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上海的河口海岸研究_教育改革与发展

时间:2019-07-03  栏目:理论教育  点击:4 次

我与上海的河口海岸研究_教育改革与发展

我与上海的河口海岸研究

口述:陈吉余   

采访、整理:吴 雯

时间:2009年6月18日

建议浦东机场迁址(www.guayunfan.com)

浦东机场的建设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浦东开发作为上海发展的龙头,需要一个大的国际航运中心,原有的虹桥机场不能满足需要。因此,20世纪90年代初,有关方面考虑在浦东建一个大型机场,并初步确定建在川沙境内的海堤之内,这就是浦东机场的原址。我对上海的许多建设项目都比较关心,上海的事情我义不容辞。于是,1992年我给市里写了一封信,建议把浦东机场从海堤之内移到海堤之外、海滩之上。那么,为什么要把它移过去呢?

我是想,上海土地比较紧缺,如果把机场建在海堤之内,就要用掉很多熟地;但是如果建在海堤之外,就不需要用到熟地,更不需要拆迁。另外,如果建到海堤之外,飞机起落时也不会受高层建筑的影响。再一个,飞机起降的时候声音比较大,机场建在海堤外,还可以避免噪声的影响。我经常出国,知道世界上很多沿海城市的机场都建在海边,像美国纽约肯尼迪机场是在沼泽地、湿地上建的,日本东京的成田机场、大阪的关西机场也是这样,而澳门、香港的机场是在海里填的跑道。但是,1992年这个项目还没有正式启动,因此,我的信递上去后就杳无音信了。1995年,(建浦东机场)这个问题提上日程,还成立了指挥部,这就是要马上上马了。我急啊,于是就旧事重提,又写了封信给徐(匡迪)市长,把原来的建议又送了上去。大概不到10天时间,机场指挥部就打电话给我,说是徐市长同意我这个建议,约我去详谈这个事情。见面的时候,指挥部人员就问我机场应该建在哪里?怎么建?谈话的时候,还有北京一个领导部门的人。我就说,可以沿海堤外面的零米线进行围地,分期进行。第一期先围一部分,第二期向南面延伸。后来市里采纳了我这个建议。第一期的围地范围,当时就讲好了,大概是7200亩;第二期向南延伸,大概围了一万多亩。两期一共围了一万七八千亩。事情就是这样一个很简单的过程。

同时,我想,人工河口不能只管人不管自然,要天人合一,人和自然和谐共处。现在我们把鸟赶跑了,鸟没有地方去,我们得有个补救措施来安置鸟儿。后来,我们选定了九段沙这个地方。20世纪60年代,曾经在九段沙上种过草,以后逐年淤涨,上沙越来越高,上面还长着芦苇。于是,我们就开始考虑怎么种青的问题。当时,机场指挥部就把这个种青引鸟的生态工程项目交给我们来做。我们组织了研究团队来到九段沙,对九段沙的水文、泥沙、沉积、地貌做了系统调查,写了一份研究报告,分析九段沙的发育情况,然后再根据这个布置种青。种什么青呢?我们感觉要种适合这个地区生长的植物,而且要能促进泥沙淤积,使陆地面积持续扩大,因为青草面积扩大就能容纳更多的鸟。针对上海的情况,可以在高一点的地方,也就是平均高潮位向下一点的地方,种芦苇;那么,在稍微低一点的地方种什么呢?我们就想,要促进淤涨的话,种互花米草比较好。芦苇可以到崇明去引种;同时,崇明也生长着大片的互花米草,是从国外引进的品种。

讲起引进互花米草,也还是有段故事的。20世纪60年代初,我们国家就在考虑怎样促进海滩加快淤积,增加土地。后来就确定以南京大学的仲崇信教授为首,从国外引种米草。开始引进的是英国米草,是在1963年经过周总理批准的。引进来之后,先是在江苏推广,准备引种成功后再在全国广泛地推广、种植。但是这种英国米草长得比较稀疏,促淤效果不太好。因此,国家决定重新引进其他品种的米草。1979年12月,由国家科委组织团队到美国去采集互花米草。这个团队由国家科委一个处长带队,南京大学仲崇信教授带了一个助教,加上我,一共四个人到美国去考察。到美国后,我们从波士顿开始,一路沿着海边进行考察。到佐治亚州的时候,我们发现这里有个斯派罗岛,岛附近的米草长势极好。当时是12月份,海水很冷,我第一个跳到海水里去采集米草。在这里,我们既采了苗又采了种子。回国后,就由仲崇信教授负责,在福建进行驯化。驯化成功后,20世纪80年代,就有很多省份前去采集、引种。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也去引种了,后来在崇明、南汇都种成功了。

因为距离比较近,种青时我们就到崇明引种了芦苇和互花米草,然后在中沙和下沙的一些地方种了,这是1995年的事情。1996年的时候,这些植物已经长了2米多高,很多鸟都被引过去了。

