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见证的上海机械学院的发展_教育改革与发展

我所见证的上海机械学院的发展_教育改革与发展

我所见证的上海机械学院的发展

口述：朱佳生　　　　

采访：章华明　王志红

整理：章华明　陈　刚

时间：2010年4月12日(www.guayunfan.com)

我于1949年9月考入国立上海高级机械职业学校（简称国立高机），至今已60年，其中学习3年，工作45年。1979年5月至1991年2月担任上海机械学院校领导三届近12年，主持学校工作2届8年，是在校时间较长、担任校领导较久的一位老同志。我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后我校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中专到大学、从单科学院而今成为以工为主，兼有文、理、经、管的多科性大学的全部历程。因此我也可以说，我把我的毕生精力都献给了我国的教育事业。

一、从农村走进上海

我于1933年2月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市宜城镇南大街张公巷。祖父朱乐安是清朝进士，父亲朱寿昌1937年年初病逝。后来，我母亲带着五个儿子逃难投亲到姨母家，住在磨房屋里，后又迁移到外祖母家，住在厢房里。我从四岁起到1949年宜兴解放一直生活在农村，拔秧、割稻、挑担等各种农活都干过，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孩子。

抗战期间，日本军打细菌战，在河中投入血吸虫病菌，我最小的哥哥朱淦生就是在1943年得了血吸虫病，无钱医治后与世长辞的。我经常看见日本军队下乡来扫荡，哥哥背着我到处逃跑。因此，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就种下了对日本军队侵略我们祖国的痛恨。

我的叔父朱寿祺是个小学老师，后来还当了一所叫做城东小学的校长，我最初就在叔父所在的赋村小学读书。1946年夏，我考取了宜兴私立精一中学（现江苏省宜兴中学）。我自小喜爱数学，在班上我的数学成绩首屈一指。30年后回到赋村时，小学的同学还记得我，称赞我的数学成绩。1949年4月，宜兴解放时，正值我初中毕业。我在报纸上看到颇有名声的国立高机的招生广告，上面说不收学费，还可申请助学金、补贴伙食费、毕业后可安排工作，就决定去试试。当时报名者多达6000余人，但只录取300人，大约22人录取一名。我荣幸地被录取后，于1949年8月底进入上海国立高机机械科就读。就这样，我一个农村孩子走进了上海这座大城市。

二、国立高机为我的成长奠基

从1949年9月至1952年7月，我在国立高机机械科学习3年。这3年为我的成长奠定了基础。

首先，在政治上，我确立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方向。1949年11月，我成为学校首批参加共青团的学生之一。我还一直担任学生干部，参加了党组织的各项政治活动和党课学习，经常与党员交流思想。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我的政治觉悟有很大提高，加上工作积极，学习成绩优良，于1952年1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国立高机，我印象最深的有这样几点。

首先，在业务上打下了机械专业的基本知识基础。国立高机以其高质量的毕业生闻名于国内。第一，生源好，有的大学一年级学生都来报考，新生录取比例高达20∶1。第二，它有一批高质量的教师，上课用的是大学教材，许多交大教授也来兼课。学校对技能的训练很严格，一年级每周一天技能训练，车、铣、刨、磨、钳、焊、铸、锻以及木工样样都做，都必须达到一定的要求。再次，它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学校要求学生全部住校，平时不允许出校门，晚上老师要查宿舍，还要穿校服，每天参加升旗仪式。

其次，在能力和品格上得到了锻炼。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各种政治运动不断，我经常参加全市大游行，每年元旦、“五一”、“七一”、“八一”、“十一”都有游行。此外，一些重大的政治运动，如反“二六”轰炸运动（所谓“二六”轰炸，即1950年2月6日，国民党空军对上海杨树浦发电厂、南市华商电气公司电厂、闸北水电公司等地进行轮番轰炸，各发电厂遭受严重破坏，人员伤亡较大，造成了市区大范围停电）、和平签名运动、抗美援朝运动等我也积极参加。当时党支部尚未公开，党员大都是学生，实际上是在中共徐汇区区委领导下，通过党支部的学生党员由学生会组织开展各项政治运动。在这些活动中，我的能力得到了很好的锻炼。作为学生干部，我缺课很多，但我牢记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所以学习并没有放松，成绩也一直比较优秀，同学们都很佩服我。1951年，我担任了学校学生会主席，参加了上海市学生联合会，并在全市的学代会上当选为主席团成员。1952年7月，我刚毕业就以学生代表的身份参加了教师暑假思想改造学习班，担任党支部委员兼团支部书记。

三、从学长教学弟逐渐成长为合格的教师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发展国民经济是首要任务，急需大批建设人才。为更有效地培养工业人才，1953年4月起，国立高机划归一机部领导，改为第二机器工业学校，后相继更名为上海动力机器制造学校和上海机器制造学校。学校缺乏师资，就将本校应届优秀毕业生留校当教师。我作为其中之一，也被留了下来。

