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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高教局六年工作的回忆_教育改革与发展

时间:2022-07-0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我在高教局六年工作的回忆_教育改革与发展我在高教局六年工作的回忆口述:张瑞琨            采访:顾继虎 朱小怡 徐晓楚 凌 纾整理:徐晓楚            时间:2012年4月6日         一、以重点学科建设带动市属高校发展我是1983年10月18日到上海市高教局的。上海市高教局,主要是抓上海市属的高等学校的建设。实际上,秘书处是由高教局国际交流处的一些同志组成。

我在高教局六年工作的回忆_教育改革与发展

我在高教局六年工作的回忆

口述:张瑞琨            

采访:顾继虎 朱小怡 徐晓楚 凌 纾

整理:徐晓楚            

时间:2012年4月6日         (www.guayunfan.com)

一、以重点学科建设带动市属高校发展

我是1983年10月18日到上海市高教局的。当时上海市委同时调了同济大学的张德龙、华东化工学院的蒋凌棫和我。我们三人分别担任局长、副局长和党组成员。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去了以后,市委领导就对我们说,你们都是重点大学调来上海市高教局工作的,要转移你们的角色,要坐好你们的位子,要从上海市属高校的角度来看高等学校的建设问题。上海市高教局,主要是抓上海市属的高等学校的建设。大概经过两个月,我们到过很多市属高校,包括当时的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上海工业大学、上海科大、上海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等。感到这些学校中,无论是实验设备、师资队伍,还是教学力量、科研水平,和部委属高校,特别和重点大学比,差得很远。当时我们经常想,怎么办?所以在高教局期间,最大的事情,就是党组在1984年讨论下来,准备给市委市府打个报告,希望拨专项经费加强市属高校的重点学科的建设。我们党组讨论之后再经办公会议讨论,形成报告给分管教育的谢丽娟副市长,她马上赞成,市委、市府非常快地批下来。1985年开始,一年1000万元,第一期为五年,总共5000万元,要重点建设市属高校的20个重点学科。当时领了这个任务下来,党组讨论由我负责来抓重点学科建设。我马上搭班子,以科研组为主,包括科研处、教务处、学生处、师资办公室、教学处、设备处,一起来研究,制订市属高校重点建设学科的标准和条件,请来市属高校的校长,把这个事情讲清楚,要大家申报项目,然后组织专家组来评审,评审好以后,一年1000万元,20个重点学科,平均一个学科50万元。大家申报之后,我们组织了重点高校的和部委属高校的专家,组成专家组,到每个申报的学科去评审。总共评了21个重点学科,1985年开始启动。回忆在高教局工作的六年半,在这件事情上,我是对得起组织上对自己的信任的。搞了两年多一点,我碰到当时上海医科大学校长,他和我讲:“张局长,你们搞了重点学科以后,二医大的水平和设备要超过我们了。”我问了二医大王振义校长,他也感到本来他们不如上海医科大学,现在可以了。所以我认为,这21个重点学科搞下来,经过五年,到1989年,很有效果。

那段时间我主要精力集中在这件事情上,我也和国际交流处商量,说国际交流处的对外交流,必须要围绕重点学科的师资队伍建设服务,科研处、教学处也是这样,非常明确。当时高教局和英国的西格拉摩根郡进行交流,我们送18个人出去,都是重点学科的青年教师。当时,我们进行国际交流,对方往往提出要我们派学生去,不想接受教师。我们往往这样说:我派一个学生或派一个教师来,到你这里进修一年,回来以后,教师可以带一群学生提高,学生回来,只是他一个人的个体。从你的角度看,你觉得应该资助哪一个?用这种办法,一点点打开思路。后来我们派去的18位教师都是重点学科的,去了一年多一点。我有一个体会,决定了一件重大的事情,就应该要求下面的各个职能部门都要围绕它进行工作。当时我们在职称评审的时候,也倾向于重点学科建设。我们要求各个学校,在重点学科的师资队伍建设过程中,必须安排一定数量的后备力量,在职称评审的时候,要把这些同志评上去。

