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上海的河口海岸研究_教育改革与发展

我与上海的河口海岸研究_教育改革与发展

我与上海的河口海岸研究

口述：陈吉余　　　

采访、整理：吴　雯

时间：2009年6月18日

建议浦东机场迁址(www.guayunfan.com)

浦东机场的建设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浦东开发作为上海发展的龙头，需要一个大的国际航运中心，原有的虹桥机场不能满足需要。因此，20世纪90年代初，有关方面考虑在浦东建一个大型机场，并初步确定建在川沙境内的海堤之内，这就是浦东机场的原址。我对上海的许多建设项目都比较关心，上海的事情我义不容辞。于是，1992年我给市里写了一封信，建议把浦东机场从海堤之内移到海堤之外、海滩之上。那么，为什么要把它移过去呢？

我是想，上海土地比较紧缺，如果把机场建在海堤之内，就要用掉很多熟地；但是如果建在海堤之外，就不需要用到熟地，更不需要拆迁。另外，如果建到海堤之外，飞机起落时也不会受高层建筑的影响。再一个，飞机起降的时候声音比较大，机场建在海堤外，还可以避免噪声的影响。我经常出国，知道世界上很多沿海城市的机场都建在海边，像美国纽约肯尼迪机场是在沼泽地、湿地上建的，日本东京的成田机场、大阪的关西机场也是这样，而澳门、香港的机场是在海里填的跑道。但是，1992年这个项目还没有正式启动，因此，我的信递上去后就杳无音信了。1995年，（建浦东机场）这个问题提上日程，还成立了指挥部，这就是要马上上马了。我急啊，于是就旧事重提，又写了封信给徐（匡迪）市长，把原来的建议又送了上去。大概不到10天时间，机场指挥部就打电话给我，说是徐市长同意我这个建议，约我去详谈这个事情。见面的时候，指挥部人员就问我机场应该建在哪里？怎么建？谈话的时候，还有北京一个领导部门的人。我就说，可以沿海堤外面的零米线进行围地，分期进行。第一期先围一部分，第二期向南面延伸。后来市里采纳了我这个建议。第一期的围地范围，当时就讲好了，大概是7200亩；第二期向南延伸，大概围了一万多亩。两期一共围了一万七八千亩。事情就是这样一个很简单的过程。

同时，我想，人工河口不能只管人不管自然，要天人合一，人和自然和谐共处。现在我们把鸟赶跑了，鸟没有地方去，我们得有个补救措施来安置鸟儿。后来，我们选定了九段沙这个地方。20世纪60年代，曾经在九段沙上种过草，以后逐年淤涨，上沙越来越高，上面还长着芦苇。于是，我们就开始考虑怎么种青的问题。当时，机场指挥部就把这个种青引鸟的生态工程项目交给我们来做。我们组织了研究团队来到九段沙，对九段沙的水文、泥沙、沉积、地貌做了系统调查，写了一份研究报告，分析九段沙的发育情况，然后再根据这个布置种青。种什么青呢？我们感觉要种适合这个地区生长的植物，而且要能促进泥沙淤积，使陆地面积持续扩大，因为青草面积扩大就能容纳更多的鸟。针对上海的情况，可以在高一点的地方，也就是平均高潮位向下一点的地方，种芦苇；那么，在稍微低一点的地方种什么呢？我们就想，要促进淤涨的话，种互花米草比较好。芦苇可以到崇明去引种；同时，崇明也生长着大片的互花米草，是从国外引进的品种。

讲起引进互花米草，也还是有段故事的。20世纪60年代初，我们国家就在考虑怎样促进海滩加快淤积，增加土地。后来就确定以南京大学的仲崇信教授为首，从国外引种米草。开始引进的是英国米草，是在1963年经过周总理批准的。引进来之后，先是在江苏推广，准备引种成功后再在全国广泛地推广、种植。但是这种英国米草长得比较稀疏，促淤效果不太好。因此，国家决定重新引进其他品种的米草。1979年12月，由国家科委组织团队到美国去采集互花米草。这个团队由国家科委一个处长带队，南京大学仲崇信教授带了一个助教，加上我，一共四个人到美国去考察。到美国后，我们从波士顿开始，一路沿着海边进行考察。到佐治亚州的时候，我们发现这里有个斯派罗岛，岛附近的米草长势极好。当时是12月份，海水很冷，我第一个跳到海水里去采集米草。在这里，我们既采了苗又采了种子。回国后，就由仲崇信教授负责，在福建进行驯化。驯化成功后，20世纪80年代，就有很多省份前去采集、引种。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也去引种了，后来在崇明、南汇都种成功了。

因为距离比较近，种青时我们就到崇明引种了芦苇和互花米草，然后在中沙和下沙的一些地方种了，这是1995年的事情。1996年的时候，这些植物已经长了2米多高，很多鸟都被引过去了。

