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_蔡元培高等教育管

文献综述_蔡元培高等教育管

第二节　文献综述

蔡元培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伟大的民主革命家、思想家、教育家，其教育思想是一座价值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宝库。毛泽东曾尊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20]；北京大学校长继任者蒋梦麟先生认为他“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并深刻指出蔡元培先生的精神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重美感。这是蔡元培先生具有的希腊最好之精神；②平民生活。在蔡元培先生看来，每个人从本质上来说都不是坏人，这是蔡元培先生所具有的希伯来最好精神的体现；③温良恭俭让，蔡先生具中国最好之精神。我国近代著名学者、教育家黄炎培对蔡元培先生曾有过一番饱含深情的盛赞：“吾师其行至方，语至耿直，从不阿合于人；生平风度休休焉，其言恳恳款款焉，独于其所不好者，绝不假词色。有鉴于此，胡元炎先生以八字概状吾师：无所不容，有所不为。盖无所不容者，吾师之教人；有所不为者，吾师之律己也；无所不容，其大也；有所不为，其正也。”[21]我国著名教授梁漱溟在《纪念蔡元培先生》一文中对其赞曰：“我所了解的蔡先生，其伟大之处在于一面率真；一面有容。他之率真，是有容之率真；他之有容，是率真的有容。如果要更进一层来说，则是：休休有容，坦率真诚，亦或者是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的特征吧！”

蔡元培实乃“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中“求进步的中国人”[22]，是“现代中国知识界的卓越前驱”[23]，他独特的人格魅力与先进的高等教育管理思想，成为人们不断追寻和挥之不去的情结。蔡元培作为一个历史研究对象，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学术界对他这样一位作出卓越贡献的历史人物，却很少研究并给以应有的重视和恰当的评价[24]。从他逝世到全国解放这段时间，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现实，其研究条件不够成熟，几乎无作品问世；“文革”前的17年，对他的研究也不多见，除了蔡尚思的《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25]外，发表的研究论文寥若晨星；“文革”期间，其研究工作处于“断裂”状态；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有关的研究工作才真正得以展开。大量的专著与学术论文相继问世，这为进一步研究蔡元培教育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专著方面主要有198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蔡元培教育文选》；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蔡元培全集》（7卷本）、高平叔编选《蔡元培论著专集》、周天度著《蔡元培传》以及蔡建国编的《蔡元培先生纪念集》；1985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高平叔编的《蔡元培政治论著》和《蔡元培语言及文学论著》，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梁柱的《蔡元培与北京大学》，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唐振常的《蔡元培传》；1987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蔡元培教育论集》；1989年旅游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蔡元培研究会编的《论蔡元培》；1990年河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胡国枢的《蔡元培评传》，1991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蔡元培教育论著选》；1994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华东师范大学金林祥教授撰写的《蔡元培教育思想研究》；1997年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蔡元培全集》（18卷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蔡建国的《蔡元培与近代中国》；1998年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蔡元培研究会编的《蔡元培纪念集》；2004年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金林祥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2005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蔡孑民先生言行录》。年谱方面有高平叔编写的《蔡元培年谱长编》（上、中、下册）[26]和王世儒编的《蔡元培先生年谱》（上、下册）[27]，不一而足。

从学术论文发表数量的角度，可以把对蔡元培高等教育思想的研究分为起步、发展和高峰三个阶段[28]。

（1）起步阶段（1982～1993年）。这一阶段共发表研究论文9篇，研究内容主要是美育思想和基本的高等教育思想介绍，也出现了师范教育、教师聘任等内容。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没有关于蔡元培高等教育研究的文献，直到1982年才有了第1篇论文的问世，这是学术界把蔡元培高等教育思想作为独立研究对象进行研究的标志。(www.guayunfan.com)

（2）发展阶段（1994～2002年）。这一阶段共发表研究论文31篇，研究内容已不再局限于第一阶段的基本思想介绍，而是分主题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和评价。北大改革的过程及成功经验逐渐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内容，研究者开始在蔡元培的思想和北大改革的实践中寻找对当时高等教育改革的启示。

