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士对华调查_渐摄与融构_中西

推士对华调查_渐摄与融构_中西

第二节　推士对华调查

在推士在华期间经过了很多地方，在各地进行了演讲，并进行了大量的对我国学校科学教育的调查工作。通过其调查工作，特别是对诸多中小学校的调查，以事实为基础指出了我国科学教育存在的种种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科学教育经费

推士来中国看到的现状是“中国还有大量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上甚至在贫困线以下。尽管中国政府官员想出了各种税收的合理利用办法，还是无法保证各种政府职能的顺利实施。当然，腐败现象大量存在，这是事实。但即使腐败现象不存在，还是没有足够的税收供给各种紧迫食物的开支”。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我国科学教育经费存在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毕竟，每个公共机构的每一个事关改革和进步的问题最终都要归结为税收问题，教育体系的基础是经济资源和经济体制。

教育经费投入最集中的反映是教师薪水。推士对初等学校教师总体经济状况的总结是“很明显在中国有将近一半的小学教师生活在贫困线下”，“这种情况发展下去的必然结果是：中国的初等教育与其说是一种专门的职业倒不如说是一种暂时性的零活了。这意味着不论其发展如何，这种教育服务的质量都将持续恶化，除非教师的工资问题得到解决”。关于中学教师的薪水，推士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也并不很高。而事实上，就是这么低的薪水，也常常不能按时发到教师的手中。在推士考察的每个省份中，教师们的工资至少都推迟两个月，在北京甚至拖欠7个月。教育经费投入缺失直接影响教师的工资，而合格的科学教师被推士认为是中国科学教育的第一大需要，低工资且拖欠工资的状况是造成科学教师流失的主要原因，“必然结果就是那些主动而有志向的教师就会将大量的精力放在对高收入工作的寻找上，只要一有改善自身处境的机会他们就会马上离开学校。不容置疑，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是中学教师教龄偏短且教师队伍更换速度过快的主要原因”(3)。(www.guayunfan.com)

教师薪水如此，政府对科学教育的其他方面的投资便可想而知了。推士在对学校的现有仪器和设备的考察时发现，清末民初大量资金投入到师范和技术学堂购买仪器，但之后就没有经费投入购买新仪器，也没有经费维修破损的设备。就一般的中小学而言，昂贵的科学实验仪器和设备更是不可能购买。具体而言，科学教育经费紧张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仪器和设备

清朝末年和中华民国初年，大量的资金投入到中学，尤其是师范学校与技术学校里，以配备科学仪器和设施。但不幸的是，大部分的学校所购买的设备仅供教师在上课时给学生们演示和实验使用。除了很少的几所大学和技术学校，以及相当有远见的几所中学外，其他学校几乎没有供学生个人实验使用的器材。而且这些演示器材，大多是15年或20年以前从日本购买的，与当时的美国学校相比，中国的仪器设备至少落后了40年。(4)

推士认为给学生用的实验器材比演示器材更加重要。推士在调查中发现，许多以前存在的演示仪器现在已经丢失或完全损坏了。其原因一方面是，国内一次革命和二次革命时，驻扎在学校里的士兵对学校设施的破坏。另一方面是，很多当时没有被取走或者破坏的仪器，由于缺乏适当的保管而遭到破坏。推士还发现这样的情况，由于缺乏必要的知识，日本生产的许多设备，如气泵、静电机、验电器、电阻箱等，都无法使用。此外在标本的购置上，“明显可以发现学校最初成立的时候，大量的资金用于购买每所正规学校‘完整的标本’，这些标本包括动物学、植物学、生理学、矿物学等方面”。但是在这些标本中，很大一部分其标签是不可靠的，有的图标和模型是日本对德国标准产品的劣质模仿，或者是中国又根据日本的仿造品制造出来的更加劣质的产品。这些材料，几乎很少被生物老师在教学中使用。教师们不知道这些标号是否是正确，不知道标本是好是坏，也不知道如何在教学过程中使用这些标本。(5)

