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历法与钦天监_渐摄与融构_中西

我国古代历法与钦天监_渐摄与融构_中西

第三节　我国古代历法与钦天监

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其中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重直觉”，其代表就是老庄主张废思废学，以无知无思无欲之心直接感觉客观的万物本原的道。这种重直觉的思维方式使得知识分子不注重逻辑上的论证，不注重建立形式上的条理系统。例如，最能代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的数学，无论是《周髀算经》，还是《九章算术》，无一不是以解决实用问题的形式出现。有问题，有答案，但缺少原理的论证和逻辑体系的建立，其演算推导过程也很简略，有人评论为“只有算术，没有数学”。我国著名的科学史家李俨先生，把他的研究著作命名为《中国算学史》，的确是意味深长的。

在这样的思维方式影响下，我国古代学者的治学方式，是一种不具备严密的逻辑思维的治学方式。另外，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儒家经典一直被人们奉为万古不变的“真理”，这些经典具有不可抗拒的权威性，读书人长期对它们顶礼膜拜，学习的主要方式就是熟读、记诵这些经典。于是，形成了对经的校、注、笺、疏、传、释、诂、证、解为正途的治学方法，“述而不作”成为读书人的宗旨，接受式成为学校教学的主要方式。

在“重直觉”的思维方式和“述而不作”的治学方式影响下，我国古代的天文学也成了一种在经验基础上所得出的推论。关于我国古代的历法，利玛窦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他们计算出的日月蚀非常清楚而准确，所用的方法却与我们不同。还有在算学上，以及一切艺术和机械学上，真令人惊奇。这些人从没和欧洲交往过，却全由自己的经验而获得如此的成就，和我们与世界交往所有的成绩不相上下。”(8)利玛窦的这段话中的“所用的方法却与我们不同”以及“全由自己的经验”表明了他已敏锐地觉察到，“中国人的伦理学说和科学技术依靠直觉和经验，缺乏逻辑推理，各种学说和工艺技术没有构成一个科学体系”(9)。针对我国在科学方法上的缺陷，在中西交通史上有过著名的“利玛窦判断”：“在学理方面，他们对伦理学了解最深，但因他们没有任何辩证法则，所以无论是讲或写的时候，都不按科学方法，而是想直觉能力之所及，毫无条理可言，提出一些格言和论述。”(10)利玛窦对我国天文学状况还做了如下的评价：“他们没有一个人知道地球吸引着有重量的物体，或引力把物体引向地球。他们不知道大地整个表面大都居住着人，或者人们可以住在地球相反的两面而不会跌下来；有些事情他们可以相信，但有些事情他们许多人却难以想象。他们从来不知道，事实上也从未听说过，天空是由坚固实体构成的，星体是固定的，并不是在无目的地游荡，有十层天轨，一层包着一层，由相反的力量推动运行。他们原始的天文科学一点也不知道椭圆轨道和周转圆。他们也不知道相对于地平线，极地的高度随着地球上地带的不同，而且除赤道之外，昼夜的长短也变化不同。”(11)

在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过程中，天文学一直备受我国知识分子重视。这和我国古代的天文学有很大的关系。我国古代的天文学是与占星术相联系的，主要是以制定历法为中心，分为两部分内容：天象观测和历法推算。通过长期累积的天象观测资料和实测数据分析，总结日、月、星等天体的运动规律，然后再通过推算，建立历法。接着是运用历法推算各种天象的运动规律，再通过对天象的实际观测进一步修订历法，这就是我国古代天文学的一系列步骤。简单地可以归结为，“天象观测——历法制定——天象观测”模式，其核心就是制定一部比较准确的历法。可见，这种发展模式清晰表明了我国古代天文学重实用的特征。这也决定了我国古代天文学在日食、月食等天象观测的应用性方面不逊于西方天文学，但在宇宙理论方面却相当薄弱。盖天说、浑天说和宣夜说几乎涵盖了我国古代宇宙理论的全部内容。为此，在西方天文学传播过程中，我国只是把西法当成是修历的“新法”，而不是认识宇宙的新方法，从而将西方天文学理论排斥在外，从而没能形成关于宇宙结构的严密系统理论，也没能成为人们认识太阳系乃至宇宙的方式。(www.guayunfan.com)