（3）高峰阶段（2003～2007年）。这一阶段共发表研究论文75篇，研究水平在上一阶段的水平上继续向纵深方向发展，在原有研究内容的基础上继续挖掘新的思想，出现了课程观、学术观、蔡元培心理及其思想渊源等微观层次的研究内容。同时，大学理念、与其他教育家的比较等得到了进一步的重视。

华东师范大学金林祥教授撰写的《蔡元培教育思想研究》[29]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全书共分十四章，前六章按蔡元培人生历程，叙述了他从少年求学到名翰林，从绍兴中西学堂总理到走出国门去西方留学，从出任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到大学院院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极其丰富而重要的教育实践活动；第七章至第十三章，分别论述了蔡元培五育并举、大学、社会、女子、职业教育等丰富的教育思想；最后一章，从三个方面阐述了蔡元培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金林祥教授本身是教育史专家，对蔡元培先生的生平事迹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掌握了蔡元培教育思想产生、发展到成熟的变化发展脉络，因而在叙述时能够把蔡元培这位伟大的教育家放在整个中国近代的社会大背景中加以考察，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和方法论，正确分析、评判蔡元培一生的是非功过，充分肯定了他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巨大贡献，认为他是资产阶级改革封建教育的杰出代表，中国近代大学教育的开拓者，资产阶级新教育体制的奠基人。

陈军的《北大之父蔡元培》[30]以北京大学为基点阐述蔡元培的教育思想，他以时间为线索、以北大为中心来展开：从前清翰林到革命巨子，为第一阶段；从留洋考察教育到回国主持北大改革，终于酿成五四运动，为第二阶段；国民党政府成立后主持中央研究院，由推动教育改革转向推动国家科研水平，为第三阶段；晚年组织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走向与现实政权相对抗的道路，为第四阶段。从文化转型与现代知识分子的形成历史来看，蔡先生一生中最具时代象征意义的事件，似应发生在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他与一些有识之士毅然放弃传统价值取向，开始了在庙堂以外另寻实践理想和价值的道路。蔡元培先生的党派背景很有特点：其一，他所依仗的背景往往处于非主流的地位，也就是说，蔡先生总是自觉地站在非主流甚至敌对的位置上与在朝者抗争；其二，蔡先生即使有某种党派背景，也决不把自己的自由意志与党派利益混同起来。换言之，即使他被某种党派所利用，但他也决不会自觉地充当党派的代言人，他与在朝的权势者的抗争中，始终有着独立的知识分子的人格光辉。对清政府，他走了一条从统治集团中的改革者到义无反顾地叛逆的道路；对北洋政府，他是个不合作的合作伙伴；对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他又是个独立、左倾的民国元老。这是蔡元培先生庙堂意识的大致脉络，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的境界。书名冠之为“北大之父”，把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与发起五四运动作为全书的重点来论述，从而突出蔡元培的高等教育改革与管理思想和光辉磊落的知识分子人格。毋庸置疑，主政北大既是蔡元培人生事业发展的顶峰，同时也昭示着其思想的成熟与完善。

在学术论文方面，学者们分门别类地研究了蔡元培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文化思想、科学思想、伦理思想以及学术思想等。

（一）政治思想

对蔡元培政治思想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

学者李华兴认为蔡元培的政治思想，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与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复合体[31]。

而季甄馥却认为蔡元培政治思想的内容及其特点主要包括：第一，爱国主义与民主主义思想相结合，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第二，提倡民权和女权是他的民主思想的主要内容，具有强烈的反对封建专制主义、解放资产阶级个性的特色；第三，在他的思想中带有浓厚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不善于把革命活动与广大群众结合起来，在他的民主革命实践过程中，曾一度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第四，民主主义思想在民主革命的实践活动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迅速由一般的旧民主主义转变为争取科学与民主为主要内容的革命民主主义[32]。

