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职教育发展的新形势

新形势之六_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和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_高职院校机制改革

第一章　中国高职教育面临的新形势

中国高职教育作为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生存、发展不可能脱离中国的具体环境，也不可能背离世界高职教育发展的大趋势。21世纪是一个全新的世纪。在这个全新的世纪中，中国的具体环境和世界高职教育发展的大趋势有哪些新问题、新成绩、新经验、新特点、新变化?这些新问题、新成绩、新经验、新特点、新变化对现在或未来的中国高职教育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或者说，新时期中国高职教育要发展，就必须从国际和国内、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深刻分析新形势下对中国高职教育发生作用的客观环境及其基本特点，正确审视和解决那些影响中国高职教育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这方面的问题认识清楚了，处理好了，我们规划新时期的中国高职教育发展就有了一个根本的比较切合实际的基础和基本的正确方向。这些新问题、新成绩、新经验、新特点、新变化，就构成中国高职教育面临的新形势，就成为中国高职教育深层次发展必须正视并切实解决的绕不过去的坎。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形势在变化，中国高职教育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加强和改进。而加强和改进的前提与基础就是要适应新形势，研究新问题。如果我们把中国高职教育的发展比作“矢”，把新形势下高职教育要解决的新问题比作“的”，那么，这个“矢”能不能射中“的”，关键要看我们对这个“的”知道多少，认识多深。也就是说，新时期中国高职教育的发展速度、质量、态势、效果如何，取决于我们对新形势新问题的研究和把握。研究得深透，把握得准确，就能抓住本质，提起纲来。因此，要做好新时期中国高职教育发展的大文章，就要下工夫把新形势下的新情况、新问题研究透，把新形势下的新发展、新趋势研究透，把新形势下工作对象的新特点、新变化研究透。没有这个前提和基础，做好新时期中国高职教育发展的大文章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什么是中国高职教育发展的新形势呢?从国际上来说，知识经济的兴起、学习化社会的初露端倪、学历社会向资格社会的转型、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型、高职教育的层次高移和与普通高教的对接、社会教育的强化;从国内情况来看，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稳定发展和日益融入国际大家庭、中国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发展，教育领域内民办教育的兴起等。这些新形势既对中国的高职教育提出了挑战，更给了中国高职教育大发展的机遇。

一、新形势之一——知识经济的兴起(www.guayunfan.com)

1998年，江泽民总书记在北大百年校庆的讲话中指出，“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烈”。

什么是知识经济?所谓知识经济，按照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报告中的定义，指的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即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笔者觉得“生产、扩散和应用”可能更恰当)上的经济。更传神的概括，应该是“以知识为第一生产要素的经济形态”。与知识经济相适应的还有“知识社会”，即以知识经济这一崭新的生产方式为基础，以(知识)创新为主导的社会发展形式。在知识社会，知识就是一种财富、一种资本，知识可以创造价值，拥有知识就是为了创造价值，知识是为经济服务的。[1]

在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将有四个非常明显的标志:

一是知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据统计，目前OECD主要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0%以上已经是以知识为基础的;1958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中的29%来自知识产业，到了1996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中有33%来自信息业(信息业仅是知识产业的一部分)，进入21世纪，这一比例还在逐渐增大。1985年，全世界使用的微处理机约4亿台，1991年增加到30亿台，2000年超过100亿台，围绕这些微处理机，形成了虚拟经济、网络经济、数字经济，大大加快了经济的现代化、自动化速度，提高了信息的沟通效率，形成了一个新的增长极。从1993年9月在美国开始的各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浪潮，大大地促进了传输线路的光纤化、传输信息的方式的数字化、接受系统的多媒体化，大大促进了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通讯技术、多媒体技术的融合，并引起了其他科技领域变化进而促进了经济生产、社会生活方式的变革。

二是创新成为知识经济的灵魂。1985年，一个集成电路块上大约可以容纳100万个元件，到1990年已增加到50亿个，2004年达到1万亿个，而创新推动下的技术进步是完成这种更大容量集成的关键。创新更从总体上推动知识成果的生产、传播到应用的周期大幅度缩短——从本世纪初的50年，缩至50年代的30年，80年代的20年，现在大约5～10年，电脑每6个月便升级换代;信息知识的生产到应用周期缩得更短。创新成为知识经济的灵魂，主要是因为:首先，知识经济所赖以运行的知识资源是人类创新的结晶，是人类一系列创新的积淀。其次，没有创新，知识经济的发展就会失去动力。创新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的概念，有观念创新、技术创新、知识创新、文化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等。其中，知识创新尤其是基础性动力，没有知识创新，就不会产生新的生产工艺，更不会有新产品的问世。[2]再次，创新是知识经济时代国力竞争的基石和动力保障。专门生产软盘及其中包含的知识的美国微软公司，其产值目前已大于美国三大汽车公司产值的总和，它的总裁比尔·盖茨，仅用了20多年的时间，创造的财富比传统的汽车大王、石油大王、钢铁大王和金融寡头在200年间创造的财富还要多。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科学技术情报系统”的估测，改变世界面貌和人类生活的重大科学技术的产业化将在21世纪的前30年实现;人类将在21世纪下半叶全面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在占有知识、创造知识和运用知识的能力与效率方面的差距，最终将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竞争力、国与国之间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方面的差别。当创新成为当今社会最热门的词汇、成为知识社会的主导词时，当创新不仅是一种经济机制或技术过程而且还是一种社会现象时，当整个社会都处于创新的有机链条上快速转动时，实际上已经昭示:创新精神是知识社会的主流文化的灵魂，创新行为是知识社会成员的最显著特征，创新能力是知识社会人才的核心素质。因此，江泽民总书记对创新战略意义和战略高度的强调一点都不过分。[3]

三是现代科学技术是知识经济的核心。知识经济不同于传统的以大量消耗原材料和能源为特征的经济，而是基于新科技成果和人类知识精华的经济形态。它以旺盛持久的生命力和广阔的生存空间有力地挑战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如在农业中广泛运用生物工程的成果定向培育生物，运用计算机技术定时定量地供水施肥;在传统的制造业中利用新材料的成果制造新产品，利用计算机技术进行产品设计、生产组织、网络销售、成本控制等，使徘徊不前的农业经济不断升级，滞胀的工业经济迅猛扩张并向智能化发展，成为智能化经济。由此，人类的核心经济要素由农业经济时代的土地、劳动力，工业经济时代的纺织机和蒸汽机逐步转向了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科学技术在人类的核心经济要素中起到了主导的、决定性作用。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微电子技术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和通讯技术为主体的信息技术迅速兴起。它打破了人们原先应用知识所受到的时空限制，使知识的创造、储存、学习、使用方式发生变革，大大提高了知识商品化的能力。知识应用于制造业、服务业的速度大大加快，促使经济增长方式发生根本性转变，即经济的增长转向依赖于知识的生产、扩散和应用，使得知识成为经济发展、生产增长、产品增值的最重要的源泉。

四是高新技术产业是知识经济的主导产业。将人类社会导入知识经济的现代科学技术，首先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它不仅使知识的传递、储存变得快捷方便、成本降低，从根本上改变着传统的产业，而且创造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以知识为核心的新产业、新产品、新服务，从而使人类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第一产业、第二产业比重下降，对GDP的贡献率降低，知识产业化成为知识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在一些发达国家，以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机器人技术、生物工程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及新材料、新能源等技术群武装起来的产业比重迅速提高，有的还超过了传统产业所占的比重，居于主导地位。如美国电脑产业每年创造的相关价值超过了1万亿美元，微软公司的市场价值就达2000亿美元，为通用汽车公司的3倍。据统计，美国的技术和知识的增长占了全国生产率增长的80%，知识行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3%，相当于汽车行业的5倍。

知识经济的兴起也为发展中国家在创新中赶超发达国家创造了难得的机遇，因为知识资源的特性使竞争的基础与模式发生了变化。在通过创新赶超发达国家的进程中，中国高职教育如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中国高职教育如何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大发展?我们觉得，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探索:

1．职业教育是知识经济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在认识知识经济特点的基础上，尽快树立起符合知识经济要求的现代职业教育观，准确把握现代职业教育规律，用现代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手段去迎接21世纪赋予职业教育的重任。职业教育要适应知识经济的发展，关键是能否培养出创造性人才，适应性人才，真正为多方面的人才提供各种教育机会，形成发达的、高质量的职业技术教育、多样化的在职后教育以及各种层次的继续教育网络体系。因此，职业教育要确立“大教育”思想，增强开放式教育意识，树立“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按需施教”的新观念。在教与学、理论与实践、知识教育与思想教育、掌握知识与发展能力诸关系中，必须坚持面向经济建设的办学方向，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各自分割走向相互沟通，从单一教育走向综合教育，从学年制走向学分制，从窄口径走向宽口径，全方位多学科交叉、渗透，培养能够适应知识经济特点的现代化建设人才。只有如此，职业教育才能不断增强自身的活力和发展后劲。

2．在职业教育的教育思想和培养目标上，职业教育要把创新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培养具有知识与创新能力的人，培养以知识和创新能力取胜的人，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综合性、智能型灰领、银领。知识经济是以人的知识为基础、以人的智力为资源的经济，是以创新组合知识资源的经济。因此，创新教育必将成为素质教育核心内容。在知识经济时代，真正的拥有者不是仅掌握特定领域资料与技能的人，真正的知识也不再是一种预先的存在、并随时可供人使用的制成品;也不再是记在头脑里和书本里的理论或写定的规则和公式。而且，知识经济中的新知识将不断猛增，新的专业领域将不断扩大。在这一背景下，高职教育摒弃“仓库理论”而强调只传授给学生“够用的知识”[4]，突出能力本位是明智的，但我们认为在知识经济社会，我们也要传授学生“必需的”知识和能力，即在高职教育中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授鱼也授渔，赠金也赠点金术，在传授给学生够用的知识的同时，把知识的生产、传播和使用所必不可缺少的自学能力、写作能力、表达能力、研究能力、思维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社交能力、心理承受和排解能力、图书信息搜寻能力作为教育内容，从而使受教育者能够凭借一套运用知识的“参照架构”有效地驾驭并灵活地运用知识。知识经济时代，特别要让学生能熟练操作计算机和运用因特网，让学生掌握信息搜集、信息储存、信息甑别的正确方法和其他发展技能，通过构筑数字优势[5]来克服相对于本科生的知识劣势。二是以“专”带“通”，“通”中培“专”，处理好培养“通才”与培养“专才”的关系，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学科知识和实践运用的高度综合和集成。“专”是专业技能娴熟，“通”是知识面广博而基础扎实。目前，国外各类学校都十分注重“通才”教育，日本教育界早就提倡“通才教育”，美国强调培养学生的“适应社会环境”的能力，提倡百科全书式的教育，比利时根特大学认为要培养“能看到最不同的科学领域间的相互关系的人，而这种人，又应是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内行”。只有努力培养通才，培养“图钉式”的人才，才能发挥人才的作用，为社会所用。三是掌握知识与创造性运用知识的关系。知识在运用中才掌握得更加牢固，知识总是越用越活。高职教育必须突出创新能力的培养，引导学生创造性地运用。过去我们过分地强调学习、掌握知识，每个人都成为吸收知识的实体，但我们却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吸收知识的最大目的在于贡献，在于把知识经过转化、组合、销售，达到传播、应用的目的。我们认为，知识经济中的高职教育，应该树立三个观念:一是学习方法比学习知识更重要，因为大学能够学到的知识是有限的，而正确学习方法指导下一生可以学到的知识是无限的;二是运用知识、运用知识的能力比掌握知识更重要，知识掌握得再多，如果仅仅是个知识的“储藏器”，也显示不了知识的价值，例如因特网和商贸活动的知识很多人都知道，但把两者结合起来运用而形成电子商务的人却从中获得了极大的商机并造福了人类，又如平台技术、浏览器等知识和技术并不复杂，但有几人想到将二者结合运用，产生出Internet这样实用的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技术?三是创新能力比单纯拥有知识更重要，因为如果离开创新，知识将失去应有的价值。例如世界上有很多大学聚集区，但都没有取得美国硅谷的成功，因为硅谷通过其历史形成的超强创新氛围和积淀的高速创新能力，通过一系列创新性的生产、研制、开发活动，将知识这种无形的资本融到有形的产品中，最后以大量高附加值的产品形态推出，从而为公司、为社会创造了大量财富。当然，学习方法、运用知识、创新也必须是在拥有知识的基础上进行，并不是说有了“三个更重要”，知识本身就不重要了，但也绝不是知识程度越高，方法就越得当，运用能力就越高，创新水平就越高，评价知识的重要性关键要看我们能多大限度上发挥知识的作用和潜力，关键是将学到的东西、学会的东西进行创造性的实践运用，将知识、能力、信息经济化，在创造社会价值的同时创造个人价值，造福社会。从这种认识出发，我们有两个建议:一是高职教育特别需要强化创新教育和思维方法的教育，交会学生思考，用正确的、多维度的思维进行思考，用创造性的方法、理论解决现实问题，将理论与实践更紧密地、更富有创造性地结合起来;二是在高职院校开设创业课程，把创业课程和创业实践作为培养创新能力的必要途径，全面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并以必修、选修或讲座等形式，让学生熟悉成本控制、市场开拓、企业管理等知识。

在人才培养目标上，要适应知识经济的要求，明确“灰领”、“银领”[6]的目标，即既不是白领也不是蓝领，而是“能工巧匠型的大学生，大学生式的能工巧匠”，即高职教育培养的人才规格，既要求专业化，又要求复合型;既要有专业知识，又要有管理技能;既要有理论基础，又要有操作能力。

3．高职教育应在专业设置上紧密结合知识经济发展的特点，多贴近新兴产业设置专业，做到哪里有经济的新增长点，哪里有高职教育新开辟的专业，并适当超前，为新兴产业输送新型的产业工人和中低层管理者，在新兴产业中打造高职教育毕业生的就业优势。