这样，浦东机场第一期在海边围了7200亩地，避免了一个小镇拆迁，为国家节省了3．6亿元，同时解决了机场上空的鸟撞问题——70%的鸟被引走了，当然鸟撞也就减少了。

这件事情就是一张纸头（引起的），但是这又不是一张简单的纸头。这是我们掌握了河口发育的一套规律和一些植物、生态以及它们逐步演替的规律才成功的，同时解决了上海机场占用过多陆地的问题。现在机场的第二条跑道已经在使用，第三条跑道也建起来了，又在第一期的外面围起来部分土地，准备建设第四、第五条跑道。

我与20世纪50年代的长江江口段地形发育研究

上海的很多事情我一直很关心。我1952年来到上海，1955年开始研究长江河口。1956年，我完成了我的第一篇长江河口文章《长江江口段地形发育》。这篇文章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写成的呢？1956年，国家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后，华东师大召开了第一次学术论文报告会，要求每个老师都要写论文。之前1955年的时候，有个苏联专家开了个进修班，我帮忙带了几个进修班的学生，我当时除了给他们讲水文地理课外，还经常带他们到野外工作、实习，比如崇明、南通都去过。后来，我就写了这篇《长江江口段地形发育》，报告会上我就这篇文章作了一篇报告。报告作完，苏联专家祖波夫就跟我握手，向我祝贺说报告很成功，文章有内容，作得好。1956年夏天，中国地理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我在会议上又作了这个报告，当时是比较轰动的。北京的学生都觉得没有听过这样的东西，很有兴趣。事有凑巧，中科院当时请了一个苏联专家，叫萨莫伊洛夫，是竺可桢先生的顾问，苏联河口学的博士。因为当时只有我一个人讲了河口问题，会后就有人介绍我们见了面。他后来就向中国科学院建议说，河口非常重要，中国有这么多的河口，应该好好进行研究。

于是，中科院决定组织河口研究小组，并要我去做组长。另外，从北京大学、中山大学调来两个学生，这样，我们三个人就开始了筹备工作。1957年，南京华东水利学院召开中国河口学报告会，要我写篇主题报告。我在上海、杭州、天津、青岛进行调查之后，写了一篇《中国河口研究特征——以黄河口、长江口、海河口、钱塘江口为例》。我作了主题报告之后，中国各个河口也相继作了报告。开会时，萨莫伊洛夫也有个报告，译成中文由我代读。这就是中国河口研究的开始。报告会结束以后，我们部分学员到长江口、钱塘江口进行调查、考察。刚好这个时候，水利部邀请了七个苏联专家在杭州讨论钱塘江口治理问题，我们也参加了这个会议。会上，萨莫伊洛夫作了报告，我也作了一个发言。会后，浙江省水利厅向水利部（当时水利部副部长钱正英也参加了这个会）建议在钱塘江成立一个河口工作研究站。回到华东师大以后，青岛海洋所派了四个人过来，华东师大留了三个人，在这个基础上，1957年，华东师大就成立了河口研究室，由华东师大地理系和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双重领导，这就是今天咱们这个河口所的前身。1958年，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所副所长李秉枢到华东师大来，想把这个研究室调到中国科学院去。当时学校管事的是副校长孙陶林，我就把这个副所长带过去见他。见面的时候，这个副所长还没有开口说话，孙陶林就先说了：河口，华东师大是要办的。他就说了这一句话，那个副所长就说，我们走吧。再后来，科学院的人就相继撤出去了。由此，华东师大就单独办起了河口所。

我认为，作为一个地理教师，在杭州如果不懂杭州，我就对不起这个称号；在上海如果不懂上海、不懂长江口，我也对不起人民教师这个称号。所以，在杭州时，每到星期天我就每个山头到处跑，一般人走不到的地方我都跑。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杭州之地文》，把费礼士地理学研究的那一套关于杭州地层的东西都搞清楚了。可以说，解放前后，杭州地质方面的文章中，我这一篇是最经典的。到上海以后，我又觉得，上海的长江口我必须得掌握，尤其我还是研究河口的，更要掌握。

解决崇明南门港深潭问题和

金山石化原料码头选址问题

1969年的时候，崇明南门港出现一个50多米的深潭，丁坝都瘫掉了。崇明老百姓说是下面有个老鳖，老鳖一翻身，崇明就沉水里了。这个地方叫施翘河，附近有个电厂，电厂旁边就是那个深潭。崇明人很紧张，上海市很重视这个问题。王洪文就批调了250万元人民币来治理这个深潭。当时调集了一些上海市革命师生、革命同志来研究这个问题，大概从6月开始研究，一直到12月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后来他们就把恽才兴和我找了过去。我花了三天时间，察看了他们的水文测量资料。看完资料后，我感觉，这个深潭已经稳定和拉长，能量开始分散了，应该已经淤积，不会再发展了。但是我当时算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说出去的话万一不对，那就是搞破坏，是反革命、现行反革命！那么，我是讲，还是不讲？那时候我很有顾虑，但是250万元人民币也不是小数目啊！现在250万不稀罕，可那时候的250万可能是现在的两亿五，甚至是更大的数字。这个钱啊，可是人民的血汗钱哪！考虑来考虑去，后来我还是说这个深潭已经稳定，不会再继续发展了。只需要在那几个丁坝的坝根、坝头上面，尤其是四号坝坝头上面抛一些石头，然后加强观测就可以了。之后，我向水利局革委会和崇明县革委会分别作了汇报。再后来，上面就采纳了我这个建议，最后花了40多万元就搞好了。这样，剩下的200多万就节省下来了。

