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系文学_教育的使命

心系文学_教育的使命

心系文学

上初一时，我的一篇题为《我的父亲》的散文，竟然被当时颇有名气的语文老师看中。作文课上，他把我的文章当做范文，给全班同学抑扬顿挫地朗诵了一遍，并极富表情地表扬了我。从那时起，我便如现在的文学青年一样，动不动爱以大家自居。可是当我读了朱自清的《背影》以后，不敢再看自己那些被称为散文的东西了。它的浮浅，不关痛痒，令人不能容忍的小里小气小情小调，让我直冒冷汗。好在我已经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了。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走出热闹，沉静下来，像张承志读《史记》那样，老老实实地阅读名著了。陈子昂怆然而涕下的悲凉，余光中满腹的乡愁，李太白那天马行空无羁无绊的歌唱，朱佩弦荷花塘上朦胧恬淡的月光，着实让我感到了一种生命的勃发和自然的美妙，无形中文学大师们那飘逸洒脱而又幻化绝伦的情思使我像罗曼·罗兰读《阿Q正传》时那样陶醉。因为陶醉，乃情之所笃，文学便成了我的灵魂之乡。

所谓文学是个什么东西呢?到了如今，我也不大了然。据说，曾国藩一生荣辱与家乡的枫藤相应。我大惑不解，人与枫藤又有什么联系?后来上了大学，我竟把它和文学联系了起来。我想这或许就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形象说法吧。在我看来，文学所创造的语言和典型虽然是现实生活中从来不曾有过的，或者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但是无论多么富有想象力的文学作品，它总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而这些精美的语言珍珠和血肉丰满的艺术典型更是带着血泪降临到世界上来的，于是倍加让人珍重。由此看来，光大曾氏几百年来门楣的曾国藩，大概是湘西枫藤文化长期孕育的结果。枫藤的荣枯应和着曾国藩的浮沉，这也并非偶然了。

我爱湘乡这一富有想象力的杰作，因此便热衷阅读和写作。文学的魅力似乎就在这里。记得王尔德为那件不名誉的案子过堂被审，Harris认为王尔德肯定会说:“我是个戏剧家，为观察人生，什么样的人都应当交往。假如我不和这些人接触，我从那里找戏剧中的人物呢?”可是，王尔德竟然没有这么去答辩，结果官司输了!把王尔德暂且放在一边，艺术家得去体验生活，的确是必不可少的。连读书也是如此。渐渐地，读得多了。平日的所见、所闻、所感，凡我不能形诸文字的，总能在文学大家的笔下找到。由此我想到，文学本来是人类感觉器官的延伸。可是，目前文学教育在忽视感知、毫无意义的分析中，不仅泯灭了教师自己与生俱来的淋漓想象，而且也扼杀了学生禀性中的“疯”性。即便有几个“疯”了，也要有反叛流俗的勇气和决心。韩寒肯定是“疯”了，因此他像郭沫若一样，在“万马齐喑究可哀”的环境中，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奇才。可悲的是，十几年来，尽管我对文学有缕缕的缱绻，本应该像韩寒一样，勇敢地尝试那些从来没有人做过或者没有人做成的事，去沾汨罗的悲涛，掬易水的寒波，去歌楚臣，哀汉将，跟古代最敏感的心灵——陈子昂在幽州台上抬一抬扛。但是，身处纷乱浮躁、喧嚣扰攘的教改热浪之中，我还是有理由偷懒的，会心安理得地不读书，不写文章。而且一停就是几个月，有时会更长一些。这对于一个“疯”性已灭，只剩下一箩筐可怜的文学常识兜来兜去，而且还做着文学梦的中年人来说，这无疑是一场劫难。

十年后的今天，我连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会忝列到编辑的行列，堂而皇之地办起校刊来了。每当读着“一枝红杏出墙来”的质朴作品，心中时不时有一股要写作的强烈冲动和激情。我仿佛又回到了少年时代:早读时，我们班女孩子总到后山找一棵最茂盛的相思树，分坐在各个枝丫上，远远看去，就像栖着一群叽叽喳喳的小相思鸟。你总要神神秘秘地把我拉走，到林子深处去。我们把书摊开，做出早读的样子，而鸟儿正开始真正的早读。诵读淡青色的风，无拘束的云，拨开灌木丛，白色野蔷薇正在安详地开放。午休时，我们手拉着手，满山摘草莓，把熟透了的随手塞进口中，将钻石一样完整地包在手帕里，直到我们的手、我们的唇全染得红艳艳的……好久没有这么冲动过了，想着想着，我竟然傻里傻气地神志飞扬起来了。(www.guayunfan.com)

西谚云:“人的生活在四十岁才算开始。”好像四十岁以前，不过是几出配戏，好戏都在后面。唯独文学艺术创作错过了创造的黄金年龄，偷学少年，那自然如秋行春令，有点勉强了。但我不相信命运，也不相信天才。在我看来，一切都在人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是因果关系的必然。既然文学是我灵魂的归宿，那么我要对自己发誓，跑好人生这最关键的一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