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速成教育的问题和状况_近现代中日留学生

围绕速成教育的问题和状况_近现代中日留学生

三、围绕速成教育的问题和状况

1.围绕速成教育的争论（1）——对速成教育的批判

1906年，清朝的学部举行了一次留学毕业生的考试，在近百名的考试者中，尽管留日的毕业生占大多数，但是考试的结果却是留日毕业生全都落第，而相比之下，考试成绩前五名全部是由美国归国的留学生。

导致留日的毕业生全部落第的结果可以说与当时日本的速成教育有着直接的关系。实藤惠秀指出，速成教育是近代留学生教育的主流，他说道:“明治时代的留学生人数值得引以为豪，但是，必须认识到，那是（留学生）在邻国接受暂时的义务教育，从水平上说还不能称之为‘留学’。”(20)

速成教育之所以成为主流，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清朝的改革亟需人才，所以从一开始就希望实行速成教育。其实这种走捷径的思维逻辑不仅从前述的张之洞在《劝学篇》主张中就可见一斑，在文中，他认为“西书甚繁”，直接从日本学习可收“事半功倍”(21)之效。同时，戊戌间的康有为在谈到变法时也认为，“大地之中，变法而骤强者，惟俄与日也。俄远而治效不著，文字不同也。吾今取之至近之日本，察其便法之条理先后，则吾之治效可三年而成，尤为捷疾”(22)。在康有为看来，西方各国用五百年实现的变法日本用三十年得以实现，而仿效日本则可三年而成。他和张之洞都将仿效和学习日本看作是变法强国的捷径。(www.guayunfan.com)

加之，从现实来看，随着科举制度的废止，除了政府派遣的官费留学生，失去了登仕途之路的众多学子为追求新的出世捷径，纷纷自费来到了日本，毕竟，是新学逐渐当道的时代了。

另一方面，作为对中国方面希望速成的倾向的回应，在日本设立了为数众多的速成学校。从教育年限来看，有短至一年甚至半年的，这些唯利是图的学校，往往被称为“学商”或“学店”。

对于中日间的这种风潮，部分有识之士进行了严厉批判。例如，1902年，日本著名的教育家、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就批评只图速成的留学生们说:“像今日不少学生那样，徒望速成，不认真潜心研究学术，是不能指望从留学生中产生出大有为的人才的。”(23)同样，在1905年开设的早稻田大学的清国留学生部的开学典礼上，学监高田早苗在他的演讲中也专门提到速成教育之弊，就留学生部的教育方针他说道:“早稻田大学的清国留学生的教育方针首先主张排除一知半解，即应教授的就要充分地教，决不一知半解。”(24)

在学制上，相对于速成学校的半年或一年的短期教学，早稻田清国留学生部制定了预科一年，本科二年的三年学制，同时还为本科毕业者设立了补习科。

因只求文凭不问教育内容与期限的留学生和唯利是图的速成学校的林立，导致速成教育泛滥成灾，在此状况之下，以上对速成教育的批判以及与速成教育相对抗的教育方针可以说体现了作为教育者的认真姿态，它指出了速成教育无法造就真正完全的人才的弱点。

然而，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个时期的留学生教育往往是和现实政治无法分割的，早稻田的留学生部的教育方针中也同样包含着政治的考量。实际上，在清国留学生部设立前，高田早苗和青柳笃恒曾赴中国实行教育考察，在与清政府的官僚交谈时，对于清朝官僚担心学了新学的留学生归国后思想会变得偏激，高田对此说明道，那是因为速成教育导致一知半解的结果。在这里，速成教育的弊端同时被看作导致不能潜心求学易流于激进和革命这一结果的理由。

当然，批判速成教育的原因更重要的在于，速成教育被认为对于日本来说也是有损于其利益的。这不光是关系到日本能否保持“文明的翼赞者”的形象的问题，同时还关系到日本自身的利害的问题。例如，高田认为:“战后（指日俄战争——笔者注）工作的中心当然是中国、国家的战后经营的中心是中国。”(25)为此，他不断强调中日两国不仅是“同种同文同门”，而且“利害永远一致”(26)，“日本人须自觉其利害相同而后使中国人自觉之，以此作为日本人对中国的总的大方针”(27)。在他看来，设立留学生部实施留学生教育不仅符合中国的利益，同时也符合日本的利益，因为它“能够增强中国国民对日的同情”。