1972年，金山石化上马，这是国家投资很大的一个厂。金山石化是靠运来的石油作原料的，运原料就需要有一个原料码头，码头建在什么地方呢？上海市港务人员在浙江省乍浦的东面考察了四座小山：里蒲山、外蒲山、小孟山、大孟山。这个地方的海里面还有一个鸭卵礁石，后来就定了这个地方。选了这个地址以后呢，粟裕大将来看了，粟裕当时是国务院的建港总指挥，说这个地方可以，后来副总理李先念也来了，也说好。

1973年8月1日，因为金山石化还有两年就要投产，上海市工交组把我找去牵头考察。当时我带了11条船去考察，其中有工作组的一位处长、交通部的一位工程师，还有一位领航的老船长。我所在的船是指挥船，原来是天津港的一艘引水船，1000多吨。几天做下来以后，我觉得这个地方的水流极其复杂，到处都是漩涡。有一次，我指挥船进港区的时候，舵几乎都失灵了，船长的脸吓得都白了，后来船总算飘进去了，没有翻。所以我认为，这地方不能做（码头），水域太小。再有，在进口的航道外面还有一块礁石，这块礁是棺材礁，险着呢！但是这个地方是国家领导人都拍了板的，该怎么办呢？我每天白天工作，晚上写东西，总共写了几张纸头，一般第二天一早就有人给我收掉送到上面了。当时交通部的袁工支持这个选址，袁工把孙中山乍浦建港时外国人的资料都找出来了，他胸有成竹，认为能解决这个问题。我否定了人家定的那个地方，那么该往哪儿建呢？我就赤着脚在岸边来回跑，跑了大概有三四天后，发现陈山外有一个深水槽，距海岸只有500米，可以从陈山伸出一条线，一直伸到这个冲刷槽，在这里建一个岛式码头。这个地方是一个涨潮冲刷槽，潮比较大，流也比较大，泥沙从这里出去后，不会再回来，因此泥沙在这里不会沉积。后来我就画了一张图，这个方案出来后，他们就给我报送上去了，后来上面采纳了我这个方案，就是现在金山石化这个地方。

我的教学是学以致用的

我认为，高等学校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是很重要的。我大学上的是史地系，属于文学院。我们那个时候是学分制，修满134个学分才可毕业。我一年级学的主要是一门《中国通史》，谭其骧教的，另外还有大学国文、大学英语、数学微积分等，这些都是必修课。那时我精力旺盛，行有余力，所以只要有课我就上。当时我们是在遵义湄潭永兴的一个小镇上，离学校有94公里。没有课上，我就开始自学，学习《文字学》和《论语》。还有时间，我就学《经济学》，亚当·斯密、李嘉图的理论我都学。再有空余时间，我就到图书馆去看书，那时候我看了很多书，那些很难懂的，如《资本论》、《荀子》、《韩非子》，我都看。二年级以后，我才开始学地学方面的知识。那时候，我时间还是有空余，就又借了图书馆的很多书来看，自学了《地貌学》、《普通地质学》、《历史地质学》。四年级时，没法给我开课了，老师就给我开了门《矿产地质学》，一对一地授课。

浙大很重视野外实习。野外实习时，地质、地貌都要兼顾到。大学时，虽然我只学了这些课程，但我的接触面还是比较广的，《物理学》、《生物学》这些课程我都上过，总的说来，理科知识我还是学得挺多、挺扎实的。到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就开始独自一个人搞地貌调查。1950年，我在浙大留校做助教期间，曾带着学生去考察黄坛口水电站，这个水电站的建设情况，从坝址地质到坝下灌溉，共写了十篇报告，我一个人写了其中六篇。1950年，中科院、铁道部进行西南铁道调查、勘测，我一个人带了两个班的解放军，天天爬山越岭，勘测道路地质。我感到作为知识分子，拿起铁锤罗盘我可以做地质工作，上了船我可以做水文工作，理论和实践必须好好结合。我到华东师大以后，曾给学生上地貌学、水文地理学这些课，每周要上12堂课，晚上还要给学生做辅导。那时候当教员，要管教管学，学习态度也得管。教学中，我认为有一点是很成功的，就是学以致用。我经常带学生到野外实习，让他们把课堂上学到的知识拿到外面去运用，也就是说课堂上讲的内容，学生到外面可以认识。那时，我还给学生成立了兴趣小组，学生两三个人可以按兴趣联合找个题目，然后到野外去调查，调查结束后交给我一篇报告。这个是很有用的，我教的这些学生后来表现都很好，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我的教学主要是学以致用，因此经常有学生带着问题往我家里跑。现在学校把学生管得太死，学生根本没有时间去学习其他知识、扩大知识面，就更谈不上学以致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