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光复中的侯鸿鉴_清末民初乡土教育

无锡光复中的侯鸿鉴_清末民初乡土教育

（三）“革命不革心”：无锡光复中的侯鸿鉴

侯鸿鉴在其所编《锡金乡土历史》、《锡金乡土地理》中敢于大胆喊出“排清兴汉”的口号，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的。[27]他自幼家贫，十六岁就担负起养家糊口的重担。早年就曾应试失败而心生不满。据其《游庠同人自述》说，“年十八九，曾两度应童子试。暨阳落选，醉跃江流”。而无锡又是风气开化较早的地区，1901年至1905年，仅无锡一地就有五十余人留学日本。早在1901年，留日回国的杨荫杭、俞复等人，就在无锡借杨模的竢实学堂组建“励志学会”，鼓吹种族主义，宣传推翻清政府。[28]1902年底，杨模在无锡从事教育改良，资助侯鸿鉴夫妇留学日本，入日本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到1904年学成回国。在此期间，侯鸿鉴身处留日学生排满思潮中，又与刘揆一等同盟会的革命党人为伍，不可能不受其思想的影响。侯鸿鉴曾为其同学、同盟会骨干成员秦毓鎏主编的《江苏》杂志写稿，所写文章则直接表达了这种对社会的不满情绪。1904年2月至1905年9月日俄战争期间，由“拒俄运动”引发的留日学生对满清政府的抵抗呼声日益高涨，“留学生的活动名义上是针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蔑视中国的民族尊严和主权，而不是反清，但它仍表现了日益强烈的反北京政府的倾向，与上海几个不满分子中心的联系是密切的；而东京各省同乡会发行的刊物，使全中国都惶惶不安。”[29]在国内，相当数量的反清报刊也在通过各种渠道流传。因此，当侯鸿鉴回到无锡后，在其所编乡土课本中表露出“排满”的言辞，逻辑上并非显得特别突兀。

然而，尽管在教科书中喊出“排清兴汉”的口号，侯鸿鉴在无锡光复的过程中，却并没有积极地投入。事实上，他始终与反清革命的行动保持着一定距离。

据钱钟汉《〈无锡光复志〉拾遗》一文，其伯父钱基博曾任竞志女学的教员，其所著《无锡光复志》一书，书前附有几张照片，其中有一张为侯鸿鉴所办竞志女学照片，其附注引录了吴江金天翮（主编妇女杂志《女界钟》）赞扬竞志女学校长侯鸿鉴的一节文字，并引用了金氏称赞侯鸿鉴的一句话“革命不革心”，钱钟汉认为：

就是在《光复志》中曾提到和秦毓鎏一起发动起义三个重要人物中的钱鼎奎、吴廷枚二人，都是当时竞志女学的教员。在发动起义前夕，诸如制作旗帜、令箭等等起义准备工作，是钱、吴二人在竞志女学内背着校主侯鸿鉴进行的，但对其他比较接近的同事并不隐瞒，还邀请协助。我伯父当时也在竞志女学教书，和他们是同事。……因此竞志女学实际上是当时同盟会员发动无锡光复起义的一个临时秘密机关。(www.guayunfan.com)

钱钟汉据此判断，《光复志》中之所以放上这张照片，大概有两个方面原因：一种原因，如同照片注释中所流露出来的，是对两位主持起义的老同事及其他同盟会会员的不满，认为他们在起义成功以后，却“革命不革心”，忘记了起义的宗旨，丢弃了原来出身的这个学校，只知追逐个人的功名利禄，所以特地刊登了这张照片，加上那段主要引述金天翮称赞侯鸿鉴的一节文字，以示对他们这些人的讥讽。另一种原因，可能是因为明确说明竞志女学是起义前的发动准备机关，就一定要涉及校主侯鸿鉴当时对起义所持的态度，则将有损于作者本人同侯的友谊，因此又不便明言，才想出登上这张照片，使当时的读者不言而喻，竞志女学在这次光复起义中所起过的作用。这两种原因，也可能兼而有之。[30]以上材料说明，侯鸿鉴所办的竞志女学，在当时成为同盟会会员钱鼎奎、吴廷枚准备发动起义的一个基地；然而，他们是背着侯鸿鉴开展活动的，这至少说明侯鸿鉴对当时革命党人所主张的暴力革命是持不支持的态度。

侯鸿鉴不支持暴力革命，曾受到时人的批评。据李虹岗的《对〈无锡名人传侯鸿鉴〉一文之订正与补充》考证，尽管侯鸿鉴的同学、好友、同事多为同盟会会员或革命党人，但侯鸿鉴本人始终没有参加同盟会或者革命党组织。[31]近人秦森源（无锡人）1924年从竞志女学毕业后，留校任竞志女学附小教员。她在校内宣传革命思想，抨击地方弊政，痛斥土豪劣绅，曾受到时为校长的侯鸿鉴的干涉。为此秦森源非常气愤，批评侯鸿鉴“不敢说革命，不能培养青年的革命灵魂，只知帮着军阀来禁止我们的救国运动——革命思想，牢捧着自己的饭碗”。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无锡县各界人士召开孙中山先生追悼会，秦森源动员同学参加，不料也受到侯鸿鉴的阻挠，不仅不让学生参加，反而要学生去欢送奉系军阀毕庶澄。为此，她连夜写就《本邑中山追悼会中所得到两个感觉》，刊于《无锡评论》，批评“无锡教育界的救国精神破产了”！[32]