1952年9月至1953年6月，一机部为新教师专门举办了师资班，补习数学、物理、外语、力学等基础理论知识，同时要下厂实习，增加专业实践知识和为下学年上课做好准备。经过一年的艰苦努力，在一无专门知识，二无教学经验，三无参数资料，四无实际经验的情况下，1953年9月，我给汽轮机、锅炉、柴油机三个专业7个班按时开出了公差与技术测量、夹具、切削原理与刀具三门专业课。由于备课时间十分紧，我往往日以继夜地工作。尤其是开始的一段时间，每次课我都要试讲多遍，边学边讲，学长教学弟，好不容易勉强完成了任务。这一段时间，我是既紧张又愉快。

1954年4月，一机部请来了苏联专家在北京帮助培养师资，学校派我参加，专门学习俄语和机器制造工艺学，同时学习机械制造方面的专业课，时间一年半。我在班上担任党支部委员兼团支部书记。结业后，我被留下编写符合中国国情的机器制造工艺学教材，从中我学到了许多东西。1956年上半年，编完教材后，我回到上海，正值周总理号召向科学进军。我边上课边参加上海交通大学的首届夜大学机械系机械制造专业本科学习，1962年8月毕业。我终于完成了大学本科的学习，毕业证书为第1号。

1953年，学校改名为上海动力机器制造学校以后，新增加了一些专业。于是，我成了学校涡轮机专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开始从事涡轮机专业课的教学工作。1958年，上海动力机器制造学校和上海机器制造学校进行系科调整，学校改组、升格为上海动力机械专科学校，我随涡轮机专业到了上海机械专科学校。1960年，学校上升为上海机械学院时，我是教研室副主任兼动力系教师党支部书记。1962年开始评定教师职称，我成为首批被批准为讲师的两名青年教师之一。同年，我与其他教师一起先后去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院校招聘一批骨干教师，他们学术水平较高、教育经验丰富、教学效果好。这批教师日后成为我校教学和科研的骨干，为我校师资队伍建设、学科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走过“文革”，我成为学校领导班子成员之一

我是经历过“文革”的人。十年内乱正是我33～43岁的黄金时间，其中，一年半下乡，1年去安徽凤阳“五七”干校，1年去吉林省延边地区6个县为上海知青办拖拉机短训班，还有几年搞斗批改，复课闹革命。“文革”中，我既得到了锻炼，也产生了消极情绪。1978年，研究生招生制度恢复，我在动力系大力支持学校招收研究生。最后，我校第一届招收了11名硕士研究生，开创了我校招收研究生的先河，为我校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和学科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文革”结束后，我也迎来了事业上的发展良机，并开始担任学校的领导职务。

1979年5月，我正在清华大学与清华教师一起审定高等学校教材《涡轮机制造工艺学》时，接到学校电话，要我立即回校参与学校领导工作，说上级领导已来校宣布我为上海机械学院副院长兼教务处处长，分管教学工作。其实，“文革”前我已被列入学校领导后备干部名单，学校恢复正常后，又启用了原来的预案，把我推上了领导岗位，这一年我46岁，是全上海最年轻的校级领导之一，也是首批不是离休老干部的新兴知识分子初次上岗。

我担任副校长的四年，工作压力并不大，因为我在动力系做的也是教学管理工作，性质相同，只是范围扩大为全校而已。我认为，工作、学习、研究三者应有机地结合起来。结合工作的研究是更深入的学习，对工作有百利而无一害。为了做好管理工作，我全力以赴，甚至放弃原专业，转而学习和研究教育管理、教育系统工程方面的专业知识。我提出的关于提高教育质量的着力点及具体措施，竟然得到了上海和华东高教学会的认同。我甚至在学术年会上、在华东师大举办的培训班上，作了专题报告。在此基础上，在我校精机811班进行的为期三年的实践，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后还获得上海市第一届教学研究成果优秀奖。

1982年前后，学校开展了一次教育思想大讨论，就教育与科研的关系，学校以教学为中心，还是以教学、科研两个中心在教师和干部中开展了热烈的讨论。大多数人认为高校应成为教学和科研两个中心。教学是基础，科研是提高；科研是知识的源泉，教学是知识的传承。教学和科研的结合，是高校的特征，也是国际上高等学校发展的成功经验。这次大讨论为学校的发展明确了方向。此后，学校领导既抓教学，又抓科研，把两者结合起来，使学校的科研和教学得到很快的发展。我校在一机部高校中的地位明显上升，甚至超过某些重点院校。

1984年，在担任副校长一届期满时，校党委书记因年龄关系要离休。上级任命我为校党委副书记，主持党委工作。1987年，上级党委正式任命我为校党委书记，直至1991年2月换届。

