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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学校教育政治功能的凸显_底层视野_现代学

时间:2022-07-0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现代学校教育政治功能的凸显_底层视野_现代学5.4 现代学校教育政治功能的凸显与对乡村民众的经济生活所发挥的影响相比,现代学校教育对于乡村民众政治生活的影响更为明显一些。因此在现代学校教育的“抽水机”效应下,乡村精英的离乡趋势至今仍在继续。总之,在清末和民国时期现代学校的政治功能得以凸显。说到底,现代学校的政治功能在20世纪的这种“放大”,是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的。

现代学校教育政治功能的凸显_底层视野_现代学

5.4 现代学校教育政治功能的凸显

与对乡村民众的经济生活所发挥的影响相比,现代学校教育对于乡村民众政治生活的影响更为明显一些。学校在乡村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多样的。

从乡村精英流动的角度来看,学校扮演了一个“抽水机”的角色。学校教育的出现和逐步发展,打破了在传统教育形态下乡村精英的流动方式,一批优秀的人才外出求学后不再回到乡村而是留在城市、乃至流往海外。他们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士绅,他们的事业也不再与乡村有太多的联系。这就是所谓乡村精英的“离乡”。这一现象带来的后果是乡村社会的建设后继乏人,并导致乡村政治生态恶化。这个情况在浙西南山区也是存在的,但是从不同历史时期来看则不能一概而论。清末民初那些早期的留学生和会党首领大多是一批“半新半旧”或“亦新亦旧”的过渡式人物。他们奔走在家乡和外地之间,往往以家乡为根据地展开对乡村民众的政治动员,而且大多叶落归根,造福乡梓。就这一群体而言,乡村精英“离乡”的情况并不突出。民国以后,随着现代学校教育体系的逐步发展,学校作为“抽水机”的功能逐步显现。浙西南山区的最高学府“省立第十一中学”和“省立第十一师范”就成为乡村精英离乡的一个“中继站”,一批后来在国家和地方军政舞台上展露头角的浙西南山区子弟大多出自此校。当然,除了军政人物外还有一些技术专家也从此走出大山。但是到了抗战时期,一批离乡精英又回到了家乡,在浙西南山区开展了与抗战有关的政治工作。总体上看,近代浙西南山区离乡精英的规模不可能很大,据1948年统计,浙西南山区9县(不含宣平)1167670人中,大学和高中程度的为5675人,仅占总人口的0.49%[6]75。即便这些较高学历的人全部外流,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仍然极低。当然,这只是就数量而言,并不是说高级人才的外流对浙西南山区的影响微不足道,恰恰相反,如果浙西南山区有供这些高级人才施展才华、实现人生价值和过上有尊严生活的条件,那么这一区域乡村民众的社会生活将获得更大的改善和提高。只是在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导向的中国早期现代化之路,在急迫的追赶过程中并没有为乡村考虑得那么多。因此在现代学校教育的“抽水机”效应下,乡村精英的离乡趋势至今仍在继续。这是个值得我们继续深入思考的历史难题。

从对乡村民众现代政治素质的培养和参与基层政权建设的角度来看,学校扮演了“发动机”的角色。无论是清末民初的辛亥革命期间,还是1937年后的抗日战争期间,学校都在对民众展开政治教育、实施政治动员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乡村民众的现代政治素养。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浙西南山区是浙江的大后方,一批外来学校如湘湖师范、省立临时联合中学等,在政治宣传方面非常积极,不但教育了校内学生,也将学校所宣扬的现代政治观念传播到浙西南山区的偏远乡村。当地学校也在外来学校的带动和帮助下展开了大量的政治宣传工作。实际上,除了政治宣传之外,学校作为一个现代机构往往会被动员参与实际的基层政治工作。比如1931年全浙江省人口调查的实施,就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会同清乡局、教育厅,通令所属机关、人民团体、职员教员,以及中学以上学生全体动员而完成的[32]政2。1939年实行“新县制”以及1940年实施国民教育制度后,乡村的中心学校和保国民学校就更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机构了,而是实现“管、教、养、卫”合一的“乡村自治”政治机构。一批学校教育培养出来的初、中等学校毕业生,成为基层政权组织的中坚力量。由此,在国家权力向乡村基层渗透的过程中,学校扮演的角色就越来越重要了。

总之,在清末和民国时期现代学校的政治功能得以凸显。这种凸显使学校在乡村民众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广泛的影响;也使学校作为现代国家的一种组织机构更深地嵌入到了乡村民众的日常政治生活之中。说到底,现代学校的政治功能在20世纪的这种“放大”,是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的。自19世纪中期以来的中国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华民族不断寻找各种摆脱危机、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现代化方案,从而在全球现代化大潮中获得生存和发展的历史。在种种现代化方案中,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是根本性方案之一,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甚至被上升到“教育救国”的高度。现代学校教育如何“救国”?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传播新的政治理念、培养学生和社会民众的现代政治素质,在当时很多人看来就是一种“救国”的方式。而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学校则直接“改装”为一台政治动员机器,全力投入到对民众展开国家民族观念教育、乃至鼓励民众直接投身到“抗战建国”这一当时最大的政治运动中去。虽然从教育事业的长远发展以及教育本身的相对独立性来看,学校政治功能的放大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反而有沦为政治的附庸的危险,但是如果我们从上述中华民族近代命运的角度去理解这一点,则多少应该对这一历史现象抱有一种“温情和敬意”吧?!(www.guayunf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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