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发展概貌_中国近代教育学原

文本发展概貌_中国近代教育学原

3.1　文本发展概貌

1899—1911年，教育哲学还没有在中国出现，“传统教育学”[4]即是当时中国教育学原理的“全权代表”，因此，本章我们将以“传统教育学”的发展为主线叙述中国近代教育学原理起步阶段的情况。

关于1899—1911年间中国导入西方教育学的文本目录，陈学恂曾“举要”得32种，周谷平则分类罗列了50种，侯怀银又增补达到了54种。[5]在此基础上，笔者发挥了一点“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6]的精神，经广泛搜罗得83条书目，并订正了若干著录错误，附于书末（详见附录一“中国近代教育学原理书目编年”）。尽管它在数量上比迄今为止搜罗最全的书目[7]有一个较大幅度的扩充，但显然难以做到囊括所有且准确无误。这是因为，第一，当年书籍的印刷和出版存在着缺乏组织和各自为政的现象，有些文本因其印量少、流传未广，可能早已湮没；第二，因为时常出现著录规范不严，著译者随意使用题名的现象，或者“学”、“论”、“法”不分，或者“有名无实”、“有实无名”[8]，加诸“传统教育学”与其分支学科之间存在边界不清的问题，遂生不见原本难断其实的困顿，这些又增加了误断的风险；再则，有些文本尽管有比较明确的存世线索，亦因一时不能查实而未敢收录。[9]如此看来，重新整理的这个目录，遗漏乃至误植之处恐怕同样在所难免。尽管不一定全面、准确，但这么说至少还是稳妥的：这个书目是目前为止最接近、也最能反映中国近代教育学导入当时之“真实面貌”的。笔者以为，书目的整理和著录工作乃是后续研究的直接基础，所以，事先交代一下个人对待这个书目的基本态度是很有必要的。

1899年，日本人剑潭钓徒节译奥地利教育学家林度涅尔[10]的著作，题名《教育学纲要》，连载于《亚东时报》[11]第7－10号上，此为目前所见最早的中译教育学文本。尽管它只节译了原作绪论（其标题即为“教育原理”）当中的6章[12]，区区9000字，但涉及诸多教育理论问题，可谓对“教育原理”的较为系统而完整的介绍。有证据表明，《亚东时报》曾是蔡元培当年时常翻阅的报刊之一[13]，说不定他经眼过这个《教育学纲要》亦未可知。

这个节译本出现以后约有2整年的时间里，整个教育学科似乎没有任何“动静”。直到1901年，教育学科的译介活动欻然而兴，一时间各科的著述、教材竞相涌现，恰似一派“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之景象！有了这些译书作后盾，难怪罗振玉在考虑师范急就科的“设科选书”事宜时，有如“成竹在胸”：“科目既定，宜选课书，兹就近日已译之书合用者，开列于此，曰学校管理法、曰教授法、曰学校卫生学、曰内外教育史、曰教育学”。[14]其底气显然与5年前梁启超说“至其所以为教之道，则微言妙义，略具于《学记》之篇”此番话时，那种闪烁其词、欲说还休的光景，已是天壤矣！(www.guayunfan.com)

图3‐1　师范讲义《教育原理》之版权页

接着出现的教育学文本，很可能是由留日学生团体“湖北同乡会教育部马毓福、黄轸（即黄兴）、余德元、沈明道、汪步扬、纪鸿等人合编的《教育原理》。它出自波多野贞之助的讲义，概由这些留日学生“以讲课所受，编纂成书”[15]。在该讲义的版权页上，分别著录了3个版本的时间：“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初版”、“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再版”、“光绪三十二年四月三版”（如图3‐1所示）。如果这条著录信息可靠，那么《教育原理》的初版时间应该在1901年的7—8月间（经查，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初一是1901年7月16日，六月廿九是8月13日），它比立花铣三郎《教育学》的王国维译本（1901年9—10月刊载于《教育世界》第9－11号上）约略要早两个月左右。

湖北留日学生编辑的《教育原理》和王国维翻译的《教育学》，这两个文本的相继出现，霍然开启了中国导入西方教育学的历史帷幕。2年后（1903年），教育学文本的译介迅速达到一个高点（计14种），这固然是1902年前后两部学制的相继推出和师范学堂的大批创办之必然结果，但同时也与直隶学校司（出2种）、京师大学堂官书局（出2种）、教科书辑译社（出1种）等机构的“组织行为”以及范迪吉的个人作为（出3种）不无直接之关联。尤其是由大学堂官书局推出的《垤氏实践教育学》和《格氏特殊教育学》两书，原作者分属贝内克学派与赫尔巴特学派，其原作和译述之水平在当时均属上乘，堪为中国早期教育学译作之代表。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美人查勒士德曷尔毛著《费尔巴尔图派之教育》一书[16]，亦由日人中岛端[17]译出，连载于《教育世界》第61－64号（1903.10－12）上。此著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教育学专书，因而未予收录。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它对赫尔巴特及其学派教育学之来源、理论体系的发展及其在德、美等国的扩张、应用与传播情形等均作了清晰的交代，犹如给赫尔巴特派教育学画了一幅简明的“地图”，有助于读者迅速把握“教育学”这个陌生领域的概貌，理出头绪、形成认识，因而对于刚刚起步的中国教育学而言，其学术意义不可小觑！

