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华侨同学_达人历届校友

我的华侨同学_达人历届校友

我的华侨同学

1962届　雷　甫

·1960年9月，我班部分同学与南汇三灶公社光明三队农民合影。(www.guayunfan.com)

第四排左三为侨生H

·1962年6月，我班为欢送参军的同学而合影留念。

第一排右五、六、七为三位女侨生

新中国的诞生，对侨居国外的爱国华侨产生了极大的鼓舞。他们有的放弃了侨居国较为丰裕的生活，怀着一腔热血赶回国内，为建设新中国而出力；有的则把自己年幼的子女送回祖国入学就读，培养成有用之才。上海当年接收侨生的中学，有南洋中学、曹杨中学、控江中学等，还有笔者曾就读的徐汇中学。高中三年，笔者即与这些侨生成为同班同学，并留下了几张珍贵的合影。

戴着金项链下田挑稻谷

1959年8月20日，是徐汇中学校方为高中新生举行的返校活动日，只见几个穿着花衬衫、头发梳理得油光可鉴的男同学，十分惹眼地出现在校园里。那时国内还没有人敢这样穿着打扮的。他们正巧分在我们班，班主任老师说：“这几位是归国侨生，今后三年将与我们在一个班级中学习……”

以后的学年中，又陆续来了几个华侨同学，这样总共有三位女侨生和六七位男侨生。全班五个小组，每组都有侨生。男女侨生最惹眼的是他们的穿着，有个别还戴着金灿灿的项链，无论走到哪儿，一看就知是从国外回来的。他们都来自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男生穿花T恤、梳大背头、足登尖头皮鞋，一开口就是广东福建腔的普通话：“哇！好厉害啊……”女生反倒不如男生穿得花哨，但若与国内女生相比，一看就知她们来自东南亚各国。

穿着奇装异服的他们，和我们在同一个教室中读书，又到同一个公社下乡劳动。三年中，我们共下乡劳动4次，每次两周左右，吃在农民家，睡在农民家，和农民干一样的活，想想也真难为了这些侨生。

1960年9月中下旬，我们在南汇三灶公社光明生产队劳动。正是三秋收稻季节，农民们在田里收稻，一边割一边捆，还要挑到村前打谷场。因人手不够，生产队长就安排我们去田里挑稻谷。两捆稻谷足有一百几十斤重，我怎么也挑不动，引来在一旁的农民的嘲笑声。倒是小组里的一个侨生H，却利索地挑了起来。他颈上挂着的那根金项链，随着扁担的上下晃动而有节奏地摇晃着。田埂左右稻田里的几个女社员看着这个小华侨，不由得赞叹：“哟！伊还蛮来事的！”这位侨生胆大，劳动卖力，学习成绩也好，后来考入了上海科大。

别看侨生们穿着打扮上更像成年人，其实他们都是天真无邪的孩子，遇到开心事便纵情大笑。惟有政治学习时，男女侨生都闷坐着不发一言，即使小组长启发他们开口，他们也只是报以一笑。

有一年暑假放假前组织政治学习，我们小组被安排到学校对面的圣母院育婴堂中讨论。高大宽敞的育婴堂，即使在盛夏，也是阴凉得很。我和侨生R学习完后去各处走走。育婴堂中早已不见弃婴，唯见穿着黑色长袍的修女们，悄无声息地走动着；院子里荒草丛中则尽是坟墓——典型的外国坟墓，一座座坟前是花岗石的墓碑以及天使的石雕像，埋葬着亡故的修女和夭折的孤儿……侨生R悄悄地问我：“在国外，听人说大陆禁止天主教，怎么这里还有修女？”我对他说：“你看，徐家汇天主堂不是还在吗？”

令人耳目一新的异国情趣

我的这些来自国外的同学，更多的是给我们带来了令人新奇的异国情趣。

侨生中多数来自印尼，父母大多经商开店，家境较好，少数来自泰国、柬埔寨，则有富有穷。这从他们的穿戴以及所用的物品上即可区分。家境好的，会戴金项链，个别还戴金戒指，写字用的是派克笔和雪白雪白的硬面笔记本（当年上海根本没有这样好的纸）。

高二开学时，来了个插班侨生S，十足的小帅哥——花衬衫，金项链比别人粗，十分惹眼；他手中的一支派克金笔，也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美国名牌。每次测验或考试完后，他总是心疼地瞅着那支派克笔嘟囔：“这都是些什么纸，把我的笔尖也磨坏了！”

原来，那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纸张奇缺，平时学校用纸都是又黑又糙的再生回收纸，手摸上去感觉就像马粪纸。我们用的钢笔，档次低，自然无所谓，但却委屈了高档金笔，无怪乎他要心疼得哇哇叫了。