4．在专业教育上，要引导学生掌握适合的技术和能力。这种适合有三层含义:一是学生必须熟悉、适应当前企业正在运用的技术和设备操作能力，能做到毕业即就业，实现学校与企业的无缝对接;二是学生应该熟悉企业技术和设备发展的基本路线和趋势，具有操作技能迅速升级的心理准备和实际应变能力;三是避免学生的技能过于超前，以至于这种技能在市场上没有立足之地，出现类似于“跳蛙效应”[7]的效应。由此，我们也建议:知识经济中的高职教育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科技意识，尤其是理工科的学生应该学习科技发展简史。

5．在文科尤其是经济管理方面，高职教育要培养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管理者。比尔·盖茨所领导的微软公司曾被视为美国在知识经济成功的杰出代表，比尔·盖茨本人也因此而被誉为“知识经济的英雄”。但是，比尔·盖茨连大学都没有毕业，说他是一个技术上的专家都谈不上，准确点儿说，比尔·盖茨是一个综合型优秀管理者。他能够把他的专业知识、管理知识与在商业发展的机遇和对未来的判断很好地组织起来。微软最初DOS的原始版本是从别人那买来的，而且在微软整个发展历程中，还从社会上吸收了很多先进技术，挖掘他人的创造能力，之后又抓住很好的商业机遇，同IBM、Intel等大公司进行合作，充分调动所有能推动产业发展的资源，使得他的事业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取得巨大的成功。

6．知识经济带来的职业变革将使职业教育的办学层次向高移化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普及和计算机的广泛应用，知识经济时代第二产业的高新技术职业必将如雨后春笋，机器人制造、激光、纤维光学以及新能源等高新技术领域的受雇人数将大幅度增长，即使是传统的职业必必然要接受高技术的洗礼，职业科技含量的提高，要求高职院校培养的学生也必须质量高移，以体现将智能优势转化为生产力的教育为经济服务的职能。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金融保险业、商品流通业、交通信息业、科技业、信息咨询业等将成为发展热点进入高速发展阶段，而这些行业因其自身特点，对从业人员的素质往往有较高要求，对既懂专业又懂法律又会外语的复合型人才需求量必将大幅度增加，显然，培养这类高层次复合型应用人才也必须依赖于高层次职业教育。

7．知识社会，知识老化周期缩短、职业更替频繁，使终身化成为职业教育的新趋势。因为知识经济又是信息化经济，信息将按加速方式积累、传播和更新。人类知识在19世纪是每50年增加1倍，20世纪每10年增加1倍，70年代每5年增加1倍，目前大约每3年增加1倍，而一个人在大学学的知识三五年就会老化。与知识的更新、老化相对应的必然是产品的换代加速，而产品的更新、老化相对应必然是产品的换代加速，而产品的加速换代又必然会带来职业的频繁更替。据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和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资料，当代应用技术科学400多种专业领域中，职业环境与构成正在发生迅速变化:在工业发达的国家，1950～1965年，由于自动化技术的发展，8000多个原有的技术工种消失了，与此同时出现了6000多个新的技术工程。美国的人才平均一生流动12次。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5年改换一次工作。知识老化的加速和频繁的职业更替，给职业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面临知识老化的加速，一个人无论他在学校学的知识多么的前沿，若干年后，就会遇到相对应用领域而言的专业知识过时问题，一次性教育，最多是一时光彩照人，最终难免江郎才尽。要解决这一问题必然要依赖于职业教育的终身化[8]。终身职业教育办学方式有多种，一种是利用原有的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对从业者进行二次教育，一种是举办各种形式的培训班对从业者进行有目标的短期培训。职业教育终身化的发展趋势，也为如何进一步深化职业教育的体制和结构改革，如何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发展职业教育拓宽了思路。

8．知识经济的兴起将会引发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变，职业教育必将彻底改变“一支粉笔、一块黑板、一张巧嘴”的传统教育模式，运用现代技术对教学过程、教学手段进行改革。知识经济的到来，必然引起职业教育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根本改变。从知识型劳动者和智能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出发，学科间的壁垒将被打破，学科间逻辑和结构上的联系将得到加强，这就要求对传统的经典教学内容进行提炼，过时的内容不断剔除，同时不断追踪和引进高新技术和社会发展的最新成果，及时把体现高新科技发展特征的多学科知识交叉、渗透、融合反映到教学中来。知识经济时代高新科技发展的趋势和特点要求人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学习、掌握并能运用日新月异的信息，因而传统的“灌输式”、“填鸭式”教学方法以及强调以教师、教材和课堂教学为主的教学方式将遭摒弃，启发式、讨论式、研究式、跳跃式、体会式、开放式、沉浸式的教学方法将应运而生。开放式学校、网络式家庭学校和社会化教育等将成为最适合职业教育的办学模式。计算机多媒体教学网络远程教学等现代化的教学技术将得到空前普及。

二、新形势之二——人类迈向学习化社会[9]

作为一个教育哲学范畴的概念，“学习化社会”一词最早是1968年由美国著名学者哈钦斯(R．M．Hutchins)在其《学习社会》一书中提出的。在《学习社会》中，哈钦斯在对以往教育进行批判性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今后应实现新的教育和社会——学习化社会。“学习化社会”的概念在1972年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的《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报告肯定，同时肯定的还有原教科文组织终身教育处处长保罗·朗格让于60年代中期提出的终身教育理论。此后，学习化社会和终身教育就成为一种崭新的教育理论，不可分割地在国际社会传播，并形成了日见高涨的学习化社会和终身教育运动，各国纷纷把学习化社会和终身教育纳入自己的教育发展规划。

所谓学习化社会是指在一个终身学习、终身教育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的社会中，以学习者为中心，以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组织为基础，能开放、公平、市场化地保障和满足全体社会成员学习基本权利和终身学习需求，从而促进全体社会成员素质和生活质量提高、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新型理想社会。

终生教育和学习化社会是一个全新理念，也是一个崭新的视角。以此来审视和理解高职教育，我们认为，至少有四个新的重新认识:

一是重新理解“学校”和“大学”，教育功能已经在学习化社会中泛化。我们一直认为，“学校”、“大学”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教育。但在学习化社会中，无所不在的终生教育网络、学习化组织和人本身强烈的终生教育意识，使人的终生都在接受教育，都愿意接受教育，都能接受教育，这种教育既可以来自学校，也可以来自其他学习化组织。每个组织都被改造成为传递知识的机构，都被赋予了教育人的功能，甚至社会本身。教育的功能将不再是学校、大学所独有的了，学校和大学的概念也将被泛化。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是个大学校”，更多地是从为人处世的角度，而在学习化社会中，无论我们从哪个角度，“社会是个大学校”都将成为现实。但在学习化社会中，学校和大学仍然是最重要的教育机构，具有基本素质教育功能，因为学校将教会学生，掌握最基本的学习方法、学习技能和处理知识、信息的能力，具备基本的道德素养、文化素质、身体素质和职业技能。

二是重新理解学校、大学和其存在背景的关系，在学习化社会中，学校、大学与社区、社会融为一体，成为学习化社区中的社区、学习化组织中的组织。在学习化社会中，由于学校和大学的泛化，学校和大学将更多地融入它所存在的社区、社会背景中，并且与广泛存在的其他学习化组织、学习化社区产生紧密联系和互动。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结合跨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层次，学校本身也按照自身的知识纽带，更有机地结合成为一个整体，形成了从胎教、婴幼儿早期智力开发教育、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大学教育、硕士教育到博士教育，从在职知识更新、技术技能培训继续教育、转换职业教育、老年教育到死亡前的死亡教育的教育网络。学校和大学教育，仅仅是教育中的一环，而且这一环还与其他的环节紧密相连。个人即使缺少这一环，学习者也能通过网络课程或其他教育方式弥补。但学校和大学仍然在学习化社区和学习化组织具有明显的优势，因为它具有生产知识、传播知识的基础，能率先将自己改造成为学习化组织，成为其他组织、社区学习化改造的榜样，成为学习化社区中的社区，学习化组织中的组织，成为学校所在地区学习化社区的发动机和核心广场。

三是重新理解“职业”和“技术”，在学习化社会中，职业是自愿、自觉的需要，是光荣的义务和责任;技术就是艺术，提高了我们职业、事业、生命、生活的情趣。在学习化社会中，人的一生不再被划分为上学、工作和退休三个明显的阶段，职业不是学习后的一个特定阶段，不是为了安身立命而必须进行的苦差，而是一种自觉的行动，是一种为了自己全面发展的行动，是一种为了促进社会发展而应尽的义务和责任——职业就是立身、奉献、服务，职业就是事业，要把经营自己的一生当作一项伟大的事业、终生的职业来抓;职业和学习不是截然分开的两个阶段，为了职业而学习，在职业中学习，在学习中找到自己最适合的职业，在职业中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职业即学习，学习即职业。技术不是没有生命力的机械知识。在学习化社会中，技术就是标准、规范、效率的综合;在社会成员学习技术的过程中，由于学习自觉性的提高和目的性的增强，注重享受学习过程中的乐趣，没有生命力的技术将变成富有激情、诗意的艺术，大大提高职业、事业、生命、生活的情趣。

四是重新理解“职业技术教育”，尽管是职业技术教育，但其重点和落脚点都仍然是“教育”。时至今日，人们对“职业技术教育”的理解还带有轻视的成分，在一些人的心目中，“职业技术教育”就是教会学生关于某种职业的技术的，是培养高级工人的，具有操作性的工具色彩。但实际上，学习不仅是为了谋生，而且是为了创造新的自己，创造属于自己的新生活。因此，在学习化社会中，我们应该从人的全面发展和自我完善、培养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这样的崭新高度和视角来提升对“职业技术教育”认识。由于职业技术教育在实践技能的培养上更具有优势，大学教育在理论知识传授上更有优势，学习化社会中，必然会出现大学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的局面。

作为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或者说学习的高级阶段，学习化社会对高职教育的发展至少有八个方面的显著影响:

1．重新进行职能定位:立足学习化社会终生教育体系的新定位。学习化社会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构筑起终生教育体系，形成终生教育网络，学习者可以随时、随地学习，学习自己想学的知识。这一理想的终身学习体系对高校提出了新的要求——进一步向社会开放，发挥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继续教育、职业技术培训等多种功能，普教、职教、成教、高教各类教育相互衔接与沟通，为社会成员提供受教育机会，和优惠、方便但多层次、多样化的教育服务。

相对于大学，高职院校在学习化社会的终生教育体系中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首先，高职院校根据市场需求设立专业，“双师”型教师熟悉理论与企业实务，学生经常在企业实习，企业老总兼课，学校不时为社会举办各种职业培训，社会开放程度已经较高;其次，职业技术院校讲究学历教育与资格教育的并重，承担继续教育和职业技术培训的任务;再者，职业技术院校本身具有职教、成教的性质，传授系统的理论知识，具有高教的性质，由于学生的素质普遍偏低，职业技术教育又带点普教的色彩，在职业技术院校内部已经形成了“普教、职教、成教、高教各类教育相互衔接与沟通”的传统。

2．重新进行目标定位:强化技能特色，注重学习能力培养和综合素质提高。面对学习化社会，高职院校也必须重新进行目标定位。强调高职院校“对受教育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传授职业知识，培养职业技能，进行职业指导，全面提高受教育者的素质”的目标，过于强调职业，难以达到“全面提高受教育者的素质”，显然不能适应学习化社会的要求，因为学习化社会更强调学校对人的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学习能力等基本学习素质的培养。善于培养学生的实际动手操作能力，是高职院校的长项，但理论知识传授为迎合学生需求的低层次、不系统，缺乏对学生学习态度的纠正、学习方法的指导、学习能力的培养，更是高职教育显而易见的劣势。

因此，在继续坚持自己技能特色的同时，高职教育必须向大学教育靠拢，注重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和综合素质的提高。老师应该注重教给学生学习的方法，使他们具备自学的能力;老师应该倡导研究性学习，使学生在研究中学习知识，提高处理信息、自己解决理论问题的能力;老师应该加强对实践的指导，帮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职业技术院校应该在人文素质教育和道德素质上进行创新，创造浓郁的校园人文氛围，切实提高德育教育的实效。

3．重新进行市场定位:社会化办学、开放式办学、产业化办学、商业化经营、专业化职业化管理，靠品牌和实力赢得市场。面向学习化社会，把自己打造成为终生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环节，高职院校必须重新进行自己的市场定位。学习化社会中，维持其正常运转的机制仍然是市场机制。高职院校，特别是由国家投资的高职院校，必须按照市场机制，重新进行自己的市场定位。

职业技术院校要把自己首先打造成为一个学习化的社区，开设更多的网络课程，把自己的科研超过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教育服务，需要大笔投资。目前国家投资的学校，实行的是按在校学生人头划拨经费。进行面向学习化社会的改造，既然服务于社会，就必须进行社会化和市场化的改革。笔者认为，社会化办学、开放式办学、产业化办学、商业化经营、专业化职业化管理将是高职院校不可避免的改革方向，高职院校必须围绕这个方向进行自身发展的市场定位，敢于把自己推向市场，敢于运用市场机制来发展壮大自己，敢于利用市场化的机遇来帮助自己完成学习化的改造。可以预测，随着高职教育市场化程度的加深，未来的高职院校竞争将更加激烈，只有那些有资金、有实力、有品牌的院校，才能在市场风浪中经受大浪淘沙。

