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创造教育观_创造教育新论

我的创造教育观_创造教育新论

我的创造教育观

每一种教育形态都有支持它的教育理念，而有什么样的教育理念，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制度、教学方法，也就会造就与这种理念相符合的人才。例如，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主义教育，德国赫尔巴特的三段式教育，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英国贵族学校的天才教育，中国陶行知的大众教育，等等。所以，教育理念是很重要的，它指导人们的教育实践活动，规范着人们的行为。有一位叫做马尔库塞的西方学者曾高度评价观念的作用，他说：“观念形态的东西是不能改变世界的，但它们能够改变人，而人能够变革世界。”

什么是教育理念呢？所谓理念，就是观念或观点，是指人们观察事物时所处的位置或采取的态度。理念是思想意识形态，是客观事物在人的大脑中留下的概括形象。教育理念是从教育实践中产生的，这种理念一旦上升到理论，它又对教育实践起着指导作用。

实际上，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都有自己的教育理念，他们的一切教育活动，都是在其教育理念的指导下进行的，无非是自觉或不自觉而已。有人说，中国没有教育家；也有人说，中国只有两个半（指孔子和蔡元培，半个是指陶行知）教育家。当然，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是散布教育家神秘论。教育家并不神秘，应当说每一个热爱教育、热爱学生和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都是教育家，一个拥有自己教育理念和论著的学校领导者也是教育家。我国是一个大国，在各类学校受教育的人数相当于美国全国的人口，有着广阔的教育实践天地，应当产生许多教育家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教育理论。但可惜的是，我们并没有产生有影响的当代教育家，亦没有形成属于我们自己的教育理论。究其原因，主要是大一统的教育体制造成的，只强调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于是造成了“千校一面、万人一格”的局面。很明显，在这样的体制下，很难形成不同风格的学校，也难以产生不同的教育理念。因此，我们必须转变观念，应当树立这样一个观念：“不必害怕观点的多样化，相反，应当欢迎这种多样化，把它看做有根据解决问题的前提。”[1]

我毕生从事教育工作，热爱教育、热爱学生。特别是我崇尚改革，执著地进行教育改革，力图探索办学的新模式。我自学了国内外许多教育家的论著，希望从他们的教育思想中吸取有益的经验，但我又不囿于他们的思想。在教学改革中，我注意研究新情况，尝试新办法，总结新经验。我先后担任高等教育领导与管理工作共24年，其间我写了5本著作，参加编写的书著多达二十多种，发表的论文有近三百篇。在长期研究与思考的基础上，逐步地形成了我的教育理念——创造教育观。(www.guayunfan.com)

这个教育观是怎样形成的呢？应当说，一个观念的形成既需要一定的实践基础，又必须经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回顾起来，我的创造教育观的形成，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它是我少年时梦想的延伸。在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我偶然读了一本关于诺贝尔发明无烟炸药的故事书。我深深地为他的创造精神所感染，决心向他学习，立志做一个发明家，把一生献给人类最美好的事业。进入大学以后，这种欲望更加强烈，我无时不在做着发明家的梦。为此，在学习中，我尝试着自学，成立业余科研小组，努力培养自己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那时教学方法完全是满堂灌，要求的只是死记硬背的能力。我对那种教学方法越来越不满意，但又无能为力。那时，我虽然不知道什么是创造教育，但我却很想尝试一下另类教学，这就是我最早的关于创造教育的朦胧意识。

其次，在前苏联留学期间，使我尝到了独立自主学习的甜头。我在当时的苏联科学院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攻读副博士学位研究生，由于中苏关系恶化，我被迫中途辍学。虽然我在前苏联学习的时间只有一年半，但是那种自由的学习方式，却使我难以忘怀。按照前苏联授予学位的规定，我们需要通过三门必修课的考试。但是，导师既不给我们上课，也不指定教科书，更为出奇的是连考试时间也不作规定，学生认为准备好了，可以通知导师进行考试（口试）。这样，我就有很大的主动权，采取备考与科学研究并举的方法，以备考促科研，以科研带动备考，最有效地利用了时间。在科学研究上，导师十分尊重学生的兴趣和选择权，从科研选题到研究方案设计，都由研究生独立完成。导师的作用是启发和引导，他们十分乐意听到学生不同的意见，鼓励开展争鸣。那时，前苏联虽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他们的文化基础与价值观念乃是西方式的，所以他们的教育理念也更接近欧美教育。这是我最早接触到的西方教育，使我体验到了与我国传统教育完全不同的教育，并使我产生了要改革我国教育的想法。

