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志书所体现的教育目的_清末民初乡土教育

乡土志书所体现的教育目的_清末民初乡土教育

（四）“尊君”、“爱国”与“构造社会”：乡土志书所体现的教育目的

清末的乡土教育，其主导思想是清政府先后颁布的“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乡土课本的编纂也较多的受到《乡土志例目》以及传统地方志的影响，大多数乡土志书在内容、体例方面大同小异。但是，作为我国历史上初次出现的小学乡土教材，乡土志书在记载传统方志基本内容的同时，也增加了诸如“商务”、“新政”、“新学”等一些新的内容。民国以后，教育理论进一步成熟，民众思想进一步解放，乡土教育更具有近现代的色彩。综观清末乡土志书，大概可以把握以下特点。

一是由“爱乡”而“爱国”，以培养儿童“尊君”、“爱国”的思想。“家族”、“乡土”、“国家”是近代知识界热衷讨论的命题之一，乡土志书无不反映出编者对由爱乡以培养爱国精神的认同。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安土重迁的理念在农业生产区根深蒂固，乡土观念极其浓厚，自然有“爱乡土”的文化基础和文化传统。满族入主中原，统治近三百年时间，但自始至终都深感自身权威有被挑战之虞，时刻意识到自身作为外族，在汉族人眼中的“他者”角色。因此，自康乾以来的诸帝，一方面，除了政治上打压、文化高压之外，都非常注重弥合“满汉畛域”，希望在文化上得到汉文化（儒家文化）的认同，以维持其长期稳定的统治；另一方面，为了保持民族特色，巩固满族作为统治者的身份，又非常注意在满洲内部强调要保持其尚武之风。这种内在的紧张，在其统治的鼎盛时期，尚能为表面的繁荣所掩盖，而一旦到了外族侵略，大厦将倾的危急时刻，矛盾立刻显现出来。“爱乡土”的观念，如果妥加导引，可以发展成为“爱国”、“爱君”的理念；如果任其发展，则会促使地方势力膨胀，成为反对中央权威的导火索。因此，把“国家”与“天下”观念相区别，早已在中国文人思想中有了清醒的认识，对“爱国”也开始有清晰的认识；而且此时的中国在西方列强的划分势力范围之下，各地经济、文化之间已经出现裂痕；中央朝廷的权威已经开始式微，地方脱离中央权威的表征已经出现。综上，清政府在引进西方教育制度时，在初级小学里开展乡土教育的理念立刻得到政府官员的演绎，他们希望把“爱乡土”自然而然地引向“爱君主”、“爱国家”。

正如前面统计资料所表明的，晚清乡土志书的编纂者主体，仍旧是地方官员或者其僚属，或者由传统文人摇身一变的新教师，所以，大多数存书的乡土志书，都无一例外地认同“爱乡而后爱国”的理念。

那么，这些地方知识精英，具体是如何演绎“爱乡”到“爱国”的必然联系呢？辽阳州警务长王永江的看法，颇能代表这种思路：(www.guayunfan.com)

人有爱乡心而后有爱国心，不能爱乡而谓能爱国者，是谰语也。夫先人堂构虽艰，窖藏虽富，而后人不之知，则举而弃之也，必不甚爱惜，人之于乡亦犹是。数百年来，文人学士敝精帖括，举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惟应试之。知虽生斯长斯之乡，出门跬步，任举一名一物，有茫然莫辨者。故一旦受外人刺激之危，觉此乡于吾直若渺不相关，而放弃于不顾，则以爱乡心早消灭于隐微之中而不觉也。乡且不爱，何有于国？然欲人知爱乡，必先使人知此乡之历史沿革及往事、现势之经营、缔造、人事、天产皆足宝爱，有不容漠然置之者，则爱之之心自油油然相生相依而不能恝然，则乡土志一编胡可少哉？[145]

宣统《南金县乡土志》的推导思想与此相仿：

中华自立国以来，除残虐时代而外，吾先民未有不爱其国者。惟立爱自亲始。爱家必先爱身，爱国必先爱乡。眷怀桑梓，万众一心，大同之景象迄今犹可想见。所惜者，世风变迁，人不古若。今或有于乡之所可爱与乡之所当爱，以及乡之所同爱、乡之所独爱者，习焉而不见，懵然而不知。以故瞻顾流连，保持护惜之天真，遂汩没焉而不复发露。有如华屋良田，其家非易致矣。传及昏愚之子孙，往往淡而视之而不萦心。又如祖创父守，其业至难成矣。传及昏愚之子孙，往往浪以掷之而不介意。不知爱家，何由爱乡？不知爱乡，何由爱国？是皆失于教育之故也。[146]

由此看来，乡土志书正是利用了中国人“爱家”、“爱乡”的传统，由此扩大到一国之土，由一国之土而上升到“君主”与“国家”。

《齐东县乡土志》说：“合邑之地理、山河、政绩、事业，麟麟炳炳。今吾人读之，而爱乡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果由此扩而充之，爱国之心何难普及于教育中哉！”[147]

