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学教育体系的确定_渐摄与融构_中西

现代科学教育体系的确定_渐摄与融构_中西

第四节　现代科学教育体系的确定

在以上一系列教育政策的指导之下，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科学教育开始稳步发展。“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工业化贡献力量”成为了科学界的共同心声，而党中央“向科学进军”的口号更是极大地鼓舞着广大人民的斗志。1956年，国家还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在周恩来、陈毅、聂荣臻等的领导下，集中了600多位科学家编制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对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景作出了描绘和规划。

在《共同纲领》及郭沫若提出的中国科学发展方针的指导下，周恩来又指出：“科学技术新发展中的最高峰是原子能的利用，原子能给人类提供了无比强大的新的动力源泉，给科学的各个部门开辟了革新的远大途径。同时，由于电子学和其他科学的进步而产生的电子自动控制器，已经可以开始有条件地代替一部分特定的脑力劳动，就像其他机器代替体力劳动一样，从而大大提高了自动化技术的水平。这些最新的成就，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23)

这一时期，对科学教育的发展影响最深的是中国科学院的成立。中国科学院的成立，标志着我国现代科学教育体系的确定。中国科学院是我国最高科学机关，也是中国最高层次的科学教育机构。它的成立和运作，标志着中国科学技术乃至科学教育的新的更大发展。更重要的是，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现代科学教育体系的确定。

早在1939年，中共中央就在陕甘宁边区成立了“自然科学研究院”，为边区抗战的军事生产服务。但由于财力和研究力量的局限，以及急需要为抗战培养一批技术人才，“自然科学研究院”在1940年1月改为“自然科学院”，并入延安大学。所以说，这一时期的“自然科学研究院”并不能算是研究机构，而是教学机构。解放战争时期，从1948年底到上海解放，当时的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动员中央研究院的科学家迁往我国台湾地区，但大多数科学家决定留在大陆。许多科学工作者还组织起来阻止将图书、仪器和设备运往台湾。最后除了数学和历史语言这两个研究所迁往台湾外，绝大多数的图书资料、仪器设备等都保存完好，这为后来组建科学院提供了重要的人才资源和物质资源。(www.guayunfan.com)

1949年3月，中共中央迁入北京，国家科学院进入筹建阶段，决定在新中国成立后成立人民的、统一的科学院。1949年6月19日，中华全国第一次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召开，“科代会”筹委会正式成立。同年7月在北平召开了全国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的正式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筹委会向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呈交的提案中就有“设立国家科学院，统筹及领导全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事业”。叶剑英在会上作了《世界上没有孤立的科学》的讲话，他指出：“每一个科学家，都是继承前代科学家的遗产。每一种科学成就，决不是某一个科学家单独创造的。”“老年科学家与青年科学家，这一门科学家与那一门科学家，乃至本国科学家与世界科学家，都在实际工作中，互相联系着，互相作用着的。世界上没有孤立的科学，也没有孤立的科学家。”这次会议的召开，吹响了全国科学工作者走向大团结的号角。同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根据这一文件，我国在政务院下设立了“科学院”。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任命郭沫若为科学院院长，陈伯达、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为科学院副院长。10月25日，政务院第二次会议决定把科学院命名为“中国科学院”。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正式宣告成立，这奠定了我国国家科学研究体制的基础。1950年6月14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做出了《关于中国科学院基本任务的指示》，要求中国科学院以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第五章文化教育政策，特别是其中有关科学工作的各条规定为总方针，提出了科学院的三项基本任务。(24)

（1）确立科学研究的方向：①确定科学研究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力求科学研究与实际密切结合，纠正过去脱离现实、自流散漫的作风。②根据近代科学研究发展的趋势，吸收国际进步科学的经验，从事有计划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以期赶上国际学术水平。③强调科学研究的计划性和集体性，建立并加强各学科研究之间的有机联系。

（2）培养与合理地分配科学研究人才：①加强研究人员的政治学习，以能把握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②与各大学及其他专门人才训练机构保持经常的联系，互相协助，统筹专才的训练。③调查全国科学人才，予以有计划的分配和补充。④号召并协助留学国外的科学研究人员返回祖国，为祖国服务。

（3）调整与充实科学研究机构：①暂以自然科学为重点，先就原有的基础，把过去彼此独立的性质相同的研究机构合并起来，并逐步加以充实。②广泛征求财政工作部门的意见，并与其建立密切的联系，按照国家当前建设的需要，选定研究重点，建立地方工作站，集中力量解决实际问题。③有计划、有步骤地建立并发展目前尚无基础而为国家建设所急切需要的各学科的研究工作。

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科学院成立后，开始进行调整和扩充。首先接收了前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各研究所，并在此基础上加以调整，迅速组建了第一批研究所。原“中央研究所”的12个研究所和“北平研究院”的8个研究所以及北京静生生物调查所、南京地理研究所等加以调整，建立了物理化学、生理生化、有机化学、近代物理、应用物理、实验生物等17个研究所和3个研究所筹建处（数学所、心理所和地理所）。可以说，当时中央科学院集聚了我国最著名的科学家，这对我国的科学建制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国科学的建制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对以上的科学研究所进行调整后，各研究所还根据国家建设需要以及学科范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①地学方面，有地质研究所、地球物理研究所；②物理方面，有近代物理研究所、应用物理研究所；③化学方面，有物理化学研究所、有机化学研究所；④生物学方面，有生理生化研究所、实验生物研究所、水生生物研究所、植物分类研究所、古生物研究所；⑤社会科学方面，有考古研究所、语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社会研究所。除此之外，还有工学实验馆和紫金山天文台。(25)