胡家玉指出，蔡元培的“社会主义”思想包括：①向往民粹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特别是尊奉克鲁泡特金的共产主义互助论。②牵强附会地把中国儒家的大同学说和基督教的教义混同于社会主义。③对科学社会主义持敬仰态度，称马克思为近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始祖[33]。

陈哲夫则把蔡元培的政治理想概括为：第一，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独立；第二，反对旧的政治经济制度，谋求中国最大多数人的自由、平等、幸福[34]。

学者张珊珍指出：蔡元培的政治思想主要包括对民主政治的不懈追求；从爱国主义上升至国际和平主义；对各种社会主义理论兼容并包[35]。

（二）哲学思想

蔡元培的哲学思想主要是兼容了德国哲学与中国哲学，从终极性和一体性的角度来思考人生、人性等问题。蔡元培先生受德国哲学影响很深，尤其是古典哲学家康德哲学中著名的“二元论”，即把统一的世界分为“实体世界”和“现象世界”两个方面。而且，“实体”和“现象”并非是完全割裂、相互抵制的两个方面，它恰恰是一个世界的和谐融洽的两个方面，“盖世界有二方面，如一纸之有表里：一为实体，一为现象”[36]。我国著名学者陶侃认为，在方法论上蔡元培先生主要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儒家哲学之本——折衷主义抑或说是中庸之道；然而在认识论和本体论上，蔡元培先生却广泛吸纳了西方哲学之精华，借此形成自己别具一格的具有二元论特征的世界观。我国当代著名学者张晓唯则认为，蔡元培先生的哲学基础主要是由他早年积学中国旧学经典之濡染而滋生[37]。

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倾向上，学者肖万源指出：在物质与精神两者关系的根本观点上，客观唯心主义始终是蔡元培的基本思想；但当他根据近代自然科学知识阐述自然的演进、说明人的认识、批评宗教神学时，却具有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38]。

黄书光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与阐述：蔡元培在哲学上接受康德的二元论，将统一的世界分为“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两个方面。他认为现象世界是相对的，受空间、时间的制约，属“经验”的范围；实体世界是绝对的，不受空间、时间的制约，全恃乎“直观”的体验。其中，作为意志的精神实体，则被他赋予世界本性的意义。[39]丁祖豪也持同样的观点，认为“关于世界的本质问题，蔡元培吸取了康德的思想，提出了世界分为现象与实体两个方面的观点。同时，他还受叔本华思想的影响，提出意志是世界之本性的观点”[40]。诚然，蔡元培的确吸收了康德哲学的二元论，但同时他也作了细微的修正。他抛弃了康德的不可知论，认为现象世界和本体世界之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如何去除这种障碍性的鸿沟呢？他认为，唯一的办法是教育。

汤广全博士进一步指出蔡元培“对于两个世界的划分及其理解是对西方哲学思想的吸收、批判、创新；对于中庸之道的继承与阐发是对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持守与延续。一方面，蔡氏眼中的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不能截然划分的思考也是具体运用中庸之道这一中国传统思想的结果，显示出一定的方法论意义；另一方面，蔡氏坚守中庸之道的思想方法——不偏不倚，不倾向任何一种极端，正是他采取兼容并包的立场所在”[41]。

（三）教育思想

蔡元培的教育思想是中国教育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典型体现，他的“世界观教育”思想、美感教育思想、“超轶乎政治”的自由教育思想、平民教育思想、道德教育思想、科学教育思想、民生教育思想、女子教育思想和高等教育思想，至今仍然是一笔宝贵的教育遗产。关于教育独立主张，蔡元培认为，教育是教育者影响被教育者的一种活动，完成被教育者的人格，充分发掘他潜在的发展能力，对于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来说，教育者竭尽一分子之责任而已；而不是纯粹的功利主义的“制器”——把被教育者铸造成“一种特别的器具”，给持有其他不可告人之目的的人去役用之“工具”。所以，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教会的影响。学者黄建章深刻指出：教育独立思想之精义在于超轶教会和专制的政治，反对封建科举制度。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42]。欧阳哲生则认为，“教育独立”是蔡元培先生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一个根本主张，是其作为一个民主主义教育思想家的特质所在，这一主张至今仍有建设性的意义[43]。蔡元培主张男女平等，重视女子教育，主张男女同校。关于蔡元培的女子教育思想，学者夏蓉从5个方面进行了概括：从胎教到母教；从转变“贤妻良母”型为事业型；从全面发展教育到独立完全人格培养；从培养自立意识到社会责任感；从开放“女禁”到男女共校等[44]。曾跃霞则指出：蔡元培主张仿效西方国家，尊重妇女的人格和平等权利，实行社交公开，男女同校，平等互助，以改变我国男女的不平等现象[45]。