我国古代历法包含的内容很广，除对节气、月、日的安排外，还涉及对日食、月食等的推算，同时历法还是指导农业耕作、民事活动的重要依据。再加上中国自古受“天人合一”有机自然观的支配，相信天人之间有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认为天子受命于天，同上天沟通是天子的神圣特权，而能预测各种天象的历书在一定意义上就被视为沟通天意的工具和桥梁。这正是我国古代历法与西方历法的不同之处，李约瑟称之为我国天文学所特有的官方性质。李约瑟就这样提到：“当17世纪各路科学之河汇入现代科学的大海时，中国天文学作为一个体系在着眼点和洞察力方面都跟西方人的天文学有显著的不同。”(12)因此自古以来，历代王朝都把颁布历法看做是至上皇权的象征。修订历法是关乎国家社稷的大事，历代建朝都要重修历法，以确定本朝的正统地位。

在我国历史上，曾有过同时期比较先进的历法，但到了明代，我国的天文学几乎完全停滞，根本无法再制定历法。明代的历法是“大统历”，它的基本天文数据和计算方法都是沿用“授时历”的。授时历是元代的历法，是忽必烈命郭守敬等人设立太史局进行修订的。授时历颁行于1281年，它博采中国历代历法之长，成为中国古代历法中最好的一部历法，所测定的黄赤交角为23°90′30″，在中国历史上是最精确的，它还以365.2425日为一周年，与现今世界上通用的《格雷历》的数值一致。但是，由于在制定授时历的工作中，解决三角函数值和反三角函数值的问题时，采用的近似公式比较粗糙，计算结果误差较大；同时取3为圆周率值也增加了误差；而且“刘秉忠所倡导的改革是遵从汉人的国家礼制，因此也给改历本身带来了极大的制约，使得新历法的创新仍无法跳出延续一千多年的汉人历法体系的基本框架”(13)。再加上受当时天文观测水平限制的影响，授时历在元朝就出现了错误。

如洪武十七年（1384），漏刻博士元统认为，从历元到洪武甲子年（1384），授时历已“积一百四年，年远数盈，渐差天度，合修改。七政运行不齐，其理深奥”，因此，建议修改，“以成一代之制”。其建议虽得到了批准，但“仍取《授时历》，去其岁实消长之，析其条理”。后来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北京北极出地度、太阳出入时刻与南京不同，冬夏昼长夜短亦异。今宫禁及官府漏箭皆南京旧式，不可用”。可是，在正统年间有人提出这问题时，正统帝不但不听从，还下令：“此后造历，仍用洪、永旧制。”随着时间的推移，沿用授时历的“大统历”所暴露的问题日益增多，误差也越来越大。如在英宗正统五年正月初一（1441），按历法推步，当天有日食，但却什么动静也没有。这本来是天文官预报不灵，却被解释为上天对皇帝的眷顾，不以日食向皇帝示警。在嘉靖十九年三月初一（1540），钦天监也预报了日食，却依然没有出现日食。对于明朝大统历在1450—1600年间出现的交食出错，现用表3-1简列如下。

表3-1　明朝大统历在1450—1600年间出现的交食出错(14)

这么一部错误日益明显的历法，却始终没有被摒弃，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钦天监和礼部认为“祖制不可改”所导致的，但国家没有天文学人才也是当时的一个事实。由于“国初学天文有厉禁，习历者遣戍，造历者诛”，导致无人研究天文历法，虽然后有利玛窦等了解西方天文学的传教士到来，可由于一些封建官僚顽固地认为祖历不可改，谁敢妄言改动“祖宗钦定、圣贤世守之大统历法”，那谁就是“暗伤王化”。虽然“大统历”时有差错，但钦天监官员因为“以祖制不可变”，将一些提议修改历法的意见不上报，仅1480—1600年间就出现了多例，现用表3-2简列如下。

利玛窦看到了中国历法的不足之处，同时也认识到历法在中国的特殊重要性。所以在1605年5月12日，他给罗马的信中写道：“我便说只要我说起的那些历算学家能来，我就不难把我们的天文表译成，把他们的历法修正一下。这就可以使我们得到极大的声誉，我们也就可以把中国的门户开放了，又可以巩固我们的地位，增进我们的行动自由。”在万历三十八年十一月（1610），由于壬寅日食推算上的失误，礼部官员也开始考虑改历一事。鉴于有人提出利玛窦、龙华民等这批来华传教士“携有彼国历法，多中国典籍所未备者”，礼部上奏，建议调集中国的刑云路、冷守中、徐光启、李之藻以及庞迪我、熊三拔进行历法改革，明确提出“欲议修历，必重测验。乞勅所司修治仪器，以便从事”。但可惜的是，只有刑云路和李之藻到了北京，改历工作没能开展。

