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教政策_中国教育史

文教政策_中国教育史

一、文教政策

自西汉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以来，儒家经典已成为封建统治的法典，儒家思想已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魏晋南北朝时期，儒术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衰微，取而代之的是“玄学清谈”之风。隋朝统一中国后，重新重用儒学，这时儒学有复兴的趋势，但还没有全面贯彻儒学的精神。唐朝统治者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在整个思想文化领域中采取了“尊崇儒术，兼重佛老”的文教政策，对促进当时文化教育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对后世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隋朝建立后，统治者意识到了儒学在人们思想中的地位，开始重视儒学。南北朝时，南方和北方学者在治学上有很大差异。隋朝借全国统一而积极促进南北儒学的合流，调和儒家内部南北之争，使儒学中的不同特点逐渐融合，这是经学教育的一个改革和发展。到了唐朝，这种趋势继续发展，儒学的地位更加提高了。

唐高祖李渊“颇好儒臣”，在开国后不久即兴化崇儒，在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四时致祭。武德七年(624年)亲自到国子学参加“释奠”礼，颁布《兴学敕》，要求“敦本息末，崇尚儒宗”，因而“学者慕响，儒教聿兴”。这是在文教政策上崇儒的重要标志。

唐太宗尊崇儒术已达相当高的程度，他把儒术视为决定其政权存亡的根本。为了解决儒学多门、章句繁杂、释义多歧的问题，他命国子祭酒孔颖达负责编撰《五经正义》一百七十卷，并颁行天下，定为全国各级各类官学的统一教材，且以此为科举考试的标准。这一措施统一了儒家学说，提高了儒家的地位，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为了进一步统一儒学，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石刻《开成石经》十二经，另附张参的《五经正字》和唐元度的《九经字样》。唐朝在隋朝统一经学的基础上，经过这两项统一经学的重大举措，使南北时期形成的经学分南、北学而终归于统一，基本上结束了儒学内部的派别之争，维护了儒学的统治地位。(www.guayunfan.com)

隋唐文教政策，是在尊崇儒术的同时，亦提倡佛教和道教。尊崇儒术，兼重佛老，但以崇儒为主，佛、道为辅。佛、道二教对人民的思想具有麻痹作用，因而对二者采取积极利用的态度。唐统治者基于实际利益的需要，对于佛、道二教时扬时抑，有时双方之间扬彼抑此。因此儒与佛、道之间的斗争是很激烈的，佛、道在文教方面的影响很大。隋文帝幼年曾受僧尼的抚养，即位后重兴佛教。他令天下诸州建佛塔，兴佛教，支持僧徒修旧经，译新经，以至出现“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1]的局面。经隋文帝和隋炀帝的大力提倡，佛教的地位已超过了儒学。唐代诸帝多数信佛教，在重视佛教的同时，亦能平衡各教的关系。唐高祖从武德三年(620年)就大建佛寺，营造佛像，到唐宪宗时期，崇佛已达到高潮，儒家和佛教的冲突也最尖锐。到了武宗时出现了“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大量钱财和劳动力流入了佛门，影响了正常的生产和国家财政收入。因而会昌五年(845年)不得不拆除寺庙几万所，还俗僧尼和收回奴婢几十万人，收回膏腴田地几千万亩。这个举动反映了当时佛寺地主和世俗地主之间争夺土地的矛盾，也说明了佛教的发展及其势力与影响之大。唐宣宗、唐懿宗和唐僖宗执政时，再次复兴佛教。尽管佛教在唐朝屡遭打击，但总体来看还是获得了长足发展。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隋朝在提倡佛教的同时，对道教也予以一定的重视，但远不及佛教的地位和影响。到了唐朝，因统治者的支持，道教才空前活跃起来。隋文帝时已重视佛、道二教，曾下令禁止毁坏佛像和天尊像。炀帝时以方术得幸的道士很多。到了唐朝，皇帝姓李，道教追尊的教主老子李耳也姓李，因此格外重视道教。武德七年(624年)，唐高祖亲临老子祠，以示尊祖之意。次年，制定了道教居儒佛之前的政策，确立了唐朝尊奉道教的路线。唐太宗也认为李氏江山得力于太上老君的灵佑，因而把道教奉为皇教。637年，他规定:“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2]唐高宗于666年封太上老君为玄元皇帝，命各州设置道观。武则天为了夺取李唐的天下，采取崇佛抑道的政策，废弃了对太上老君的封号，罢除了举人习《老子》的规定，把佛教抬高到道教之上。唐中宗复位后恢复了对老子的封号，并令贡举人依旧习《老子》。玄宗还亲注《道德经》，令每家收藏一本。道教在唐朝皇帝的重视下，逐渐兴旺起来。