4．重新进行区域定位。目前，相当一部分高职院校是围绕地方经济发展，为地方经济培养人才，招生范围严格限制在本地区内。学习化社会要求高职院校在区域定位上进行重新的设计。这包括两方面的重新设计。一是高职院校在社区的作用要重新定位。在学习化社会中，高职院校应该首先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开放式学习化组织，拆除有形的围墙和无形的围墙，方便学习者学习知识，发挥示范作用;其次，高职院校应该在以学校为中心的区域，帮助构建学习化组织、学习化社区、学习化企业，发挥核心作用和指导作用。二是高职院校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作用的重新定位。通过网络课程，高职院校的服务对象和领域将超越区域的狭隘限制;优秀的高职院校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通过市场机制，依靠品牌，实现跨地区、跨所有制的兼并或联合，会产生一种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迫使地方政府逐步放开在招生范围上的限制，提高生源质量，服务更大区域。

5．重新进行课程定位。适应学习化社会的需要，高职院校的课程也应该在现有的基础上进行重新设计。最重要的变化将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网络课程、远程课程应该大力开发，这是终身教育体系落实的一个重要平台;二是人文课程、德育课程、关于学习方法的课程将得到加强，这是提高学习者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三是与企业的合作性课程将大大增加，切实提高学习者的职业适应能力。

6．重新进行业务定位:以职业教育为基础，拓展职业教育，超越职业教育，进行非职业教育的拓展。在目前的教育体系中，高职教育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但在学习化社会的终生教育体系中，高职教育必须作为与其他教育环节紧密相连的一环而存在，必须与其他教育具有更强的兼容性和渗透性。这就意味着，高职教育必须重新进行自己的业务定位，既要以职业教育为基础，拓展职业教育，同时又要超越职业教育，进行非职业教育的拓展。

以职业教育为基础，拓展职业教育，主要是高职院校进行网上职业教育、职业教育证书认证、职业心理教育、创业教育、高职院校与企业或社区的联合培养、高职院校与国内外院校的联合办学等。

超越职业教育，进行非职业教育的拓展，主要是指高职院校加强对学习者道德素养的提升，提高学习者自我道德约束的能力;加强对学习者理论素养的培养，提高学习者自我学习的能力;加强对学习者心理的指导，提高学习者的心理适应能力;加强对学习者生活技能、技巧的能力，提高学习者对生活的享受等。

7．重新进行时间定位:不仅注重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更要关注学生终生学习情况，为他们提供个性化的终生学习服务。目前，高职院校主要关注的学习者还是在校学生，希望“宽进严出”。但一般而言，学校对学生的关注也基本上以“出”为限——只要学生毕业步入社会，就算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这显然不符合学习化社会终生教育的要求。既然学生有终生教育的需求，学校就应该利用母校的优势，老师根据学生历来的学习情况，为学生设计好毕业后的学习计划，关注学生毕业后的培训、学习、职业情况，并根据实际情况不断与学生交流、调整。必要时，为学生进行再培训或个性化的学习服务。只要高职院校培训过的学生，就都应该为他们提供终生的、个性化的跟踪服务，通过关心学生成长、为学生成长服务赢得市场和效益。在学习化社会，一个高职院校连自己的学生都吸引不住，又怎么去开拓更大的市场和生存空间?

8．重新进行规模定位:追求在校生规模、函授生规模、网上学生规模和社区人群参与规模的四重规模效应。有规模才有效益，有规模才有影响。适应学习化社会的需要，高职院校将不再单纯追求在校生规模，而是追求在校生规模、函授生规模、网上学生规模和社区人群参与规模的四重规模效应，力求在为更多的学习者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实现“双赢”。网上学生规模将被看作高职院校最重要的规模指标。

三、新形势之三——学历社会向资格社会转型[10]

20世纪初叶，世界各国为提高就业劳动者的素质，主要是通过学历教育制度来引导和规范国民的就业行为。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实施单一的学历文凭制度，学历证书成为中国社会衡量社会个体接受教育程度和能力大小的唯一权威凭证，与个人的就业、职位升迁、福利待遇甚至社会地位紧紧挂钩，贯穿于个人的职业生涯乃至整个生命，从某种意义说，形成了文凭崇拜，可称之为“学历至上”的“学历社会”。这种观念上的唯学历论是应试教育屡禁不止、素质教育举步维艰、高校培养目标与社会需要严重脱节的症结所在。实际上，单纯的学历教育也不可能提供保障人一生发展的“精神食粮”。当素质教育和终身教育理念成为制定中国教育政策的出发点时，社会各界对非学历教育给予了更多的关注。面对日益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人们逐渐达成共识:一个人的职业生活的成败、社会地位的高低，最主要的是看市场对他的需要程度和认可程度。如果说当代中国社会仍需要衡量这种需要程度和认可程度的尺度的话，那么，职业资格证书较学历证书更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从这个角度来看，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建立正是适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目前正引起人们普遍关注的结构性失业问题、高学历失业问题和正在悄然兴起的资格考试热，以及政府对就业准人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大力推进，都有力地表明:资格证书正由社会的边缘走向核心，资格与学历并重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成为社会衡量个人掌握新技术和劳动技能的重要尺度，一种新的社会——资格社会正在形成。建立以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为主体的资格社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要求的变化，是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建立的最根本原因;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为“学历至上”转向“学历与资格证书并重”提供了条件;政府大力推进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建设，为“资格与学历并重”社会格局的形成提供了保障;中国高职教育的迅速发展，促进了资格社会格局的形成，并提供了充足的、合格的人才供给。

面对学历社会向资格社会的转型，高职教育应该实现自己的新转型:

1．转变教育思想，树立现代高等职业教育新理念，即在科学发展观、综合质量观、现代价值观、现代人本观和人才观的指导下，树立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为主体的全面的、开放性、自主性的终身学习观、灰领(银领)人才观、可持续发展观。高等职业学校不是比本科、专科低一层次的大学，而是我国高等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高职院校培养的、灰领(银领)也一样是人才。一部分人之所以把高职院校低看一眼，主要是因为学生录取分数线低。学生报考志愿时，第一张表填报重点大学，第二张表填报普通本科院校，第三张表填报专科学校，第四张表填报高等职业学校。把高职放在专科之后，结果都是分数最低一档的学生进高职，客观上把高职放在最低的地位，导致社会上和考生自身都把进高职当作招收最差的学生的学校，视为“高考失败者的大本营”。这种状况应该改变，如放开招生限制，允许学生自愿报名;只作普通高校和高职院校的划分，而不与分数线挂钩;在招生上实现高职院校占主体、重点发展的部分，其地位都会逐步提高。当然，即使高职院校录取的学生分数较低，高职院校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培养，可以实现“低进高出”。高职院校应培养具备各种资格的现代产业工人，并引导他们的资格和能力不断提升;在培养方式上，要注重学生的可持续发展，既教给学生知识，也教会学生方法，既要引导学生形成学习的能力，也要训练学生养成良好的自主学习习惯。职业教育还应从过去的片面的教育价值观中摆脱出来，建立以人为本的理念，着眼于发挥人的潜能，发展人的个性。

2．面向资格社会，高职教育必须扩大自己的教育视野，坚持学校正规教育和社会培训教育两条腿走路，或者说坚持学历教育与资格教育两条腿走路，使两种教育“内容相互兼顾，层次相互衔接，形式相互补充”。资格教育的内涵应该广泛而丰富，形式上包括电大、函大、夜大以及各类训练班、研究班、技术培训班等，在层次上包括学历教育、专业证书、中级技术以上的岗位培训、大学后的继续教育及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等，为接受各类职业教育者提供继续学习通道，形成学历教育与资格教育的统一。也就是说，高职教育应该具有强烈的职业教育意识和情怀，站在职业教育是一种基本人权的高度，面向所有群体，向人们传授知识与技能，使就业教育、职业教育、资格教育成为所有公民受教育的一条有效渠道，而不是将学历教育视为人才培养的唯一渠道;要切实提高全体具有高中文化水平劳动者的素质，注重其改造社会能力的培养，使高职教育能更直接、更有效地为经济发展和社会需要服务。正如第二届国际职教大会所呼吁的，“职业教育体系应是开放的、柔性的，并且是以人为本的;不仅向青年学生开放，而且向在职的、失业的以及处于边缘境地的群体提供培训与再培训”。

3．在人才培养的规格上，要立足本科教育和中专教育人才培养的空挡，旗帜鲜明地培养灰领(银领)，不自降规格，也不人为地拔高档次;在学历层次上，高职教育今后仍应以培养专科学生为主体。因为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还不发达，全国工业大部分为中、小型企业，技术文化水平很不平衡;另外长期以来，我国专科学生严重不足，在经济建设事业中实际上一直是在用单一规格的本科生去承担应由专科层次人才担负的任务，本专科人才比例的失调，造成了人才使用上的不当和浪费。针对国情，高等教育需要大量培养专科层次的实用性人才，而且培养专科人才具有周期短、投入少、见效快的特点。

4．由于资格教育是一种更倾向于能力的教育，而学生的能力关键要得到企业等用人单位的承认，因此，高职院校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注意与企业的合作，注意与行业协会的合作。校企合作可以有四种模式:一是管理委员会模式，由专业行业协会、企业管理层与工程技术人员等组成专业管理委员会，对高职专业建设、发展，专业教学，培养方案等提供咨询、监督、指导，以及协助解决实习训练、兼职教学、指导学生就业等问题;二是合作办学模式，由用人单位与学校本着互惠互利、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原则，共同商定教学计划、管理教学过程、组织学习，企业优先录用优秀毕业生、享受学院提供的技术成果与服务;三是产学研合作模式，由学院与企业实行教学、科研、生产的全方位合作，企业参与教学、提供科研经费与条件，提供生产基地，学校参与企业项目管理、组织教学、开展科研，共同享受科研成果、生产成果等;四是合作培训模式，由学校与企业进行职业培训，为企业成为学习型企业提供教育支持，为企业在技术创新中提供技术保障，并为同类企业的下岗职工进行再就业培训或社会培训。

5．高职教育要加强与基础教育的联系，把专业以外的德育课程、包括听说读写的基础外语、创新意识教育、素质教育尽量低移到幼儿园、小学和中学的教育中，使高职教育能够集中精力到专业教育上来，把重点放在教育与教育之间的有效衔接、资格认定和承认以往学习经历上。当然，这是一个教育的系统工程，不是高职教育本身所能解决的，但高职教育界可以带头呼吁。

6．深化改革，建立现代化的高职教育管理体系。在学籍管理上，要创造条件，实行弹性的学习制度，允许分阶段完成学业，鼓励学生在校期间自主创业，形成学习——创业——再学习——再创业的良性循环;改革考试制度，增加考试内容中社会实践成分的比例，增加过程性、形成性考核，允许用资格证书补充学分。在教师的管理上，要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对部分具有高水平的技能性人才和技术性人才，可放松学历、外语等方面的限制，给予相应的评聘等级，建立一支专兼职结合、专业性、高素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师资队伍;在干部的选拔上，要按照民主、公平、透明的原则，在赛马的过程中按照实际成绩选马;在工资的管理上，要体现十六大的精神，按贡献分配，按能力分配，按实绩分配，并使职业资格证书与学历、职称同等对待，与分配制度相衔接，激发教师考取职业资格证书的积极性，而且对“双师型”教师在分配上进行适当的倾斜;在教学管理上，引进ISO9000质量保证体系，构建新的内部质量管理平台，对教育质量进行检查和鉴定，以此能达到国际质量公认的标准，结合职业资格证书的国际互认，将中国高职教育推向世界，与国际顺利接轨。

7．深化改革，建立现代化的高职教育教学体系。在教学内容上，注重教学内容与职业资格培训内容的对接，使学生掌握基本理论知识的同时，获得某职业岗位入门要求的具体技能。在此基础上，适应社会职业岗位动态演变和高新技术化的趋势，注重职业性和学科性内容的结合，使学生获得适应未来社会变化的能力和终生学习的能力。在教学中增添非学历的执业资格考试内容，如注册会计师、软件工程师证书教育内容等。

8．在办学功能上，充分利用高职院校师资力量雄厚、门类齐全，设备先进的优势，在职业资格证书教育和培训中发挥龙头作用，成为先进的职业培训、鉴定方法和考试技术的实验中心，成为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示范窗口;积极参与国际职业教育资格认定，制定推动职业资格证书的国际互认。

9．在办学体制上，组建以高职院校为龙头，联合各级各类职教学校和培训单位组成的跨地域甚至跨国界的多层次、多学科的职业教育集团，融教育、培训于一体，优化配置各种教育资源，提高办学效益。

四、新形势之四——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型

1973年美国学者马丁·特罗(Matin Trow)提出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11]，他根据一个国家的高等学校能够容纳适龄人口的比例(即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2])，把高等教育发展划为三个阶段:适龄人口高等教育入学率大约在15%以内的为英才(即精英)教育阶段;大约在15%～50%为大众化教育阶段;在50%以上为普及教育阶段(目前国际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50%的有加拿大、美国、芬兰、韩国和新西兰等国)。根据这一理论，美国早在1940年就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而二战以后，高等教育大众化在西方国家逐渐成为一场持久的运动，到60～70年代，西方各国都陆续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目前许多发展中国家也进入了这一阶段，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平均水平已经达到18%～20%。至此，高等教育大众化在世界各国基本得到了实现，它代表了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与潮流。

但是这种仅仅从数量上勾勒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比较片面，高等教育大众化首先应该是质的规定，即高等教育的方向、高等教育的宗旨相关的教育结构和办学的机制——高等教育要为人民大众服务，教育结构要符合客观规律，办学机制要适应市场经济体制。[13]高等教育大众化应该与高等教育的科学化、高等教育的民族化、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构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14]

我国的高等教育在解放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80年代我国普通高校招生年平均增长率为7．5%。90年代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99年6月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确定了高等教育大发展的新思路，当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总数达153万人，比上年增加45万人，增幅达42%。因此1999年的高校扩招，如同1977年恢复高考一样，成为振奋全民族教育精神的重大事件，为新一轮的教育改革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在此基础上，2000年高校再次大幅度扩招，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1%。2000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以每年平均两个百分点的速度增加，2003年全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17%(见表1－1)，已经达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下限。2003年，上海和北京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分别是53% 和52%，天津为44%，国内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20%以上的地区还有江苏省和辽宁省。[15]2004年，广东省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也达到了20%[16]。也就是说，我国不但在总体上达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而且个别地区已经达到了高等教育普及化的阶段。