2.教室和实验室设备

最先引起推士注意的是：科学教学的教室和其他的教室没有任何的不同，西方科学教学中必不可少的仪器和设备在教室中都能看到，但当时我国科学教学的教室还没有这样的条件，教室里通常只有讲台、黑板、三四人合用的书桌和几把椅子，墙上会贴有几张科学图表，如此简陋的科学教室布置，推士指出：“最普遍的不足就是黑板空间的不足和摆放科学仪器和做演示用的桌子空间的不足。”

科学仪器储藏室的空间通常非常小，有的仪器甚至堆积在楼层的拐角，箱子压箱子，上面都有灰尘，而且放仪器的箱子既不防潮也不能用力移动，在这样的情况下，仪器很容易损坏。而且这些仪器的利用价值也不高，很少有人使用。这样的教室和实验室设备条件，教师进行实验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因此，只有极少数的教师能够克服以上困难来做一些精彩的演示和成功的实验教学。

鉴于我国科学教育在经费上的困难，推士建议，建立一个规则严密的薪水升级标准。按照升级标准，教师们可以通过自身努力而得到提升。而且，教师也只有在教学上的不断积累和自身素质的不断提高，才可以得到更高的待遇。校长们应该在政府权威和公众面前，给坚持学校工作的人员和教师们按月及时发放薪水。但这一建议由于在校长如何获得经费等问题上一直都悬而未决，所以在当时的中国是难以实现的。此外，推士还建议通过以小时计支付教师工资和允许教师们在不同学校任教这两种方式来增加教师的积极性，但可想而知，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不可能行得通的。

关于中国学校科学设备条件落后，根据推士的调查结果，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①大量从国外购买的设备因损坏或质量问题无法在教学中运用。

②学校将大量的资金都用于购买所谓正规学校必须具备的“完整的标本”，所购买和收集的标本包括动物学、植物学、生理学、矿物学等方面。但这些标本平时都锁在一个房间里，很少打开，只有因参观者或者考察者的到来才会打开。

③由于缺乏适当的保管，很多器材的腐蚀现象非常严重，而且器材的堆放杂乱无章，缺少有系统、有秩序的管理。实验器材唯一的目的就是保存起来，为参观者和考察者展览。

推士看到了我国科学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的现状，以及实验设备方面等存在的问题，给我国的科学教育工作者指明了问题和改进的方向。当然，推士并不仅仅是指明问题，也提出了诸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

二、科学教师素质普遍偏低

推士认为，“中国人天生具有耐心、勤奋和尊重常情的特性，他们本质上持一种民主的‘民胞物与’的态度，真心赞赏美和善，持久地深爱理性、和平和秩序，上天赋予他们的智慧也不输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的人。然而，这个民族还没有了解科学，也没有了解现代经济组织的艺术……中国人还没有学会利用科学来使他们的生活更舒适、更健康一些，还没有学会利用科学来抵抗洪水和饥荒，还没有学会利用科学来开发巨大的经济资源，还没有学会利用科学来达到政治稳定且高效的状态。如果中国人善于使用科学，中国将成为现代世界的主导国家之一……中国人并不缺少任何天赋的能力，但他们普遍缺少有效的科学训练，普遍缺少关于个人责任，关于市民义务和公共服务的知识和意识。要想消除这些障碍必须依靠广泛散播更好的教育”(6)。

关于教师素质普遍低下这一现实，推士关注最多的是初等学校的科学教师。他通过调查自然科、农艺和地理三科的教师情况，认为在这些课的教学上，中国的教师整体而言是失败的。“对地理、农艺和自然的教授完全是按照课本进行的，有时教师会提几个问题，但是这些问题都不是发人深省的。如果问题都不需要经过思考就可以回答出来，那么学生们几乎就没有机会深入到带有思考性质的学习中去……通常教师占据了课堂上所有的时间，读课文、解释课文，甚至小到某时某刻的一个句子和一个词语；这中间没有任何图片、标本或者实物的展示，更不用说学生们对这些东西的亲自观察了。”(7)