再次，在我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从大量实践中我看到了传统教育的弊端，并促使我下决心进行教育改革，大力推行创造教育。本来，我被任命为校长是一种历史的误会，是被“赶着鸭子上架”的。我自少年时代起，就梦想当一个发明家，可是当了校长以后，使我失去了发明创造的舞台——化学实验室。在这种情况下，我知道自己再从事发明创造已不现实，于是我不得不转换角色，把我的发明梦想转化为另一个梦想，即培养出更多的创造性的人才。应当说，从这个时候开始，我的创造教育思想已经初步形成了。但是，促使我下决心的还是那些富有创造性的学生，他们是我进行教育改革的依靠力量。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77级学生王小村。他本是历史系77级学生，但是他对历史毫无兴趣，要求转到生物系学习。为了尊重和保护学生的兴趣，尊重他们的选择权，我同意了他的要求。的确，他对生物学很感兴趣，在学习期间，他到野外考察，开展科学研究，写出了数篇论文。由于他不重视课堂学习，特别是不愿死记硬背，所以到了毕业时，他有两门主课考试不及格，经补考仍然不及格。按照学籍管理规定，他只能获得结业证书，不能发给毕业证和学士学位证书。但是，他并不服气，他拿着一摞论文来找我，并对我说：“校长，你是主张培养学生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我的这些研究成果是不是我能力的表现。试问：全校有几个学生能达到我这样的水平？因此，不发给我毕业证和学位证书是不合理的。我希望校长破例，作为特殊情况准予发给我毕业证和学位证书。”我的确被他说服了，我的理念不允许我剥夺他应该得到的权利。这是我任职期间唯一的破例，但后来的事实说明我的决定是正确的。

问题并没有到此为止，后来他又给我出了一个更大的难题。毕业以后，他被分配到湖北省肿瘤医院所属的肿瘤研究所工作，应当说是符合他的特点的。但是，两年以后，他又拿着一摞论文来找我。他说：“这是我两年的研究成果，没有给校长丢脸。但是，肿瘤研究所对我不合适，我希望调到一个英雄有用武之地的单位。为此，我希望校长能把我调回到母校工作，以便加强学校的科学研究。”这的确是个难题，当年他毕业时是破例发的毕业文凭，现在要调回来，谈何容易。说实在的，我内心里是很欣赏他的，问题是如何说服生物系的领导，因为他们一直对王小村持反对的意见。为此，我三番五次地做生物系领导的工作，但他们始终不同意把他调回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只得行使否决权，最后还是把他调回来了。我对生物系的领导说：“让我们观察他五年，如果他是个人才，那是学校的幸事，如果他成不了才，请你们拿我是问。”令人欣慰的是，两年以后，他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第14届肿瘤学术会议上一炮打响，他宣读的论文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会后，他被聘为英国皇家生物化学学会会员，同时他又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邀请去做博士后研究。有谁能想到，一个连学士学位都拿不到（如果不破例的话），更未能得到硕士和博士学位的人，居然被邀请到美国著名大学去做博士后研究，难道这不是对他水平的认可吗？

从这件事使我进一步认识到，创造性的人才成长是不容易的，我们不仅要善于发现他们，而且还要敢于保护他们。当然，像这样的人才不止王小村一个人，还有其他许多例子。应当说他们是在教育改革中成长起来的，同时他们的成功，又进一步增强了我实施创造教育的决心。此时，我对创造教育不仅只是停留在感性认识上，而且已经上升到了理性认识，并且形成了我的较为系统的创造教育观念。