党委工作与原先分管的教学工作截然不同，主持党委工作是抓学校的全面工作，方方面面都要照顾到，上下左右都要处理好，人际关系复杂，政策性强，责任重大。党委重点是要抓好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把握好政治方向；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管好干部和人际关系；抓好党的自身建设；保证全面完成党和上级的各项任务和学校经常工作的正常进行。我在主持党委工作的8年中，一心扑在工作上，基本上做到了上级党组织放心，师生满意。在我担任校领导期间，每年春节都要走访70多户教工。有一次，大年初二，我和副院长陈琳两人骑自行车走访老师家后回校，已是晚上10点多，我的自行车被石墩子绊倒，手和衣服都擦破了。我记得我还曾经分管过保卫工作。那时候，每到大热天，我总要买些西瓜送给一线同志表示慰问。这些看起来虽然都是小事，但在物质紧缺的年代，是十分暖人心且必要的。1985年，我还被选为上海市第五届党代会代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五次代表大会。

从1979年5月至1991年3月的近12年间，虽然担任学校的领导工作，但我始终坚持在教育第一线，坚持将教学、研究与学校的领导工作相结合。不管工作多忙，每学期我都要担任一门课程的教学任务。在国家教委号召教授上基础课时，我担任了基础技术课材料力学课程的教学工作。

五、我在教育科学研究方面也有所建树

1979年起，在担任校领导后，我一边坚持教学，一边坚持从原有的涡轮机制造专业转向高等教育管理和教育系统工程方面的艰难转型，以更好地服务于管理的需要。在我的倡议下，我校在1987年创办了国内第一个教育系统工程硕士课程研讨班，1988年创办了高教管理第二学士学位专业，并获上海市教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89年，我亲自挂帅，创建了教育管理硕士点，成为该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我主编的《教育系统工程》是国内第一本这方面的专著，曾获得上海高教学会优秀专著一等奖、中国高教学会优秀专著三等奖，我担任副主编的国家教委“六五”重点课题成果《高等教育管理学》获中国高教学会二等奖。我先后主编和作为主要成员编写的教材与专著有15本，其中《涡轮机制造工艺学》和《教育系统工程》多年来一直被用作本科生和研究生教材。

担任校领导工作以来，我主持或作为主要成员参与的科研项目30余项，有国家教委“六五”重点课题“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八五”重点项目，我国教育发展中长期目标和学制的统筹研究，国家教委“八五”重点课题“高等教育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问题研究”等。先后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二、三等奖，上海科技结合生产重点工业项目会战振兴二等奖，上海市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优秀奖等十多项奖励，先后在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和国内外杂志上发表论文130余篇。值得一提的是，我和孙绍荣老师一起，从国际比较中归纳出高等教育数量发展与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之间的规律性联系，这一研究成果引起国家教委和国家教育研究中心的重视。后我受邀参加全国教育规划“八五”、“九五”、“十五”的测算工作。1983年，我还以上海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全国教育规划会议，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甚至还聘请我为兼职研究员。我还曾经是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教育发展战略组成员、全国自然科学基金学科通讯评议组成员、原机械部高教研究室主任。我还先后获得上海高教学会先进个人、中国高教学会优秀工作者、中国系统工程学会优秀学会工作者等光荣称号。1992年，我被评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六、退休了，我担任了民办邦德学院首任院长

1997年，我退休了。那时正值全国民办教育蓬勃发展之际，干部紧缺。1998年5月至2002年8月，我应聘担任民办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第一任院长，全程参与了该校筹建、申报、逐步走上正轨的过程。

针对民办高校生源较差的实际情况，我在教学上提出了“发展”的教育思想，即是要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使所有学生从自身的实际出发，人人都得到发展，在素质上得到较大提高。发展和提高是指一切学生（全体学生）和学生的一切方面（德智体全面发展），以进行全面管理和全程管理，其实质就是“以学生为本”。

朱佳生（中）正在接受采访

我提出，对学生，要明确提出大专三年期间要达到一个目标，完成两个过渡，实现三个转变，做到四个学会，体现五个精神。一个目标就是要达到教学计划规定的专业培养目标，德智体全面发展，成为一个合格的毕业生。两个过渡就是从中学生向大学生的过渡；大学生向工作人员的过渡。三个转变就是在生活上从依赖家庭向独立生活转变，这是学生成熟自立的基础；在学习上从依赖老师向独立学习转变，达到无师自通，这是业务上成熟的基础；在思维上从学习知识向培养智能转变，尤其要着重培养创新能力，这是一个学生今后发展的基础。四个学会就是要学会学习，学会工作，学会生活和学会做人。五个精神就是自信、勤奋、团结、进取、创新。其实质是以学生为本的全面素质教育，要求全校教工做到三个育人，教师教书育人，干部管理育人，员工服务育人。我的这些教育思想得到了学校上下的认同，在邦德学院第一届毕业生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收到了明显的成效。

2002年，是我从教50年，近百名来自祖国各地的学生为我召开了庆祝会。他们还送给我一副对联：

七十寿辰鹤发银丝，处处楷模神采扬；

五十耕耘春华秋实，满园桃李芬芳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