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史学的定型_史学转型视野中的

现代史学的定型_史学转型视野中的

第一节　现代史学的定型

新文化运动为中国史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契机。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民主思想，对传统思想进行了猛烈抨击，打破了旧观念对学术发展的束缚，为现代史学的建立扫清了思想观念的阻碍；新文化运动主张的科学精神，积极引进西方理论、学说及研究方法，为现代史学的建立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更为重要的是，在新文化运动过程中产生的一批新式学者和学术运行机构，为史学转型提供了有生力量及持续发展的动力。

一、新文化运动与史学发展

根据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特点，梁启超将近代中国的演进历程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个时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个时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并指出“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1)。维新运动的失败充分证明了“中体西用”不能成为救亡图强的济世良方。中国要真正走上现代化之路，必须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上升到文化层面，进行彻底改革。辛亥革命的爆发和民主共和政权的建立，为西方学术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近代民族国家意识、自由民主精神等如潮水般地涌入中国，引起许多有识之士的重视。民主与科学是五四时期发展的主旋律：“要拥护那德先生（民主），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科学），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2)“德先生”和“赛先生”所产生的巨大影响遍及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学术领域。在民主与科学旗帜的鼓舞下，史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又有新发展。一方面，新史学本身就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极大地丰富了新文化运动的内涵，促进了新文化运动向纵深发展。另一方面，新文化运动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成了新的史学观念和科学研究方法的形成，由此动摇了传统史学赖以生存的理论根基，推动了史学转型的进程。

新文化运动对民主内涵的理解更加深刻，已从单纯的政治概念扩大到经济、文化、教育、学术等各个方面，成为人们学术研究、日常生活、社会行为的重要准则。提倡民主思想，使得人们对历史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循环史观、倒退史观等遭到彻底的否定，进化史观的深化和唯物史观的运用，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历史的看法。新文化运动所宣传的科学，既包含科学知识的掌握、科学方法的运用，也指科学精神的倡导。科学的知识、方法，特别是科学的精神的掌握，使得学者们有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新的知识体系和思维方法。同时，历史研究中科学方法的运用、学科体系的独立等，都与重视科学有着密切关系。(www.guayunfan.com)

20世纪初的新史学对传统史学的冲击，更多的仍是从政治角度着眼，依旧未能从根本上摆脱旧思想文化的制约。陈独秀指出：“中国学术不发达之最大原因，莫如学者自身不知学术独立之神圣……史学亦有其独立之价值也，而史家自身不承认之，必欲攀附《六经》，着眼大义名分，甘以史学为伦理学之附属品……学者不自尊所学，欲其发达，岂可得乎？”(3)所以说，要建立现代史学，必须对制约其发展的旧思想观念、旧理论体系进行彻底的批判。民主思想和科学精神的倡导，为史学学科的形成提供了十分锐利的理论武器。

从指导思想来看，民主思想和科学精神启迪了研究者的思维，使他们摆脱了旧思维的束缚，能够运用科学的思想方法独立地进行历史研究。思想观念的更新是学术进步的关键所在。可以说，没有思想观念的更新和解放，学术的进步和发展就难以实现。五四时期正是一个批判旧观念意识、建立新思想文化的时代。此时的史学思潮也表现出这种强烈的时代特色。通过对复古倒退论、循环论旧历史观的批判，逐步树立进化和唯物的历史观。进化史观不仅成为猛烈批判传统的思想武器，而且成为许多史学家自觉信奉并加以使用的基本观点。唯物史观不仅为人们正确认识人类社会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而且也促进了史学科学化的发展进程。

从史学理论体系建设来看，五四时期学者对史学的功能、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重新认识和阐述。史学的功能由过去为少数统治阶级服务，转变成为大多数民众服务、为社会进步服务；研究内容由以政治为中心扩展至与人类生活相关的方方面面，逐步摆脱政治史的研究模式，将思想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等联系起来，进行全面考察；研究对象也由重点关注帝王将相、英雄人物等转移到社会大众；研究方法则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将一些相关学科领域的方法引入历史研究中，重视对“科学”史学方法论的探讨；研究目的也更加深入，在弄清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着重探索和寻找历史发展的内在因素，解释历史发展的规律。

