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士来华经历_渐摄与融构_中西

推士来华经历_渐摄与融构_中西

第一节　推士来华经历

“五四”运动后，美国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和实践深深影响着中国教育。这一时期的美国，基于国力上升期的开放心态，乐于向他国传输自己的文化思想，而此时的中国也有大批致力于推动科学教育的专家和团体，有意向邀请科学教育方面的专家来华指导工作。因此，美国教育学者来华讲学和考察活动日益频繁，成为影响中国教育最直接的方式。作为美国俄亥俄大学教授、科学教学法的重要奠基人，推士自然是被邀请的对象之一。

推士在1922年接受中国教育改进社的邀请，作为该社的科学教育督导，当年6月30日抵达中国。推士离华后，192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英文著作《中国之科学与教育》（Science and Education in China）一书，全面记录了他在中国活动的经历，中国的教育，特别是科学教育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来自文化传统与现实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还提出了改造中国教育的系统建议。追溯其在华期间的详尽的历史记录，我们可以获得“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我国学校科学教育的处境和面临的改革任务的独特视角。

推士能来到中国，很大程度上还得益于孟禄的推荐。“孟禄教授去了中国的许多地方，作了有关教育管理的讲座，并对学校和高等教育制度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孟禄教授的活动和建议的结果之一就是，我受中华教育改进社之邀，作为该社的科学教育督导，在中国完成了两年的工作。”

1921年下半年，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的赞助下，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授保罗?孟禄到中国工作。孟禄去过中国的许多地方，作了有关教育管理的讲座，并对学校和高等教育制度进行了调查。他发现了中国教育系统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指出了科学教学中的缺点和不足以及提高科学教学水平的紧迫性，尤其重视科学知识、用科学手段解决问题的技能以及科学精神的培养。(www.guayunfan.com)

最重要的是，孟禄明确地向中华教育改进社建议，一个从事科学教育的专家必须做以下事情才能保证自己的质量：花两年时间研究社会立场、工业的需要和学校的情形以及人们关于科学在国家进步中的重要性和科学教育的现代化手段的言论。这些建议，尤其是在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城市和高校中间，为政府和其他行政机关进行的促使中国科教系统现代化的建设性工作确立了一个计划。

孟禄的这一建议促成了推士来华。中华教育改进社安排给推士的工作就是调查当时我国科学教育的现状并制定一个建设性的计划。推士接受了邀请，与他妻子在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国科学社、东南大学和商务印书馆代表们的热情欢迎下抵达上海。推士在谈到自己初到上海时的感受时这么说：“通常，对一个国家的语言和文化都一无所知的旅行者会遇到许多麻烦，但在这些‘士绅’的接待下，我们却一切顺利。”

到华后，在1922年7月1日，推士便在南京的中国科学社总部作了在中国的第一次讲座，题目为“科学教学和研究乃国家进步之要素”。因当时南京的科学家先前均有留学经历，几乎都能够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所以在讲座后，中国科学社还举行了午餐，这些科学家与推士进行了交流。这种交流为推士立即就要开展的科学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使他最快地从整体上熟悉了中国的科学和教育问题。“这总体的了解使我勾勒出一张和接下来的工作相联系的草图，这使我在机会出现时可以更快地工作，因为我已经能够更好地理解我所要追求的东西。”(2)

7月2日，推士夫妇前往济南参加中华教育改进社的第一次年会，在大会开始前，推士作了第二次讲座——“教育中的理性手段”。在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的休会期间，推士还回到南京给东南大学的暑假补习班开了一门关于科学教学的课，主题有科学教学的基本思想和基本器材、科学教学的动机、科学和课程、科学学习的顺序、设计教学法等。大会期间，到会的科学教师们开了一次圆桌会议，在会上，推士起草了自己工作的计划。随后经过不断修改和完善，9月，该计划得到了中华教育改进社理事的批准。

1922年9月，推士便在北京开始了他的工作。首先，他为“教育重组国家委员会”的地方代表们作了一次题为“中国经济之腾飞有赖于教育和科技之进步”的讲座。紧接着这个会议，推士在北京就开始了他的调查工作，在当地的科学教师和中华教育改进社理事的陪同下，深入学校和课堂，考察科学课的教学情况，科学仪器的购买、保存和使用情况。在接下来的日子中，推士就一直在北京做调查工作，同时还以北京为中心，往返于沈阳、天津、保定、济南等地，和当地的科学教师、管理人员和政府官员开会商讨，也给老师或学生开讲座、作演讲等。