对于刑云路在我国古代天文学的贡献，特别值得一提。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他完成了《戊申立春考证》一书。还通过实测正午晷影长度确定了万历三十六年岁前立冬的时刻，在此基础上推出了一个新的回归年长度值，其值为365.242190日，全年误差只有2.3秒，成为了我国传统历法史上最为精确的回归年长度值。从而依次推算出万历三十六年立春的时刻，证明了大统历法所颁布的节气推断结果的错误。但这样一位天文学人才，在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多大的用武之地。(15)

表3-2　1480—1600年间修改历法的提议及结果(16)

对中国天文历法以及科学技术的落后、停滞的原因，对于中国钦天监的工作，在1730年8月11日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神父致法国科学院院长德?梅朗（de Marian）先生的信中，作为旁观者清，他的评述一针见血：“共同竞相存在的多种原因，直到目前为止，都阻止了他们本来可能会在这些科学中取得进步；只要这些原因存在，它们便始终阻止中国人在这方面取得突破。”“第一种原因便是，那些可能会在这些方面有所作为的人，却不能期待得到任何报偿。我们在历史上曾发现过，数术学家们因疏忽大意而受到严惩的情况，但我们从未见过工作受到犒赏的例证，也未曾见过因专心观天而可以受到宽容庇护的情节。在钦天监供职的收入勉强够维持生计，它并不属于‘九卿’之列。”“如果钦天监正想致力改进此类科学。如果他希望使这些科学较前更加精练或更为丰富，那么他就会成倍地增加观察或改革其方式，他也会立即于钦天监成员中激起一种全面的动乱，所有人都会顽固地坚持习以为常的做法。他们会说：投身于新的困境中有什么用？这会将我们置于犯错误的境地，皇帝从来不会放弃减去我们一两年俸禄的惩罚。难道这不是为了寻求利于他人而自寻被饿死吗？”“这可能就是人们在北京观象台上，阻止使用望远镜以发现肉眼看不到的星象，使用摆锤以更精确地计算时间的原因……这些人很可能是坚决反对此类革新的，他们强调了其民族对于古习俗的依恋和执著。他们当时只受一己私利的支配，甚至还害怕在一次王朝的更迭变迁之中，被这位皇帝下令化作铜币的那些古老的中国仪器又会体面地出现；那些现今非常有用地代替了旧仪器的天文仪器，又会被送往熔炉中，以至于使它们一直从人类记忆中消失。”“阻止这些科学发展的第二大原因，便是无论是在外部还是内部，都没有刺激和维护竞争的任何机制。如果说中国于其近邻中有一个专修科学的独立王国，其作家们能够揭示中国人在天文学方面的谬误，那么中国人便可以从其昏睡状态中清醒过来，皇帝们便会变得更加注重推动这种科学的发展。”“在中国国内没有更多的竞争，或者是这种竞争如此脆弱，以至于人们觉察不到它。”“天文学的研究绝非是通向财富与荣誉的道路。仕途上的平坦大道则是研究经书、史书、法律和伦理经典……世人正是通过这条道路而高中进士的等级。人们一旦获得这一学位后，就会获得荣誉和声望，舒适生活便会接踵而至。”“无论中国人在天文学和几何学方面所具有的早期基础知识到底有多少，我们都可以肯定，中国人并没有更进一步地推动发展这门知识，现今在这方面他们的知识已不那样先进了。真正的不幸是中国人后来很少为此而具有忧患意识，只能培养思想上的纯思辨，科学并不是他们最感兴趣的内容。”(17)

后来李之藻改衔南京太仆寺少卿，他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再一次推荐庞迪我等进行改历一事，认为：“其所论天文历数，有中国昔贤所未及者，不徒论其度数，又能明其所以然之理。其制窥天、窥日之器，种种精绝。今迪我等年龄向衰，乞勅礼部开局，取得历法，译出成书。”也同样未起到作用，“时庶因循，未暇开局也”。几年之后，庞迪我也去世了。就在李之藻大力推荐庞迪我进行改历一事的那一年，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金尼阁奉龙华民之命返回欧洲，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募集图书和带天文学家过来。耶稣会方面也很重视利玛窦的建议，以致后来陆续来华的邓玉函（Joannes Terrens）、汤若望（Adam Shall von Bell）等都对天文历法十分精通。他们等待时机，准备参与修历，希望得到重用。终于，机会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