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求学，所为何事_陶行知教育思想基

我们求学，所为何事_陶行知教育思想基

五、我们求学，所为何事？

我们求学，是为了什么？生活教育与传统教育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也是针锋相对的。

绵延1317年的科举制度，就是封建王朝的选仕制度，读书人唯一的出路只有仕途之路，读书为做官。这是用制度来规定读书的最终目的，竟绵延至20世纪初。这在人类历史上实属罕见。

1905年清未，废科举、兴学堂。结果如何呢？正如陶师所说：“我们先前以‘老八股’不适用，所以废科举，兴学堂；但是新学办了三十年，依然换汤不换药，卖尽力气，不过把‘老八股’变成‘洋八股’罢了。‘老八股’与民众生活无关，‘洋八股’依然与民众生活无关。”“‘老八股’与‘洋八股’虽有新旧之不同，但都是靠着片面的工具来表现的，这片面的工具就是文字和书本。”（Ⅰ，114）这就是说：“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升官教育，以及“为教书而教书，为读书而读书”的超然教育，依然在延续，读书人仍然找不到自己的方位。“九一八”事变后，陶师感慨地说：“五四以来之大学生及留学生，今多数皆已投入军阀与帝国主义之怀抱，以攫食其残余，而一反其曩日之言论与主张。此则吾人今日所应引为殷鉴者也。”（Ⅺ，498）反侵略战争是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严峻考验，更是对教育的一种最严格的检验。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至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60年间，有多少列强入侵中国，我国经历了多少次惨重的失败。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变成了一个任人宰割的国家。直到“九一八”事变发生，竟能让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长驱直入，吞并了东三省后，在几年内使江南沿海各省市相继沦陷。陶师说：“中国现在危机四伏，存亡一缕。造成这个的原因，就是这山穷水尽的传统教育。我们要挽回国家的危亡，必须打破传统的教育而寻生路。”（Ⅲ，508）应该看到，这里陶师所说的“我们要挽回国家的危亡，必须打破传统的教育而寻生路”，是近百年来的一个历史教训的总结。陶师认为：“传统教育是变人为少爷、小姐、书呆的教育，也就是一种亡国的教育。”（Ⅺ，571）陶师之所以反对培养书呆子，是因为“书呆子就是读书没有目的的人。”（Ⅱ，14）“书呆子不但不劳力而且不劳心。”（Ⅲ，595）这种书呆，当国家存亡一缕，自己快当亡国奴时，也不会去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

陶行知提出的“书呆子”问题，在1935年曾与张耀祥（翔）先生有过一番论战。张先生曾留学美国，历任北师大教授兼教育科主任、中华心理学会会长、心理杂志总编，南京大学教授，暨南大学教务长、文学院院长、教育系主任，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为最早将欧美心理学输入中国的学者之一，曾创办中国第一个心理学会和心理学杂志。该张先生于1935年在《教育杂志》发表一篇短评，驳陶先生的“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言论。他提出：“假若有人无需为目前个人衣食而劳作，致全力于读书，不管他是为求学或为消遣，我们都不应该非议他。”陶师反问道：“请问这位致全力于读书的先生的衣从何为？食从何来？正当大众吃树皮草根的时候，读书人还以‘致全力于读书’为消遣，还不许人非议。”（Ⅲ，345）陶师引用了《水浒》第十六回中白日鼠白胜唱的两句唱词：“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来回答张先生，陶师问道：“看到这两句诗，再看看张先生的言论，当作何感想？只吃桑叶不肯吐丝的蚕，谁愿养？”（Ⅲ，345）(www.guayunfan.com)

张先生还有一个怪论说：“嗜书者好沉默，因为他时刻在思想上不爱参加其他活动，因为他已经得着最高等、最愉快之活动。”陶师风趣地说：“这几句话实在是一个有闲的书呆子的小影。”陶师指出，除了“思想”二字宜改为“呆想”、“空想”之外，这幅小影是画得不错的。