翌年，《教育世界》刊发《裴奈楷氏[18]之教育学说》一文，后又陆续推出介绍尼采氏、培根氏、贝斯达禄奇（裴斯泰洛齐）氏、兰因（赖恩）氏、讷德普（纳托普）氏、休来哀摩谐（施莱尔马赫）氏、培格曼（贝尔格曼）氏、菲叶氏、烈蒙忒（？）氏[19]等人教育学（说）的文章。这当中有些是教育学家（有教育学的建树）；有些实为教育思想家（有教育思想的贡献而无教育学之建树，如尼采、培根、裴斯泰洛齐等人）。虽说后者作为思想家的教育思想固然也是近代教育学的重要资源，但因其本身不是教育学，故亦未收录。

经初步统计，1899—1911年间总计有83种教育学文本问世，其中多数都是通过翻译得来的，国人自编的只是少数（参见第69页表3‐12）。而在可以断定为译本的56种文本当中，又至少有52种系译自日人著述（它们或为日人“自创自纂”者，或为日人“就西国书重加删订酌改”者）。[20]翻译或转译自欧洲教育学者之原著的仅见4种，它们是：（1）中岛端所译《垤氏实践教育学》（1903年）[21]；（2）蔡俊镛所译《格氏特殊教育学》（1903年）；（3）剑潭钓徒所译《教育学纲要》（1899年）；（4）陈清震所译《教育学》（1907年）。其中（2）的原作者为克恩（Kern，1820—1891），但此中译本的“出发文本”[22]不明；（3）与（4）的原著同为林德纳的《普通教育学》（Allgemeine Erziehungslehre，1877），陈清震译本系由1893年汤原元一的日译本转译，而剑潭钓徒译本的“出发文本”则不明。也就是说，（1）与（4）是由日译本（所谓日人“转译西国书者”）转译过来的，（2）与（3）的“出发文本”尚无法断定，但不能排除从日译本转译的可能性。[23]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国内教育学文本在译介对象的选择上存在着明显的“一边倒”倾向：即更多关注日人著述，却很少选译西人原著（包括西人原著的日译本）。换句话说，当时国人显然“偏爱”于经日人之手编著过的“仿制品”，却不怎么青睐“投胎转世”[24]进入日本的“洋货”（西人原著）。

另外，已经查实的编著文本有12种，约占总文本数的14%，查得参与编著人员共10人。与译本相比，这些编著文本主要有两个特点：第一，作者在编写（编著或编译）的过程中通常参考了多个文本。例如，覃寿恭的《女子师范教育学》至少参考过两本书：覃氏因嫌日本“女师范通用教科书”《教育学》（长谷川乙彦原著）关于幼儿园一编过于简单，弃而选译塚本岩三郎的《幼儿园手工挂图及图说》，他亦译亦编，为追求“理明词达”、“斟酌适当”，不惜对原本截取、删去、增补，而“不嫌与原本相参差”[25]；秦毓钧则凭借他“平时研究所得，复参考群书，取长补短”，编成《教育学》一书。[26]诸如此类，编著文本多为“参考群书”之结果。第二，编著者除了一般地拥有“日本阅历”以外，大多都具有一定的执教经验或办学经历，有些在编著当时就是师范学校的教育学教习（详见第69页表3‐13）。例如，王国维的《教育学》是他在任教江苏师范学堂时所编的讲义[27]；秦毓钧的《教育学》应该跟他此前讲授教育学的经历[28]有直接关联；季新益的《教育学教科书》，原本是他在上海第一师范传习所时所用的讲义；缪文功则在创办师范传习所[29]那一年出版了《最新教育学教科书》；张继煦的《教育学》和金华祝的《教育学教科书》或与他们在两湖总师范学堂的执教经历有关。[30]所有这些编著文本中，当以王国维的《教育学》和秦毓钧的《教育学》为重要。应该说，跟翻译者相比，编著者的教学经验可能更丰富一些，其满足教学需要的编写动机也常常更加鲜明而迫切一些。

总体来看，在1899—1911的13年里，以译、编、著等多种方式出产于中国的教育学文本，其数量上的走势如图3‐2所示。这个曲线图大致可以说明两点：第一，中国近代教育学文本在每年新出数量上的起伏，跟师范学校的创办及其数量上的扩容过程，存在有一定的因果关联性。这说明师范学校急迫的教学需求，是“催生”中国近代早期教育学文本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动力源和刺激源。第二，日本学者梅根悟认为，抓住历史上所形成的一个个教育思想或言论的“高峰期”（通常表现为对某类教育问题的讨论或研究在一段时间内的陡然高涨），并把它们作为各自独立的“单元”加以研究，然后再串成线，如此即可清晰地勾勒整个教育思想史的脉络。梅根将自己的这一研究构想贯彻于他的西洋教育思想史研究实践之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31]笔者认为，梅根的研究极富方法论上的启示意义。这里也想效仿梅根悟的“高峰期”理论作一尝试。从图示曲线的构成来看，它正好描绘了“年新出教育学文本量”从低走高继而迅速回落的整个过程。其完整性似乎

图3‐2　“蓬勃期”新出教育学文本的年度分布图

也“恰好”印证了本文所作的历史分期之合理性。

以上是我们对起步阶段教育学文本的产出过程及其发展概貌的大致描述。下面即进入文本研究部分。文本发展概貌_中国近代教育学原

4.1　文本发展概貌

在1912—1919年的8年间，笔者所能搜罗到的教育学原理文本（其中有些仅为书目，原本尚未得见），充其量不过22种（书目详见“附录一”）。它们在各年的分布情况如图4‐1所示。

