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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学校的人员管理_陶行知的教育管理

时间:2022-07-0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乡村学校的人员管理_陶行知的教育管理一、乡村学校的人员管理人是学校管理的能动因素。乡村学校的校长是学校管理的执行者,其个人素质和管理水平对一所学校的质量至关重要。正是由于这些因素,陶行知成为晓庄学校的核心和灵魂。在后来的办学实践中,陶行知一直践行学生自治的思想。农民、校长、教师、学生在乡村学校管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充分体现了陶行知管理思想中的平等和民主精神。

乡村学校的人员管理_陶行知的教育管理

一、乡村学校的人员管理

人是学校管理的能动因素。在陶行知的乡村学校管理实践中,共涉及四种身份的人,分别是农民、校长、教师和学生。

陶行知认为,农民是乡村学校的主人。乡村学校是为农民办的学校,要使它充分发挥改造社会的作用,就必须让农民成为学校真正的主人,否则会因为远离农民的生活而不能得到农民的支持,最终必将走向失败。在《古庙敲钟录》中,陶行知借主人公之口说出要“创办一个全村人民共同管理的学校”,村民们要“学做学校的老板,学做学校的主人翁”。[1]在小说中,从是否要办学堂到聘任教师需要何种资格,都由全村农民商议决定。农民参与学校管理的权利需要用学校的规章制度来保障。陶行知创办的私立山海实验乡村学校的校董会章程规定:“本校董会设董事九人,其中至少五人,由学校所在地之农人任之”,“惟董事长必须是真农人,方能当选。”[2]这些措施保障了学校所在地的农民对学校的领导权。农民还是乡村学校师生学习的对象。当时,晓庄学校开展“会朋友去”的活动,不论教师和学生,都要到附近村庄帮助村民解决困难,和村民交朋友,夜晚师生围坐一起报告活动情况,总结心得。陶行知也积极参与这些活动,“不以群众为肮脏无知,而是诚心诚意做他们的朋友,虚心向他们学习的”。[3]此外,农民还直接参与乡村学校的教育工作。晓庄学校就近聘请乡村社会中富有实践经验或技艺特长的农友作为学校的指导员,包括农夫、村妇、渔人、樵夫等在内。[4]农民对学校的领导和参与学校的管理、教育工作,使得他们的需求能够在乡村教育中得到反映,保证了乡村教育不会脱离农民的生活。

乡村学校的校长是学校管理的执行者,其个人素质和管理水平对一所学校的质量至关重要。陶行知说:“一学校的好坏,和校长最有关系”,[5]“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6]陶行知认为,“乡村标准学校最需要的就是标准校长。乡村标准校长应当有三层资格:一,他要有农夫的身手;二,他要有教师的头脑;三,他要有社会改造家的精神。”[7]陶行知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虽然他是一位留美回国的大学教授,但他能够放下架子与农民交朋友,虚心向农民请教,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甚至住在农民的牛棚里。他在物质条件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凭借个人努力和人格魅力,吸引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教师,共同为乡村教育事业奋斗。在乡村学校里,校长与教师之间不存在身份差别,大家同样做事,只是校长在一个责任更加重大的岗位上承担特殊的责任而已。陶行知办乡村学校,目的不只在于一所学校的成功,更在于谋求社会状况的改善,“吾辈之新使命为集合一百万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使个个乡村都得着充分的新生命,合起来造成中华民国的伟大的新生命”。[8]正是抱着这种理念,陶行知在管理乡村学校的时候,坚持开放办学,以学校的生活影响周围农民的生活,如开展村自治教学做、合作组织教学做等。正是由于这些因素,陶行知成为晓庄学校的核心和灵魂。