按照推士原先的设想，他并不想在公共演讲上花费太多时间，在每个城市的讲演限制在两次以内，给所有老师作一次讲座或给所有学生作一次演讲。他希望能把更多的时间花费在调查和讨论工作上。然而，事实是很少能保证演讲的大厅可以容纳所有想来听讲座的学生，大家兴趣都很高，都想从一位美国来客身上获得一些信息，以致推士觉得自己“不太可能拒绝他们”。最后的结果是，几乎每个走访的城市，推士都要在不同的地方演讲五到十次，听众认真的态度和真诚的回应，让推士出乎意料和极其兴奋。在《中国之科学与教育》一书中，推士这么形容自己的感受：“这种演讲使我和数千位中国的年轻人以及上百位他们的老师面对面。在我心中已经萌芽了对中国未来的信心，我坚信中国的学生们在精神上的坚定，尽管有时他们会发生一些小小的骚动甚至有时会有目无法纪的举动。尽管偶然会觉得学生们的方法不对，但对事件的控制权传到他们手里时，这个国家将会变得更安宁，更繁荣，更安全”。

1923年春，推士参观了无锡、苏州、上海、杭州和南通，应安徽省政府的要求，推士对芜湖和安庆的教育机构做了一个特别调查，调查结果收录在一份内容足有100页打印纸的报告中。在这份报告中，推士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讨论关于学校的地方行政和中央财政管理的问题。这份报告被译成中文，收录在《新教育》杂志中出版。1923年夏，推士还在国立东南大学开设了“科学教学之原则”的课程，固定地给学生上课。应江苏教育协会和江苏省教育专员的要求，推士对江苏省的58名科学教师进行了两个星期的指导培训。

夏季的课程结束后，推士在桂林小住之后便飞抵北京参加了清华大学召开的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会前，推士作了一个“当今科学调查的进展和发现”的报告。会议结束后，推士又回到桂林，沿着调查路线继续他的工作。推士等人调查了九江、南昌、重庆、宜昌、武汉、杭州和南京的学校，在调查的过程中，不断有教师协会和政府官员坚持要求推士多开讲座和演讲，“中国人的慷慨、善良、友好、大方和永不悲观的性格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在调查的过程中，推士还特意两次去上海，对华东教会学校联合会物理科技分会的成员编写的一本实验手册和制造物理教学所需要的标准器材给予指导和关注。

1923年12月初，推士回到北京，忙于写演讲稿，为杂志写文章、写报告，还为实施一个涉及全国的建设性计划而写一个组织计划的部分报告。推士还提议在1924年7月10日到8月8日，由中华教育改进社、清华大学和医学部联合资助，在清华大学为科学教师开一个暑期培训班。这一计划在1924年夏天如期付诸实施，教师包括13位“在中国最成功的科学教师和演说家”，补习班的课程也是精心安排的，内容包括实验操作，关于学科内容、科学手段以及中学和大学教学的课堂讨论，还包括一系列讲座。原本打算把补习班的人数控制在150人以下，但由于报名人数实在太多，最后不得不扩招为250多人。生物科培训班不得不加两个班，限于师资，物理和化学只开了两个班。这次培训班取得的效果使推士更相信，“为每个省的科学教师提供有效的课程的建议是正确的”。

经过繁忙的1923年，1924年，推士依然按照计划继续推行他的调查工作。在1924年的2月5日到7日，推士在南京参加了一个教会学院和大学举办的研讨会。会上，推士提交了一篇题为“教育情境中的一些基本要素”的论文，同时还提出了一个计划：在中华教育改进社、教会教育联合会和中华科学社的支持下，通过一项全国性的提高科学教学水平的活动来促进中外科学教师的合作。在研讨会上，与会者都积极支持该项计划给予积极的支持。

推士在中国的两年内，为我国科学教育的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截至1924年6月15日，共到达10个省份，24座城市，考察了190所学校和学院，完成报告总页数190页，讲座、演讲和研讨会的总数为176次，在大学为夏季补习班上课35次，在中国总行程达176英里。如此大的工作量，如此惊人的工作成绩，在中国科学教育的发展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笔，为中国科学教育人才的培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对中国科学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