表1－1　我国1990年以来高等教育[17]毛入学率和每10万人中高校在校生人数

资料来源:1．温红彦，罗华，徐辉．教育部长周济称教育面临的最大困难为投入不够，http://news.sohu.com/20050221/n224356123.shtml

面对教育大众化的大趋势，高职教育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积极适应:

1．树立新型人才观，高职教育培养的“灰领”、“银领”也是人才，在生产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技工也是人才。高级技工虽然是身怀绝技的技术人才，可能在企业为难之时力挽狂澜，但在整个社会的人才评价体系中却得不到认同和承认。不管是高级技工还是普通的工人，在工厂中一样都要到一线的车间劳动，一样是被颐指气使的对象，其身份远远不如车间的办公室人员高。“高级技工”在社会的人才评价体系中不属于“人才”之列，其与干部、管理人员的身份、地位都不相同，工资、奖金、住房、福利待遇也不似干部和管理人员有既定标准，而是完全由市场调节。尽管按照国家规定，技术工人应当享受同级工程技术人员待遇，但大多企业干部和工人的分配还是壁垒分明。按照现行政策，企业从外地引进的外省市高级技工只能作为聘用的劳务工，无法享受到相应的待遇。“轻工”的中国社会传统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不重视技工。我国国民意识中一直存在“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念，轻视体力劳动者，所以在不少人的观念里，总认为只有在管理岗位上才能施展才华，得到升迁的机会，而事实上，高级管理人才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趋于饱和，高级技工岗位人才奇缺状况已经展现。特别在当前企业改制过程中工人下岗越来越多，工厂中的工人工资严重缺乏保证，社会保障体系又不够完善，工人随时有下岗待业的危险时，更多的家长愿意让孩子报考将来可以变成“干部”身份的中专、专科而不是技校、高职院校。在精英教育已经转向大众教育后，我们必须树立正确的人才观，不唯学历，而唯能力，不唯岗位，而唯贡献。高职院校只应对学生承诺教给他们劳动本领，而不是改变身份脱离劳动。劳动者很光荣。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干部也是从劳动者中产生，克服困难锻炼出来的，不是大学摇篮摇出来的。干部必须有实践基础和群众基础，始终立足于劳动者之中。不恰当和可能引起误解的承诺会带来毕业后的失落和怨恨，成为发展高职教育的障碍。

2．在教育大众化时代，高职教育要树立五个新的教育观念，即:①教育市场观念。高职教育的投入产出要商品化、市场化，高职院校要按照市场规则办教育，专业适合市场需求，培育高质量、多层次、多品种规格、适销对路的教育产品，高职院校要靠自己的特色进行品牌营销，应在市场的竞争中不断增强实力，占领教育市场，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②教育平等观念。在高职教育市场中，办学单位和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形成了“合约”中的平等关系，学生既是受教者，也是教育的“消费者”，自始至终享有法律赋予的权利。高职院校应当在“诚信”的基础上，根据“合约”(招生简章中载明的事项)向学生提供良好的教育服务，学生以努力学习来履行“合约”中的义务。③投入产出观念。高职教育资源是人力资本的投资，是生产性投资，是教育中可以产业化的部分。因此，作为产业的高职教育要在办学的过程中，注意投入—产出分析，紧盯价格和市场，合理地界定经济成本，正确地运用边际分析方法，追求收益最大化。④国际化观念，既在入世后，敢于面向世界，在教育中注入国际化的要素，吸收和总结国外先进的教育理论和成熟的方法，开展国际合作、国际招生和人才的国际输出，实现高职教育的跨越式发展。⑤法制化观念，既依法治教，以法治校，规范管理，建立完善的教育、教学管理制度，做到事事有章可循，处处有法可依，使高职教育沿着规范化、法制化轨道健康发展。

3．大众化的教育需要高职教育在办学机制方面做出五个积极的调整:①教学方式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传统的高职教育的教学方式基本上是封闭型的，即学生入学后，受教育的时间和空间是相对固定的。高职教育大众化将使单一的封闭型教学模式产生不适应。而符合大众化规模的高等教育结构应为:以行业理事会和校长、教授为主的管理层，开放流动的人事体制和管理制度，以选修课模块课程，学分积累与互换为特征的开放式课程体系。这样教育结构可以使不同层次的学校、学生和教师能够学习、生活在一起，能够跨学校、跨学科、跨专业选课，学分可以在不同的学校间、不同的学习阶段互换、累加，充分体现大众化教育的平等性和开放性。②教学过程应由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转变。在传统的“教”与“学”的关系中，教师始终处于主导位置，学生的一切学习活动都是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的，这种教学关系束缚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不利于学生锻炼自主学习的能力。高职教育应吸取教训，建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机制，以利于培养学生终身学习和创造性学习的能力，同时促使教师不断提高教学水平，善于引导，率先创新。③培养方式由重单项能力培养向重综合能力培养转变，即在传统的高职教育是“一专”的基础上实现“一专多能”、“一专厚基”、“一专通才”，在培养单项能力的同时，抓好综合能力的培养。④在能力培养方面，由重“守业”向重创业、由重“单干”向重合作方向转变。传统的高职教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一种守业式的教育，它往往着眼于已有的产业(特别是一些大的企业)和为已有的行业培养适应性人才。随着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的兴起，高职教育培养的学生应该有“白手起家”创办微型企业的意识和能力，有团队合作的意识和能力，这需要高职院校在教育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完成。⑤教学管理由单一管理型向综合服务型转变。高职教育的大众化要求高职院校的教学和教学管理必须由单纯的管理型向综合服务型转变。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是在向学生提供良好的服务，学生也可以根据约定向校方提出服务请求，如选择教师和教学条件等。传统教育中的“我怎么要求，你必须怎么做”，学生是学校(教师)的绝对服从者的局面将会得到根本性改变。

4．高等教育大众化由普通高等学校承担，高职、高专在目前的中国更应该成为承担教育大众化的主力军。高等教育的扩招，应主要是高职院校的扩张。高职教育的扩张也应该是多途径的扩张，主要的方向是教育模式的多样化、教育形式的多样化，如大胆探索远程教育、自学考试、社区教育、再就业教育、继续教育、合作培训等。尤其是现代远程教育，非常适合推进教育大众化、建立终身教育体系、构建学习型社会，因为学习者可以不受时间、地点等条件的限制，实现自主学习。

5．在推进教育大众化的过程中，作为主力军的高职教育不应只是量的增长，还应有“质”的变化，即包括教育观念的转变、教育功能的扩大、培养目标的准确定位以及严格的质量控制，保证高职教育质量随着人民教育需求升级、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而逐步提高，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更积极的贡献。

6．适应教育大众化，高职教育也应有多种大学形式，如社区高等学校。为了降低教育成本，避免求学过程人口过分流动和单向流动，应当大力发展社区性高等教育，促进大城市的卫星城和农村地区的小城镇快速发展。师专、农专、高等职业学校等都应当积极探索适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短周期低成本的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结合发展的办学模式，成为科教兴国的前沿阵地。社区高等学校应当把普通教育、综合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有机地结合，重点放在学习基础知识和掌握核心技能。不仅担当教育青年学生的任务，而且担当继续教育、科学普及和技术推广的任务，同时建立实验室和试验田，担当研究和开发的任务。由于高校合理规模大约在八千到三万学生左右，可以考虑以一百万到三百万人的社区范围规划发展一所高等学校。

7．大众化并不排斥普通高校的精英化教育，精英教育机构也不应承担大众化教育的任务，[18]高职教育应该有一种历史使命，以自身的发展承担更大的教育大众化义务，保护我国的精英教育，减轻目前推行教育大众化给精英教育机构带来的压力。精英教育机构培养的是理论型、学术型的人才，他们理论基础比较宽厚，并在宽的基础上有所专;大众化教育机构培养的是实用性、职业型技术人才，对他们只求理论够用，着重于学好职业知识技能，成为生产、管理、服务一线的有一定技术的专门人才。大众化教育的培养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都不同于精英教育，精英教育机构承担大众化教育的任务并没有优势。而且精英教育机构不能适应国家办大众化教育的需要。这种不适应主要是办学思想不适应，他们会自觉不自觉地按理论型的教学模式来进行大众化教育。再者，精英教育机构承担大众化的教育任务，对精英教育机构也不利，普通高等院校，包括部属重点大学，承担繁重的大众化教育的任务，会造成办学力量分散，教学资源分散，势必导致教育质量的下降。

五、新形势之五——由区域化向区域化与国际化并行[19]

目前，在我国高职教育领域，高职教育要进行区域化发展已基本成为共识。这种区域化从四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投资主办单位的地方政府化，即新的高职院校基本上由地方投资兴建，国家、部委、行业协会已经很少或根本就不再投资于职业院校了;二是高职院校毕业生服务区域的区域化，毕业的毕业生相当一部分被培养地消化了;三是专业设置的区域化，因为要服务于当地的经济建设，高职院校在专业设置上就必须结合地方经济社会的需要;四是高职院校校园文化的区域化，高职院校在建设校园文化的过程中充分汲取区域文化的精髓，体现本土的文化。

但在教育国际化的大背景下，高职教育也逐步走上国际化，从而呈现出区域化与国际化并行的格局。高职教育的国际化从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

合作办学: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与国外多家大学合作，双方互认学分，学生可以在获得国家承认的学历外，还可以同时取得国外大学的文凭，并可以到国外继续就读1．5～2年获取更高学位。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已与澳大利亚南昆士兰大学签订协议，采取3+1办学模式(国内读3年，澳大利亚读1年)，成绩合格者可获澳大利亚南昆士兰大学学士学位，也与多所国际著名大学并网，学生完成学业可免试赴澳、英、加等国家著名大学继续深造，一些合作办学的项目，学生完成该院与外方合作项目的学习且成绩合格者可获外方颁发的相关专业证书。上海电机技术高等专科学校、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白云职业技术学院、大连职业技术学院、金陵科技学院、日照职业技术学院、天津职业大学、同济大学高等技术学院等在合作办学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

生源国际化: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面向全国(含香港、澳门)招生，日照职业技术学院与加拿大国际学院签约联合招收外国留学生。天津工程师范学院为越南、也门、埃及、埃塞俄比亚等国家培训职教师资，接收乌克兰留学生来院学习。

师资培养国际化: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先后派出骨干教师200多人次前往英、美、加、日、澳、德等国家的航空公司及有关院校学习和考查，先后有23位教师获得美国联邦航空局(FAA)颁发的飞机及发动机维修执照。北京联合大学实行开放式办学，先后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所大学建立了校际合作关系，互派教师和留学生，开展与国(境)外合作办学和学术交流。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青岛远洋船员学院、天津工程师范学院、西安航空技术高等专科学校、上海电机技术高等专科学校、防灾技术高等专科学校都与国外众多院校建立了密切联系或合作办学。

与国际企业合作: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是IATA(国际航协)授权培训单位，也是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人业务及剑桥商务英语(BEC)培训单位。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举办了中德FESTO(广州)自动控制技术培训中心。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先后与美国微软公司、美国AUTO DESK公司、日本欧姆龙公司、日本法那克公司、印度NIIT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单位合作，成立技术培训中心，提高职业教育能力。青岛远洋船员学院已同三十多个国际知名航运企业和船队进行广泛交流与合作。

与外国政府合作: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与以色列政府合作，2001年9月由以色列投资400万美元共同建设中以旱区农业示范中心。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本身就是天津与德国政府合作的示范项目。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国际交流学院的昆士兰学院是由上海市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两地政府的友好合作项目，由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与昆士兰州TAFE集团共同举办。

建立专门处理国际化的部门:白云职业技术学院建立了“职业教育国际合作部”。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在2003年把国际化确立为学院的目标和今后的长期任务，提出要“瞄准世界一流，打造高职航母”的口号，建立了国际教育部。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成立了国际交流学院。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提出了“船院走向世界”、“船院人走向世界”的明确目标，成立了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引进外国先进设备: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价值8000多万元3000多台(套)的先进仪器设备，90%以上设备由外国引进。青岛远洋船员学院从国外引进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航海操纵模拟器、轮机模拟器、自动化机舱、全球海上遇险与安全系统等先进的大型教学设备。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与德国海德堡公司合作，以比半价还低的价格购进世界最先进的彩色印刷设备SM52－4海德堡四色印刷机。

构建开放式校园网络: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等高职院校的校园网络已经非常成熟，数字化图书馆、电子阅览室、电子图书成规模，校园计算机信息网络与中国教育科研网CERnet、国际互联网Internet联网运行，建立了面向世界的信息窗口。

学生就业国际化:青岛远洋船员学院毕业生深受国内外用人单位欢迎，不少国外船东纷纷前来考查，提出联合办学意向，招聘毕业生。武汉职业技术学院与欧、美、澳等12个国家的众多机构开展教育合作，已经有200多名优秀毕业生送到新加坡、法国、美国、比利时、丹麦、芬兰等国家的众多知名企业、教育机构工作或学习。

课程国际化: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国际商务》引进牛津大学原版教材进行教学，并直接与思科公司合作，于2002年3月成立了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思科网络技术学院成立，成为中国内地地区唯一一所在高职院校创办的思科网络技术学院，将国际权威认证融入教学过程，并已有11名学生通过Cisco公司最高认证CCIE (Cisco Certified Internetworking Expert，互联网络专家)。

加强外语教学:深圳职业技术学院除了开设英语、日语外，还开展了德语、俄语、法语、西班牙语和韩语等小语种，开展双语教学的课程达到20门。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专职教师队伍中“双语型”教师占62%，同时80%以上的教师持有澳方职业教育资格证书(Assessment and Workplace Training Certificate IV)。