概括起来说，我的创造教育观包括以下内容：

（1）关于人才观。人才观是关于培养、评价人才质量的一个观点，有什么样的人才观，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才标准。人才观是与学校的培养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规定着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学方法。同时，一个国家教育的人才观又是和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相适应的，也就是说，一定的政治、经济制度规定着一定的人才观，而人才观又是为这种政治、经济制度服务的。经过思考，我认为在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一共经历了5种人才观，即工具型、知识型、全面型、智能型和创造型的人才观。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包括欧洲中世纪教会统治学校的时代，教育都是培养工具型的人才，是为奴隶主、封建主和教会服务的。欧洲文艺复兴以后，学校与教会分治，开始重视知识，学校逐步以科学知识教学代替神学。这期间，学校强调培养知识型的人才，从而推动了这个时期文艺和科学的发展。前苏联和东欧以及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根据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规定的教育方针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这就是“全面型”的人才观。实际上，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和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并不是一个观念，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也是难以实现的。到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教育学家布鲁纳十分强调智力的重要性，同时也由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对于智能型的人才提出了要求，于是学校教育又强调培养智能型的人才观。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先后兴起了新的技术革命，而且经济和技术竞争越来越激烈，各国都十分重视创造性的人才。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我在1981年首次指出：英国培根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虽然在历史上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已经显得过时了。我们知道，知识并不能与力量画等号，知识只有被应用（能力化）以后，才可以转化为力量。因此，我认为：创造力才是力量。据此，我提出：大学应当把开发学生智力放在首位，着重培养创造性的人才。接着，我又设想了未来社会的人才观——审美型的人才观。我们可以预见，将来高等教育已经完全普及了，接受教育已经不再是人们谋求职业的手段。同时，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也高度发达，人们工作的时间越来越短，而休息的时间也越来越多。到了那个时候，教育的功能将发生转化，在更大的程度上，接受教育是为了完善自我，是一种乐趣，就像马克思所说的到了高度发达的社会，劳动将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同样地，到了那时，教育也成了人们的第一需要，也就是审美的需要。对于这个观点，学术界颇表赞同，认为它更逼近了马克思关于人性美的学说。

（2）关于教育方针。方针是引导事业前进的方向和目标，教育方针是指导教育工作发展的总政策和总纲。每一个国家都有其自己发展教育的方针，它规定着国家的教育制度、学制、培养目标、教学计划等教育环节。同时，一个国家的教育方针又是与它的政治、经济制度相适应的，并为它服务。我国的教育方针，经过了各个历史时期的沿革，比较完整、系统的方针是毛泽东于1957年提出的。这个方针受到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在内容上存在一些“左”的东西，现在已经不再使用那个方针了。但是，近二十年以来，我国并没有制定统一的教育方针，民间的提法不尽相同。我认为，一个国家的教育方针，不仅仅是一个口号，更不能把它装饰门面。归根到底，教育方针应当回答培养什么样的人，必须针对本国国民素质，特别是青少年的弱点，有针对性地进行施教，把他们培养成为符合时代精神所需要的人才。经过十多年的观察与思考，我认为青少年甚至于绝大多数国民都缺乏团队意识，动手操作能力也不强，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国教育存在的弊端。针对我国国民的这些弱点，我认为在加强德育、智育、体育的同时，还应当重视技育、群育和美育的教育。基于这种认识，我大胆地设计了我国的教育方针，它的完整表述是：教育必须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服务，坚持德、智、技、群、体、美六育并重，全面开发人的智力，培养多功能的创造性人才。迄今为止，这是首次把技育、群育列入教育方针，并且明确地提出把培养多功能的创造性人才作为学校教育的培养目标。应当说，我提出的这个方针，其本身就是一个创造。