1984年11月26日,张瑞琨(左四)与时任上海市副市长杨恺(左五)率领的上海市教育友好访问团会见英国西格拉摩根郡政务会负责人并与之会谈

以“民间外交”推动各国青年交流

讲到“国际交流”,1982年5月4日,学校党委把我调任校外办主任。我搞了外事工作大概两三个月以后,就给党委打报告,要求改名。因为和来访的外国教授们交流谈话的时候,他们听到外办这个词,就会愣一下。后来我懂了,外办是政府的部门,市政府叫外办,学校不应该叫外办,应该叫国际交流处。所以上海最早将外办改为国际交流处的就是华东师大。后来我到高教局也照此办理,将外办改为国际交流处,搞国际交流。

1988年10月22日,张瑞琨(前排左八)率上海市高教局代表团赴日本访问,在京都外国语大学举办第二次西日本学生汉语演讲比赛,获得成功

讲到高教局组织的国际交流,因重点高校都有自己的交流渠道,所以,当时我和国际交流处说,我们的重点任务是为市属高校开拓。我们感到,除了政府部门,还要发展民间外事交流。1983年年初的时候,上海就成立了上海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由余立同志负责。我自1983年10月18日开始分管外事工作后,就和上海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的秘书处一起商量如何扩展这方面的工作。实际上,秘书处是由高教局国际交流处的一些同志组成。当时国外的教育机构对中国不了解,认为有风险,有了民间这个牌子以后,交流起来也可使对方心里比较踏实。于是我们集中精力搞民间交流这个渠道,根据对方来的团,有的以高教局国际交流处的名义出去,有的用上海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的名义出去。这样交流相对比较好一点。一个很成功的例子,就是上海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跟京都外国语大学的交流。京都外国语大学董事会的董事长是学语言的,当时来访问,我在锦江饭店接待。我说上海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可以面向上海所有的高校,京都外国语大学是不是和上海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一起来进行交流。当时他说,京都外国语大学要在上海搞日语演讲比赛。京都外国语大学可以邀请比赛的前三名去参观学习一个星期。这样每年搞一次,五年一期签约。当时我们表示同意。但我们有个要求,就是他们在上海搞上海地区的日语演讲比赛,我们也要在他们的关西地区,以京都外国语大学为主搞汉语演讲比赛。也是这样,前三名,我们上海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请他们来,到上海参观学习访问一个星期。他们说好。当时我有个想法,就是通过外事交流,中国的文化、中国的语言要走出国门,这是一个强烈的愿望。既然日语演讲比赛到我们上海来,那为什么我们汉语演讲比赛不能到日本去呢?这个项目到现在还在继续,将近30年了,没有断过。1989年该校校长和我们联系,问怎么办,是否继续。我说,要继续搞。所以1989年也没断。这个董事长去年找我,说他退休了还是要搞,快30年了,一直下来,这样的国际项目很少。

还有,上海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和日本龙谷大学也搞过一个交流。龙谷大学校长每年组织一条船,近千名学生到上海来参观半个月左右,都住在船上,20辆大巴士接待,组织安排,非常成功。当时中央领导也说,对外交流,特别是对日本交流,要着眼于青年,使他们不要忘记过去,当然我们也不会纠结在过去。我们当时与龙谷大学也搞了好几年,非常成功。这两件事情的成功经验,使我们非常强调民间交流。我在每届演讲比赛中都提到,语言是工具,语言也是桥梁,通过语言可以实现两国青年之间的交流,所以我希望中国学生学日文,也希望日本学生学中文,以此来加强交流这个桥梁。民间外交效果的确好。

我在高教局工作期间,外事工作方面还有一点值得提一下,就是开高校工作会议的时候,非常明确地提出了留学生管理的几条原则:第一条,树立为留学生服务的观念,加强管理工作,寓管理于服务之中;第二条,内事是外事的基础,要做好内部工作,加强科学管理;第三条,完善和严格学籍管理制度。我就提出这几条,同时要求各学校领导把留学生管理工作纳入重要工作中来。这几条不是我创造的,是做留学生工作的干部做了之后归纳出来的。我认为外事工作的基础是内事,要搞好外事工作必须要搞好内事,要加强管理,一定要把管理寓于服务之中。