这样,浦东机场第一期在海边围了7200亩地,避免了一个小镇拆迁,为国家节省了3.6亿元,同时解决了机场上空的鸟撞问题——70%的鸟被引走了,当然鸟撞也就减少了。

这件事情就是一张纸头(引起的),但是这又不是一张简单的纸头。这是我们掌握了河口发育的一套规律和一些植物、生态以及它们逐步演替的规律才成功的,同时解决了上海机场占用过多陆地的问题。现在机场的第二条跑道已经在使用,第三条跑道也建起来了,又在第一期的外面围起来部分土地,准备建设第四、第五条跑道。

我与20世纪50年代的长江江口段地形发育研究

上海的很多事情我一直很关心。我1952年来到上海,1955年开始研究长江河口。1956年,我完成了我的第一篇长江河口文章《长江江口段地形发育》。这篇文章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写成的呢?1956年,国家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后,华东师大召开了第一次学术论文报告会,要求每个老师都要写论文。之前1955年的时候,有个苏联专家开了个进修班,我帮忙带了几个进修班的学生,我当时除了给他们讲水文地理课外,还经常带他们到野外工作、实习,比如崇明、南通都去过。后来,我就写了这篇《长江江口段地形发育》,报告会上我就这篇文章作了一篇报告。报告作完,苏联专家祖波夫就跟我握手,向我祝贺说报告很成功,文章有内容,作得好。1956年夏天,中国地理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我在会议上又作了这个报告,当时是比较轰动的。北京的学生都觉得没有听过这样的东西,很有兴趣。事有凑巧,中科院当时请了一个苏联专家,叫萨莫伊洛夫,是竺可桢先生的顾问,苏联河口学的博士。因为当时只有我一个人讲了河口问题,会后就有人介绍我们见了面。他后来就向中国科学院建议说,河口非常重要,中国有这么多的河口,应该好好进行研究。

于是,中科院决定组织河口研究小组,并要我去做组长。另外,从北京大学、中山大学调来两个学生,这样,我们三个人就开始了筹备工作。1957年,南京华东水利学院召开中国河口学报告会,要我写篇主题报告。我在上海、杭州、天津、青岛进行调查之后,写了一篇《中国河口研究特征——以黄河口、长江口、海河口、钱塘江口为例》。我作了主题报告之后,中国各个河口也相继作了报告。开会时,萨莫伊洛夫也有个报告,译成中文由我代读。这就是中国河口研究的开始。报告会结束以后,我们部分学员到长江口、钱塘江口进行调查、考察。刚好这个时候,水利部邀请了七个苏联专家在杭州讨论钱塘江口治理问题,我们也参加了这个会议。会上,萨莫伊洛夫作了报告,我也作了一个发言。会后,浙江省水利厅向水利部(当时水利部副部长钱正英也参加了这个会)建议在钱塘江成立一个河口工作研究站。回到华东师大以后,青岛海洋所派了四个人过来,华东师大留了三个人,在这个基础上,1957年,华东师大就成立了河口研究室,由华东师大地理系和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双重领导,这就是今天咱们这个河口所的前身。1958年,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所副所长李秉枢到华东师大来,想把这个研究室调到中国科学院去。当时学校管事的是副校长孙陶林,我就把这个副所长带过去见他。见面的时候,这个副所长还没有开口说话,孙陶林就先说了:河口,华东师大是要办的。他就说了这一句话,那个副所长就说,我们走吧。再后来,科学院的人就相继撤出去了。由此,华东师大就单独办起了河口所。

我认为,作为一个地理教师,在杭州如果不懂杭州,我就对不起这个称号;在上海如果不懂上海、不懂长江口,我也对不起人民教师这个称号。所以,在杭州时,每到星期天我就每个山头到处跑,一般人走不到的地方我都跑。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杭州之地文》,把费礼士地理学研究的那一套关于杭州地层的东西都搞清楚了。可以说,解放前后,杭州地质方面的文章中,我这一篇是最经典的。到上海以后,我又觉得,上海的长江口我必须得掌握,尤其我还是研究河口的,更要掌握。

解决崇明南门港深潭问题和

金山石化原料码头选址问题

1969年的时候,崇明南门港出现一个50多米的深潭,丁坝都瘫掉了。崇明老百姓说是下面有个老鳖,老鳖一翻身,崇明就沉水里了。这个地方叫施翘河,附近有个电厂,电厂旁边就是那个深潭。崇明人很紧张,上海市很重视这个问题。王洪文就批调了250万元人民币来治理这个深潭。当时调集了一些上海市革命师生、革命同志来研究这个问题,大概从6月开始研究,一直到12月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后来他们就把恽才兴和我找了过去。我花了三天时间,察看了他们的水文测量资料。看完资料后,我感觉,这个深潭已经稳定和拉长,能量开始分散了,应该已经淤积,不会再发展了。但是我当时算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说出去的话万一不对,那就是搞破坏,是反革命、现行反革命!那么,我是讲,还是不讲?那时候我很有顾虑,但是250万元人民币也不是小数目啊!现在250万不稀罕,可那时候的250万可能是现在的两亿五,甚至是更大的数字。这个钱啊,可是人民的血汗钱哪!考虑来考虑去,后来我还是说这个深潭已经稳定,不会再继续发展了。只需要在那几个丁坝的坝根、坝头上面,尤其是四号坝坝头上面抛一些石头,然后加强观测就可以了。之后,我向水利局革委会和崇明县革委会分别作了汇报。再后来,上面就采纳了我这个建议,最后花了40多万元就搞好了。这样,剩下的200多万就节省下来了。