张先生又有一个怪论，说“犁耕是劳动。笔耕也是劳动。”陶师回答说，不错，但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时代是过去了。我们必须问为什么耕？种的什么？不管是犁耕也好，笔耕也好，而种出来的东西都是麻醉人的大烟，那么，虽能愉快一时，前途怎么呢？”（Ⅲ，347）从这里可以看到，张先生在《教育杂志》发表短评，评论陶师提出的“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言论，完全是站在传统教育的立场上为传统教育进行辩护的。在1935年，民族已经到了空前的危机，学潮四起，抗日爱国运动已遍及中华大地，然而还有像张先生那样的大学教授竟然说出“致全力于读书，不管他是为求学或为消遣，我们都不应非议他。”

“书呆子是社会的名称，不是科学上的名称。”张先生为书呆子进一步辩护。陶师说：“我们能够因为科学里没有书呆子的名称，就能否认书呆子的病态吗？”张先生赞成读经，陶师便引了一句经来证明，孔子说：“乡愿，德之贼也。”陶师问：“‘德之贼’是个科学名词吗？乡愿能用科学为盾牌而逃避‘德之贼’的社会制裁吗？书呆子是个什么人？我就用张先生的话来答复：书呆子是一个致全力于读书的人。他除了读书以外，不做别的工作。”（Ⅲ，346）

注释：“乡愿”一词，最早出自《论语·阳货》，子曰：“乡愿，德之贼也。”乡愿，系指不分是非的老好人，是道德的破坏者。《孟子·尽心下》对“乡愿”作了具体描述：“言不顾行，行不顾言，……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愿也。”“乡愿”一词含义丰富，孔子所谓乡愿，大概是指伪君子，指那些看似忠厚实际没有一点道德原则，只知媚俗趋时的人。孟子所言大约是说言行不一，当面背后各一套的四方讨好、八面玲珑的人就是乡愿。这种人随波逐流，趋炎媚俗，更多的是指道德败坏的小人。

什么是“致全力于读书的人”？他除读书以外，不做别的工作。爸爸病了他不管，妈妈没有米下锅了，他不管，穷孩子不能上学他不管，邻居失火他不管，田里大旱他不管，逃荒的人吃树皮草根他不管，黄河决口他不管，日本侵占了东三省、打到了上海都不管。陶师说：“这种麻木不仁的人，还不是和呆子差不多，还不要想个法子来为他们诊治诊治吗？”（Ⅲ，346）陶师感慨地说：“我们对于‘读书死’的认识，决不停止在个人的死活上。拼命读书，始而近视，继而驼背，终而吐血以至于夭折。这种狭义的死，固然令人为他可惜，但是更可惜的是未死之前，整个生活之残废麻醉，失却人生、社会的正确意义。只管读书，不管父母死活而父母死；只管读书，不顾民族死活而民族死。这样，小已纵然读书成名，升官发财，而袖手坐看大已枯萎，我们要不称他为读书死也不行了。”（Ⅲ，347）陶师对于“读书死”的解释如此精辟，今天读来仍然是诊治书呆子的一帖良药，我们不禁要扪心自问：“我们求学，所为何事？”

陶师批评说：“中国人求学，往往不在服务，在出风头。他们将学问往头颅里边装，学问一装，头颅就大，越装越大，再装再大，大得不可再大，就要出洋。出洋回来，头颅更大，从此就锁起来，不再开了。开必须金钥匙，否则永远不开。这种人无以名之，名之曰守知奴。今天的守知奴，是将来的亡国奴。”（Ⅳ，146）大众不喜欢这样的人，这种守知奴也无形之中把自己弄“死”了。陶师诚恳的告诫大家：“我们要把自己的生活，放在大众的生命里，个人的生命才有意义。唯有把自己的生活放在大众的生活里，个人才不会死。”（Ⅳ，150）这是至理名言。

我们要用活书，活用书，也只有这样，我们才会获得真知识，也只有把自己的生命放在大众的生命里，个人才不会死，我们才不至于读书死。我们要做用书人，不做读书人；我们要做书的主人，不做书的奴隶，也只有把自己的生活放在大众的生命里，大众会给我们指点怎样用书，指导我们在行动中用书，而且可以写出自己的书，以贡献于人类、民族、大众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