破格提拔优秀人才、重视本科生基础教学

我在高教局期间,在抓师资队伍建设上也感到有些成果。我刚刚接手这个工作的时候,市属高校的正副教授的比例在学校里面只占百分之十,而重点大学正副教授比例都超过百分之二十。怎么办?我专门打报告给上海市政府和人事局要高级职称的编制,当然我们高教局保证,这个编制下来要严格控制,质量上保证,不乱花一分钱。同时,向市属高校分管师资队伍建设的副校长讲清楚,希望一定要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不要老是着眼于“还债”。债要还,但不能完全是还债,对年轻的,要想办法提拔上来,破格提拔。后来市属高校提拔了两个人,是破格提拔的,一个郭本瑜,一个王生洪,提升正教授,两人都是三十几岁。我们以高教局名义给市府打报告希望特批,因为这两个人的确非常优秀,这对市属高校年轻同志影响很大。这样,大概四年不到一点,市属高校高级职称比例就达到百分之二十二。

当时我们非常明确,升了教授副教授,必须要上本科生的课,我们要查的。正副教授不为本科生上课,要评教授干什么?我到现在还是这个观点。教师如果不给学生上课,就去评研究员,不要评教授,既然评教授,必须要给本科生上课。在我主持的教学工作会议上,都提了本科为本,强调正副教授为本科生基础课上课。当时我们讲到做到,也希望下面举报,这不是形式。既然评了教授副教授,就要为学生讲课。我们过去当学生时,上基础课的都是教授。有人说那个时候情况不一样,他们没有招研究生,这只讲对一半。1956年,我在华东师大物理系,理论物理和普通物理都招了研究班培养高等学校师资。理论物理研究班的主任是许国保,但是他继续上本科生的理论物理课,所以不能找这个作借口。教授副教授必须要给学生上基础课,这是华东师大几十年的传统。

倡导高校为社会服务

我在高教局,感觉教育经费不足,当时和舒文同志反映了。在一次温州召开的关于高校科技开发的会议上,我们正式提出高校要做到“两个中心、三个功能”:两个中心就是教学为中心、科研为中心;三个功能就是“培养高质量人才”、“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和科研成果转化”和“为社会服务”的功能。“为社会服务”,当时考虑一是表示高校参与了市政的建设,包括经济建设和其他各方面建设,它必定有些科研成果转化为产业,二是能够有经费。这个事情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一次我到市府去开办公会,当时在会上讲,应该动员高校把很多科研成果产业化。市长就说,你干嘛自己产业化,转给经委好了。当时我讲,转给经委我们拿不到钱。当时在高校分管科研工作的副校长会议上,我们正式明确提出“高校三大功能”,希望各个高校重视第三个功能,为社会服务,这样社会就会承认你,同时高校也在为社会服务中得益。所以,当时在高教局里面专门成立了一个科技服务部、科技服务中心,专门搞产业化,当时高校搞得很红火。

机关要当好市属高校与政府之间的桥梁

我认为高教局实际上是起一个桥梁的作用,市属高校在学校建设中碰到问题,怎么解决?跟市政府之间的沟通由高教局来承担。高校不可能什么事情都找市政府,我们高教局也不能代表上海市人民政府,但我们可以把高校建设中的问题、存在的困难以及解决这些困难问题的办法向市政府提出建议,通过我们这个口子帮助解决。我体会到,政府的职能部门就是要为基层单位服务,千万不能成为衙门。当时我们两个正副局长在一个办公室,门都开着的。下面不管哪一个处室的人都直接过来找我们,我们可以直接处理,为基层、为各个高校解决困难。我举个例子,王振义校长有两个学生,一个陈竺,一个陈赛娟,现在都是院士。1989年,他们从法国回来,带了一批菌种。王校长特地跑到局里找我,要帮忙批一个冰箱,他说学校里没有。我说不要急,然后一个电话打给设备处处长,马上安排买冰箱。过了大概半个月,陈竺夫妇谢绝在法国的优厚生活回来了。后来有一次我碰到王校长,他还讲起这个事情。我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也是组织上的要求。我认为机关就应该为人民服务。

张瑞琨(中)正在接受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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