界之关系,又非可以枯槁单简之言说袭而取之也。然则何道之由?曰美感之教育。美感者,合美丽与尊严而言之,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津梁。”[92]

作为从现象世界通往实体世界桥梁的美感教育,在教育宗旨中突显其不可替代的作用。美感教育是实现完全人格的基本途径,1930年,蔡元培在《教育大辞书·美育》条目中给“美育”界定为:“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93]蔡元培认为,教育的终极目的在于追求超现实的实体世界,使人达到最高精神境界。美感教育,使人自美感以外,一无杂念。“采莲煮豆,饮食之事也,而一入诗歌,则别成兴趣。火山赤舌,大风破舟,可骇可怖之景也,而一入图画,则转堪展玩……人既脱离一切现象世界相对之感情,而为浑然之美感,则即所谓与造物为友,而已接触于实体世界之观念矣。”正是基于美感教育可以陶养人的性情,使普通的世俗之人可以逐渐脱离低级趣味而日趋高尚;美感教育可以渐次淡化私欲,使暴戾之性日趋温润祥和,“故教育家欲由现象世界而引以到达实体世界之观念,不可不用美感之教育”[94]。“美育一方面有超脱利害的性质,一方面有发展个性的自由。所以沉浸其中,能把占有的冲动逐渐减少,创造的冲动逐渐扩展。”[95]此外,蔡元培还认为美感教育具有普适性和超越性,可以冰释人们彼此因利害之争而形成的偏见,可以打破因各自的顾忌所形成的僵局,因此“在教育上应特别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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