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仅为史学的发展扫清了障碍，推动了史学的自身建设，更重要的是，在这样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中，还为史学发展培养出了一批具有现代思想意识、受过专业学术训练的新型学术人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既受过传统教育，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文史功底扎实，同时，又通过现代新式教育机构，有的负笈海外，接受现代学术的专门训练，掌握了较全面的专业知识体系，对中西方史学的理解也更深刻和全面，具备从事现代学术研究的基本技能。

同时，效仿西式教育的分科设学，尤其是高等教育中历史学系的设立，改变了中国传统的知识分类体系，以制度化的形式确立了史学的发展方向。现代传媒方式的变革，特别是史学学术期刊的出现，改变了传统学术相对封闭的治学方式，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得以便捷的传播，为人们了解最新的史学动态创造了条件。可见，新式历史教育及现代学术运行机制的出现，也推动了传统史学转型的进程。

在社会大变革的背景下，中国史学经历了从旧到新的转变，到五四时期得以充分发展，基本上完成了由旧到新的转换。“就中国史学的发展上看，过去的十来年可算是一新纪元中的一小段落；在这十来年间，严格的考证的崇尚，科学的发掘的开始，湮没的旧文献的新发现，新研究范围的垦辟，比较材料的增加，和种种输入的史观的流播，使得司马迁和司马光的时代顿成过去，同时史界的新风气也结了不少新的，虽然有一部分还是未成熟的果。”(4)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五四时期史学的一系列新变化，表明中国史学已经实现了由旧向新的质的飞跃，在内容和研究方法上都已初步具备现代学术的因子。正如有些学者在论述当时学术界的情形时所指出的那样：“1927年后的中国学术界，新的学术范式已经确立，基本学科及重要命题已经勘定，本世纪影响深远的众多大学者也已登场。”(5)

二、现代史学的探索与建设

新文化运动只是为中国史学转型提供了绝好的历史机遇，然而史学的发展仅仅依靠外在因素是远远不能完成的。它更依赖于史学家们从学科自身发展的角度，尝试着在实践中建立新模式，促成史学转型的完成。

面对纷至沓来的西方思想观点，如何甄别和借鉴是当时思想文化领域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五四时期，中西文化交流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展开，使现代学者接受洗礼，他们能以更理性的态度来对待新思想、新文化。西方新史学的理论和学说受到了普遍的重视，成为国内学者树立新观念、建立新史学体系的重要理论资源。随着北京大学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即后来的国立东南大学等高校的归国留学生数量的增加，在借鉴和传播西方史学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这两所高校为基地的南北两中心。尽管西方史学在19世纪后期就已经传入中国，并在戊戌维新思潮中出现过一个高潮，但五四时期，“无论就规模和系统程度，都迥非前者可比，且已明显展示出一种自觉超越传统学术旧囿而日趋融汇于整个世界潮流的态势”(6)。

在蔡元培“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思想指导下，北京大学成为新学术、现代史学建设的中心。1917年6月，蒋梦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北京大学任教。次年元月，他在《教育杂志》10周年纪念号上发表《历史教授革新之研究》一文，从中美两国历史教育的比较视角出发，对旧史学进行批判，提出改革史学的新举措。他指出，美国“教授历史当以学生之生活需要为主体；当以平民之生活为中心点；表扬伟人、政治家与科学家、发明家并重”，中国史学界要像美国那样，“扩张历史范围，改变历史方针，革新教授方法”。因此，他主张利用西洋“教授历史之经验，体察吾国社会之需要，活用吾国历史之资料。著作家本此以编新历史，教员本此为教授方法”(7)。可见，蒋梦麟深受当时美国盛行的实用主义史学思潮的影响，主张教授与民众生活相关的历史。同时，朱希祖提出，要多翻译国外的学术著作，介绍西方史学理论和学说，以满足建设新史学的需要。何炳松所翻译的鲁滨逊（James H．Robinson）《新史学》一书，就是在朱希祖的积极支持和鼓励下完成的。何炳松在美国留学期间，专攻历史研究，师承美国新史学流派倡导者鲁滨逊，系统地接受西方新史学理论的训练。归国后，何炳松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大学等校任教，主讲西方史学史及史学理论等课程，及时地将大洋彼岸的最新史学动态介绍到中国来。他采取直译的方式翻译西方史学原著，并同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相结合，在沟通中西史学的基础上，构建新史学体系。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何氏无疑是当代介绍西洋史学最努力的一位学者，他对中国现代史学有不可磨灭的贡献。(8)与何炳松主要介绍美国新史学理论不同的是，李大钊介绍欧洲史学思想。在北京大学史学系授课之际，李大钊开设了“史学思想史”、“唯物史观研究”等课程，宣传欧洲史学的最新思想，介绍孟德斯鸠、韦柯、马克思等人的史学思想，将唯物主义历史观引入中国。