与高田相比，青柳则更明确地表示，通过留学生教育“（我）国民不出数年即可得以在中国的大陆上扶植有根据之势力”(28)，并以此来敦促政府重视留学生教育。

也正是由于如此，对于他们来说，一味追求营利的私立学校与速成教育绝不能培养出“同情”与理解日本的留学生，是必须加以取缔的。

不仅如此，对速成教育的批判同时还受到了美国、德国等西方诸国的中国留学生政策的刺激。在“留学生取缔规则”（此处的“取缔”在日文中为“管理”之意——笔者注）问题之后，西方各国在中国的教育活动迅速活跃起来(29)。所谓“留学生取缔规则”问题，发生在1905年，这一年在东京以留学生为主体的反清革命活动不断活跃，特别是同盟会的成立更是大大刺激了清政府，在清朝政府的强烈要求下，11月2日，日本文部省颁布了关于清国留学生的管理规则。这一规则从表面上看是为了管理和取缔缺乏管理的“学商”、“学店”和“性行不良”的学生，但是，从其背景来看，显然存在着打击在留学生界不断壮大的革命派势力的意图。特别是对于此规则中的，留学生入学须出具清国公馆的介绍信；留学生须入住学校的宿舍或学校监督下的住宿以便校外管理；被其他学校勒令退学的“性行不良”者不得入学等规定，留学生们进行了强烈的抗议，并进行同盟罢课。在此过程中，法政速成科学生、革命派陈天华为抗议《朝日新闻》将留学生们的行动称为“放纵卑劣”的行为而蹈海自杀，这一行动更使得留学生们抗议活动进一步激化，最终导致大批留学生为抗议取缔规则而大批归国，据统计，归国留学生人数达两千多人(30)。

以这一事件为背景，1907年纽约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题为“Chinese don’t want Japanese teachers”的文章。高田在《早稻田学报》的一篇文章中对此作了介绍。纽约的报纸上的文章非难在中国的日本人教习学识肤浅，同时还谈及了留日学生在清朝学部举行的考试中成绩恶劣全体落第的情况。翌年，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国会演讲中谈到，“要不惜余力地以符合实际的方法来教育中国人”(31)。从高田的介绍和他的反应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到作为教育者的强烈的危机感。高田在文章中指出:“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教育活动，不单纯是出于一种宗教上的博爱的人道事业，实际上还是出于其东洋政略的一种政治运动”，因此，他主张:“须从国是考虑，致力于中国人教育”(32)。青柳也批判日本没有一定的留学生政策，认为日本的留学生教育仅仅是出于“地之利”，在对留学生的教育上“没有理想，没有定见”。

总之，他们都为了在留学生教育的国际竞争中与美德等西方诸国抗衡，在中国大陆上扶植“同情日本”的力量，主张取缔唯利是图的、不负责任的速成学校和教育，强调应对中国留学生实施完全充分的教育。

2.围绕速成教育的争论（2）——《雪法政速成科之冤》

其实，速成教育并非从一开始就受到批判，正相反，它被看作是解中国燃眉之急的必要措施。例如，前面提到，热心从事留日学生教育的著名教育家加纳治五郎批评一味希望速成的学生，但他同时又认为，对中国来说，培养“速成留学生为急务”(33)。在他专门为教育留日学生而专门创办的弘文学院里，除了设置三年制的本科外，同时还设立了一年、八个月和六个月的速成科。但是，他还是强调为培养“堪当国家经营之任”的人才，“有根基的教育”是十分重要的(34)。

即使是在追求“完全教育”的早稻田，高田也认为，为了促使中国国民的早日觉醒，单纯依靠正规教育是不够的，同时也需要速成教育。但是，他认为，这种“应一时之急的教育”不应在日本，而应在中国实施(35)。青柳也同样主张“短期教育”的必要性，但是，他所认为的短期教育是“三年乃至四年”的教育期，而“半年乃至一、二年”的速成教育在他看来，依然是“速是能速，成是不能成”(36)。