图4‐1　“回旋期”新出教育学文本的年度分布图

鉴于文本总量极为有限，为了能够全面把握这一阶段文本发展的概貌，我们将对初步收集到的这22个文本逐年进行分述，力求无所遗漏。

1912年出现了两个文本。其中之一便是长尾槇太郎[2]与蒋维乔[3]合述的《教育学讲义》，商务印书馆1912年12月初版发行。其时，长尾槇太郎和蒋维乔已经在商务印书馆共事了近8年。该书正文首页题署“日本长尾槇太郎、武进蒋维乔述”，版权页却单独著录其编纂者为“蒋维乔”。不过，查考两人之阅历，笔者怀疑就学术思想上的贡献而言，兴许长尾才是编纂过程中的“主谋”亦未可知。

这部《教育学讲义》在思想体系上很有自己的一套，后节拟再作详论。另一个文本系载于《教育杂志》第4卷第4号（1912年）上的《实验教育学》，署名“天一”，下跟一行小字，注明其出处，曰：“节译英国罗白氏实验教育学之一”。此文后曾以“附录”的形式出现在朱元善的《教育学与各科学》[4]一书中。据此，我们怀疑“天一”就是朱元善[5]。此文虽号称“实验教育学”，然全文不过区区10页纸，略叙用精密数量的方法作归纳的、科学的研究之“新教育学（即实验教育学）”及其在欧洲的进展情况。严格说来，它还不能算作“教育学文本”。

1913年又有两个文本问世。一为周维城、林壬编译的《实用教育学教科书》，1912年12月由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出版发行。其内容“悉依据日本师范学科研究会所编之讲习科用教育学教科书”，复“遵照教育部新章编订”“而损益之”。[6]另一个文本即宋嘉钊所译《中华教育学教科书》，1913年中华书局出版发行。“本书译自日本大濑甚太郎之新编教育学教科书”，又“遵照教育部新章”，“取合现时中国教授之便”而编译。[7]

接着，宋嘉钊又与张沂合作编译了《教育学教科书》，于1914年1月交中华书局出版发行。此书“分教育原理教授法管理法三大编”，其材料“译自日本小山左文二所著之实用教育学提纲，间亦参证他书，以期完备”。[8]同年另有彭清鹏翻译日本泽柳政太郎的《实际教育学》（吉林教育杂志社）[9]，顾倬译日本小泉又一的《教育学》（文明书局），张子和的《大教育学》[10]（下节详论），刘以钟的《新制教育学》（中华书局），张毓骢的师范新教科书《教育学》（商务印书馆），范源濂的《新制教育学》（中华书局？）[11]出版，此外，还出现过杨昌济的油印教材《教育学讲义》[12]。由此，1914年成为整个“回旋期”中教育学原理文本出品数量最多的年份（共计8种）。

1915年，周维城、林壬著《实用教育学讲义》由中华书局出版[13]。其框架结构与章节安排，跟两年前由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出版的《实用教育学教科书》完全一样，就连附在各节之后的练习问题也未作任何改动。当然也不能说一点变化都没有。一是形式上的，大体限于书名（即由先前的《教科书》变成了《讲义》）和著录方式（版权页显示，先前的“编译者”成了后来的“著作者”）的改变。至于内容上，先是撤去了之前所刊的《编辑大意》，其次，也是笔者认为意义重大的一处变动，则出现在第二编第二章（“教育目的”）之末尾处，即在引述当时教育法令这一点上（此点将在本章第三节作进一步申述，此处暂按不表）。此外，本年另有王凤岐讲述的“单级教授讲义”《教育学》[14]，以及刘本枢、周之冕译大濑甚太郎的《新编教育学教科书》（中华书局，1915）[15]出品。

1916年所列两个文本，一为朱元善的《教育学与各科学》（其性质前文已论定），一为揭载于《教育公报》第3年第9期上的《教育学与教育术》⑧。就其内容及篇幅而论，均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教育学文本”。

1917年新出《教育学要览》一书。该书未见版权页，亦未见编者署名[16]。惟据其“编者”《例言》“誌”于1917年2月，笔者推测它在同年出版的可能性极大。书之扉页印有“受验准备用书”，“商务印书馆出版”等字样，可知它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谓的“考试复习用书”。

1918年又新出三种教育学文本。一为沈元起等编的《教育学问答》[17]，一为韩定生所编纂的《新体教育学讲义》[18]（下节详论之），还有一个则是美国何乐益（Hodous）翻译桑代克原著The Principles of Teaching Based on Psychology为《教育学：根据于最新心理学》（上海广学会，1918）[19]。

1919年的文本即指毛邦伟所编的《教育学讲义》，它跨年连载于《教育公报》的1918年第13期至1919年第5期。按事先约定的著录原则，我们将它归入1919年，这也是整个“回旋期”中唯一一部刊登在连续出版物的教育学文本。

根据上述分析，剔除那些“疑似”而“不是”的教育学文本（譬如“天一”的《实验教育学》、大濑甚太郎的《教育学与教育术》、朱元善的《教育学与各科学》等），则整个“回旋期”（1912—1919年）所产出的名实相副的教育学文本不过19种。图4‐2显示校正之后“回旋期”新出教育学文本的年度分布情况。