教师是乡村教育工作的主要承担者。因此,乡村教师的选拔、培养和稳定需要特别重视。陶行知认为,“好的乡村教师,第一有农夫的身手,第二有科学的头脑,第三有改造社会的精神。他足迹所到的地方,一年能使学校气象生动,二年能使社会信仰教育,三年能使科学农业著效,四年能使村民自治告成,五年能使活的教育普及,十年能使荒山成林,废人生利。这种教师就是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9]在《古庙敲钟录》中,负责选聘教师的三位村民和被选聘的朱先生共同表达了他们心目中一名合格的乡村小学教师需具备的素质:“以小孩子为宝宝”,“看得起务农”,“教学和劳作相结合”,“把一双可以自由活动的手伸出来!‘士’化为工,乃可以为师”。[10]为了培养适合乡村教育事业需要的教师,陶行知提倡并亲自实践创办乡村师范学校。乡村师范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具有“农夫身手、科学头脑、改造社会精神的教师。这种教师必能用最少的金钱,办最好的学校,培植最有生活力的农民”。[11]陶行知注意到,乡村学校教师的频繁流动对于学校的建设尤为不利,“乡村学校最怕的是教职员任职无恒,时常变更。在这种情形之下,研究、设施都不能继长增高”。[12]因此,他鼓励、呼吁年轻师范学生结婚成家,夫妻共同下乡,以稳定乡村小学的教师队伍。(www.guayunfan.com)

学生是乡村学校最宝贵的财富,学校的一切管理工作都是为他们的成长创造条件;学生也是学校民主自治的主体,是管理学校的主人。陶行知在金陵大学读书时即提倡学生自治。他说:“学生自治是学生结成团体来,大家学习自己管理自己的手续。”学校的功能在于“为学生预备种种机会,使学生能够大家组织起来,养成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在后来的办学实践中,陶行知一直践行学生自治的思想。在晓庄学校,学生承担管理工作,即实行院务教学做,“简单说来便是学生学做职员。教务、文牍、会计、庶务等等都由学生担任……本学期改为个人继续负责,大家轮流学习,推行以来,很是有效。本校现在事务方面之进步,多由于这个改革”。[13]南京晓庄佘儿岗乡村小学的校长、教师、工人,都是小孩自己担任,陶行知写诗称赞它为“自动学校”。在陶行知创办的新安小学,由7名小学生组织的新安旅行团在“没有教师领导,也没有父母照应,只是运用团体的力量制裁个人的行动”的情况下到上海开展活动。面对社会的质疑,陶行知肯定他们的行为是“划分新时代”。在陶行知推崇的乡村小学的典范无锡开原乡立第一小学,小学生们自己筹备一场欢迎会,从会议的节目编拟、请柬的制作和发送,到会议的主持,整个过程都由学生操作。这所学校的学生还通过信函与兄弟学校联络,进行校际合作。这些活动锻炼了学生的自治能力,同时使学生在参与日常生活的过程中培养了各种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能力,丰富其生活力。

农民、校长、教师、学生在乡村学校管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充分体现了陶行知管理思想中的平等和民主精神。陶行知在金陵大学的毕业论文《共和精义》中列出“自由、平等、民胞”为共和三大信条,并树立了“以教育昌共和”的理想;留学美国师从杜威,更强化了他以民主的教育推进民主社会建设的信念。农民参与乡村学校的领导和管理,既可以培养农民的民主精神,又可以保障乡村教育“为农民办”的性质;学生自治体现了管理的民主,同时也是通过学生自治来为共和国培养具有民主意识和参政能力的青年。校长和教师、学生共同生活和劳动,共同管理学校,体现了人与人的地位平等,“不但是师生共同生活,连校工也是和大家共同生活的。在不实行共同生活的学校里,教师自教师,学生自学生,校工自校工,一校之内分成三个阶级……我们大家共生活,自无阶级之可言,那因阶级隔阂而发生的问题也就消灭于无形了”。[14]在晓庄校工高大哥与教师闹矛盾时,陶行知写给高大哥的信《平等与本分》,是晓庄学校人与人平等的写照,“我们主张人类平等:校长和校工一律看待,吃一样的饭,一样的要尽本分。校长不尽本分,校长的饭碗便要打破;校工不尽本分,校工的饭碗也是要打破的。”[15]陶行知常常喜欢说,校长是大家当的,大家一起动手来创造学校。[16]正是这种全员参与的意识和实践,使得晓庄学校在困难的条件下充满活力,人际关系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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