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文化视角下档案事业传统与现代化研究
从文化视角研究档案传统与档案事业史是近年来中国档案事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蒋卫荣等人认为，中国档案事业史是中国文化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档案事业史基本问题的研究应当放到相应历史阶段中去考察，与相应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及制度完善结合起来，而中国古代档案与档案管理具有的鲜明特色也是中国文化史的有机组成部分(135)。杨小红较早从文化角度探讨中国古代档案工作发展缓慢的原因。她认为，档案工作是一种文化现象，我国档案工作发源较早，而完整的独立学科体系却形成较晚，与中华民族注重实用、忽视理论的思维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华文化的植根土壤——自然经济对我国古代档案工作造成了较大束缚，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型”倾向——重政务、轻自然对科技档案工作的贻害(136)。王英玮认为，档案文化作为“文化”的一种概念，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档案文化一般仅指作为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记录与反映的档案信息及其载体，即档案实体文化。广义的档案文化，则除了档案实体文化之外，还包括人类有效管理和利用这种实体文化成果而采取的活动方式及其创造出来的档案事业文化。他以“档案文化论”为题完成的博士论文，从历史和理论层面系统地阐述了档案事业文化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若干问题(137)。杨东红等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绵亘不绝，与我国古代档案工作密不可分，档案工作在促进中国古代文化的形成、推动中国文化发展与传播等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138)。何庄对中国历史档案遗产进行了评价，他认为，中国历史档案是传统文化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受传统文化重传承、重人文、高度集权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历史档案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四个特征，即强有力的传承性、内容的人文性、主体的垄断性和数量的稀少性(139)。任汉中认为，中国传统档案文化历时数千年而未断绝，并对今天的中国档案事业仍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是世界档案事业发展史上所仅见的文化景观。他从中国传统档案文化生存和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和其本身的文化特质两方面进行了剖析，指出中国传统档案文化的长期存在可为我国档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启示，但同时强调应当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档案文化的“长寿”现象(140)。刘智慧等人则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档案事业的制约作用(141)。
覃兆刿对档案传统重新进行了定位。他认为，档案传统不应单纯地等同于档案工作的历史，不应单纯地作时间上的界定(似乎古代的就是传统的)，更不能将它作为“落后”的代名词。档案传统应该被理解为一个积累的系统构成或连续体，是档案史中体现的共性和具有惯性的部分，它包括档案器物技能、档案制度以及档案观念三个层次。从一定意义上讲，档案传统不仅具有永恒性还具有时代性。因此，我们不用奢望完全离开档案传统去谈档案事业的现代化问题(142)。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在整理近代档案思想的过程中(143)(144)(145)(146)(147)(148)(149)，逐渐形成了对中国档案事业传统与现代化问题的系统看法。他认为，我国古代社会中“档案工具价值观”占主导地位，使得我国古代档案工作只能局限于“档房”模式，近代以来，科学求真精神与实证主义的影响，公共心、爱国心的滋养和近代文化事业如图书馆博物馆事业的拉动，传统史学精神的积淀与“新史学”对档案信息价值的凸现以及来自欧美档案专业见识等，共同促成了我国档案事业的近代化(150)(151)。覃兆刿进一步指出，档案双元价值(即档案的工具价值与信息价值)的综合发挥是档案事业现代化的价值目标，档案事业现代化应以体现“档案社会责任感”(工具价值的实现)和“档案公众服务意识”(信息价值的实现)为观念要件。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覃兆刿将现代档案事业的核心理念、现代档案职业观、档案事业法制化、现代档案意识等问题都纳入了档案事业传统与现代化问题的研究范围，从而为中国档案事业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推动了中国档案事业史研究的深入拓展(152)。
此外，有人试图通过探究中国档案事业发展史的政治文化因素，从而为当代中国档案事业的发展提供参考。李伟山认为，完备而系统的宗法制度的长期延续，严密的专制制度不断强化，是古代中国档案事业产生、持续和发展的政治渊源。古代中国许多重要档案从形成、类型、内容到管理、利用等都深受以宗法制度、专制制度为主要形式的政治制度的影响和规制。古代中国档案的形式和类型是宗法制度和专制制度的产物；其内容主要是宗法制度和专制制度等政治生活的反映；其管理机构的设置和变迁以及档案的利用是为宗法制度和专制制度的发展和强化服务的。(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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