当然，这个经过校正的图表也不见得就精确无误。首先，有些文本的出产（初次版、印）时间，我们尚难明确断定（譬如杨昌济的油印本《教育学讲义》），所以将它归入某一年份，不过是根据有限的信息所做的推测而已。其次，所列文本中有些仅见书目，它们是否都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教育学文本，不太好说；其中还有个别文本，难保不是前一历史时期出现过的同名文本的“翻版”，譬如前述刘本枢、周之冕译印大濑甚太郎的《新编教育学教科书》（中华书局1915年初版），与10年前东京並木活版所印行的同名文本是否在内容上也具有同一性，还是经过了修订和改动？对此，我们是存疑的。只因未搜到中华书局的这个“新版本”，无从比对，只好暂予保留。但是，这种保留不见得正当。最后同时也更为要紧的一点是，对于这个已经搜罗到的教育学文本目录，谁又敢说它一定已经囊括所有而无所遗漏了呢？

图4‐2　“回旋期”新出教育学文本的年度分布校正图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相信，图4‐2对“回旋期”教育学文本的“年出产量”所做的描绘，至少大体上是可靠的。它显示出，“回旋期”新出的教育学文本，数量上的唯一一个高峰点出现在1914年，其余各年的文本出产数均未超出3个，有的年份（1916年）甚至是零。笔者认为，“回旋期”内文本出产量上的这种起落，或与1913年民国第一部学制《壬子癸丑学制》的全面施行，有直接的关系。经过比较、鉴别，笔者同时认为，在同时期的19个文本当中，应以长尾槇太郎与蒋维乔合述的《教育学讲义》、张子和的《大教育学》、刘以钟的《新制教育学》及韩定生的《新体教育学讲义》等著述为重要。

此为“回旋期”教育学文本的大体情况，以下进入文本研究部分。文本发展概貌_中国近代教育学原

5.1　文本发展概貌

据笔者搜罗、统计，“转向期”（1920—1927）的8年，总共新出34种教育学文本。其大体情况略如图5‐1所描述，以1925年为高点（共7种），但总体比较平稳，年新出文本数大致维持在3～5种的水平上。

图5‐1　“转向期”新出教育学文本的年度分布图(www.guayunfan.com)

①Kilpatrick，W.H.My 1927 Trip to China（转引自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五四》，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39页）.

“转向期”以舒新城编的《心理原理实用教育学》（商务印书馆，1920年5月初版）为开端。这本书直接承袭了美国教育学家霍恩（H.H.Horne，1874—1946）《教育上的心理原理》（The Psychological Principle of Edu‐ cation，1906）之体系（详后）。我个人的判断是，它以翻译成分居多。不过，写这本书之前，作者因为对于教育发生了许多问题，不得其解，于是读了很多书，不光中文的，还有英文的（美国长老会所办的福湘女学校藏有英美教育学名作数十种）；后来读到“桑戴克之《教育学》及杜威之《民治与教育》，心胸为之大开”，“著述之念更强”[1]。从这些叙述中，可以清楚看到，作者在著述之前，已经很注重从英文文献中汲取思想资源了，这种转变具有标志性意义。作者声称，他的《心理原理实用教育学》“以心理原理，叙述教育方法”，与“那时的教育界尚是日本多少年前之目的论、方法论、教学论、训育论、管理论的教育学世界”，迥然有别。[2]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把舒新城这本《心理原理实用教育学》的问世，视为中国近代教育学发展由“回旋期”步入“转向期”的标志。

“转向期”的教育学原理，第一次在“传统教育学”的文本之外，又出现了以“教育哲学”命名的文本。这种“教育哲学”文本的出现，恐怕直接跟杜威有关。杜威在华期间，由他的中国弟子陪同并翻译，南下北上，到处发表演讲，甚至还给南高师、北高师的学生上课[3]。这些演讲或授课，常常是每讲一次，其记录稿或课堂笔记即见于《晨报》、《新青年》等各大报刊，成为时人关注的热点。[4]我们所收录的1920—1922年间的这4个文本（详见“附录一”），均为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单行本。这些文本或以“教育哲学”冠名，或是公认的教育哲学著述，它们销行很广，影响很大。[5]其中又以常道直编译的《平民主义与教育》一书，学术价值为最高。据编译者交代，“杜威博士在1920年秋到1921年夏，一年间在北京高师教育研究科讲授《教育哲学》，即用所著《平民主义与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为教本。本篇系由编者在教室中逐日所记英文笔记译出”[6]。这些文本虽然数量不多，但都出自杜威本人对自己教育学说的阐述，因而是“转向期”教育学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1921年，密勒原著，郑宗海、俞子夷译述的《密勒氏人生教育》[7]，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印行。这可能是“转向期”当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文本。关于它在当时受到关注的程度，在郑宗海、俞子夷的《译序》中有一段生动的描述：“南高教育科诸同学时时以出版期相询问。去夏南高暑期学校，子夷曾以教法之一部作某科目教材之一种。一时以印本不多，无从购买，转相抄录，挥汗不辞。自兹以后，西自关中，北至京师，海陬文人，外邦学士，邮函相询者，不一而足。闻吴中某师校，已用以作教授蓝本，最近则友人某君回国后教授于某高师，亦取以为教材之一种参考，则知本书固不当违时势之要求，再作高蹈之想矣。”[8]原作者密勒（I.E.Miller，1869—？），生平不详[9]。1904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但有评论称，他的《人生教育》用生物进化论的观点来阐述教育原理，“显然深受杜威、詹姆士及其他美国著述家的影响”[10]。从中译书名来看，《人生教育》似与教育学文本无关，事实上其英文原作的副标题即是“教育（学）原理课本”，乃是一部标准的“教育学”。众所周知，杜威著作等身，却未曾编写过一部“教育学”；并且其著述多数有比较浓重的哲学味，一般的读者不太容易把握。正是在这两点上，密勒氏的《人生教育》或可补其不足，它甚至还可以充当中国传播杜威教育学说的“开路先锋”。此书出版后近10年，《教育大辞书》特别收录了“密勒氏《人生教育》”的词条，称其“原本行文浅显”，“译文亦甚.达”，并郑重推荐说“欲解杜威之教育精义，宜先读此书”。[11]由此亦可想见密勒氏的此著在当时受关注之程度！