蔡元培的大学理念也是目前学界关注并探讨的一个热点。1918年11月10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首次明确地把“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与北京大学改革的实践联系起来。蔡元培先生深刻指出，无论是什么样的学术流派，只要能够言之有理，言之有据，尚未达到自然淘汰的处境，即使其论说互相抵触，也完全让其自由发展。蔡元培先生所秉持的“兼容并包”既是近代大学矢志追求的先进的办学理念，同时也成为蔡元培先生永恒的精神象征，在后人的不断追忆与纪念中被赋予新的历史意义[46]。学者匡尹俊认为，蔡元培先生的高等教育观念可以简明扼要地归结为：大学是“研究高深专门学问”的机关，大学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研究高深学问”是大学追求的价值取向，而自由、民主则是大学理念的氛围，“健全人格”是大学培养人才的最后宗旨[47]。学者戴亦明认为蔡元培抱着“人才主义”的观点，把“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作为聘请教员的指导思想，只问学问、能力，不问思想、派别、资格、年龄和国籍。

经过整顿后的北大教师队伍，就党派而论，有复辟派，有国民党，有共产党，还有无政府主义者；就学术上的派别而论，有仿古派，有疑右派，有甲骨考古派，有唯物史观派，有文言派，有改良派，还有白话派；就资格而论，有留学回来的洋博士，有连大学都没考上的人；就年龄而论，当时北大教授平均年龄仅三十几岁，甚至还有二十几岁的教授；就国籍来说，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不仅在聘用教师上，蔡元培采用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而且在学术研究上也是如此。蔡元培认为，在学术研究上取独尊的专制形式，会阻碍科学的发展，中国在科学技术上的落后，就是因为历来统治者采用独尊儒术的政策而导致墨学中绝的结果[48]。有学者认为，对于当今中国的大学改革来说，追寻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既或多或少也掺杂了复兴民族文化学术的情感寄托，同时也是对大学发展之路的理性审视与探索[49]。在教授治校思想方面，学者陈发美认为，根深蒂固的传统教育观念是蔡元培先生“教授治校”改革之“源”[50]。而宗盟却尖锐指出：蔡元培先生之所以提出“教授治校”的民主治校主张，是因为他受到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和政治制度的强烈影响[51]。

（四）文化思想

学术界对蔡元培文化思想的研究也非常重视。蔡建国认为，蔡先生侧重从文化的角度来思考振兴中华和发展近代化的问题，其对待中西文化的一个基本思想即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反对守旧和盲从[52]。史学家罗家伦指出，蔡先生“凝结中国固有文化精英，采撷西洋文化的优美，融合哲学、美学、科学于一生，使先生的事业，不特继往，而且开来”[53]。而刘惠文指出：蔡先生一方面要求以真正的国粹来唤起青年之精神，这种“真正的国粹”，是指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华，即优良的文化传统，这是民族文化的“源头活水”。另一方面，蔡先生又积极主张彻底输入西方先进文化。他还要求在输入西方文化的过程中更进一步，有新的发展，与“真正的国粹”相融会，创造出新文化来。因此，蔡先生提出了一个在吸收西方文化过程中如何“中国化”的问题[54]。另有研究者指出：蔡元培倡导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出于对学习以法兰西文明为代表的西方先进文化的浓厚兴趣和迫切认识，他深信通过成批学生赴欧勤工俭学，不仅可为中国造就大批专门人才，甚至可通过这些学生输入欧洲先进科技和教育[55]。被后人誉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在历经沉浮、痛自反省的晚年直言：“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哪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56]可见，蔡元培在中国新文化思想发展中的作用十分重要，并颇为特殊。