对于中等学校的科学教师，教学理念、教学技能等方面素质低下的问题也普遍存在。推士指出，中国教师的天赋和个人特质和美国的科学教师并没有区别，而造成中国科学教师在科学教学上生疏的主要原因，就是他们所受的训练不够。在调查过程中，推士发现很多学校中教授科学科目的教师，都是从相对著名的大学中毕业的，如从北京大学理工科以及一些技术、工程和农业等学校毕业，这些毕业生在科学技术方面所受的训练无疑是优秀的，但在科学教学技能方面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训练，其原因主要是，当时中国的技术行业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开放，吸引不了太多的毕业生，为此很多理工科毕业的学生都流向中学去教授科学科目。这些中学理科教员通常对科学事实和书本知识的把握都非常扎实，并且作为教师也具有很高的教学热情，但他们没有受过专业的科学教学技能方面的训练，对于科学与人类的关系以及科学知识的探求过程了解不多，这就导致了科学教师素质普遍偏低。

推士指出，相对而言，几乎没有一个科学教师在教学艺术和技术上有很高的技巧。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教学只知道灌输，教师一味地讲，而学生极少或从不予以回应。推士曾记录他在某高级师范学校所看到的一节物理课，“是讲授式的，在讲课的质量和趣味性方面都无法和我们在低级师范学校观察到的相比”。对某城市的一堂生理学课记录，推士就直接评价说“教师讲得太多了”，教师没有使用任何的解释材料，“完全是书本的详述”。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科学教学情况普遍都是这样的。推士还记录了某城市的一堂生理课，在课上，讲授教师的讲课富有逻辑，很好地关注了结构和功能之间的关系，他使用了一面墙壁的骨骼画并通过黑板上的图样来补充它们，但画图很慢，而且他不能同时画图和讲课的事实让这节课进展缓慢而又令人疲倦。除了画图的速度缓慢之外，这名教师也没有利用储藏室里一副很好的骨骼模型。推士评论说：“疏于使用实际的观察和学习材料并趋于完全依靠讲授或者印刷出来的文字和图表是中国的科学教师的一个最普遍、最严重的缺点，而且也是除中国教师之外的许多外国教师的缺点。”

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在实验室里进行系统的实践活动也很少，甚至在高校也是如此，仅仅在有的中学和师范学校是例外。而且许多理科教员并不知道利用学校或教室附近的自然资源作为科学的研究和实验，而这些却正是一个理科教员所必备的。推士曾参观了某中学的“制取氯气并测定成分”的一课时，学生在使用仪器和材料时显得非常笨拙而不灵活，不幸的是，教师也没有通过给他们演示更好的使用方法而帮助他们。

就科学的实验技能、方法以及运用科学原则设计实验的能力来看，无论中学校、初级师范学校的理科教员，还是专门学校、大学的理科教员，都非常薄弱。而且他们不知道如何通过叙述的方式来授课。颇为明显的是：从大体上看，中等和普通学校的教师们并没有能给予学生真正的训练，没有能够传授学生对于科学真正的洞察力和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这些教师的失败并不在于缺少能力，而在于他们自身训练的缺陷。他们自身没有在实验室得到仔细的训练去进行仔细详尽和精确的实验及推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选修过许多科学的科目，但许多人都没有经过真正的科学训练。