波特的《教育哲学大意》（Fundamentals of Education，1921，孟宪承翻译，商务印书馆1924年初版）[12]和克伯屈的《教育方法原论》（Fundations of Method，1925，孟宪承、俞庆棠翻译，商务印书馆1927年初版）[13]，两著均由孟宪承翻译，而原作者又都是杜威的学生，他们对杜威学说有继承、有阐扬。可见孟宪承专门选译这两本杜威弟子的著述，恐怕不是偶然的。

密勒、波特、克伯屈都是杜威弟子，都继承了杜威学说，因而这几个文本和杜威教育哲学的几个译本，可以算作为杜威一派的文本。此外，沈泽民翻译瑞典爱伦凯的《儿童的教育》（商务印书馆，1923），徐松石翻译英国傅利门的《实用儿童教育学》（广学书局，1921）以及谢松羔翻译美国帕可的《儿童教育学》（上海协和书局，1924），他们属涵括广泛的欧洲新教育派或美国进步教育派，与杜威分属不同派别，但很多观点（譬如强调儿童中心）一致，关系密切，可视为杜威派之“近亲”。

也有跟杜威一派有分歧，甚至尖锐对立者。陈兆蘅翻译的《桑代克教育学》（商务印书馆，1927）即其例。我们常有将杜威、桑代克一同归入美国进步主义教育之列者，殊不知这个进步主义派成分复杂，本身就充满了斗争。杜威与桑代克、贾德等人之间，围绕着教育研究的价值取向问题，一直有严重的分歧，拉格曼对他们之间的斗争史有精彩的叙述[14]。此外，周从政翻译美国霍恩的《教育哲学》（中华书局，1924），则是与杜威派直接对立的。霍恩讲理想，杜威求实用；前者属理念派，后者为试验派。所谓杨亮功说，霍恩“所讲的哲学与杜威实验主义正相反”[15]。很有意思的是，萧恩承博士的《教育哲学》名为“著”，实则“编”；说是“编”，更像“译”。该书由上、下两编构成。上编根据哥大师范学院克伯屈教授的《教育哲学纲要》（Syllabus in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立论”，编译者利用课余时间，积极对原本进行“编述”，“编述方法，乃将各原书内容，遍览无遗，然后融会其大意，将各家之说，提纲挈领，构成篇幅，并随地将数年来课堂笔记及个人心得列入”。上编完成，正要付印之时，作者突然“就感觉了唯心主义在教育中的重要，所以急忙取出纽约大学贺恩教授所著的《教育中的唯心主义》（Horne：Idealism in Education）一书，译出来，以作本书的下篇”[16]。将两种完全对立的教育哲学，分上、下两编放在同一部书中，企图让它们自行“中和”，这也是萧博士的“创意”吧。

甘泽浩翻译日本人浅野训三郎的《教育问答》（商务印书馆，1925），是“转向期”内唯一可见以日文著述为对象的译本[17]。

以上为“转向期”教育学译本的大致情况。与“回旋期”译本的退缩不同，据笔者考察，在“转向期”，翻译文本有抬头之势，如果我们把舒新城所编的《心理原理实用教育学》和萧恩承博士所“著”的《教育哲学》都算在内，那么，“转向期”至少有四成以上的文本（15种）实质上都具有明显的翻译性质。

余下的则为国人自己编著的教育学文本。缪序宾、吕云彪之《动的教育学》（商务印书馆，1921）以作者等人在尚公小学开展的“动的教育”以及“分团教授”为基础而著成。全书共分九章，依“动的教育”之“发端”、“概念”、“题材”、“机能”（或曰功能、作用）、“动机”以及“学习之本质及种类”、“学习之管理”、“问题论”、“段阶论”之顺序，作“动的教育学理之研究”。[18]这是我国第一本基于本土教育实验的教育学著作，值得关注。所谓“动的教育”即今天所谓“活动教育”，其理论来源于杜威学说。

紧接着是王炽昌的《教育学》（中华书局，1922）。作者自称“本书……大部分取材于杜威、桑戴克、密勒三氏之学说，此外，如斯密司、亨德生、倍支、柯尔文、麦克满赖等之著作，及国内名人之译著，亦兼有采及”[19]。具体而言，其核心思想依从于杜威，材料多采自桑代克，而体系则仿照了密勒氏[20]。

次年，又有范寿康的《教育哲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23）一著问世。此著从一开始就向“美国式”的教育哲学“宣战”：“美国号为教育哲学（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之书多矣，而内容有名无实，类不足观”；“美人论学，往往轻系统、重实利，其弊流于肤浅驳杂，以杜威之贤，不能免是”。[21]范寿康《教育哲学大纲》宗德国纳托普之新康德主义哲学，属“理想主义”派，而与杜威的“发生主义见地”迥异[22]（详后）。

“五卅惨案”以后，国人民族情绪高涨，民族意识进一步觉醒，遂有国家主义教育思潮应声而起。余家菊继与李璜合著的《国家主义的教育》（第一集）（中华书局，1923）[23]之后，1925年又连出了《教育原理》（中华书局，1925）和《国家主义教育学》（中华书局，1925）两著，前后相隔3个月。余家菊当年考取北高师教育研究科，曾亲聆杜威授课，他的教育学亦不无杜威的“影子”。但在根本上，余家菊是与国家主义教育学说相始终的一位学者，与杜威之实用主义学说，旨趣不同（详后）。