学者傅长禄全面总结了蔡元培的中西文化思想，认为蔡氏在中西文化比较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观，其内容包括：“当今世界是东西文化融合的时代”；“不同文化的接触必能产生新的文化”；“中西文化结合是双向的”；应积极将中国文化输入国外；“兼容欧化”的“文明消化论”。傅长禄还进一步评论说，尽管有其时代与阶级的局限，但蔡先生的文化观摈弃了封建锁国主义，也同“中体西用”以及“全盘西化论”划清了界限，至今仍有借鉴意义[57]。

（五）学术思想

蔡元培的学术思想涉及美学、心理学、民族学等方面的内容。学者汤广全认为蔡元培学术观的基本立场是：①学术至上。这是蔡先生一贯坚持的文化立场，而且又是与“兼容并包”、“学术自由”连在一起的。蔡元培认为，“学术追求的是实体世界的事务，遵循思想自由原则，突出精神价值和‘意义’探索”。②学术救国。蔡元培一生执着追求的学术自由是基于他对真理的热爱和对中华民族必定富强的执着信念。也就是说，他的学术自由观念深深地浸透在其救国思想中。他认为，“民族的生存，是以学术做基础的”，因而号召有志青年要负起学术的责任[58]。

蔡元培是中国近代美学的主要开拓者，其美学思想是他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蔡元培初倡美育之时，称美育为“美感之教育”，认为通过它可以引导人“由现象世界而引以到达于实体世界之观念”。在他看来，借助于美感教育可以使人超脱于人我之见、汲汲于个人功利的现实生活，而进入泯灭人我界限、忘却现实之营求的精神实体。近年来学术界比较一致地认为，蔡元培美学思想的产生主要是受西方尤其是康德哲学和美学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也起了一定的协调作用。学者高志广指出，他既注重超越形式的“纯粹美”，追求美的普遍性和超然性，同时又注重艺术的社会功利性。而张晓唯则认为：蔡元培高度关注美学的主要目的是致力于大众的感化——开展美育；他主要是转译西方美学理论著作，这使他的美学观点既不系统（缺乏思辨性），又在许多方面显得浮夸。而正是由于他理论上的薄弱，致使他实践中虽极力提倡美育效果却不彰[59]。在蔡元培看来，人人都有感情，而并不意味着个个都有伟大而高尚的行为，所以人必须通过美育来对人的情感进行“陶养”。这个陶养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消除有害感情、培植有益感情的过程。

对心理学的研究是蔡元培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者傅荣撰文指出：蔡元培先生积极关心我国心理科学事业的建立和发展，热忱培植了我国第一代心理学家，为我国心理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60]。杨鑫辉则指出：蔡元培在留德期间，跟冯特学习实验心理学，奠定了专业基础；回国后扶持创建我国第一个心理实验室和第一个研究所，奠定了国内心理学发展的组织基础；他关于心理学性质与方法的思想，为国内心理学的学术建设奠定了学科基础。他重视心理学在教育中的应用，推动学术界进行儿童心理学的研究，又主张西方心理学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这对今天心理学的研究仍有指导意义[61]。

蔡元培对我国民俗学（民族学）研究的创立与推进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学者廖杨撰文指出，蔡元培对中国民族学的建立所做的贡献主要表现为：第一，确立民族学的名称和概念。在中国最先介绍民族学这个名称和概念的是蔡元培。第二，确定民族学的研究对象。他提出民族学的研究对象不仅有现代民族，还要有古代民族；不但要有中国的民族，还要有世界的民族。第三，成立民族学的研究组织和学术阵地。1928年3月，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组成立，蔡元培亲任主任兼研究员。第四，延聘和培植民族学研究人才[62]。而段宝林则认为：蔡元培先生是中国民俗学（民族学）的开拓者与保护人，他早年即进行了许多民俗调查研究和记述、翻译工作，多次留学欧洲时也以民俗学为主要学习内容，归国后在北京大学与中央研究院大力提倡民俗研究，对中国民俗学的建立和发展起了关键性作用[63]。