隋唐时期实行的“尊崇儒术，兼重佛道”的文教政策，目的在于调节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扩大封建统治的阶级基础，从而加强和巩同其统治地位。这一文教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当时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的发展。就教育制度来说，这个时期学校教育的主体是学经的学校，经学教育占主导地位。同时还专门设立了学道的学校，即玄学。虽然没有专门设立佛学，但佛教徒的数量并不亚于儒生。实际上每一座道观、寺庙都是一座带有宗教色彩的学校。佛教、道教的教学形式、方法、规章等对后来书院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就教育思想来说，这个时期儒、佛、道都受到统治者重视，因此教育思想也呈现杂糅融合的特点，并向宋明理学教育思想过渡。这在我国古代教育思想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期，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文教政策_中国教育史

一、文教政策

宋太祖赵匡胤以兵变的形式夺取政权，为使自己的权力稳固，防止部下以同样的方式夺权，他以“杯酒释兵权”的方式将兵权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并遏制武官权力。于是，宋代文官成为官僚的主体，同品级的文官实际地位高于武官。在此基础上，宋代初期开始实行“兴文教，抑武事”的基本国策，其核心就在于加强皇权进而强化中央集权统治，以稳固封建专制制度。在这一基本国策的影响下，宋代主要采取以下三方面的举措来促进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一)尊孔崇儒

孔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儒家学说是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尊孔崇儒是封建统治者一贯奉行的政策。宋初诸帝，一方面努力抬高孔子的地位，一方面竭力宣扬儒家思想，表现出他们强烈的尊孔崇儒意识。宋太祖先后下令各地修葺祠堂、庙宇供奉先圣先贤，并亲自作文赞颂;诏令贡生、举人拜谒孔子，并沿袭成为定制。同时，对学识渊博的儒臣委以重任，令其掌管大权。宋真宗追封孔子为“至圣文宣王”，并亲赴曲阜孔庙祭祀，拜谒孔林。宋真宗亲撰《文宣王赞》和《崇儒术论》，称赞孔子、宣扬儒学，掀起尊孔崇儒的高潮。而且宋真宗诏令校订儒家经典，编订《十三经正义》，并大量印行，颁赐官学，作为官方的法定教材。宋仁宗诏令州县办学，从中央到地方涌现出一大批儒家学者，他们聚徒讲学，大力传授儒家经籍。

(二)提倡佛道(www.guayunfan.com)

宋代立国之前，全国各地佛教发展十分迅速。宋初诸帝为争取地主阶级和僧侣的支持，诏令大修寺院、塑造佛像、刻印经书，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宋真宗时，除继续建寺、译经之外，还亲自为佛经作注，并作《崇释论》，明确提出佛教与孔孟“迹异而道同”的思想。当时全国僧尼达46万余人，成为宋代僧徒最多、佛教最盛的时期。南宋佛教仍然极为盛行，山川名胜之地，寺院林立。与此同时，宋代对道教也推崇备至。不仅在各地修建道观、收集道藏，而且宋真宗封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宋徽宗时立道阶、置道官，任用道士直接参与政治，并作《御注道德经》，又诏太学、辟雍置道学博士。南宋时，道教虽不再直接参与政治，但仍享有特权。

宋王朝实行儒、佛、道并存的政策，使三种经过不同的历史和地理因素影响所产生的相对独立的思想体系，在宋代这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竞争、融合。特别是儒学，在这个“文化杂交”的过程中，既保住了自己的传统，又消化、吸收了佛、道的哲学养分，从而建构起理学的思想体系。宋代的统治者实行以儒学为主，糅合佛、道两家思想的政策，不仅适应了历史的发展趋势，而且更有利于为封建统治服务。

(三)聚书编书

有感于五代战乱，书籍的破坏、散乱严重，从宋太祖起宋代统治者就注意将从各地搜罗的藏书收运东京汴梁。太祖、太宗等还多次下诏，广开献书之路，对献书者给予奖励，甚至加封官爵。此外，还多次派官员到民间寻访书籍、借阅抄录。经过宋初的聚书、收书和献书，宋初藏书由仅有数柜，12000余卷，到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增加到80000余卷。至此，国家藏书粗具规模。由此可知，北宋征集古书成绩斐然。

宋代统治者一方面积极收藏书籍，另一方面十分注意文化遗产的整理和加工。太平兴国二年开始，宋代皇帝先后命人编录《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等大型类书和文学总集。大量征引先秦两汉到宋代的各种经史文献和文学作品，对古代文献典籍的整理和保存起到了重要作用。文教政策_中国教育史

一、文教政策

(一)提倡程朱理学

南宋以降，程朱理学逐渐为官方所接受。元代时已经成为正统政治思想。虽然元代仅维持百年，但是由于官方的认可和尊崇，程朱理学在元代获得了良好的发展。借助官方的力量，逐渐成为学术、思想领域的主流，对文化教育以及士人的思想观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由于理学思想强调传统伦理规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具有推动封建社会发展、巩固皇权的作用，明代开始，统治者便更加极力推崇这一思想体系。早在明太祖初年，朝廷就规定，儒学之宗为理学，理学又以朱子之学为正宗，并要求科举取士以此为依据。明成祖永乐十三年(1415年)下诏颁布《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将宋代以来程朱学派及其后学的思想集纳起来，剔除有悖于封建统治的内容，并颁布于天下，使其成为官方规定的标准教科书，进而统一全国的思想。