随后，王炽昌又新编了一本《新师范教育学》（中华书局，1926）。它在4年前所编的《教育学》之基础上，特别加入了“三民主义之教育”一章，声言我国今后之教育当以三民主义为指针。此为我国较早明确提出三民主义教育思想主张的教育学文本，它说明作者当时的立场已经开始脱离杜威的实验主义，转向于具有拥护、保存和提高民族文化倾向的三民主义教育学说。

此外，还有舒新城的《教育通论》（中华书局，1927），虽然也深受杜威学说的影响，但并不完全依从于杜威，作者对于诸多教育问题，显然还是有自己的独到见解的（详后）。

以上为“转向期”国人自编、自撰教育学文本之大略。从上面的所有分析可以看出，在“转向期”的教育学文本中，无论是翻译进来的或者是国人自编、自撰的，均呈现出杜威派与非杜威派文本同时并存，实用主义与反实用主义学说相互竞争之格局。今人常谓，1919年前后开始的中国教育学之“转向”，是一个热潮被另一个热潮“替代”的过程，前一个热潮即指“赫尔巴特及其学派教育学的引进与国人译、编、著教育学”的热潮，后一个热潮是指“杜威实验主义教育学的引进与国人译、编、著教育学”的热潮。[24]从上面的分析来看，这个结论也不甚准确。毋宁说，1920年开始出现的教育学“转向”是指中国近代教育学资源取向上的改变，亦即从全面“依赖日本”的教育学资源取向变为“面向美国”（也包括欧洲）的教育学资源取向，[25]而且还须申明，转向并非全面替代。文本发展概貌_中国近代教育学原

6.1　文本发展概貌

据我们初步收集、统计，1928—1948年的21年间，总计新出教育学原理文本121个，平均每年新出文本近6种。其中高峰点出现在1933年，抗战爆发以后，开始急速下跌，1939—1945年处于教育学文本生产的低谷期，1946年后又有迅速回升的迹象。“深化期”教育学文本的产出情况略如图6‐1所示。

图6‐1　“深化期”新出教育学文本的年度分布图(www.guayunfan.com)

根据新出文本的这种走势情况，“深化期”的21年，似乎又可以进一步分作前11年（1928—1938）和后10年（1939—1948）两段。今依照这两个时间段，略述“深化期”教育学原理文本的发展概貌。

1928—1938年，可以说是中国教育学术的“黄金十年”，教育学原理在哲学的和科学的两个方向上均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此间共出教育学原理文本82种，年均达到7.5种，毫不逊色于“蓬勃期”的数量表现。

在教育科学方面，此10余年内，引进的文本不少，其中尤以桑代克（1874‐1949）的著述被译介的频次为最高。如表5‐1所示，桑代克的教育学著述，最早的中译本大概是美国人何乐益（L.Hodous，1872‐1949）翻译的，1918年由上海广学会出版[2]。1912年，桑代克的《教育学基础读本》（Edu‐cation：A First Book，NewYork：Macmillan，1912）在美国问世，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当时各州的师范学校纷纷采择此著为教本。“越十年，桑代克与其高弟盖茲Gates博士，修订前书，易名《教育原理》。五年之间，风行中华教育讲坛。闻译者频数，未见出版。”[3]汪懋祖称，桑代克的著述风行中华教育讲坛，译者无数。此言不假：其原作Education：A First Book，早在1927年就已有中译本问世（即陈兆蘅所译《桑代克教育学》，商务印书馆列为“师范丛书”出版，汪氏称颂此译“在教育文籍中，颇得称誉”[4]）；至于桑代克跟他弟子盖茲共同修订的这部《教育原理》，大约在1933—1934年的2年间，更被国内各地学者移译并出版不下6次！汪又谓，未见后著之中译本出版，则属有所不知：其实，就在汪懋祖为他的弟子贡志容的译作写序（1933年12月）前数月，陈衡玉的译本《教育概论》已由上海大东书局出版（初版于1933年9月）；而雷通群的译本《新教育的基本原理》则已经再版了（初版时间不详。不过，1931年6月20日雷通群作《译者序》于在厦门大学教育学院[5]，据此，我们大概可以推知其初版于1931年的可能性较大）。加上桑代克在教育心理学、教育研究方法、文化史等领域的著述，也同时被频繁地译为中文，所以，据笔者保守估计，在1949年之前，桑代克著述被中译的频次应不低于20次。在短期内，桑代克个人的学术活动及其著述受到如此广泛而密集的关注，实属罕见！在美国，以倡导教育研究的科学化和精确测量而著称的心理学家桑代克，跟强调“哲学是教育的普通原理，教育是哲学的实验室”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两人之间的竞争“不幸”以桑代克的“取胜”和杜威的“落败”而“告终”。[6]同样，在中国近代教育学原理的发展历程上，如果说在“转向期”杜威的影响还无人能敌的话，那么，到了“深化期”，则桑代克的影响力显然已经盖过了杜威的“风头”——至少从文本的角度来看是如此。