与我们国内学生明显不同的是，男侨生们普遍好动，爱好文体活动，哪怕是做完课间操还剩十来分钟时间，他们也会抓紧在操场上拉起场子打棒球。来自印尼的男侨生，人人都会打棒球，边奔跑边兴奋地大叫，广东腔的普通话中还夹杂着听不懂的印尼话。出于好奇，我们也向他们学印尼话。据他们说，印尼话就是拼音，好学得很。比如“吃饭”叫maganasi（马嘎那西），猪是babi（巴比），lubabi（鲁巴比）就是“你是猪”。有时，我们不小心把“鲁巴比”错读成“古巴比”（我是猪），引得侨生们开怀大笑。

女侨生显然不像男侨生那样张扬，她们都很文静。尤其是女侨生W，一个典型的东南亚女孩，秀曼文雅，说起话来低声细语的。但在举行文艺汇演时，来自印尼的她们也欢快地登台，和男侨生同声唱起富有异国情调的民歌《哎哟妈妈》、《划船曲》、《莎丽楠蒂》……男侨生还弹奏乐器，用砂球打着节拍。在耳际尽是歌唱“三面红旗”的主旋律声中，突然响起一阵轻快而又抒情的东南亚乐曲，真令人耳目一新！

受他们的影响，我们几乎都会唱印尼民歌。高三开学时，从其他学校转来了侨生C。C虽是男生，却能歌善舞，他平时走路似乎也带有猫步味。他的书包里随身带有一本抄自印尼的歌曲集。课间休息时，大家就聚拢在他的课桌周围，由他翻开歌曲集，一首一首地往下唱，而我们则手拍课桌跟他学唱印尼民歌。这样的景象，在别的学校恐怕是很难看到的吧。

随身带来的诱人“集装箱”

如今被列为“上海市近代优秀建筑”并受到保护的那幢法式建筑，就是当年徐汇中学的新校舍。其一至三楼为教学设施，四楼整个层面都是侨生宿舍。

记得刚进中学时，校方特意关照我们不要到四楼去，“以免影响华侨同学的学习与生活”。所以尽管我们对四楼充满了神秘感，一般也不会上去的。直到高二暑假时，一天晚上，两位同学来约我去四楼看望男侨生，这才第一次登上四楼，见识了那里面的庐山真面目。

一间间像教室般大小的房间里，沿着四壁是一张张单人铁床，空间部位挂着洗晒的衣服，完全是集体宿舍的模样。想想他们，大多和我们差不多年龄，却远离父母来到上海，生活上事事都要自己料理，也真是很不容易的。

我注意到，与其他集体宿舍明显不同的是，这里的每一间宿舍凡是空旷处，以及房间外宽大的走廊两侧，都整齐地码放着一个个硕大无比的箱子——那是以粗藤条编制而成的藤箱，十分坚固。这些站立着的藤箱，高度一般不低于一米，小的六七十厘米见方，大的足有一米见方。那里面放的都是从国外带来的衣食用品。

侨生们告别了商品供应比较丰富的原侨居地，来到了当时主副食品均需凭票定量供应的中国大陆，于是父母们不约而同地为儿女准备了这满满一“集装箱”的食品（主要是罐头食品）和衣物。今天说起来你可能不相信，当时徐家汇周边一个小商店里的商品，恐怕还没有这一个箱子里的东西多呢（笔者后来供职的单位中，有一位1962年从上海某大学专科毕业分配来的侨生，他那个“集装箱”里的东西一直到70年代初还未消化完）！

我的华侨同学们就这样把他们的“集装箱”一个个地摆放着，有的上锁，也有干脆不上锁的。虽说里面都是些十分诱人的东西，但却从未听说失窃过。据侨生说，四楼男宿舍不大锁门的，到了夏天，晚上睡觉还开着门呢。当时社会安定，风气良好，或许这也是他们不远千里来上海读书的原因之一吧。

三年高中很快临近尾声。不幸的是，1962年的高考是大学调整紧缩后的第一年，因大学数量减少和部分专业被撤销，招生名额不得不压缩。我们班级参加高考为57人（其中侨生10人），结果连我在内只有18人考取本科（其中侨生4人）。

6位侨生落榜后，他们仍住在学校，复读后再考。侨生T在考了两年仍未考上后，选择了就业，被分配到杨浦区一家国企当了工人。

1969年初的一天，我在马路上与能歌善舞的侨生C邂逅。他是1962年考入中医学院的。问起近况，他悻悻地告诉我：学校里把他分配到贵州农村的卫生院，他不愿去那里，准备回到印尼去。

至于那三位女侨生（包括那位秀丽的W），后来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了。

（作者雷甫，即沈锦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