这次调整改变了我国长期以来科学研究无组织、无计划的局面。与此同时，工业、农业、交通、卫生等政府部分也相继成立了自己的科学研究机构。至此，我国初步建立了以科学院为中心、以政府各部门和高校科研机构为辅的科技新体制。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科学技术人员已增加到40万人，比1947年增加了8倍；科研机构发展到840多个，比1947年增加了20倍。(26)

在这一情形下，我国诸多长期以来被搁置的科学成就和资料也都陆续应用到建设中去，特别是地质学、土壤学、气象学、物理探矿、工业化学和冶金等方面的成就都获得了充分应用。数学、物理学、化学、地球物理学、生物学、地理学、技术科学等都有了相应的发展。随着这些学科的发展，我国科学教育在内容等方面也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中国科学院的成立，对当时我国的科学教育的影响应该是不容忽视的，作为全国最高层次的科学教育机构，标志着我国现代科学教育体系的确定。中国科学院成立后，院长郭沫若指出中国科学发展的方针是：“发展科学的思想以肃清落后的和反动的思想，培养健全的科学人才和国家建设人才，力求学术研究与实际需要密切配合，使科学能够真正服务于国家的工业、农业、国防建设、保健和人民的文化生活。”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我国的科学教育开始逐步得到发展。特别是建国后一系列会议及文件的颁布，更为科学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

除了中国科学院成立之外，我国在1950年8月18日，还召开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科学界大团结的一个标志。在这次会议上明确了科学工作者要为人民、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明确科学研究要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在处理提高与普及的关系上要遵从“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的方针。会议上决定成立“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和“中华全国科学基础普及协会”等，这两个组织的成立，标志着科学团体的大联合，也标志着科学界的大团结，在推动科学事业发展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为此，我们说，在建国初，我国建立中国科学院等一系列措施，标志着我国现代科学教育体制的完成。

相对于建国前科学教育发展状况，我国的科学教育在建国最初的这三年中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现代科学教育体系得以确立，科学教育逐渐步入正轨。统观这一阶段科学教育的发展概况，可以看到这一时期我国科学教育的几个特点。

（1）科学教育的目的主要是培养科学人才，以服务于国家工农业和国防建设。

（2）科学教育的对象包括工农干部和群众。这种面向工农的科学教育，使得广大工农群众在国家“一五”计划的实行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3）科学教育课程设置和课时安排趋于完善，各阶段科学教育的开展都具有充分的课时保障。这种课程设置和课时安排，为以后科学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借鉴经验。

（4）科学教科书内容不断精简，更符合学生、教师的实际情况。

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这一时期我国的科学教育也存在如下一些问题。

（1）以服务于国家工农业和国防建设为目的的科学教育，一味注重实用性，容易导致科学仅仅停留在经验水平，使科学系统知识结构缺乏逻辑性和系统性。我国著名的气象学家竺可桢就指出：“过去中国科学界贡献之不能更为完满，一部分固由于外在的原因，即是过去反动的国民党政府，把科学作为装饰品，使经费仅足维持工作人员的生活，科学研究，徒有虚名，加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大学与研究中心，迁移跋涉不能安居，甚至轰炸焚烧，宝贵的仪器书籍，因之散失；但内在的原因，即中国科学界本身存在的矛盾和缺点，也有其重要性。最显著者为各单位的本位主义和科学工作人员的为‘科学而科学’的错误见解，在我国科学界中本位主义的存在，甚为普遍。过去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之所以不能分工合作，即是一例。科学工作人员由于过去的训练，多崇拜资本主义国家的个人主义，以为科学家的本分，在于寻求真理，只要本其所学，自由地选择一个题目，竭其能力来研究，便是尽了责任。殊不知科学研究的经费来源，是取自农工阶级劳力所获得的生产，本诸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科学研究自不能不为农业、工业与保健服务。”(27)

（2）教学内容陈旧庞杂，学生负担过重。尽管针对这一情况，教育部召开教材精简座谈会，删除了重复的内容，但总体而言，教材内容的分量仍过大，学生负担过重。

（3）这一时期的科学教育，只是单纯涉及科学教育中的科学知识的传授，对实验及实验技能重视不够。整个阶段对科学教育所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及决定，都没有对学生实验技能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注释】

(1)朱德.科学转向人民（在中华全国第一次科学会议筹委会成立会上的讲话）[J].科学通讯，1949.（1）.

(2)周副主席恩来在科代筹备会上讲话摘要.科学通讯，1949，（2）.转引：段治文著.当代中国的科技文化变革[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17.

(3)卓晴君，李仲汉著.中小学教育史[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9.

(4)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7.

(5)王伦信，曹彦杰，陈绵杰著.新中国中学教育改革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4－5.

(6)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2年）[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729.

(7)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2年）[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734.

(8)程凯主编.当代中国教育思想史[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15－16.

(9)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7.

(10)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06.

(11)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6.

(12)周勇.综合理科课程设计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D].2003，21.

(13)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683.

(14)杨明编著.应试与素质——中国中等教育60年[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102.

(15)何志平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469.

(16)卓晴君，李仲汉著.中小学教育史[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31－33.

(17)卓晴君，李仲汉著.中小学教育史[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26－27.

(18)段治文著.当代中国的科技文化变革[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39.

(19)四个月来的科学普及局[J].科学普及通讯，1950，（1）.

(20)卓晴君，李仲汉著.中小学教育史[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46.

(21)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六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57.

(22)金铁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第2卷）[M].山东：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6.

(23)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81.

(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285.

(25)段治文著.当代中国的科技文化变革[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20.

(26)崔禄春.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研究[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11.

(27)竺可桢.中国科学的新方向[J].科学通报，195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