除了以桑代克为代表的美国教育学著述被大量译介以外，当时国内对于赫尔巴特及其学派教育学的关注也并未停止，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是，1936年赫尔巴特的原作《普通教育学》终于由尚仲衣主要根据费尔金夫妇（M.H.Felkin and Emmie Felkin）1902年的英译本，同时“佐之以赫尔巴特之原文（一八五一年哈滕斯坦——Hartenstein——版本）”而转译为中文出版[7]，这是近代西方教育学导入中国将近40年之后，拥有“科学教育学之父”美誉的赫尔巴特，他的教育学原著第一次被完整地译成中文出版。此外，赖依的《实验教育学》，亦由金澍荣、黄觉民翻译，商务印书馆于1938年初版发行。

表6‐1　桑代克教育学文本译介简况表

注：译者名前加“◎”者，表示该译本笔者尚未见到。

当然，除了桑代克教育学以外，这一阶段还相继引进了其他的教育学。如查浦曼和孔茨（J.C.Chapman＆amp;C.S.Counts）合著的《教育原理》经赵演改译后，1935年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洛克的《教育漫话》则由傅任敢译出，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凯兴斯泰纳的《工作学校要义》也由刘钧翻译后，商务印书馆于1935年出版；英国沛西·能的《教育的重要原理及其根据》由刘朝阳翻译，商务印书馆1932年出版；罗素的《教育论》由周意彪翻译，北京文化学社1930年出版；另外还有苏联品克维奇（原译品克微支、平克维枢，A.P.Pinkevitch）的《教育学新论》（卢哲夫译，辛垦书店，1935）和《苏联的科学与教育》（尚仲衣译，商务印书馆，1936），等等。如此“地不分南北”，“学不问东西”，广吸博纳，兼收并蓄，确实体现出国人在引进和借鉴外来教育学的时候，其视野和胸襟较之以前明显更加开阔了。

这一时期自编教育学文本极多。自从1928年庄泽宣（1895—1976）的《教育概论》出版以后，国内随即掀起了一股自编《教育（学）概论》、《教育通论》、《教育原理》等教育学课本、教材的热潮。据不完全统计，在1928—1938年间，单是国人自编的《教育（学）概论》即达26种，占这一时段教育学原理总文本数的31%强；另有以《教育学》、《（现代）教育原理》、《教育学大纲》、《教育学新论》、《教育入门》、《（现代）教育通论》等命名的文本17种。所有这些文本均为国人自编，且绝大多数都与教学活动直接有关，虽其名目不一、来源复杂、立场多样，但总体上受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教育学的影响比较明显。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庄泽宣的《教育概论》（中华书局，1928）；孟宪承的《教育概论》（商务印书馆，1933）；罗廷光的《教育概论》（世界书局，1933）；吴俊升和王西征合编的《教育概论》（正中书局，1935）；以及李浩吾的《新教育大纲》（南强书局，1930）和钱亦石的《现代教育原理》（中华书局，1934）等。

1928年，庄泽宣的《教育概论》出版。此书为著者在清华讲授教育概论课程时，因没有适当课本，乃“抽暇自编，旋在厦门大学继续讲授，编成初稿爰交中华付梓，时在十五年［1926］十月也”。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在1928年。这是国内较早出现的《教育概论》。当时，国内尚流行教育学通论，多偏重理论，故易涉于空泛，而“本书名曰概论，重在教育全体的鸟瞰”，“偏重实际”。[8]可见，此著完成于“转向期”，印行在“深化期”。庄泽宣1922年在哥大获教育学博士学位。据邓友超分析，其《教育概论》中三个主要的假定——关于教育目的的假定，关于受教育者的性质的假定，关于知识的性质以及教授方法的假定——主要来自杜威、桑代克等人的思想。[9]

孟宪承1920年获华盛顿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1921年又赴伦敦大学研究生院深造。回国后，曾在东南大学、圣约翰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等名校任教。他的《教育概论》由商务印书馆初版于1933年9月，编者声言，他是把这本书当成教科书来编的，也希望读者只把它当作教科书来用。因为按照《师范学校规程》[10]，教育概论只是师范专业课程的一个引导，其目标在于“使学生认识教育上显著的事实及问题”，“理解教育上主要的原则和方法”。为此，编者希望读者把它当作“最低限的教材”来使用。[11]从内容来看，孟宪承的《教育概论》由“儿童发展”与“社会适应”两方面展开，先引华生（J.B.Watson）、桑代克（E.L.Thorndike）、比纳（A.Binet）等人的学说，佐证儿童的生长与发展，进而肯定杜威的“教育即生长”说；复引多位教育学家的名言，说明“生长是向着将来的继续的前进，是对于社会环境的继续的适应”，把杜威的“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思想融入自己的著述。最后得出自己对于教育的定义：“教育是发展的过程，在这过程中，个人得到对于社会的适应。”[12]孟宪承的《教育概论》对杜威的生长说、桑代克的学习律、柯勒的顿悟说、克伯屈的设计教学法等征引颇多，阐述尤深。它1933年9月初版印行以后，到1936年6月，不到3年时间里即出至11版。

吴俊升、王西征的《教育概论》1935年初版以后，到1946年更印行至50版，成为解放前国人自编教育学文本中销行最广的一本（后详）。

在教育哲学方面，杜威的著述仍新出了3种：1928年商务印书馆出邹恩润的译本《民本主义与教育》，1933年商务印书馆重出由郭智方等笔记的杜威在华讲演《杜威教育哲学》之“国难后第一版”，1935年大新书局又出由刘伯明口译、沈振声笔述的杜威演讲《教育哲学》。前者译自杜威的原著Democracy and Education—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1916），后2种则实为杜威在华演讲的重版。可见，有关杜威教育哲学的这3种文本，完全可以看作延续了之前学习实用主义教育学热潮的余绪。