从结果看来，日本的留学生速成教育因其不完整教育的缺点、单纯以营利为目的的私立速成教育学校的林立，以及一些不向学的学生的出现等弊端，受到了特别是来自教育界的严厉批判。在这种氛围中，再想要主张速成教育的必要性是非常困难的。

然而，就在此时却有人逆流而上，挺身为速成教育辩护。他就是本文最初提到的接受进士留学生的法政速成科的创始人梅谦次郎。

法政速成科创办于1904年，时任法政大学总理（校长）的梅谦次郎接受当时的中国留学生范源廉、曹汝霖的恳求，并在得到当时的清朝政府的赞同下，在法政大学设立了该速成科。在与留学生们的交涉中，梅谦次郎认为，速成科“从充分的角度来说，需要三年”，但他还是尊重留学生们的意愿，暂先设立了一年学制的法政速成科。用日语授课，配以翻译。同年十一月，范源廉等人深感一年的学制不够，又再次恳请梅总理将教育年限改为了一年半。

梅谦次郎明确谈到:“（法政速成科）乃迫于一时之必要，固为不完全之教育”(37)，他与反对速成教育的人们一样充分认识到速成教育的缺点。那他又为何还要特意设立速成科呢？

梅谦次郎说道:“今清国欲与他文明国争衡、必进行立法、行政之厘革，故讲究与此相关之学术实今日之急务”(38)。他认为，从学习日语开始的正规留学生教育所花费的时间过长，为清国着想须有应急之便法(39)。所以，他主张，为有利于清国的改革，在对年少者实施正规的教育的同时，有必要对壮年者实施速成教育，法政速成科就是基于这一想法而设立的。在此之前，师范科的速成教育有弘文学院，军事科的速成教育有振武学校，法政速成科则是法政科里最先设立的速成学校。

但是，速成教育作为解中国改革的“燃眉之急”这一理由，无论是在此之前还是之后都有不少人提到，而且，单纯从教育的观点来看，梅谦次郎关于速成教育的看法与在法政速成科设立之后成立的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的高田与青柳等人并无二致，他们都同样认识到速成教育本身的弱点，即非完全的教育。那么，梅谦次郎又为何要特意著文《雪法政速成科之冤》，来反驳社会上对速成教育的批判呢？

从客观来讲，为清政府培养进士留学生的法政速成科同时给法政大学带来了不菲的收入，作为一校之长自然有责任为其做辩护。同时更重要的是，作为教育者的梅谦次郎不仅认识到速成教育的重要性，特别是在法政速成科的教育实践中，他充分感受到了教学的效果。

梅谦次郎不仅聘请了美浓部达吉、小野冢喜平次等后来成为近代日本法学界、政治学界的代表人物、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的教授来担任速成科的讲师，他自己也亲自担任课程，并认真地准备讲义录(40)。同时，他从一开始就痛感教育时间之短，为此采取了取消暑假，增加课时等方式，与其他教员一道致力于留学生的教育。不仅如此，速成科还发行了中文的讲义录。梅谦次郎所主导的速成科对留学生教育的投入与热心程度同时还可以从前述的中村进吾与志田钾太郎对学问的态度中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在速成科学习的学生们的素质也很高，拥有进士资格的学生中，同时还包括了状元。这些学生们对学习的热心程度也使梅谦次郎感到十分满意。由于授课是通过翻译进行的，最初梅谦次郎还考虑是否在考试成绩上予以斟酌，然而结果却让他感到“意外地愉快”(41)，因为，学生们的成绩不仅不需要斟酌，一部分优等生的答案与日本的本科生相比也毫不逊色。

正是由教与学双方的共同努力而产生的教育成果，使梅谦次郎坚信速成教育的必要性与效果，因此，他才能在速成教育遭受批判的氛围中坚决地为法政速成科“雪冤”。梅谦次郎还举出明治初年日本司法省所设立的速成科作为例证，评价道:“如果没有往年的速成科，今日或未能得以施行法典也未可知”，与此相比，法政速成科在师资上和学科课程设置上都明显优于明治初年的司法省的速成科，可以说，这也是梅谦次郎坚信开设速成科的重要性的一个原因。