1972年,金山石化上马,这是国家投资很大的一个厂。金山石化是靠运来的石油作原料的,运原料就需要有一个原料码头,码头建在什么地方呢?上海市港务人员在浙江省乍浦的东面考察了四座小山:里蒲山、外蒲山、小孟山、大孟山。这个地方的海里面还有一个鸭卵礁石,后来就定了这个地方。选了这个地址以后呢,粟裕大将来看了,粟裕当时是国务院的建港总指挥,说这个地方可以,后来副总理李先念也来了,也说好。

1973年8月1日,因为金山石化还有两年就要投产,上海市工交组把我找去牵头考察。当时我带了11条船去考察,其中有工作组的一位处长、交通部的一位工程师,还有一位领航的老船长。我所在的船是指挥船,原来是天津港的一艘引水船,1000多吨。几天做下来以后,我觉得这个地方的水流极其复杂,到处都是漩涡。有一次,我指挥船进港区的时候,舵几乎都失灵了,船长的脸吓得都白了,后来船总算飘进去了,没有翻。所以我认为,这地方不能做(码头),水域太小。再有,在进口的航道外面还有一块礁石,这块礁是棺材礁,险着呢!但是这个地方是国家领导人都拍了板的,该怎么办呢?我每天白天工作,晚上写东西,总共写了几张纸头,一般第二天一早就有人给我收掉送到上面了。当时交通部的袁工支持这个选址,袁工把孙中山乍浦建港时外国人的资料都找出来了,他胸有成竹,认为能解决这个问题。我否定了人家定的那个地方,那么该往哪儿建呢?我就赤着脚在岸边来回跑,跑了大概有三四天后,发现陈山外有一个深水槽,距海岸只有500米,可以从陈山伸出一条线,一直伸到这个冲刷槽,在这里建一个岛式码头。这个地方是一个涨潮冲刷槽,潮比较大,流也比较大,泥沙从这里出去后,不会再回来,因此泥沙在这里不会沉积。后来我就画了一张图,这个方案出来后,他们就给我报送上去了,后来上面采纳了我这个方案,就是现在金山石化这个地方。

我的教学是学以致用的

我认为,高等学校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是很重要的。我大学上的是史地系,属于文学院。我们那个时候是学分制,修满134个学分才可毕业。我一年级学的主要是一门《中国通史》,谭其骧教的,另外还有大学国文、大学英语、数学微积分等,这些都是必修课。那时我精力旺盛,行有余力,所以只要有课我就上。当时我们是在遵义湄潭永兴的一个小镇上,离学校有94公里。没有课上,我就开始自学,学习《文字学》和《论语》。还有时间,我就学《经济学》,亚当·斯密、李嘉图的理论我都学。再有空余时间,我就到图书馆去看书,那时候我看了很多书,那些很难懂的,如《资本论》、《荀子》、《韩非子》,我都看。二年级以后,我才开始学地学方面的知识。那时候,我时间还是有空余,就又借了图书馆的很多书来看,自学了《地貌学》、《普通地质学》、《历史地质学》。四年级时,没法给我开课了,老师就给我开了门《矿产地质学》,一对一地授课。

浙大很重视野外实习。野外实习时,地质、地貌都要兼顾到。大学时,虽然我只学了这些课程,但我的接触面还是比较广的,《物理学》、《生物学》这些课程我都上过,总的说来,理科知识我还是学得挺多、挺扎实的。到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就开始独自一个人搞地貌调查。1950年,我在浙大留校做助教期间,曾带着学生去考察黄坛口水电站,这个水电站的建设情况,从坝址地质到坝下灌溉,共写了十篇报告,我一个人写了其中六篇。1950年,中科院、铁道部进行西南铁道调查、勘测,我一个人带了两个班的解放军,天天爬山越岭,勘测道路地质。我感到作为知识分子,拿起铁锤罗盘我可以做地质工作,上了船我可以做水文工作,理论和实践必须好好结合。我到华东师大以后,曾给学生上地貌学、水文地理学这些课,每周要上12堂课,晚上还要给学生做辅导。那时候当教员,要管教管学,学习态度也得管。教学中,我认为有一点是很成功的,就是学以致用。我经常带学生到野外实习,让他们把课堂上学到的知识拿到外面去运用,也就是说课堂上讲的内容,学生到外面可以认识。那时,我还给学生成立了兴趣小组,学生两三个人可以按兴趣联合找个题目,然后到野外去调查,调查结束后交给我一篇报告。这个是很有用的,我教的这些学生后来表现都很好,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我的教学主要是学以致用,因此经常有学生带着问题往我家里跑。现在学校把学生管得太死,学生根本没有时间去学习其他知识、扩大知识面,就更谈不上学以致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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