推士记录过他在某城市的一堂物理课，内容主要是“波义耳定律”。在这节课中，推士评价教师非常积极和热心，但没有针对单个的学生提出思考性问题，而是让全班都回答——在讲课中这种“齐发式”提问是无用的，因为教师无法从混乱的声音中区分正确答案和错误答案。同时，这位老师用U形管演示波义耳定律时，不知道如何使用这个管子和水银，以至于在管子两边的水银柱达到了相同的水平。这位老师也没有能读出气压表读数以确定此时的大气压力，而是假定大气压正好是76厘米水银柱。推士评论说：“这种不熟练的、错误的实验和教学与科学教学中所要训练的精确的科学性和严密的思考正好是背道而驰的。只有中国的学生被训练得可以进行精确的实验，而且能够根据实际观察到的条件和结论作出严密的推论时，中国才能从运用科学的好处中获得利益。像刚才描述的这种和其他许多我见到的不精确的实验是在教导学生变得‘不精确’，并使他们认为‘精确度’是不重要的。”(8)

推士通过对多个城市的多堂科学课的听课和记录，指出了科学教师教学水平等方面素质偏低的问题，从而导致了在科学教学过程中出现了种种问题。关于这种种问题，推士曾作出总结，“通过观察我发现有以下几点比较有趣”(9)。

（1）教师大量地讲、学生消极地听成为一种很强的倾向。

（2）还有一种趋向是，完全依靠教师的口头讲解和学生学习教科书，忽略使用充分的实验、图表、图片、标本、幻灯片等这些对学生而言真实而又具体的事物。绝大多数的教师随意地在黑板上画的图画并不能代替仪器、标本、模型等，而只能作为它们的补充。教授必须涉及实物，如果完全抽象化，那么这种教学就是不科学的。

（3）在那些使用了一些具体的辅助手段的教师中，没有充分地使用或者没有充分的能力精确严格地操作，这也成为一种倾向。

（4）应该向学生提更多的思考性问题。推士多次提及教师提问时不应让全班同学一起回答，强调思考性问题要单独回答这一原则。

最后，推士总结性地指出了“除了直接的教师讲授之外没有使用任何应该使用的仪器、地图、图表或者其他实际的辅助材料。在这些课里，教师和学生都没有提出问题，而且学生的兴趣和注意力当然不是非常好。这些课的大多数教师提供所教的材料简洁且又有合理的顺序，并使用黑板总结观点、写出计算结果或者化学等式等。这些课在讲课的观点和逻辑上很少是真正拙劣的，但是，他们缺乏与真正的事实联系起来的主动性，他们在得到学生的充满活力的反应和自我活动上是完全失败的”。推士还一针见血地指出：“教师必须具备这种观念——判断他们的教学成功与否的依据不是他们自己做了什么，而是他们的活动引起了学生什么样的学习反应。”(10)

推士详实地记录了在中国考察发现的种种问题，以上四方面仅仅是其中与科学教育关系非常密切的问题。实际上，推士对科学教育之外的教育组织、学校管理、课程设置等都有自己独到的观察，有时甚至还涉及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问题。

如他指出我国有检查而无督导，“检查”一词有政治色彩，而“督导”强调的是对教育教学行为的评价和规范。“这一方面是由于教育还不够独立，受政治影响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教育督导需要专业素养，而不具备相应素质的人员把督导降格为检查。”“在中国，国家教育部和各省教育厅的检察员或代表对学校有很多‘检查’。然而，在中国几乎完全没有建设性的、系统化的‘督导’……除了校长和主任，中国没有其他人的职责包含了真正的督导。教育部的官员代表和所谓的地方督导员的职责仅仅限于对学校做个‘检察’——即便是这种检察他们也是敷衍了事的。”

还有一个问题，推士认为，比起其他国家，在中国的学生和几乎其他所有阶层的人当中，有两种阻碍科学发展的现象十分流行，一种是在做事和描述事实的时候习惯性地缺乏精确性；另一个是嫌恶做任何要动手的事情（除了画画和写字）。“科学教师应该超越这些习惯，否则，中国在科技上面将会永远落后。”无论在科学技术工作中还是在实验操作和思考过程中，科学教师应该经常向学生展示，精确性是极为重要的。同时，教师也应该帮助学生形成体力劳动并不低贱的观念，应该尽量让学生去实际操作并在使用工具的过程中获得实际的技能，这些技能是“穿着长袍马褂，袖手旁观的人所无法学到的，学习科学和技术的中国学生必须乐意把他们的长袍换成工作服”(11)。教师必须通过榜样和训导反复向学生表明这个道理。如果年轻人不认识这些道理，中国将不会有合格的工程师、经理，中国将只能在外国人的帮助下发展自己的工业，因为，工作的技能只能是在做的过程中不断完善。