与北京大学相呼应，国立东南大学也有一批学者致力于新史学理论的传播和运用。柳诒徵等人创办《史地学报》、《学衡》等杂志，积极宣传和译介西方新史学理论。徐则陵从金陵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获史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受聘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任国立东南大学历史系系主任。由他翻译的《近今西洋史学之发展》，系统地介绍了19世纪以来欧洲史学的发展。他指出当代西方史学发展中占主导地位的两大史学思潮：一是“任情”的浪漫主义史学思想，一是“崇实”的实验主义史学思潮。除此之外，还有陈训慈译的《史学观念之变迁及其趋势》、《历史之价值》，缪凤林译的《历史与哲学》等多篇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论文。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加强，西方史学的译介方式和内容也都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与20世纪初对西方史学译介的第一次高潮相比，呈现出新的特点。从译介途径上看，五四时期史学译介的渠道已不再仅仅是从日本中转，而是直接从美国、欧洲等地译介西方国家的原著，这样能更加全面系统地了解西方史学理论。从译介内容上看，20世纪初的学者认识到外国史著体例、治史观念与传统史学不同，初步接受了以进化史观为指导，进行历史研究；五四时期的学者则更关注西方史学的理论，重视史学研究的内容、方法，对进化史观的内涵理解更加深刻，并接受了唯物史观的指导，将其运用于实践探索中。从译介主体来看，20世纪初的译者多为半官半学人员，在日本留学时大多主修政法、师范等专业，往往将历史学作为辅修课或课余的爱好；五四时期的史学家大多接受过系统的史学知识的学习和训练，对西方史学思想的理解也较为深刻和全面，使得这次对国外史学的介绍基本上与西方史学的发展同步进行。

这两次借鉴西方史学理论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史学转型不同阶段的不同特征。前者是初步的引进学习阶段，把西方史学作为“破旧”的重要理论武器而引入中国，学者所关注的往往是史学研究的一些外在形式；后者则正处于史学转型的关键阶段，把西方史学作为“立新”的参照标准而引进，学者更关注理论的深度和内在逻辑。简而言之，在中国新史学发展过程中，这两个时期的译介热潮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对史学转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由于史学家所受的教育不同，由此而形成的不同的知识结构、不同的学识素养，以及不同的政治态度、文化观点等，使得他们在建设新史学时，会选择不同的方式和路径，其结果就是形成了风格迥异的史学流派，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这种多元的格局正是中国社会自身发展多元性与作为其重要思想渊源的西方史学‘多歧性’在中国史学上的投影。”(9)在回顾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转型的历程时，已有不少学者注意到当时史学界形成了一些持不同主张的史学流派(10)。这种流派纷呈的现象，反映了五四时期史学的活跃和繁荣，体现了学者对史学建设路径的不同选择。但从总体上看，他们观点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对史料与史观、史学与社会关系等问题的不同看法上。也就是说，他们观点的区别在于怎样建设新史学的意见和观点的不同，而不是体现在新旧史学的对立上。从研究方法的视角来归纳，五四时期史学主要有史料派和史观派两大派别。余英时指出：在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先后曾出现过很多的史学流派，但其中影响最大的则有两派：第一派可称之为史料派，乃以史料之搜集、整理、考订与辨伪为史学的中心工作；第二派可称之为史观派，乃以系统的观点通释中国历史的全程为史学的主要任务。(11)