清代也是如此。立国之初，世祖顺治九年(1652年)再一次强调科举考试以宋儒传注为宗，继续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并且朝廷先后下诏褒奖朱子及其后人，不仅将朱熹列为十哲之一配享孔子，而且以朱熹子孙承袭翰林院五经博士，赐予亲书“大儒泽世”匾额。圣祖康熙皇帝命人编《御纂朱子全书》，并亲自作序，称赞朱子之学乃是治万邦、平天下的至深绝学。康乾之际，对于朱熹的推崇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可见清代统治者对于程朱理学的重视。

明清两代，朱子之学长期统治思想文化教育领域，成功地将知识分子的思想统一于一处，为各项教育制度的建立和教育体系的完善奠定了思想基础。但是必须看到，被统治者所利用的程朱理学强调实行戒律式的道德规范，而逐渐脱离其原本的哲学思想体系，产生了更加有利于封建统治的变化。(www.guayunfan.com)

(二)加强思想控制

明清两代统治者不仅将人们的思想统一于程朱理学，而且为达到使人们恪守封建伦理道德、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目的，两代统治者都采取了严格的思想控制和文化专制。

明太祖朱元璋认为，《孟子》中的一些关于君臣关系和地位的论述极大地损害了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便下令将孟子逐出孔庙，废除“亚圣”称号。而且命人对《孟子》一书逐字逐句进行重新审查，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有碍于统治的内容删除，并颁行《孟子节文》代替《孟子》一书。规定科举不得以这些被删除的内容为题，考生答卷也不得以其作答，否则不仅不予录取，而且要进行追究、惩罚。另外，明太祖严禁学生议论国事。洪武十五年(1382年)，颁布学校禁例12条，并镌刻于卧碑之上，以警示学生。禁例禁止学生在学期间参与词讼、把持官府，不准言军民利病之事。虽然明代希望通过教育来培养选拔优秀人才，但是禁止学生的参与乃至讨论政治，使学生脱离社会实际问题，结果适得其反。同时，明代对于学生言行施加严格管理，禁止学生随意议论他人、讨论国事，禁止学生结朋为党、引来交往，禁止学生忤逆师长、提出不同意见。而且十分注重学生道德品质的养成。为监督、检定学生日常行为，国子监拟定严格学规，专门设置绳愆厅，将学生过失逐一记录，根据情节轻重给予惩罚，甚至除名遣返。上述所有一切，都是明代为禁锢社会思想，强化中央集权统治所采取的措施。

清代虽事实上加大了对思想文化的控制，但是表面上采取了软硬兼施的策略。首先，清代利用知识分子重视功名的心理，较早地开科取士，使士人阶层埋头穷经苦读，无暇顾及时事，并且借此来消磨知识分子的反清仇满情绪。其次，清代牢牢掌握住科举考试选拔上来的人才，授予其一定官职，在朝中给予一定的地位，使清代呈现满汉共治的局面，以吸引并笼络汉族优秀知识分子。再次，在科举体制之内，通过增加特科、恩科、恩赐等途径，大批选拔知识分子参与到政权中来，使汉族士人感受到皇恩浩荡，吸引他们入仕为官，利用他们的才华与能力使统治更加稳固。另外，清代统治者收罗大批知识分子参与到收集、整理、编辑图书典籍的工作中来，借宣扬清代文治盛世来笼络人心。清代修编图书十分丰富，最具代表的要数历时10年，共7万多卷、3万多册的《四库全书》，这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也是清代文化繁荣的象征。

专栏

文　字　狱

文字狱始于明代，是明清两代用以镇压知识分子、束缚人心的最残酷的方式。明清两代经常对文人学者的文论诗书进行严格审查，并时而望文生义，罗织罪名，对无辜士人及其株连亲友大加屠戮。清代最著名的文字狱当属康熙时期的“明史案”和“南山集案”。明清两代，因言获罪、因文获罪者甚多。文字狱不仅使知识分子思想禁锢，人心惶惶，不利于封建专制统治的舆论在高压下趋于沉寂，而且思想和文化领域陷入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中。这直接导致了清中期以后中国文化科技发展的停滞，其与西方的差距日益拉大，为近代中国的衰朽敲响了丧钟。

在笼络、安抚知识分子的同时，清代沿袭明代以来的残酷手段，打压那些不利于统治的行为。如清代依然严禁知识分子组织团体、串通结社;禁止私藏“逆书”，并将搜缴之书尽行焚毁;同时大兴文字狱，对世人的思想言论加以严苛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