（3）关于创造教育模式。长期以来，我国学校教育的模式是：“传授知识—接受知识”单向地灌输式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教学程式就是：教师讲，学生听；教师问，学生答；教师考，学生背。这种教学模式完全压抑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只能起到训练学生的记忆力和应考能力的作用。因此，对传统的教学必须进行改革，变单向的灌输式教学为双向的启发式教学，着重培养学生的创造思维能力。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从1981年开始，我在武汉大学大力进行教学改革，提倡实施创造性教学，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在多年实践的基础上，我设计了在大学普遍实施的创造教学模式。我把这个模式叫做“SSR模式”，它是Study independently，Seminar，Research的英文缩写，它们分别代表的意思是自学、课堂讨论和科学研究。实践证明，这三种学习方式都是行之有效的，它们共同的特点是突出了学习者的自主性。因此，它们是创造性的学习方法，是可以在各高等学校的教学中普遍推广的。

除此之外，我的创造教育观还包括校风、校园文化和评定学生的标准等，要把创造精神贯穿到教学和学校的各项活动中去。譬如，我提出了“金牌精神”的校园文化，要求学校的教师、学生、干部和职工都要树立金牌观，在学习与工作中追求卓越，努力获取本职工作的金牌。虽然各项工作只有一个金牌，不可能人人得到金牌，但是如果树立了“金牌精神”，那么它就会最充分地激励我们前进，最大地发挥自己的潜能，给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效益。因此，我认为，“金牌精神”比金牌更重要，有了这种精神，我们就会在今后的学习与工作中取得创造性的成果。

创造教育观念的形成固然不易，但是要实施创造教育，则更是困难重重。根据我在实践中的体会，最大的阻力仍是保守的教育观念。人类历史发展无数的事实说明，一种新的发明或新的理论出来以后，尽管它有着无比的优越性，但是由于人们不适应，所以往往拒绝接受它。反之，一种旧的制度即使再不好，但是由于人们适应它，所以千方百计地要维护它。这就像戊戌变法的先驱者康有为所说：“变事而不变法，变法而不变人，则与不变同矣。”[2]这既是戊戌变法失败的教训，也是历史上许多改革不能获得成功的原因。因此，教育改革首先要变革人的思想，不然任何好的教学制度都是难以实施的。

我始终认为，实施创造教育的关键首先是学校的校长，只有他们树立了创造教育观念，才有可能去转变他人的观念，也才能带头进行创造教育的改革实践。对于一个校长来说，应当身体力行地进行改革，而不是仅仅空喊改革的口号。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敢字当头，决不能畏首畏尾，因为实施创造教育本身就是走创新之路。其次，教师是实施创造教育的主要依靠力量，不发挥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教学改革是难以进行的。但是，我们应当看到，目前大多数教师是不适应创造教育的。这是因为他们自己所受的教育就是应试教育，如果要他们实施创造教育，那么他们必须转变教育观念，全面提高自己的素质，改进教学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转变自己的角色，即从灌输转为启发，从传授知识转为教授方法，从讲授课程转为指导研究。实施创造教育，对于教师来说要求更高了，那种认为如果学生自学以后就可以不要教师的想法是错误的。再次，对于学生来说，也有一个转变观念的问题。现在许多的大学生，都是从应试教育下走出来的，他们已经习惯了灌输式教学的一套做法，例如看重分数而忽视能力，看重书本知识而轻视实践能力等。因此，要按照创造教育模式进行学习，大学生们必须克服在自学上对教师的依赖性，养成在课堂讨论中敢于争论的习惯，破除科学研究的神秘性。当然，无论是对于校长、教师或学生来说，转变观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没有彻底改革的精神是不行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当前的形势对我们实施创造教育是十分有利的，这就是知识经济的竞争呼唤创造教育为迎接新的技术革命培养出更多的创造性人才。我深信，只要我们认识到创造教育的重要性，那么我们就会去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让创造教育在我国各类学校得以实施，把我国广大青少年本来具有的创造力最充分地开发出来。

【注释】

[1]［俄］伊·谢·科恩．自我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74．

[2]吴廷嘉．戊戌思潮纵横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