服务国际化:天津工程师范学院派专家到国外进行技术转让。

但从国际化的总体水平而言，我国高职院校尚处于一个比较低级的层次上，相对于我国本科院校的国际化，高职院校国际化的水平也明显要低。这种低层次和低水平主要表现在:①一些高职院校仍然将眼光局限于地方，还没有国际化的意识，没有将国际化提上自己的议事日程;②绝大部分的高职院校还仅仅是迈出了国际化的第一步，仅仅在国际化的某一方面开始了自己的尝试，而且相当部分高职院校的国际化还停留在国外考查团参观、英语教学中引进外教这样的低水平上;③绝大部分已经开始国际化的高职院校没有明确的国际化纲领和目标，在国际化的步骤、重点、策略上缺乏缜密规划，在构建国际化的课程体系方面，高职院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④相对与本科院校，高职院校师生的外语水平要整体上低一个档次，在交流语言上先天不足;⑤中国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也极不平衡，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高职院校国际化水平要比内陆地区高职院校的国际化水平高得多，中心城市的高职教育国际化水平要比边远地区的高。

我们认为，在职业教育区域化与国际化并行的时代，高职教育必须坚持这两个方向，并把两者结合好，而且两者也确实能够兼顾起来——高职院校只有区域化了，在区域中办出了特色，办出了影响，形成了品牌和良好的社会声誉，才能逐步扩大其国际影响，在国际化的道路上越走越宽。

1．坚持以区域化为前提和基础，紧密结合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设置专业，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办出实力，全面、深入地融入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逐步为自己的国际合作、国际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2．充分发挥大区域的资源整合优势，实行区域合作，优势互补，有序转移，充分发挥高职院校现有资源的利用价值。如广东与周边省份福建、江西、湖南、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了泛珠三角九省(区)的“9+2”区域合作。2004年9月21日还举办了泛珠三角九省(区)劳务合作洽谈暨技术技能人才招聘会，实行11个地区的人才互动。发达地区的职业教育正好可以到周边地区，通过联合、兼并、办分校的形式，寻找新的办学规模增长点，寻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内地的师资，也可以以灵活的方式，到发达地区就职，为经济发达地区培养人才。这种区域高职教育的联动，将使高职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双方受益，使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落后地区共同受益。深圳还超越“9+2”的框架，在全国各地建立了13个技能人才培训输送基地，技能人才供应链涉及到全国1000多家技校和技能人才培训机构，期望通过这种方式共享资源，缓解2010年前深圳技能人才78万的缺口[20]。

3．充分发挥中国高职教育国际化的后发优势[21](包括制度优势[22]、管理优势[23]、市场规模优势[24]、教育结构转变优势[25]、融资优势[26]、环境优势[27]、追赶意识优势和先进国家成功经验的示范激励作用[28])，以国际化促进高职院校更深入的区域化。尽管中国高职教育国际化拥有诸多的后发优势，但我们也无法掩盖高职教育面对国际化所具有的后发劣势，如高职院校规模偏小、地域性强、对国际化的认识不足、国际化程度偏低等，而且我们的后发劣势要比后发优势多得多，而且这些后发劣势往往表现得比后发优势更为明显，对高职教育国际化的后来者影响更大、更深远。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后发优势始终是潜在的，而后发劣势却是已经客观存在的。在我国高职院校现有国际化的基础上，进行面面俱到的整体推进既不可能也不现实。理性的选择是在高职院校国际化的道路上，选择正确的突破点，以点带面，不断把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引向深入。这也符合发展经济学中的“不平衡增长理论”和“增长极理论”。

选择“后发优势”的着眼点、着力点应放在对全局起主导和统帅作用、具有巨大潜力和广阔的前景之处。选准点，并全力去抓，可以“四两拨千斤”，带动高职院校国际化的持续、深入发展。我们认为，高职教育要实施六大战略:

1．实施信息化战略，打开走向国际化的信息窗口。观念的落后往往源于信息的闭塞。对国际化的认识不足主要是还没有认识国际化。一些高职院校在设备上舍得投入，却在软件上吝啬。我认为，高职院校的国际化首先要引入信息的国际化，实行信息化带动战略。具体说来，可以从五个方面入手:①建立校园网络和校园自动化办公系统，实现校内信息化，提供内部交流平台，提升管理水平，提高运作效率;②实现国内高职院校同类学校联网，做到同类高职院校的信息沟通;③国内高职院校通过教育部的网站或中国高职研究会，建立全家福式的链接;④与国外高职院校和专业研究机构、协会校建立链接;⑤教育部高教司高职高专处或中国高职研究会建立中国高职院校国际化研究网站或网上快讯，搜集国内外高职院校国际化的研究文章和经验介绍。这种信息化可以直接把最前沿的科研动态引入高职院校，高职院校教师可以便捷地与国外同行进行网上学术交流以及跟踪学习世界最新科技成果，高职院校的科研活动有可能超越我国的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在某方面与先进国家的创新同步进行。

2．实施外语提升战略，为高职院校国际化准备最基础的语言工具和交流手段。高职院校的学生，尤其是从职业高中升上来的学生，外语基础比较差。一些中专改成的高职院校，教师的外语水平也较低。而实现高职院校的国际化，必须有最基本的外语水平。老师的外语水平，可以通过集中培训、出国交流、访问、课堂上有意识的进行双语教学进行提高，学生的外语水平提高关键在于营造氛围，如通过课堂双语教学、校园外语广播、开办英语角、参加外语晚会、利用节假日举办封闭式外语夏令营、国外旅游、跨国公司实习等方式提高。在语种上，应该进行多种小语种的培育，一些外语专业必须开设第二外语。

3．实施集团化战略，把高职院校做大做强做优做实，为走出国门、合作办学提供更好的基础。集团化可以有三种具体的模式:①横向集团化，即通过自己投资兴建、购买、资产置换等方式实现从职业初中、职业高中、中专、高职、培训等不同层次职业教育的集团;②纵向集团化，即将一些同类的高职院校(如电力高职)组织起来，这中间可以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③区域集团化(综合集团化)，即将同一区域或相近区域的高职院校组织起来，最理想的方式是兴建高职大学城(如宁波的高职大学城、常州高等职教基地即常州大学城)，把众多的高职院校(也可以有本科院校)集中到一起，实现图书馆、运动场、餐饮、住宿等资源的共享。集团化实质上是通过组合、组装、组织，整合力量，增强中国高职院校国际化的实力。

4．实施合作联盟战略，通过与国内跨国公司分部、跨国公司、国外大学的联盟、建立合作交流关系，甚至合作办学，实现师资培训、学术交流、学生交流的经常化。如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与澳大利亚南昆士兰大学签订协议，采取3+1办学模式(国内读三年，澳大利亚读一年)，成绩合格者可获澳大利亚南昆士兰大学学士学位;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国际交流学院的昆士兰学院则实行国内教学，双方教师授课，通过全部科目的可以获得两校专科文凭。这种合作还可以采取新的国际交流模式——1998年，德国四所大学联合创办了一所“国际网络大学”，招收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学生，修业完毕可获得国际认证的文凭。合作办学能快速了解、吸收并实践国际上通行的办学模式、专业课程设置、师资培训、质量保证措施等方面的经验和培训，学生学历文凭得到国际上的承认，既可培养出在国内外都具有一定竞争力的人才，又可以减少人才流失，是高职院校加快国际化进程的重要步骤。

5．实施应用技术研究推广战略，实现科研的跨越式发展。争取利用高职院校的设备基础，把地方的一些公共技术平台建立到高职院校，并把技术平台办成技术转移中心。利用高职院校的双师教师、强大的专业实训设备和技术转移中心，集中有限的人才、资金和资源，积极从国外引进国内产业急需的设备、技术，进行反向攻求式的解剖研究，消化吸收，扩散推广，从而使高职院校成为中国应用技术、设备的转移中心。基于高职院校本身的实力，我们应追求模仿创新、工艺技术创新、应用性创新和技术集成创新，集中优势资源，扶持重点领域，实现局部突破。当高职院校能够在技术应用领域成为世界和中国的一个有机连接点时，高职教育就已经实现了对实际产生正面影响和积极作用的国际化。

6．实施梯度开发战略。国外高职教育挺进中国，中国的高职教育在被动国际化。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高职教育在向国外的学习中已经逐步成长起来。这些实力雄厚的高职院校可以通过向内陆相对落后地区、与中国接壤的相对落后国家进行教育能力、教育模式的转移。既被国际化，也以国际化的姿态，主动地去“化”相对落后的地区。

六、新形势之六——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和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特别在近年来世界各国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国经济更显得一枝独秀(见表1－2)。在1978～2004年期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9．46%(见表1－3)，经济总量由1978年的3624．1亿元增长到2004年的136515亿元，增长了36．67倍，翻了三番多，中国已经步入小康社会。

表1－2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比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qtsj/gjsj/2002/t20031218_402193581.htm

表1－3　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变化情况

续表

注:按当年价格计算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yb2004-c/indexch.htm。2004年数据来源于《200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http://www.stats.gov.cn/tjgb/)。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步伐也在加快。近20年来，由于我国大力推进对外开放，我国的对外贸易有了长足发展。按海关统计，1981－1999年间，我国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2．4%，其中出口年均增长12．9%，进口年均增长11．9%。我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大幅提高。最突出的表现是中国外贸依存度的不断提高。外贸依存度是一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它通常用来衡量一国(地区)的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从数字看，1978－2003年，我国对外贸易年均增长16%，比国民经济增长快7个百分点;外贸依存度从1978年的9．8%提高到1990年的30%、1999年的36．4%，2003年又进一步升至60%，增长很快。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对外贸易增长和发展较快，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的融合、依存关系进一步加深。中国2003年的外贸依存度远远高于美国(18．2%)、日本(18．8%)、英国(39．5%)等发达国家，也高于印度(约20%)和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外贸依存度过高，意味着中国企业会在全球遭受较多的反倾销起诉，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会受到世界经济波动的较大影响。

高职教育如何适应这一新形势?我们认为:

1．坚定高职教育大发展的信心，一心一意图发展，不要三心二意，朝秦暮楚。教育的兴盛始终是与经济的繁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经济进入增长的快车道后，往往要持续一段时间，具有经济增长的惯性。而经济高速增长的期间，往往企业和社会是人才需求高涨的时候，是企业和社会存在人才饥渴的时候。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迫切需要的是更多的非“学科型”教育，是对人才素质、规格和层次的多样化要求，高职教育必须适应这种社会需求，在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的结合上做文章。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正在发展成为世界工厂，成为世界加工制造中心。中国会更加需要高等职业教育加快培养出大批适应现代加工制造业需要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培养出大批“灰领”、“银领”人才。这在客观上也能够对技术教育的推进起到一定的刺激作用。我们可以自豪地说，高职教育的发展赢来了黄金时期!高职教育的从业者们应该把握这一历史机遇，坚定高职教育发展的信心，提升质量，扩大规模，在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独特而重要的力量的同时，提高自己的社会声誉。有为才有位，有为才有威。高级技工在中国普遍稀缺，对高级技工施行年薪制、高级技工享受政府津贴等措施仅仅是把别的地区的技能人才吸引过来，并不能增加技能人才的总量。上海花70万高年薪从日本引进高级技工，也只能是少量。高技能人才关键靠培养。而培养的基地就是高职院校。按照中国目前的培养速度，把中国的技工比例由目前的不足5%提升到发达国家30%以上的水平，需要中国高职教育衔枚疾走20年!

2．紧密结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设置专业方向，把高职教育的发展嵌入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去，把高职教育的增长点超前切入到经济的增长点中去。如2003年底，深圳市委三届八次全会提出了经济发展的新思路，要对现有产业结构进行适当调整，在发展高新技术、加强信息化的基础上，产业要适度重型化，并重点发展汽车工业及化工工业。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结合深圳市适度重型化的经济发展战略，2004年1月5日在原来现代精细化工专业的基础上成立了精细化工与材料系，精细化工与材料系设有高分子材料加工、日用化学品加工、电子化学品加工和化工产品分析与检测等专业，满足行业对石化产品后续开发和产品检测相关人才的需求;在原来现代汽车技术、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等专业的基础上，成立了汽车工程系，重点发展汽车零部件制造，汽车装配、改装和检测专业，满足汽车行业从制造、检测、改装到销售、售后服务对技术应用性人才的系列需要。2004年4月，学院成立了护理与医学技术系，下设护理、助产专业和眼科视光学三个专业，旨在为深圳培养医护灰领人才。2004年9月3日，针对深圳发达的印刷企业和影视产业对人才的需求，学校成立了媒体与传播学院，下设印刷系和动画系，主要培养。2005年2月20日，精细化工与材料系升格为应用化学与生物技术学院，下设精细化工与材料系、应用生物技术系、城市园林与园艺系。2005年5月4日，学校根据深圳大力发展本土动画产业、倾力打造中国“动漫之都”的产业发展新动向，将动画系单列出来成立了动画学院。在这些新专业、新学院的成立过程中，“以市场为导向”成为基本的办学指导方针，深圳经济增长点出现在哪里，学校的专业就办到哪里。近年来，学院新增系部、专业众多，都是紧紧围绕市场需求，围绕深圳产业变化而设置的，是学院主动适应深圳未来产业化变革需求而采取的重要举措。

3．大力发展具有国际素质的人才，提高学生的外语水平。沿海经济贸易发达地区，尤其要在这方面下苦功。

4．开设外向型专业，如报关、商务日语、商务英语、国际融资、国际贸易等专业，把部分外向型专业的学生就业岗位定位到国际化的企业甚至国外去。

5．建立国内和国际先进技术的研究转移平台，在国际经济的发展中当好二传手，让国际经济、技术更多地对国内发挥正面促进作用。目前，在制造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领域，成套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装备甚至成为时尚，大量的发展资金流到了发达国家的腰包，支撑了他们的核心竞争力。这在某种意义上制约了我国的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而职业技术院校在工程、机械等方面有自己设备优势和人才优势，能够成为国外先进技术的转移中心，做好技术转移这篇文章。高职院校应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选择一些可替代进口又有广阔市场的项目进行开发，破解部分进口设备的关键技术，实现替代，帮助我国中小企业顺利实现技术升级、设备升级和工艺流程再造，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在为中国众多的中小企业服务中体现自身独特的价值。