1930年，孟宪承又译波特的新著《现代教育学说》（Modern Education‐al Theories，1927），交由商务印书馆以“大学丛书”出版，原作者对于全书的结构要旨作了这样的叙述：“这书卷一以平民主义运动作讨论的出发点；卷二说明各种改造课程的尝试，常与平民主义的精神，不相融洽，结果是许多藉名于平民主义与科学方法的课程编制，只是反动的，并不比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新的多；卷三略述行为主义心理学在学习历程上的应用，意在显明近来大家为了便利，把学习历程不自然的简单化，又误以这样简单化为科学方法之严密的应用；卷四推阐平民主义概念所涵的社会理想，并试说明这理想不是搜集事实的科学方法所能达到，也说明根本上教育应视为一种社会政策的表现。”[13]这是孟宪承继1924年译出《教育哲学大意》以后，再度翻译波特的教育哲学著述。可见，孟宪承对这位杜威弟子的著述和思想一直很关注，这种关注通常被认为与杜威有关。从以上引述的波特之原话来看，这位弟子显然是站在以导师杜威为核心的“芝加哥学派”之立场上，始终强调民主主义的社会理想，坚决反对在教育改革或研究上的过分的定量化和科学主义（以桑代克为代表）。

图6‐2　师范丛书《教育哲学大纲》

此后，吴俊升的《教育哲学大纲》出版，分别有如图6‐2所示的1934年商务印书馆“师范丛书”本以及1935年的“大学丛书”本两种版本。《教育哲学大纲》虽然“不取一家一派而兼取各派”，“去短从长”，“折中调和”，但于各派哲学之间，显然也不是无所倚重。即使是在事隔50年之后，作者依然强调，“对于本书内容影响最大的”是“杜威教授”（详后）。[14]不过，可以肯定，此时杜威学说的影响力显然已远不是之前“转向期”那样牢牢地居于“压倒性的”优势了。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杜威理论影响的存在，只是说他的影响较之于从前，已经越来越退居于知识背景的层面上了。代之而起的桑代克之教育学说，部分地由于它穿上了“科学的外衣”，极大地增加了吸引力，在“深化期”中此类文本的影响力跳至“前台”。不过，就教育哲学文本而言，除了“杜威派”以外，此十余年中也出过英国鲁斯克的《教育与哲学》（瞿菊农译，华严书局，1929）和美国芬赖（Finney）博士的《教育社会哲学》（余家菊译述，中华书局，1933[15]）等。

至于国人自编的《教育哲学》文本，不光前述之吴俊升，他如瞿菊农、陆人骥、王慕宁、范锜和姜琦等，在此期间内各自都贡献了一种《教育哲学》，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吴俊升和姜琦所出的文本（详后）。从数量上看，这一时期出版的《教育哲学》文本，虽然远不及教育学（指作为一门学科的教育学）文本，但总数亦不下10种。可以说，自杜威来华以后，教育哲学的确已成为教育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势力”。

在1939—1948年的10年间，尽管教育学术活动的机构、队伍、学科建制等并无显著变化，但教育学文本的出产量有明显的下滑。但与“回旋期”的主动收缩不同，此时的数量下滑总体上是一种被迫性的下滑。尤其是当抗战进入到艰难期以后，这种数量上的下滑便愈加明显。1939—1945年成为整个“深化期”教育学原理文本出产量的低谷期。

尽管如此，在战火纷飞，学校时常处于敌机轰炸、颠沛流离之中，中国教育学的发展并没有停止。学者们在我们今天无法想象的艰苦卓绝的条件下，仍然以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投身于教育、学术活动，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参与国家、民族的救亡活动。这一时期的教育学原理文本虽然在总体数量上有很大的回落，但同样产生了一些具有相当影响力并且事后亦被证明是具有重要学术地位的著述。其中，译本中比较重要的有：夸美纽斯的《大教授学》（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39）；英国罗思的《现代教育学说》（孙邦正、方东澄译，商务印书馆，1948）；美国克伯屈的《新教育原理》（朱炳乾译，商务印书馆，1948）；美国柴尔兹的《教育与实验主义哲学》（许孟瀛译，正中书局，1948）。

自编的教育学文本中比较重要的有：罗廷光的《教育通论》（中华书局，1940）；汪懋祖的《教育学》（正中书局，1942）；范任宇的《教育概论》（商务印书馆，1943）；陈科美的《新教育学纲要》（上海书店，1946）；孙邦正的《教育概论》（独立出版社，1947）；孟宪承、陈学恂的《教育通论》（商务印书馆，1948），以及石联星的《教育学概论》（上海：中国文化服务社，1946，后详），等等。国人自己编著的教育哲学文本，我们目前为止所能收集到的主要限于——张栗原的《教育哲学》（油印讲稿，1940年，后由林砺儒辑录成《教育哲学》单行本，三联书店1949年版）；余家菊的《教育与人生》（正中书局，1942）以及《教育哲学》（油印讲稿，1942，今见余家菊著、余子侠编校：《教育哲学论稿》，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傅统先的《教育哲学讲话》（世界书局，1944）；林砺儒的《教育哲学》（开明书店，1946）；袁公为的《三民主义教育哲学概论》（独立出版社，1947）——共8种。在笔者看来，除了我们今天已经注意到的张栗原、林砺儒以及傅统先等人的著述外，余家菊的《教育与人生》（详见第五章第二节之论述）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也很重要，但我们至今认识的不够。

以上就是教育学原理文本在整个“深化期”发展的大致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