《安南县乡土志》于安南的沿革、风俗、人物、种类、山脉、水道、形势、位置、物产、古迹、交通等记载，“无不井然、秩然，补一邑县志之缺，起后学入胜之阶，使读者由爱乡土之心扩而及于国家，诚佳构也”[148]。

《蒲江县乡土志》以为，“国积乡土而成，爱乡土即爱国之嚆矢”，志中历史、地理、物产，“择大者、远者，略加讨论，揭出可爱之实，藉博儿童兴味，即所以引起其爱乡土之热诚”。[149]

二是反对迷信、反对鸦片，反对奢侈浪费，希望能从对儿童的乡土教育开始，促成民俗的转变。《宣威州乡土志》在其例目中就声明：“不睱赘者数事：（1）灵迹幻境，徒导神权之思；（2）浮图、锁水阁等类，一切风水家言。”[150]《上海乡土志》指出当地：“迎神演剧，会首敛钱，甚至花鼓淫词、村台淫戏，引诱子弟游荡废业。且虹口之赌风甚炽，城内之烟馆如林，拆梢哄骗时有所闻……尤宜慎之又慎，偶一失足，即有丧身倾家之祸，可不慎哉！”[151]《锡金乡土历史》说：“贫困之家类能任劳动之役，而愚者则无不崇信多神之教，以致迎神赛会时有其事，而佛事道场积习甚深，虽上等人民亦所不免，可知风俗之美恶，固不可一例而论，然犹当责难于我侪中等社会之人员，改良风俗责任，救弊扶衰，一归纯良之俗也。”[152]《泰州乡土志》讲到：“构造社会，学人之责也。学问有进步，风俗乃可以改良。泰之俗迷信最多，必教育明而后可去，兹举其大者为一一辩之如左：一偶像，二婚嫁，三斋荐，四纸锞，五堪舆，六巫。”[153]禁烟也是其中一项主要内容，多部乡土志书都记录了鸦片战争的事实。《锡金乡土历史》认为：“其有弊无利，最足损害吾人，而在商业上操甚大权力之一物，则烟土一项。……继鸦片而起者，又有纸烟一项。”

三是注重向儿童灌输进化论思想，体现了非常强烈的爱国忧患意识。《乡土志例目》指出，乡土志书“令人敬师叹慕，增长志气者。为之解说，以动其希贤慕善之心”。这一主旨定下了乡土教育的爱国主义基调。《最新通州乡土地理》认为：“历史以人类进化为主义，此编亦本此只眼，教授时宜以前后比较，俾儿童知天演演争之概。”[154]《江苏乡土地理教科书》用史实来说明风俗习惯是随历史演变的，只要大家团结一心求上进，改变江苏“其民日趋怯弱”的情况是可能的。[155]甚至在传授生物学知识时，也不忘着重讲物种竞争中的强者。《宣威州乡土志》说：“植物之部，详于显花而略于隐花；动物之部，详于脊椎而略于蠕形等物，俾儿童读之，知优胜劣败，物且有然，况在人群，可不力求其进化耶！”[156]

四是注重经济思想的教育。“实业救国”是当时国人达成的共识，这在乡土教育中也有非常多的反映，甚至边远省份或地区的乡土志书也概莫能外。《留坝厅乡土志》提出：“当今国与国交，犹以土货衰旺判国际之盛衰。”[157]《兴平县乡土志》认为，“今讲富民富国之道，先在富民，富民之法，不外农桑树畜”，把“实业”分为“桑蚕”、“园制”（园艺经济）、“畜物”几个方面进行详细介绍。[158]铜山县的学者认为：“本境所产之物，如铁、铜、煤发达，未见甚盛，制造亦未及精良，故出境者少……然水陆运道惟难，故商务亦较东南诸境为稍逊，自他境之运入本境者如煤油、洋纱及洋货销行为最多，而无运道无以利工商，故通商为第一要义。制造不改良，无利工商，故劝工为第二要义。”[159]《吐鲁番直隶厅乡土志》指出，本地的酿酒技术急需提高。“今欲振兴商务，应招集股份，设立公司，仿法、美葡萄酒制造之法，聘酒司，购机器。先讲求栽移、修剪、培灌之法，次及制酿、窑桶、藏皮之方，或于山东烟台酿酒公司分雇一二工匠试办，俟有成效再行推广，未始非开辟利源之一端也。”[160]具有鲜明的地方气息。高淳县的学者总结说：“方今世界正商战时，六洲交通电掣风驰，优胜劣败，凡事如斯，起而争之，是在人为。”并提出奋斗目标：“各结团体，公益勤求，庶几振奋，争胜环球。”[161]《辰州府乡土志》在介绍“重商主义”、“重农主义”等理论后，指出：“重农主义及重商主义各属经济理论之一端，究之一国经济之方针，自由、保护两者偏一，均有其害。近人里斯根特则以方成工艺为各国经济政策之神髓，然商工业固不可不呵护奖励，而措农业于度外，亦大失计。”[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