6．加大国际合作办学的力度，共同培养人才。如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与日本的大阪滋庆学园、日本国士馆大学、韩国的公州科技信息与艺术大学等一批国外院校建立了合作关系，共同培养国际化的专业人才;与泰国签订意向书约定，合作在深圳建立中泰文化交流中心，在泰国建立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分校;目前共有国外及港澳台地区学生16名，其中2名来自俄罗斯(留学学习汉语专业一年)，7名来自韩国，在港澳台地区招录的留学生7名。在国际化、合作办学、共同培养人才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实践。

七、新形势之七——职业教育的层次高移和全面对接

一个国家的中等职业教育在中等教育中的比重大致波动在30%～50%之间，一般在40%左右。这是个阀值，超过这个阀值，职教的发展就会减缓。这一理论已被170多个国家和地区职教情况的调查分析所证实。在我国，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在校生人数已超过高中阶段学生总数的56%，因此，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将侧重于内涵建设，而数量的增加将重点放在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上。

职业教育的层次高移也是现实经济升级对人才需求升级的必然要求。经济比重由第一产业(农业)向第二产业(工业)再向第三产业转移，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也需要更高水平的产业工人。从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高级工的比例都比较高，一般在30%～40%，如德国为43%，美国为38%，而我国目前不到5%[29]。这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太大。要培养既能掌握较高操作技能，又具备宽广知识和应变能力的智能化应用人才，必须依赖于高等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的层次高移还是人们为形成就业优势而不断提高自身层次的竞争结果。当十个人中只有一个人拥有计算机初级合格证的时候，这个人的优势是明显存在的，而现在十个人中已有九个人拥有计算机初级合格证，这个人的优势便不复存在，就说明，他又需要去学习一些什么新的技能和知识了。就以计算机认证为例，计算机初级、计算机中级、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网页设计师、软件工程师、MCP系列认证、CISCO认证、IBM认证、SUN认证等，形成了引导人们不断前进的计算机层次阶梯，要想追求更好的就业优势或者说竞争优势，就必须沿着这个阶梯，不断攀登。这是高职教育面对的一个潜力无穷的巨大市场[30]。从另一个方面——政府的角度看，无论在哪一个国家的失业人员中，在数量上高学历者要少于低学历者，在寻找重新就业的机会上高学历者要大大优于低学历者，因此，在扩大教育规模的同时提高教育层次对于减轻就业压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此，在职教高移的过程中，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是职教发展的必然趋势。

实际上，自1998年国家鼓励高校扩招(其实，当时政府的初衷也是高职扩招，但由于执行过程中的问题和高职相对于普通大学的宣传劣势，反倒是普通高校扩招成了主旋律)以来，中国高职教育也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截止到2002年底，全国独立举办高等职业教育的院校已达1374所，占全国高等院校总数的68．6%;高职高专院校的在校生约为781万，占全国高等学校在校生总数的53．4%[31]。基本形成了每个地市至少设置一所高职院校的格局。2004年，全国共有普通高校毕业生280万人，其中高职毕业生147万人。高职教育无论从学校数、在校生数还是毕业生数，都占到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

在职教高移的过程中，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我们觉得有四个问题需要重视:

一是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途径，应该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教育:①将现有的专科学校全部改为高等职业学校;②将条件较好的中专、职校合并到对口的高校、高专，扩大高职院校的规模;③将一些较好的中专、职校升格为高等职业学校;④鼓励普通本科高校利用其丰富的教育资源与企业合办高职，作为二级学院;⑤鼓励现有的名牌高职院校，联合民间资本创办二级学院;⑥政府增加对高职教育的投资，或高职院校引进民间资本，增加固定投资，增加招生规模;⑦引进国外的教育机构，进行联合办学;⑧利用高职院校的寒暑假时间，大力发展社区教育、培训教育;⑨大力发展远程教育，扩大高职院校的网上学生规模，这是投资少、见效快、收益者众、学习自主的好办法。

二是职教高移必然要促进高职教育规模的扩张，在高职教育规模扩张的过程中，要处理好数量与质量的关系。因为生源是既定的，普通高校招生完毕的普通高中毕业生和职高、中专、技校的毕业生[32]以及历届高中毕业生才是高职的生源。如果高职扩招，必然导致录取分数线的降低。目前许多院校不得不在招生的时候，一再降低录取分数线，有的高职院校高考录取分数线竟然低出当地高考录取分数线180分。这种素质的生源对毕业生质量或者说高职教育质量有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整体质量的下滑，因为学生的基本文化素质太低，而且学习习惯不好，学习态度不端正，校风、学风、班风、考风很难好得起来，班主任、辅导员必须实行贴身管理，否则学生就容易出现问题，教师也必须不断调低课程的难度，否则学生就听不懂，跟不上。二是专业教学质量的下滑，因为一个班上的学生其学习基础差别很大，最优的教育策略是走中间路线，照顾学生的大多数，但可能因此也扼杀了一些技术天才，因为他们根本吃不饱。这种照顾或者说兼顾也会伤害到专业的社会声誉，因为这种学生与企业的预期有相当的差距。实行特长生导师制、加强班性质的选修课、全天候开放实训室，可能是比较好的选择。

特长生导师制的主要目的是解决特长生吃不饱的问题，使他们在专业发展上有一个课外拔高的引路人。这种制度在济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实践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成为一种具有高职特色的人才培养新模式。“特长生导师制”成果展示会已经连续开了三届了。“特长生导师制”是学院聘任学科带头人和科研、教研骨干教师担任导师，在入校1年以上的高职学生中，选拔有一定专业特长及培养潜力的学生，通过参与导师承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项目以及实训项目研发等工作，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实际工作能力。每个导师可带3～5名特长生，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学生组成一个小组，共同完成某项课题。为培养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鼓励学生开展研究性自主学习，课题的申报既可以是技术含量高、能力结构多样化、综合化的项目，也可以是有创新的小发明、小制作。课题立项后，研制过程以学生为主，导师全程指导。结题时，学院组织鉴定，期末对导师进行考核。实行“特长生导师制”要具备几个条件:学生愿意参与，愿意动手学;有一批有经验的教师进行指导;所选课题要与专业相结合，要有实用价值，学生感兴趣，就业用得上;学生参加课题可以得到学分;导师可获得相应的待遇或利益[33]，等等。这些条件综合起来，就能保证教与学两个积极性，学生学得有兴趣，老师也从高素质学生的学习中获得了教的乐趣。因为带学生的过程中，导师要进行全程指导，就逼着教师去钻研，去动手操作。尤其是现代技术日新月异，不充电就无法指导学生，就要被淘汰。学校的专业课教师基本都申请带学生，无形中就形成了教师自我加压、自我提高的氛围。学生学会了学习，学习风气大为改观。特长生不仅拓宽了专业知识，锻炼了动手能力，更重要的是学会了怎样带着问题去学习，锻炼了克服困难的良好心理素质。特长生小组一般只有5人左右，但很多学生都参与课题的一些活动。特长生积极钻研课题的学习态度大大影响了其他学生，课外活动课时，实训大楼里的人总是满满的，做课题、搞小制作蔚然成风。[34]

加强班性质的选修课则是导师所带学生范围的相对扩大。在特长生导师制中，特长生的选拔非常“残酷”，因为特长生能学到真本领，而且学校的实验室面向特长生全天候开放，课题研究可折算记入学分，报名者异常踊跃，但最后只能是占学生总数的10%～20%左右的少数学生“过关斩将”成为特长生。而加强班性质的选修课则可以把门槛稍微降低一点，如果报学人数超过限制数，指导老师也将通过面试来筛选学生。

全天候开放实验室、实训室则是一个前提条件，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保证，高职的教育特色就体现不出来，学生的动手能力就训练不出来，学生的自主学习、自主科研就成为一句空话了。全天候开放实验室、实训室，也是提高其利用率的一个好办法。

三是高职教育本身的高移，即高职教育除了培养专科生，还应建立高职教育体系，使高职能培养应用性强的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甚至专门搞运用研究的博士后。现在的中国高职教育只培养专科生一个层次，如果一个动手能力很强的高职学生，如果他想继续深造，就只能通过“专升本”去上大学本科，这对人才也是一个浪费，也是对高职教育资源的浪费。另外，不少高职学生在毕业时考虑继续上本科学习，他们认为学历层次高，就业竞争力相对就强，可以找到更加满意的岗位，这种要求也是正当的。从经济结构的调整、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仅停留在专科层次已远远满足不了社会的需求，还应当有本科、硕士，乃至博士。高职本科实际上已经通过两条途径开通:一是教育部批准的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的四年制高职试点，这是全国非转制高职院校中唯一得到教育部批准进行此类试点的院校[35]，毕业生享受本科生待遇，2005年将有首批学生毕业;二是一些以高职为主的大学在校内开展本科高职的尝试，如北京联合大学的高职本科试点。它们试点的经验应该及时总结出来，为进一步发展我国更高层次的高职教育提供参考和借鉴。[36]我们也建议，学习我国的台湾省，建立自成一体的职业教育体系。具体办法可以考虑:一是政府和地方教育部门从现有的高职院校中，经过评估、考核，挑选出确实在专科教育层次上办出经验、办出成果的学校，作为高职本科试点。本科办好了再办研究生教育;二是将一部分应用性较强的本科普通高校改为高等职业学校，可开设和发展本科专业，有条件的还可招高职研究生;三是开展中外合作办学，绕开政府和教育管理部门，发展更高层次的高职教育，既可以在国内发国外高职的本科或研究生文凭，也可以把国内毕业的学生直接送到国外深造;四是在职业教育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之前，要做好职业教育与学历教育的沟通衔接工作，如高职生的“专升本”问题，可以经过必要的基础课和相关专业课的考核，到应用性较强的学校或专业继续本科学习，使“专升本”的道路更通畅;另外，专科毕业的学生想上学术型本科大学继续深造，教育部门也应该考虑开辟这条通道，可以在专科修满2～3年时，经过必要的考核，转入本科大学三年级继续学习。

四是内涵式高移，即在有限的学习期间内，通过高职院校的组合教育，使学生获得更好的技能和素质，他们虽然没有本科、研究生的学历，但他们的实践动手能力和自我学习能力已经超过了专科的层次，达到本科或以上的水平，或者使他们在岗位上能不断进步，具备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衔接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层次衔接，二是学历教育与资格教育甚至是能力教育、就业教育的沟通，三是高职和普通高教的衔接。层次的衔接是指从职业教育的初中层次(职业中学)、高中层次(包括普通高中、职业高中、成人高中、普通中专、成人中专和技工学校)、大专层次(各类高职)、本科层次、硕士研究生层次到博士层次(包括博士后研究)都具备，形成一个职业教育的完整系列;学历教育与资格教育的沟通即既进行学历教育，但更注重资格教育、能力教育和就业教育，通过教育提高受教育者的生存技能和生活水平;三是高职和普通高教的衔接，提供自由、双向的进出通道，而不是目前的高职毕业生通过“专升本”进入普通本科院校的唯一、单向的渠道。如果从中央政府层面暂时难以解决，各个地方政府完全可以发挥主动性，大胆创新。

在职业教育高移的情况下，教育部提出的专科二年制有值得商榷之处，尽管其初衷是好的，以学制改革推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突出职业教育的灵活、快捷和适应性强的特点，利用现有职教资源培养更多的技能型人才，减轻学生经济负担，断绝一些学校升本的非分之想。我们建议:不搞一刀切。一是这样不分行业、不分专业，显然不行，因为在公布的高职高专指导性专业目录中有19大类78个分类487个专业，其专业性质、技术含量、人才类型是有很大区别的，有的专业人才培养的周期就是应该长一点，如经济管理、物业管理、工程造价等专业，办二年制是没有问题的，但对于建筑工程技术、供热通风与空调等专业，办二年制是不行的;二是没有为区域经济发达的地方留下灵活的余地，如深圳、上海、苏州等地的经济较为发达，其对人才的需求层次当然不能和中西部地区的人才需求层次在一个水平上，深圳在90年代就遭遇到这样的问题，企业不接受二年制的专科生，认为他们在两年内学不到什么东西;三是二年制会引发一个新的问题，五专生(即五年贯通制专科生)的学制怎么办?改成四年吗?四是如果全国的高职院校全部改成两年，学校的招生压力和就业压力都将增加50%，而学生的整体素质还会进一步降低，高职怎么办下去?五是中国的中职教育基本缺乏，进入高职院校的基本上都是普高生，进入大学前的职业技能基本上是空白。在这种学生生源的基础上搞两年制，需要慎之又慎。

八、新形势之八——民办教育[37]的兴起

在国外市场经济国家，教育也存在按照市场机制、经济规律进行投资、管理的一面，民间投资已经成为与政府投资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投资主体。在一些教育产业化做得好的国家，民间投资办教育的积极性更高。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兴起的“特许学校”(公校私营)运动、俄罗斯的“教育社会化”思潮更是近年来国际上支持民办教育的典型国际案例。