三、产生的背景因素

由于推士的工作任务是调查中国科学教育的境况并制定一个改进中国科学教育的计划，所以推士两年的考察首先关注的就是科学和科学教育。在考察过程中，推士指出了我国科学教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还从整个学校体系的背景以及整个社会状况出发，回答了科学教育中这些问题产生的背景因素。

“中国的学校体系建立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现状的奇特组合上，这些都决定着学校是什么以及学校必须做什么来扮演他们在这场历史剧中的角色。科学和科学培训在中国未来的发展过程中，肯定会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这种认识使我有一种无法逃避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促使我不仅要告诉中国人民应该教授科学知识和怎样教授科学知识，还需要告诉他们为什么要如此紧迫地教授科学知识，以及告诉他们科学知识是从教学过程中而不是通过其他的方式得到的。因此，我试图向所有学校解释，特别是与科学培训相关的历史、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12)

正如推士所说，历史、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影响着教育的方方面面。但“历史、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是很笼统的概念，推士考察所得结果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以一个旁观者和科学教育专家的身份指出了这些背景因素对中国学校科学教育的具体影响，很多观点都体现了国人所没有的“精确性”和“彻底性”。推士指出了我国科学教育众多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地理和历史

“由于中国在地理上的隔绝，也由于中国人倾向于关注自己的事情而不问他人是非，中国形成了自己悠久而独立的历史，这段历史只有到近代才被世界政治和复杂的国外因素所打破。”在欧亚板块上，中国西部有高山与荒漠阻隔，东部又与太平洋边缘的大海相连接，这使得中国的地理环境具有很大的独立性。推士很自然地认识到中国地理环境相对独立的特点，并指出了这一地理特点的意义是，防止外敌的入侵以及有助于形成“自己悠久而独立的历史”。

这样的地理环境使国民在过去的几千年里，都乐于追求安定的生活，虽然历史上中国的传统政权有两次被北方的少数民族所掌握，但无论世事如何，广大的中国人民依然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就像风暴在海面肆虐，把船只和货物抛向空中的时候，大海的深处依旧平静一样，在政治密谋、军事冲突甚嚣尘上的时候，大多数平民仍然能保持稳定和坚持。”

推士用这样的一个比喻，贴切地指出了中国人民安于稳定这一特点。正是如此地理环境影响下形成的这一特点，大约一直到乾隆皇帝统治时期，中国人都很少与外界相接触。同时自身物产的丰富，自古也就形成了“夷夏之防”这样的观念，对外来文化有一定的排斥心理。西方的地理、物理和自然科学方法方面的知识没能传到中国，而中国自身在发展过程中，人们和物质与自然相处的过程中，也没有能产生科学的观察和实验的方法，没有产生科学的、富含逻辑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也正是如此，人们还不了解科学，缺乏对科学和科学化组织方式的理解。“中国没能应用科学手段来开发巨大的自然资源以解决其复杂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这是关系中国现状和将来发展的最大因素。我猜测中国在发展科学上的失败是由于人口过多造成了经济身份的束缚所致。这种身份束缚在古希腊也造成了同样的失败，而在美国的蓄奴制则延缓了科学的发展。在人们很容易就能生活，劳动力很廉价的地方，在手工业和机械化生产被能干的统治阶级鄙视的地方，科学和发明从未曾昌盛过，也从未曾结出过有益的硕果。”(13)