由此可见，尽管侯鸿鉴本人有留学日本经历，而且身处排满情绪甚高的环境，但他其实自清末至民国，都与激进的革命党人保持着相当的距离。

这种与革命派保持距离的态度，大概与他和杨模的关系，以及他所奉行的教育宗旨是密不可分的。

杨模（1852—1915），号范甫，号蛰盦，光绪乙酉拔贡，甲午举人，时人名之为“梁溪七君子”之一。直隶总督李鸿章创办天津武备学堂，聘其为汉文教席。后入湖广总督张之洞幕。丙申年，受山西督抚邀请，任山西武备学堂总监及总教习。

此前，无锡知名人士吴敬恒、俞复、丁宝书、孙揆均等人利用寺院，捐资建立无锡三等学堂。由于师资不足，吴敬恒、孙揆均二人前往日本，与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嘉纳治五郎会面，商议建立中国师范学校，后经驻日公使汪大燮报清政府批准，建立了近代教育史上有名的宏文师范学校。吴敬恒并赴上海组建文明书局，筹资助学。

时值义和团运动，杨模回到老家无锡。“戊戌变法”期间，他捐资建立竢实学堂，仍苦于师资缺乏，由吴、孙二人带十余学生前往宏文学校学习，结果以学额已满为由受到拒绝，此事引发了留日学生的第一次学潮。有奸人告发附设于竢实学堂的“励志学会”为革命组织。杨模无奈，东走日本，考察学务。半年后回国，被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聘为历史地理两科教习。“癸卯学制”颁布后，两江总督刘坤一认为杨模捐资建立的新式学堂开办早、成绩优，奏请朝廷予以赐匾褒奖。

这次吴、孙二人带人前往宏文学习师范教育，侯鸿鉴就是其中一人，侯鸿鉴还“复承杨模先生拨竢实校款以助，故毕业回国任竢实教员”[33]。

1904年，无锡发生“粮商毁学风潮”。起因于竢实学堂经费见肘，杨模提出抽出一部分原用于公办事业的“庙捐”用于兴学，其主要来源是米盐厘税。无锡的粮商受人蛊惑，以反对政府学捐之名，发动罢市，并聚众焚毁了竢实、东林、三等几个新学堂，以及竢实学堂创办人杨模的家宅。有人指出：“这一行动表面是出于粮商的抗捐暴动，实际是得到当时‘恒善堂’的世族大地主旧势力的幕后支持的。”“他们反对办新学，更主要是反对杨模所代表的当时正在兴起的杨氏的新兴官僚地主兼工商业的势力。”“表面上看是反对新学，其实背后是势力之争。”[34]所幸杨模与时任江苏巡抚的端方熟识，端方派兵予以弹压。杨模此后任学部总务司科员、京师大学堂教习等职。

杨模本人致力于教育和社会改良，但也素来反对暴力革命。他在京师大学堂任历史、地理教习时，正值“苏报案”起，社会上涌动着一股强烈的反清情绪，对此他坚决反对，有一次曾在课堂上讲：“自由、革命俱是叛逆，我们江苏就是吃了《苏报》的亏。”[35]由于杨模思想守旧，言论不为学生所欣赏，学生们于是联名上书，认为其人不学无术，“尸居讲席”，要求撤换，代之以进步教习。[36]竢实学堂复学后，连同东林学校、锡金等校都划为公立学校。侯鸿鉴从日本学成回国后，由杨模推荐，任竢实学校的校长。[37]

侯鸿鉴受知于杨模，后者对革命的态度，对他肯定会产生影响。这大概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他留学日本后，尽管与同盟会会员、革命党人为伍，却仍然和他们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侯鸿鉴对乡土的挚爱之情，对教育救国的执著理念，以及他的职业发展，都使他对于社会与国家的命运趋向持温和改良的立场。他的一生贯彻所谓“世界观念”、“军国民教育”、“国粹教育”、“国耻教育”、“劳苦教育”、“实利主义”、“实用主义”，并且提出从事教育就要甘作“死囚、乳母、园丁”，毕生从事教育，不参与纯粹的政治活动，被后人视为“以身殉学”的楷模。另一方面，当时社会上很多人对“暴力革命”持温和谨慎的态度。比如，钱钟汉就回忆说，《无锡光复志》的作者钱基博“在无锡光复后，确又曾赞助和实际参加过辛亥革命。可是他对同盟会，即后来的国民党和辛亥革命基本上并非真正赞同、拥护，因而对革命过程中所出现的很难完全避免的一些不正常现象挑剔、指责，但对革命党人对封建地主势力的妥协，则表示欣赏，这就是我伯父撰写《光复志》的基本立场和态度”。

另外，侯鸿鉴本人自日本学成回国后，短时期内就受到清政府地方官员的重视，并委以省视学的重任，这大概促使其忠心服务于清政府。因此，尽管有人认为金天翮赞扬他“革命不革心”，意指虽然变换了政权，但他奉献教育之心未变，却仍不免贻讥于世，被人以“革命不革心”之语暗喻他精神上的保守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