民办教育是世界教育发展的共同道路，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必然选择。因为民办教育可以弥补国家教育经费不足与财政困难的缺憾，而且在原来根深蒂固的教育监管之外，可以大胆探索新的、富有特色教育模式，其新的投资管理特制也符合“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的“加快教育体制改革，积极探索与我国改革和发展相适应的办学新体制”的精神。特别在“科教兴国”战略和“素质教育”的大旗下，在人民群众迫切希望使子女接受教育和高层次教育而政府办的教育又难以满足的情况下，民办教育是大有发展前途的。[38]1999年在全国第三次教育工作会议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凡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办学形式，均可大胆试验，在发展民办教育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表明政府和理论界已经逐步形成了对发展民办教育的共识。中国政府在推动民办教育发展方面做出了重要努力，其成果就是2002年12月28日由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2003年9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和由国务院颁布、2004年4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一些地方政府也积极支持民办教育的发展，如浙江、广东，上海更是从2004年起每年拨4000万元支持民办学校。在对民办教育发展的具体支持上，政府有两个非常典型的或者说标志性的支持，即对普通高校设立“二级独立学院”、名校办民校的政策支持。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20多年中，在各种利好政策的鼓励下，民办学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仅在数量上已经达到了相当的规模，而且质量也逐步取得了社会的认同，形成了一定的结构、层次和办学特色，在“增加教育供给、改善教育公平、提高教育效率、扩张教育自由、减缓就业压力、推动教育创新”等方面为中国教育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逐步成为我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影响中国教育进程的重要推动力量。

2000年社会力量举办的各级各类学校共有5．43万所，在校生总规模达到了693．05万人，其中社会力量举办的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39]1200余所[40]。据不完全统计，到2001年底，民办高校已经占到我国高中后教育机构总数的40%。而在整个普通高校、成人高校和民办高校的在校生中，普通高校、成人高校为1174万人，民办高校128万余人，约占在校生总人数的10%。2002年民办高等教育机构1202所，各类注册学生140．35万人，其中学历文凭试点学生31．12万人，自考助学班学生53．05万人，具有学历教育资格的民办高校133所，在校生31．98万人[41](见表1－4)。

表1－4　民办高校数及学生数(1986－2004年)[42]

教育部的统计表明:2003年，全国共有各级各类民办学校(不包括成人高校)7．02万所，在校生总规模达到1416万人;其中民办普通高校173所，在校生81万人，比上年增长1．6倍;民办的其他高等教育机构1104个，各类注册学生100．4万人(见表1－5)。

一大批适应市场需求、办学理念先进、办学特色鲜明、综合实力强的优秀民办高校脱颖而出，249所学校被教育部批准为能颁发本专科文凭的本科和高职院校(见表1－6)，而且绝大部分是专科层次的高职院校。教育部还批准了295所全国试办的独立学院，他们也基本上以高职院校为主(见表1－7)。

表1－5　2003年全国民办高等教育基本情况[43]

表1－6　教育部公布的全国民办普通高校名单(截止到2005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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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教育部网站，http://www.moe.edu.cn/。

表1－7　教育部公布全国试办的独立学院名单(截止2 0 0 5年1 0月1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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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教育部网站，http://www.moe.edu.cn/edoas/website18/info16639．htm

目前，我国基本上形成了中央、地方、社会力量多主体办高教的格局。[44]民办高教在我国高等教育迈向大众化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目前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办学机构呈现多层次性，主要有四类[45]:第一类是传统的学历教育机构，具有颁发国家承认学历的资格。其教师和学生与国家举办的公立高校的教师和学生享有同等的法律地位，招生纳入国家统一年度计划，学生毕业后自主择业，学制基本上是2～3年的高等专科教育或职业技术教育。第二类是文凭考试教育机构，属于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试点学校，自身不具备颁发国家承认学历的资格，必须按其所在省、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录取分数线统一招生，通过国家、省或直辖市、学校三级考试合格者，可获得国家承认的学历文凭。第三类是自考助学教育机构，属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助考辅导机构，不具有颁发国家承认学历文凭的资格，招生不受国家招生计划限制，授课方式采取面授或函授，教考分离，按自学考试规定的教材、教学大纲组织教学，学生学业期满获得结业证明，但只有完成国家规定的所有科目并考试合格者才可取得国家承认的学历文凭。第四类是延伸办学教育机构，不具有颁发国家承认学历文凭的资格，一般没有长期稳定的办学层次，多是依据社会、市场对人才的需求，调整教育延伸的方向和层次，确定学校的定位，主要是不定期地举办各种岗位技能培训。

在发展模式上，民办高等教育呈现多样化。按办学的运行机制，我国教育理论界将民办高校划分为以下四种发展模式[46]:

注入式:以市场机制作为配置教育资源的基础性手段，以大型私营企业、企业集团或个人的投资为依托，以高质量办学水平换取市场信誉，通过教育与资本联姻，获取民办高校运转与发展的资金和教育市场的份额。其资金的注入方式主要有，中外合作式、股份合作式、教育集团运作式、企业集团投资式等。学校的内部管理实行企业化运行管理模式。

改制运作式:在保持原学校国有性质不变的前提下，实行学校财产所有权与学校办学法人财产所有权的“两权分离制”，即校、董分离的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附属再生式:利用原国有高校(母体)在多年办学中积淀下的无形和有形资产，利用国家对民办高校的优惠政策，采取民办高校市场化的运行机制，独立于母体高校自主办学。

滚动式:单纯依靠收取学费来维持正常的运转和发展。

如果从投资方式，可将民办教育机构分为以下几种模式:

民办公助模式:政府将一些经营较差的公立学校，通过实验的方式，给予学校很大的自主权，实行民办的经营方式。在北京、上海这种模式较多见。

多渠道股份投资模式:政府以外的多种渠道、多种方式的投资办学。包括企业办学，有实力的个体经营者办学，有条件的专家、学者个人融资办学等。这种模式在沿海较富裕的地区很常见。

教育储备金模式:学生入学时，向学生家长收取高额储备基金。基金的利息或经营收益用于学校的运作。学生毕业或离校时，学校将储备基金如数退还给学生家长。这种模式主要出现在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

民办高等教育的空间布局呈现非均衡性，这与我国各地经济、文化和公立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平衡和有关政策的差异相关。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出现的五大典型现象就是证明[47]。

一是“西安现象”:西安出现万人民办大学群，拥有西安翻译学院、西安外事学院、西安欧亚学院、西安西京学院、西安思源学院五所在校生超过1万人的民办高校，占全国十大万人民办大学的50%。陕西省教育部门2003年底的一项统计表明，当地民办高校在校生人数相当于当地公办高校在校生人数40%，陕西省暨西安市的民办高校总数为全国民办高校总数的5．2%，在校生数为全国民办高校在校生数14．2%。

二是“江西现象”。江西为邻近的经济大省广东培养和输送电子制造与维修、服装设计和加工等方面的技术人才。2003年，江西共有民办高等学校共有45所，在校生约9万人，民办高校数量和民办高校在校生数分别是广东省普通高校的112．5%和31．58%。江西民办高校已占江西广东省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

三是“浙江现象”。浙江依托公立高等教育的雄厚基础和实力，采取改制院校和创办独立学院的办法，高起点创办民办高校，并不断发展壮大。

四是“广东现象”。广东有股份制、独立学院制、校产合作制、以产养学制、集团连锁办学等多主体多渠道的多元办学体制。民办高等教育的这种非均衡发展状况和区域化特征也反映出民办高校“以特色求发展”的办学理念。

五是北京现象。北京现象主要体现在两点:外地生源，飞速发展。在北京，民办高校和中外合作高等教育机构将近100所，但由于北京每年本地的落榜生少，公立高校力量又强大，所以北京民办高校大多吸纳的是外地生源。北京地区民办大学的发展历史不长，但在短短三五年时间内的发展，几乎超过了一些省份十多年的发展步伐，因为利用北京的地利优势，比较容易获得高等教育学历资格，现在北京已经有6家获得高等教育学历资格，其中一家已经升格为本科院校。

民办教育尤其是民办高职教育的兴起，是中国高职教育面临的又一个新形势。

面对民办教育的兴起，或者说民间投资教育的热情高涨，以及民办教育在其发展过程中显示的灵活，值得高职教育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借鉴:

1．大力推进高职院校投资体制改革，广泛吸引社会资本参与高职院校建设和发展，实行开放式办学。引进社会资金的方法可以有多种，目前已经出现的就包括:①试行“国有民营”改制学院，即在公立普通大学或高职院校现有的二级学院中进行“国有民营”改制试点，改制学院的校产仍归国家所有，学院由具有法人资格的团体或公民个人(院长)承办，实行“自筹经费、自主办学、自费上学、自主择业”的原则[48]。江苏省已批准建立此类改制二级学院20所。例如苏州大学的“文正学院”，教育部公布全国试办的独立学院就达到225所(见表4)。②在公立普通大学或高职院校下新建民办二级学院，一般由公立大学以多种形式与合作者(包括国外的合作者以及高校之间的合作)共建。如宁波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前身是逸夫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就是1992年邵逸夫先生与宁波师范学院合作的结晶，四川师大影视学院是四川师大与民办学校联合举办的四川师大下属的二级学院，中国纺织大学拉萨尔国际设计学院是由中国纺织大学和加拿大拉萨尔学院于1994年合作举办的中国纺织大学下属的民办二级学院，上海大学悉尼工商学院是由上海大学与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双方合作于1994年建立的上海大学下属的民办二级学院。广东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天河学院、广东商学院三水学院、广东商学院花都学院、湛江海洋大学寸金学院都属于民办二级学院。规范的已经以股份制的形式合作，如四川师大南洋学院就是四川师大与南洋发展集团(民营企业)以股份制形式合作建立的四川师大下属的民办二级学院。③企业在高职院校投资，成立以企业命名的系或实训室，如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与敏孚公司共同创办“敏孚机械系”、与浙江联通公司合建了联通信息系，森源公司在上海电机技术高等专科学校建立了森源数控实训室，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与法国巴黎时装学院、法国力克系统公司联合创办“江苏中法时装培训中心”。④与企业合作，开展订单教育如山东英才职业技术学院与山东省商业集团总公司、三联集团等100多个集团及下属单位签有联合办学、联合培养或就业协议。

这种引进民间资本进入高职教育的做法，有利于筹集经费，增进高职院校的实力或扩大学校的规模，也有利于依托原有的“信誉”、“品牌”和其他资源，进行规范化的教育教学管理，确保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既有公立大学的基础和规范，又有民办学校的灵活办学机制，从而能实现优势互补并达到合作双方、地方、受教育者的“四赢”。这是符合当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中国高教体制改革的新思路，也是解决当前大学扩招问题的重要举措。

2．学习民办职业教育的内部管理经验，提高高职院校的管理效能。民办学校的内部管理体制大体上有以下三种情况:一是专家办学，专家治校，投资和管理的主体都是教育专家。专家作为投资个体，既当法人代表，又当院(校)长;二是资方办学，资方管理。这里说的资方是工商企业家，或是经营个体，他们的出身是其他行业的经纪人;三是资方办学，依靠专家管理，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院)长负责制。法定代表兼任董事长，总揽全局，简政放权，聘请专家学者出任校(院)长，负责主持学校的教育教学和行政管理工作，如广东建华职业学院由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深圳市旺海怡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投资承办，深圳市旺海怡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庆茂博士任学院董事长，中华职业教育社总干事邱惠霖任副董事长，原深圳大学党委书记吴泽伟教授任院长，原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副院长、博士、教授林祥都任副院长，并聘请原深圳市委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李灏任特别顾问，全国MPA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顾问、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夏书章任首席顾问和兼职教授，全国政协委员、澳门大学首任校长、博士李天庆任高级顾问。第三种模式在民办高职院校中占的比例较大。由于投资举办人开明开放，这类学校拥有五个明显优势:一是经费优势。投资人可以腾出身来从事其他经营，搞好大后方，筹集更多的办学资金;二是专家依法治校，科学管理，机制健全，有利于学校上水平、谋发展。三是拥有完全的办学自主权，完全面向市场办学，专业设置完全根据市场变化。四是决策过程迅速，没有一些高职院校中存在的大企业病。五是后勤服务部门的服务意识强，更多地是从服务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管理的角度出发。这些都是政府办的高职院校在融资、管理方面应该学习的。民办高职教育作为一种完全按照市场运作的教育主体，会形成一道外围的竞争环境，促使官办的高职院校做出内部调整，进行体制机制的改革，提高管理效能。

3．进一步提升对民办教育的认识，正如我们一再强调要提高对职业教育的认识一样。1999年全国第三次教育工作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提出，“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积极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以多种形式办学，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体、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共同发展的格局。”但“以政府办学为主体”意味着民办教育在中国内地的发展已经事先设定了数量界限，民办教育只能处于补充和配角的地位。这种认识是不到位的。这很容易使我们回想起20世纪90年代经济领域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的争论，当时人们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其后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最终做出了国有经济实行战略性调整，从竞争性领域全面撤退的历史选择，十五大最终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六大更提出了“两个同样重要”。教育活动与经济活动相比自然有其不同之处，但就放松政府管制以及追求由此带来的效率增长和公平改善而言，两者却有相同的价值目标和同样的制度创新需求与可能。我们坚信，不久的将来，民办教育也将与公办教育同样重要，政府投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战略调整也为期不远，教育领域内的所有权和管理运营权分离也会实现，形成教育的民营。[49]教育民营并不意味着政府无所作为，制定和颁布教育方针、制定国家和地区的教育发展战略、制定教育政策、落实教育支出的资金、依法对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拨款、为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提供信息服务、提供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督察下级政府对教育法律、政策、教育发展战略的执行情况、督察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对教育方针的执行情况，实现对教育的宏观、间接调控，在这方面，政府应该大有作为，因此，“教育民营”并没有减轻政府的教育责任。“教育民营”的落实可以借鉴美国经济学家佛里德曼在20世纪60年代所倡导的“教育凭证制度”以公平分配公共教育经费，促进学校教育质量的提高。所谓“教育凭证制度”，是指政府为每个学龄儿童提供一张只可用于购买教育服务的有价证券，学生以此凭证可部分或全部冲抵学校要求的学杂费，学校则将从学生那里收取的全部凭证到政府换取与凭证数额相当的货币。如此一来，学校获得公共教育经费的多少就取决于就读学生的数量，而学生数量又取决于学校对学生(家长)的吸引力，由此引导学校把提高教育质量和形成办学特色与学校的生存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自觉地为社会提供更好的教育服务。“教育凭证制度”的设计理念有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是否认政府在事关家庭和个人教育决策时具有理智上的优越性，因此，将教育的选择权交还公众更为明智;二是认为公众的受教育权利不应受到学校选择的影响，受教育者只要进入政府批准的学校，政府就应该保证他们受教育权的实现，由此形成的对公立学校的选择性压力将会使得公共教育经费的使用更有效率。