此外，近年来从比较的视角来探讨蔡元培思想是学术界的一个热点。比如，在蔡元培与胡适的关系上，张晓唯博士认为：“蔡元培与胡适的交谊，可以看做是蔡元培与欧美知识分子非同寻常的一个缩影。蔡元培在文化背景上本属于康梁一代人，却能与后起的欧美知识分子建立特殊关系，由此可以看到他在文化上的两代人之间所发挥的连接作用。这也正是他能在近代文化史上具有突出地位的人际原因。”[64]张晓唯博士进而在《蔡元培与胡适（1917～1937——中国文化人与自由主义）》中指出蔡元培与胡适“作为文化上的两代人，却面临中西文化冲突、融合的同一时代主题，形式上的主张容或有别，而本质上的底蕴则庶几相类”，“二人主观上均以献身教育为职志，然彼此的大学教育观念因分别受到欧美不同影响，初存歧异，在办学实践中，彼此互为濡染，渐归协调”[65]。学者刘虹、张秀坤对王国维与蔡元培的美学思想作了比较研究，指出“处在时代的大旋涡中，王国维和蔡元培都敏锐地觉察到了一种精神上的危机。他们看到，儒学的衰退，功利主义文化价值的高扬，同时缺少形而上价值追求的理论旨趣，带来了知识与信仰的分离。又由于国家政治腐败不堪，导致国民精神涣散、愚昧，也充满了惘然的焦虑感。对于如何净化生命情趣和提升人生境界，摆脱现世的苦痛，王国维与蔡元培都从美育这一种人文主义的教育中找到替代和支撑”；“王国维在近代中国首倡美育，强调美育的独立价值，第一次从人的本质，从个体发展的角度来论证美育的重大作用。而蔡元培同时兼顾了美育移风易俗、改变社会风气的社会功能”[66]。学者刘剑虹对蔡元培与梅贻琦的大学教师观作了比较研究，指出蔡元培与梅贻琦的大学教师观存在着清晰的传承关系。从教师观系统性与理论性上讲，蔡元培长于梅贻琦；从教师观指导实践上论，梅贻琦则显得更稳重与卓著。蔡元培与梅贻琦同为民主教育家，其大学教师观有其历史的局限性。蔡元培与梅贻琦大学教师观是其大学理想在教师工作中的现实体现，具有相当的先进性，其大部分内容至今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我们应当继承、发扬、光大[67]。

通过对蔡元培思想研究文献的梳理，笔者发现其研究成果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学术界关于蔡元培思想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对其思想和活动的各个方面几乎都已有所涉猎，而且不断有人发现新的研究视点。第二，从研究论文发表的数量和学术层次来看，关于蔡元培教育思想的研究虽然数量不少，但从发表论文的刊物来看，核心类期刊论文所占的比很小。可见，研究水平需要进一步提升。第三，在所有的研究作品中，关于蔡元培高等教育管理思想的研究很少有学者涉足，而且在为数不多的研究作品中大多流于浅层次的重复研究，对于蔡氏高等教育管理的内核缺乏深掘，研究的力度明显不够，因此无法从整体上勾勒出蔡元培高等教育管理思想的结构体系和主要观点。然而，蔡元培在高等教育管理理论与实践上所取得的光辉业绩却是有口皆碑的。为此，深入而系统地研究蔡元培的高等教育管理思想，不仅有助于恢复蔡元培教育思想的本来面目，使其日臻完善，光大其精神，而且有助于深化我国近现代高等教育思想史的研究，为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提供理论上的新视角和现实中的启迪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