1．史料派

在继承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王国维、胡适等注重史料与考据求证的治史路径，开创学术研究新风气，顾颉刚、傅斯年、陈垣、陈寅恪等人秉承这一风格并有所创新，形成史学界最重要的流派——史料派。他们以“求真”为旗帜，主张为学术而学术，认为历史研究的最高目的是“求真”，而不是“致用”。王国维说：“凡事物必求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此科学之事也。”因此，学问不当分有用和无用，“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12)。顾颉刚提出：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的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时的目的。(13)史学只有达到“求真”的目的，才能成为科学的史学。那么，史学家必须像自然科学家一样持客观态度，才能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建设科学的客观史学。胡适曾指出：科学的态度在于抛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事实走。(14)所以说，史料派以史料的搜集和考证为基础，注重研究方法尤其是实证方法的运用。在史料派中，以傅斯年所提出的“史学本是史料学”最具代表性。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傅斯年提出：“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著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15)在《〈史料与史学〉发刊词》中，他又明确地说：“本所同人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史料有致，则可因钩稽有此知识，史料所无，则不敢臆测，以不敢比附成式。”(16)在他看来，历史学应该建立在实证、客观的基础上，成为一种等同于自然科学的科学史学，“要把历史学和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17)，那么，与自然科学所研究的对象是客观物质一样，史学研究的基本对象就是史料。史料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陈寅恪曾说过：“吾人今日治史者之职责，在逐层消除此种后加之虚伪材料，庶几可略得一似近之真。”(18)这种追求科学史学的努力成为史学转型的重要助推力，也是当时盛行于学术界的科学主义在史学界的反映。

总之，在史料派看来，历史研究的价值不在其理论的真理性，而在于研究问题的方法与实事求是的精神，只有运用归纳、演绎、证明、实验等科学的方法，客观地处理历史材料，历史学才能达到科学的程度。

2．史观派

在对于历史研究目的基本看法上，史观派的态度与史料派大相径庭。他们认为历史研究应充分发挥其“致用”的功能，“为现实而历史”。梁启超曾在批评学术界不谈“致用”时说道，“现在人很喜欢唱‘为学问而学问’的高调”，其实，“学问是拿来致用的”，研究历史的目的就在于“供吾人活动之资鉴”。李大钊也强调，凡是一种学问或是一种知识，必于人生有用，才是真的学问、真的知识，否则不能说它是学问或是知识。(19)为了达到“致用”的研究目的，史观派主张历史研究应沟通过去与现在，强调史学应与社会发生联系，注重分析解释历史研究的作用。李大钊指出，“我以为世间最可宝贵的就是‘今’”，“过去与未来皆是现在”，“所有‘过去’都埋没于‘现在’的里边”，“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过去’、‘未来’之间因有‘现在’以成其连续，以成其永远，以成其无始无终的大实在”。(20)

基于“致用”的研究目的，史观派研究的对象就不仅仅是客观的史料，更加关注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变迁和发展，特别是社会大众的历史。他们认为只有这样的研究，才能对社会的发展起促进作用。“从前的历史，专记述王公世爵纪功耀武的事”，而现代史学“不是一种供权势阶级愚民的工具，乃是一种社会进化的研究”。历史研究目的及对象的转变，使得史观派非常重视历史理论的探究。在他们看来，历史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史实考证阶段，而应在此基础之上，更进一步探讨历史的规则。因为历史研究之所以能成为科学的关键，就在于它能从对象中发现“公理公例”、“因果通则”、“普遍的理法”。所以，史观派强调只要“理论”科学，历史研究就能成为科学。

史观派与史料派，从表面上看貌似南北两极(21)，然而，它们却如同史学现代转型的两翼，共同促进了历史学科学化。它们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对新史学理解的侧重点不同而造成的，反映的是现代史学中，整理事实和解释事实两个不同层面、不同视域中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