4．在经济发达、对人才需求量大的地区，如深圳、上海、广州、东莞、苏州等地，可以划区建立一批高职院校，以大学城模式或高教园区模式而非学院路模式[50]，实现社区管理政府化、教育资源共享化、基础设施市政化、师生生活社会化、运转机制市场化，就像宁波大学城和常州大学城那样。宁波大学城采用“政府投、学校筹、社会助”的模式，建设了11所大学(主要是高职院校，包括宁波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浙江宁波理工学院等)，形成了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城。大学城内，各校间师资可互聘，学生可在校际间选修课程，学分互相承认;园区内的实验室、图书馆、体育中心、国际会计中心、医疗中心等公共设施、教育、社会资源均实行共享或租借利用。常州大学城位于武进文教区，于2002年奠基、开工，是全国第一个以高等职业教育为显著特色的大学城，首期建设用地约6000亩，进城院校包括江苏工业学院、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规模5．4万人，总建筑面积210万平方米建立了占地1150亩的现代工业中心和高校科技园，使之成为实习培训中心、研发中心、部分工业门类的测试中心、精密加工中心、技术交易市场和职业技能考核鉴定中心以及产学研相结合的基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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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宋雪梅，王静．年薪30万无人应——透视我国高级技工匮乏症．中华工商时报，2003－12－5(3)

［3］温跃宽．“进口”高级技工不符合我国工业发展的国情，http://gb2.chinabroadcast.cn/1908/2003－12－19/115@360125.htm

［4］李钧．高等教育大众化与高职教学改革．教育与职业，2003(3)

［5］牛向东．如何处理好开放度和外贸依存度的关系．中国经济时报，2004－8－24(3)

［6］丁晓昌．解放思想，积极扶持民办高校上新台阶，http://www.edu.cn/20050114/3126814.shtml

【注释】

[1]因此，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不管知识如何重要，其最终的落脚点仍然是“经济”，促进社会经济增长，增加企业利润，提高个人收入，增进社会福利，并且是以最节约知识资源的方式。

[2]例如，正是由于对生命本质和演化的探索成果的取得，才有生命科技如“克隆”技术、基因工程的出现;正是由于有了对宇宙奥秘的不断探索，才会有航天事业的发展。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相结合，会形成巨大的合力，大大地推动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推动整个社会的进化。日本从重视“技术立国”转而关注知识创新，在知识经济快车道上努力地“两条腿走路”，并在90年代以来努力实现由攀登“追赶(模仿)山”向“独创(创新)山”的转变的事实，正说明了创新对于知识经济的动力作用。

[3]江泽民同志1995年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十六大报告中，他又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1998年2月，在对中国科学院《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报告又作了“知识经济，创新意识，对于我们21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的重要批示。1998年11月，在俄罗斯新西伯利亚科学城的演讲中他强调“要迎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和知识经济迅速兴起的挑战，最重要的是坚持创新。”

[4]以高职学生大学入学前的知识基础、高职大学生的培养年限和社会对高职毕业生的要求，高职教育只能做到传授给学生“够用的知识”，但“够用”只能是一个无奈的或者说是起码的要求，学生毕业后要发展，就必须在大学期间完成未来发展所需的、专业技能以外的知识技能和方法的储备，即具备未来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5]与“数字化优势”相对应的概念是“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指由于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全球发展和应用，造成或拉大的国与国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群体之间的差距。

[6]职业教育领域还有“匠士”与高等教育的学士、硕士、博士对应。2005年6月24日上午，随着同济大学博士生导师、同济大学德胜住宅研究院院长徐政先生为一个个毕业生发放学位证书，中国历史上首批获得“匠士”学位的39名毕业生、中国历史上第一批科班出身的木工手艺人在安徽休宁德胜——鲁班(休宁)木工学校诞生。这批荣获“匠士”学位的毕业生的毕业论文是他们经过两年学习之后打造八仙桌和太师椅。参见:侯中良．中国首批木工“匠士”诞生．黄山晨刊，2005－6－25(1)。

[7]指新产品所引用的科技过于先进，以致顾客因陌生或价格过高而有抗拒心理，且相关周边产业因技术尚未成熟而无法支援其形成产业规模，有时也被称作科技“跳蛙陷阱”。这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些产品现象如技术领先的产品在市场上却没有立足之地、埋头苦干研制出的高精尖产品往往没有销路的背后原因。这似乎也昭示我们:科技创新也要适度。

[8]终身职业教育在国外又称回归教育、更新教育，是指一个人在工作之后重新接受一定形式的、有组织的教育。

[9]参见:胡延华．学习化社会与高职教育的重新定位．职业技术教育，2003(4)

[10]参见:俞仲文，吴志柳，刘兰平．资格与学历并重——社会转型中的中国高职教育发展基本策略．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2(3)

[11]教育大众化理论也得到了一些研究的实证。一些研究已经表明，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发展阶段，是高等教育线性上升的时期;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国家，绝大多数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000美元以上的国家。

[12]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是指高校在校生总数与相应年龄段(18～22岁)人口的比例。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表明了一个国家或地区提供高等教育机会的综合水平，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统计内容除了普通高校的本专科生、研究生和军事院校的学生之外，还包括成人高校的本专科生、民办学校学历文凭考生和一定比例的电大视听生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生。

[13]参见:文华．关于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几点思考．http://202.121.15.143:81/document/1999-7/GJ9907-16.htm。

[14]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早就提出了教育大众化科学化民族化的方向。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周总理1950年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说，我们的教育是大众的，是为人民服务的，这是我们教育的方向。又说，我们的教育是科学的，要有科学的内容。还说，我们的教育是民族的，要有民族的形式。邓小平同志说，我们的方针是，一要普及，二要提高，两者不可偏废。江泽民同志就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十五大提出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15]据中央电视台报道，京沪毛入学率超50%，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中国青年报，2004－2－2。

[16]林洁．2004广东高等教育全面提速毛入学率将达20%．中国青年报，2004－1－12(1)

[17]其中，高等教育包括:研究生、普通高校本专科、成人高校本专科、军事院校本专科、学历文凭考试专科、电大注册视听生专科、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专科等形式教育。

[18]参见:曹凤余．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诊脉——著名教育家潘懋元谈远程教育与高等教育大众化．中国远程教育，2004(2)

[19]参见:胡延华．论中国高职教育的后发优势．河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1)

[20]参见:徐恬．全国上千技校向深输送高级蓝领．深圳商报，2005－5－13(A8)。

[21]所谓后发优势(the 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有时也被国内学者作落后得益、后起之益、落后的有利性等，俄国的托洛斯基把后发优势称为“历史落伍者的特权”)，是指在先进国家(或地区)与后进国家(或地区)并存的情况下，后进国家(或地区)作为“后发者”，具有一些内在的、有利的发展条件(如资源优势、人力成本优势、吸引外资优势等，并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已有的技术和经验)，因而只要企业在政府的保护下达到规模经济阶段，只要政府通过政策诱导企业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比较好地发挥其比较优势，就可能节省发展时间，减少风险，少走弯路，从而获得更快、更有效率的发展机会和跳跃式赶超的条件，使后起国家(或地区)在实现工业化、实现经济的增长和起飞方面具有赶超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可能。中国高职教育的后发优势是相对于发达国家国际化的高职教育、周边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国家或地区的高职教育国际化、大陆高等教育国际化而言的，这种优势可以从借鉴它们的经验教训、避免走弯路、适当超前发展等方面体现出来。

[22]制度优势即制度跨越优势，是指中国高职教育国际化可以通过低成本甚至无成本引进发达国家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比较科学的思想理念、合理的制度设计、成功的人才培养方法和办学模式，实现与国际接轨、更快发展的有利条件。

[23]管理优势是指中国高职教育积极借鉴国外在管理方面的先进经验，提升管理的水平和运作的效率。

[24]市场规模优势是指中国高职教育拥有的市场规模、学校规模、行业规模是世界上其他国家难以具备的，利用市场这张王牌，我们可以引来国际资本、国际水准的管理，实现以市场换国际化。

[25]因为中国目前正处于由农业化向工业化过渡的关键时刻，世界工厂已经初现雏形。工业发展需要大量的既有一定理论知识又有很强操作技能的银领。专门为工业发展培养银领的高职院校，在这一背景下，其“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要高于中职院校，也高于本科院校。相应地，资源(校舍、设备、师资、生源)会从低生产率的中职院校和本科院校会流向高生产率的高职院校，从而促进整个教育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促进中国教育结构的优化，也使中国高职教育跳跃式地步入较高的发展阶段。

[26]资本的逐利性，加上发达国家的资本充足而高收益项目相对较少，中国民间资本的积累和投资办教育积极性的高涨，使迅速发展而且仍然有广阔发展空间的中国职业教育特别是高职教育比较好融资。

[27]随着中国加入WTO和国人对于教育改革的强烈呼声，教育投资、管理体制都在发生明显的变化，如鼓励社会力量办学、允许民办学院有合理的利润率等。

[28]美国、德国、日本等先行成功者的强烈示范作用，使我们有信心;随着世界各地的教育迅速发展，国际交流的日益增多，中国高职界可以比以前更清楚地看到存在的差距，使我们的巨大压力转化为巨大动力;中国高职教育界有着浓郁的追赶意识，迫切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推动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

[29]我国目前有技术工人约7000万人，其中初级工所占比例为60%，中级工比例为35%，高级工比例仅为5%;而在西方国家中高级技工占技术工人的比例通常要超过35%，中级工占50%左右，初级技工占15%。

[30]广播电影电视管理干部学院副院长王建国估算，到2010年，高职院校在校生还有250多万的增加容量。其估算理由是:目前高职的校均规模为3204人，假如高等职业院校均以普通高校的校均规模6471人作为平均数的话，那么要实现国家提出的到2010年2700万人的在校生规模的话，高职院校可增加251万人的在校生。另外，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报告预测，未来50年，我国平均每年需要提供2亿～3亿人次的各类继续教育和培训。如果一个行业一个行业进行缺口累积，全国高职人才的缺口，超过了1000万。参见:邓兴军．我国技工人才缺口一万高职院校刮起订单教育风．北京青年报，2003－11－11(1)。

[31]李志宏，王伟，李津石．高等职业教育:积极发展，规范管理．中国高等教育，2003(7)

[32]应届中专毕业生、职业高中毕业生、技工学校毕业生就是通常简称的“三校生”。

[33]担任特长生导师必须是“有本事”的教师，要能教给学生一门专长。聘期内的导师可获得相应的导师津贴，导师的工作业绩记入本人业务档案，作为晋级和奖励的重要依据。

[34]参阅:宋全政．特长生导师制——最大限度发挥师生潜能，http://edu.china.com/zh_cn/1055/20040210/11619464.html。

[35]2001年，教育部批准深圳职业技术学院CAD/CAM、电子信息工程、楼宇设备与智能化技术3个专业进行“四年制高职教育”(本科)试点。

[36]既然本科院校可以办高职，部分实力雄厚的高职院校也可以在保留高职的基础上升格为本科，实现高等教育和高职教育的有效互动，为高职院校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充足的上升空间，为部分优秀高职毕业生继续深造创造宽松条件。

[37]但迄今为止，人们对民办教育的内涵和外延都还存在争论，有人持投资说，有人持管理说，本人持参与说，即只要有民间力量的参与，就可以划归民办教育的范畴。与次相近的还有一个社会力量办学，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民主党派、社会团体、集体经济组织、学术团体，以及教育行政部门正式批准的私人参与办学。我们认为，社会力量办学基本上都属于民办教育，除了国有国营型的。从办学模式来说，有民办民助型(亦称“纯民办”)、“民办公助型”、“公办民助型”、“国有民营型”、“股份合作型”以及“教育储蓄金型”等多元化办学模式。

[38]虽然我国高考录取率已接近50%，但是仍然有大量的高中毕业生无法进入普通高校的大门。以2002年为例，参加普通高校招生考试的考生增加到527万人，有237万人被拒绝在普通高校的大门之外。

[39]即不称大学而称作“××进修(专修、培训、自修、补习)学院或中心”的教育机构。

[40]教育部发展规划司统计信息处．2000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主要指标及简析．教育发展研究，2001(3)

[41]教育部发展规划司．教育统计报告，2003(1)

[42]1986年和1991年的民办高校数为不完全统计。 资料来源:教育部．中国教育统计年鉴(1994～1998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1999;2003年数据来自于《2003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moe.edu.cn/edoas/website18/info5184.htm;2004年数据来自于《200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moe.edu.cn/edoas/website18/info14794.htm。

[43]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http://www.moe.gov.cn/edoas/website18/info15036.htm

[44]中国民办高教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民办高等教育新发展中面临的问题．浙江树人大学学报，2002(5)

[45]柯佑祥．新时期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高等教育研究，2002(4)

[46]中国民办高教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民办高等教育新发展中面临的问题．浙江树人大学学报，2002(5)

[47]张亚珍，夏江峰．我国民办高校融资渠道及国际比较．浙江树人大学学报，2003(1)

[48]例如，1992年5月原为中央军委子弟学校的北京十一学校在全国率先提出的公办学校的“五自主”办学体制改革新思路就是“自主筹集日常办学经费、自主招生、自主用人、自主工资分配、自主教育教学实验改革”。

[49]参见:吴华．“教育民营”的理念与制度创新设计．民办教育动态，2001(11)

[50]20世纪50年代，我国许多城市把高等学校集中起来建设，形成一条条“学院路”即“学院路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