2.政治因素

推士多次提到中国科学教育落后很大的原因在于科学教育经费的困难，而经费的紧张与当时的政治因素密切相关。“现在，不仅是给学校拨款的手段在政治的控制之下，而且学校本身的行政管理也在政治的控制之下。如果学校和学院的经费支持以及内部管理不与政治脱钩，那学校是不可能达到它应有的高效率的。”推士详细记录了政治对中国教育严密控制的情况。(14)

（1）学校的控制完全是政治性的，并且是通过教育厅长、省长等集中行使学校管理的权利。

（2）学校内部的管理由校长一人行使。在遵循一般规则的前提下，在一个学校中校长的权利往往是至高无上的，而教育厅长或教育部长的代理人对校长则没有威信可言。甚至如果校长对高级政府官员有足够的政治影响力，那他可以忽略教育部长或厅长的代理人，他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处理各项事务。在他所能影响到的最高地位的政府官员的权利范围内，校长可以随心所欲。他所做的事情，对他管理的学校可以是有益的，也可以是有害的。

（3）如果校长在政治上足够强势，也具有足够的影响力，那他就可以成为一个独裁者。但是如果学校的教职工和学生团体，借助公众舆论或者家长和学生的某些在政治上很权威的朋友的帮助，强烈反对校长，那校长就会被核查，甚至被驱逐出校门。

（4）相反地，任何强势的政府官员只要他愿意，就可以通过政治渠道干涉教育，任命或者罢免教师或者校长；还可以干预对学生的奖惩，甚至可以废弃那些对自己或者朋友不利的规章制度。

推士不仅详细地记录了政治对中国教育严格控制的几个方面的表现，同时还直截了当地指出了政治控制教育的不良后果。

（1）政府和军队以及许多有影响力的社会上流人士，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利用学校，为他们自己的目的和利益服务。这成为了科学教学、学校教育、学校管理和纪律的沉重羁绊。这个事实表现在以下诸多方面，比如：中小学和大学校长的胁迫，教师任命的偏袒，拥有过多能力平庸而且又无关紧要的管理人员，对教学质量低下无动于衷，教学设置缺乏，学校绿化得不到清理和养护，对学业、奖学金和学生行为的评估降低标准等。有一些很出色的管理者，他们能抵住政治的压力，但还没听到一个例子说，这样的管理者不为此付出代价的。实际上，为此而辞职的例子还不少。

（2）通过税收和政府部门筹集的资金经常被军队或其他不具有公共利益的项目所挪用，这在中国是非常常见的现象。其结果是，学校得不到应有的供给，进而挫伤了学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还需要经过多久，学校才能真正由有能力、有智慧的人来领导，学校经费还要经过多久才能得到充足的供给。

同时更糟糕的是，“学校里相对较少的一部分人沉溺于政治这一历史悠久的‘倾轧’游戏之中。这少数人已经做了足够多的事情使学校来迎合政治的需要”。

推士极力反对政治干预教育，他赞同教育独立，多次指出：“如果学校置身于政治之外，不陷入政治压迫带来的恶劣影响的包围，那么，政治和压迫也会被排除在学校之外。”值得一提的是，推士在主张教育独立于政治的同时，还指出“要特别注意将科学教育和道德教育、公民教育结合起来进行，否则，科学知识和技术的熟练会被极少数富人和有特权的人自私地用于剥削劳工和大众。同样，没有深植于内心的利他心理、知识以及对科学和机器的控制也许会把中国带上罪恶的经济帝国主义道路。现在西方国家正发生这样的事，如果他们继续走这样的道路，那么科学和技术将会成为他们彼此毁灭的工具”(15)。由此可见，推士认为科学教育只有独立于政治，才能实现自身应有的价值，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以致不被他人所利用，成为毁灭人类文明的工具。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推士在华期间对我国科学教育的调查，以及指出的这一系列问题，正切中当时我国科学教育发展缓慢的要害，为在迷路中的科学教育工作者指明了方向。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指出一系列问题的同时，推士还提出了改进中国科学教育的一系列具体的主张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