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学习陶行知_陶行知教育思想基

时间:2019-07-03  栏目:理论教育  点击:4 次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陶行知_陶行知教育思想基

一、我们为什么要学习陶行知

毛泽东称陶行知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7月,《人民教育》杂志发表的纪念陶行知逝世四周年社论指出:“研究和发展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与教育经验是当前新教育建设和旧教育改造过程中一件重要的工作。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经验是属于中国人民教育的一份宝贵的遗产。”“他的教育思想和旧中国的‘传统教育’思想体系是有根本性质的区别的,是和它公开地、一点不含糊地对立着的。”“新中国已开始了新教育的建设和旧教育的改造过程。我们接受陶先生的遗产完全是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既不是抽象的学院式的研究他的学说,不是要把他的学说作为教条;而是接受那对人民教育建设有用的东西,是把这些有用的东西,吸收到人民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中来,成为改革旧教育、建设新教育的工具。”社论还指出:“研究陶先生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经验,就成为很必要的教育工作。”(Ⅻ,920、923)

然而,由于种种的历史原因,这项很必要的教育工作竟延迟了30余年。1985年,中国陶行知研究会成立。在成立大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胡乔木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陶先生是近代中国杰出的教育家、教育思想家”,“陶先生是由卓越的民主主义战士转变到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典型。这方面,也是全国人民和我们党历来所肯定的。陶先生的一生,特别后半生,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在无论怎样困难的条件下,陶先生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护,从来没有过任何动摇。”“陶先生是一个伟大的、进步的教育家、教育思想家,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爱国者,所有这些方面,陶先生是完全当之无愧的。”(Ⅻ,964、966)

陶行知是在白色恐怖和物质生活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创造了中国化的“生活教育”理论的,他为中国的教育寻找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到自由平等的国家的教育理论,并且在不同历史时期发起了各种教育运动以配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邓初民回忆说:“那时陶先生所领导的生活教育社、所主办的育才学校、社会大学和以民主同盟重庆市支部主任委员资格发行的《民主星期刊》,无一不竭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没有一件事、一个时候离开过共产党的领导。”(Ⅻ,939)1940年冬,陶行知对白韬同志说:“我为人民解放和民族独立奋斗了几十年。一直到现在还是无党无派。如果我想入党的话,可以毫无思索地请求加入共产党,并且毫无保留地听从一切决议。”(Ⅻ,933)陶行知说的正如他所做的。在陶行知去世时,周恩来在给延安发的电文中说:“十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Ⅻ,876)

著名儿童教育家陈鹤琴先生回忆说:“陶行知先生是近百年来一个伟大的教育家”。“陶先生是一个即知即行、能知能行的实践教育家。他很少空谈理论,总是老老实实地硬干。”“陶先生具有特异的思想。‘小先生’‘教学做合一’‘学校与社会打成一片’……所有这一切,没有一样不表现出他的伟大创造力和特异的思想。”“陶先生艰苦的精神、创造力的伟大、思想的前进,确是空前的。”“陶先生不仅有特异的思想和独创的文笔,而且,他的热情与纯爱,凡跟他接近过的人都感觉得到的,他热爱儿童,热爱大众,热爱一切弱者。这种伟大的博爱精神,使他成为艰苦奋斗、公而忘私的勇士,为了追求真理,他从来没有休息过一天。”“陶先生的主张,正是现代最前进的生活教育理论”,“在教育实践方面,陶先生的贡献非常宝贵。”(Ⅻ,915)(www.guayunfan.com)

遗憾的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我们没有在实际工作中认真学陶,致使我们的教育事业多走了许多弯路。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一直在大声疾呼,要改革教育,要“纠偏”、“减负”,但是越“减”越重、越“纠”越偏了,这是为什么?正如徐特立所说:“陶行知是中国革命的教育家。他的学术是服从革命而成为革命的学术。他是唯物主义者,他认为教育不是别的,而是生活。”“行知吸收了杜威的教育与生活结合,学校与社会结合,这种结合还是现实主义,不过没跳出狭小的教育圈子和学校圈子,所以杜威虽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但不是一个革命家,行知却是一个革命家,同时在教育方面起了伟大的革命作用,他的革命不停止在教育圈子和学校圈子中。行知的教育学说几乎与我们的教育事业全部一致。”徐特立指出:“行知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所以他的教育是建立在生活上,他反对强迫人家丢掉饭碗去读书(见《普及教育方案》)、反对离开劳力而劳心(见《在劳力上劳心》论文)、反对把天理压迫人欲(见《生活及教育》),所有这些都是功利主义、现实主义、实际精神的范畴。从18世纪资产阶级的唯物主义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都承认这一原始的物质基础。离开这些物质条件就谈不上教育,也谈不上革命,行知论教育到处都照顾到这一点。”(Ⅻ,880)陶行知一生的教育实践就是循着这一条轨迹走过来的,所以他成功。

徐特立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他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对陶行知教育理论的评价是深刻而又恰当的。在此四年前即1942年,徐老还曾说过:“如果把生活即教育看作是对中国的病症下药,那么就值得我们特别尊重该社(指生活教育社)的实际精神和革命精神。因为中国不独国民党的复古教育离开生活太远,而我们的教条主义和党八股其理论和原则既非从综合实际的经验得来,而教育的目的也只是为教育而教育,为学习而学习,没有针对着我们的需要和可能的条件。换一句话来说,就是与我们生活无关、工作无关,学非所用,而用非所学,无目的的学习,无计划的学习,过去存在,现在还是存在。”(Ⅻ,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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