但是，更应注意到的还是梅谦次郎认识到法政速成科对于中国来说比明治初年的司法省的速成科对日本来说更为重要。这一点，在梅谦次郎对待“留学生取缔规则”抗议活动的问题时的态度中也得到充分的体现。

反对“留学生取缔规则”运动到1906年初逐渐平息下来，法政速成科也得以复课。法政速成科作为当时规模最大的留学生学校之一，同时导致该抗议活动的激化的最主要原因在于陈天华为抗议日本媒体对留学生的攻击而蹈海自尽，而陈天华当时正是法政速成科的学生，所以，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法政速成科是这场抗议活动的主角。

法政速成科在复课后的七月间，举行了速成科的第二次毕业典礼。梅谦次郎对130名即将毕业的留学生作了最后的讲话。在讲话中，梅谦次郎谈到了中国的现状，他说道:“现在正处于生存竞争的世界之中，各国皆为本国之生存而侵犯他国”，梅谦次郎从进化论的立场出发，认为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生存竞争也将会更为激烈，他接着说道:“现在的劣者若不速努力进步获得优者之地位而免受侵略，劣者终将倒下。”(42)

梅谦次郎的这番发言中的进化论是否妥当暂不论，在这里梅谦次郎绝不谈“同文同种”的陈词滥调，也没有像“日中两国的利害永远一致”这样的空虚的论调，而是从现实的角度出发将两国的关系放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来定位的。

在这样一种现实中，梅谦次郎对学生们说道:“处劣者、弱者之地位时大都须忍耐而为将来考虑，即如尺蠖之欲伸而屈。今屈居劣者地位，待居于优者地位则大大伸张与列国对抗。故今日之事大都须要忍耐。”(43)梅谦次郎在讲话中没有涉及“留学生取缔规则”抗议活动，但他的这番话很显然是意识这一活动的。他以明治初期的日本政府所采取的“尺蠖主义”为例，希望留学生们能够“尽力着眼于大局……以图贵国将来之幸福”(44)。

无需讳言，梅谦次郎的进化论的认识受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主义的时代背景的影响，同时，他“位于官僚学派的主流，在明治藩阀政府的制约之下”(45)，自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是，从梅谦次郎对速成教育的态度以及他在法政速成科的努力来看，他不是从本国的国家利益出发来对待留学生教育，而更多是试图从中国的立场出发，考虑到备受列强侵略、伴随着种种危险的中国为了从劣者转变为优者急切需要培养有用之才。而对于是否能培养“亲日的人才”对他来说并非重要之事，因此，对于日本政府在留学生政策上落后于美、德等国的束手无策，他也没有像青柳那样的焦躁感。

实际上，在日本接受了教育的留学生们归国后，在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各个领域都十分活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接受速成教育后归国的留学生们与接受正规教育的留学生相比也毫不逊色。特别是法政速成科的学生们更是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如前所述，法政速成科中的留学生有不少进士留学生。他们不仅是传统的士大夫，同时也是吸收了近代知识的新式人才。他们在回到各地方后，许多人在各地的法政学堂任教，宣传和普及宪政与自治等近代政治知识，更有不少人作为地方的精英被选为地方咨议局的议员，参与甚至主导咨议局的政治实践。据统计，在各省被选为咨议局议长和副议长的法政速成科的毕业生达13名之多。(46)

同时，梅谦次郎在列举优秀学生时特别提到的汪兆铭和胡汉民，在速成科的在学期间时就已是革命派杂志《民报》的主要执笔人，是孙文的“军政、训政、宪政”的“三序”等革命理论的主要叙述者，并与当时最富影响力的梁启超的《新民丛报》间展开了关于革命与君宪的论争。这一论争凸显了形成鲜明对照的清末中国的两大政治路线，具有重大的思想意义，同时因其影响重大，客观上在思想上起到了重大的启蒙作用。在汪兆铭与胡汉民的文章中，法政速成科的笕克彦（宪法学）、美浓部达吉（宪法学）、小野冢喜平次（政治学）等讲师的授课内容作为重要的理论资源而被运用。梁启超与革命派针锋相对地提出的“开明专制”论也是源自于陈天华的主张，而陈天华的主张同样来自于笕克彦在法政速成科的授课内容(47)。在此意义上，留学生们在法政速成科学到的知识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