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教育与清末民初地方精英的政治启蒙活动_底层视野

现代教育与清末民初地方精英的政治启蒙活动_底层视野_现代学

5.1.1　现代教育与清末民初地方精英的政治启蒙活动

清朝末年，清王朝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革命、改良思潮流行，各种起义、民变、抗议、抵制风潮频发，各种地方精英也展开了各种动员民众投身政治运动的尝试。传统的“地方精英”是指受过教育的士绅；在清末民初时期，一批既受过传统教育又出国接受过现代教育的留学生，则成为新一代的地方精英。这些人是各种地方政治动员活动的主力。此外，清末民初一些地方会党首领也与从事革命活动的留学生联系密切，这些会党首领多少也接受过一点教育，有的甚至兼具留学生和会党首领的双重身份（比如后文即将介绍的阙麟书），因此也可以被视为地方精英的一员。

近代以来，大规模的留学高潮共有四次，其中第二次是从戊戌变法开始到1908年前后，约10年左右，官费、自费留日学生成为主流。这批留日学生来源广泛，研习科目多样，以接受普通教育和速成教育为主，爱国热情也很高［1］39－40。他们回国后，除了将所学服务社会之外，很多人还直接投入到了挽救祖国危亡的政治活动中，成为清末民初实现国体鼎革、政体刷新的主力军，也成为对当地民众展开初步政治教育的领头人。浙江地方政府正式选派学生出国留学是与上述第二次留学高潮同步的。光绪二十四年（1898），求是书院派遣高才生何燏时等人赴日留学。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三月，浙江留日学生共计119人，1904年达到191人，在全国各省中名列前茅［2］158－161。1906年科举停止后，自费出国留学的人更多了。浙西南山区虽地处偏僻，经济落后，但在这股留日热潮中也不甘人后，陆续有一批人走上了赴日留学的道路。

出生于云和县的辛亥革命先驱、光复会重要成员魏兰，就曾是一名留日学生。魏兰（1866—1928）字石生，出身当地名门。光绪二十九年（1903）四月，魏兰说服父母携堂侄魏毓祥东渡日本留学，于同年七月入清华学校学习化学，准备回国后制造炸药从事反清革命。在日期间，他还参加了留日学生组织的“拒俄义勇队”，结识了陶成章，并参与光复会前身“浙学会”的秘密活动。光绪三十年（1904）一月回国后，魏兰便在浙江各地联络会党，并回到家乡创办先志中学。先志中学与秋瑾次年所办大通学堂类似，并不是单纯的教育机构，同时还是一个革命机构。作为浙西南山区第一所培养革命人才的学校，先志中学吸引了一批有志青年和会党骨干入学，魏兰和陶成章对他们展开革命启蒙教育，后来许多学生亦效仿他赴日留学。据统计，云和先后赴日留学的有拔贡饶翼、廪生诸葛鸿、增生张之杰、秀才张焕然，以及魏兰的堂侄魏毓蕃和魏仲麟、长子魏绍鹤等32人。另外，由于魏兰的外祖父是景宁县鹤溪镇人，其在外祖父家结识的一批进步青年如洪骥生、叶仰高等7人也在他的影响下赴日留学。光绪三十一年（1905）一至六月，魏兰携魏毓祥、张伟文再度赴日。同年夏，魏兰回到丽水。是时，“抵制美约（货）运动”正从外地传播到丽水。魏兰利用这个机会，联合当地有识之士和留学生阙麟书（双龙会首领）、陈达、阙伊、项勉轩、潘芳园（宣平人）、孙靖夫（青田人）、徐祖升（遂昌人）等成立“处州拒约会”，用张贴传单、演讲等方式激发群众爱国情绪［3］321－349。抵制美约运动，被视为近代一场大规模的社会动员，商界、学界、下层民众都积极参与其中。而以留日学生群体为核心的学界，在其中发挥了对社会民众展开政治动员的关键作用。

在魏兰策划革命工作的过程中，结识了一大批会党首领，其中有活跃于浙西南山区的龙华会首领吕逢樵（缙云人）、双龙会首领阙麟书（丽水人，留日学生）等，他们利用办学的方式开展了影响较广的乡村政治动员。吕逢樵（1876—1913）是缙云县壶镇人，小时受过私塾教育，20岁时开始继承家业、独立经商。光绪三十年（1904），他先后与魏兰、陶成章、秋瑾结识，从此加入了光复会的革命事业。从次年开始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秋瑾遇害，吕逢樵一直协助秋瑾办理绍兴大通学堂。同时，他还回缙云秘密创办了“半日学堂”进行革命动员工作。之所以称为“半日”是因为这所学堂白天不见人影，一到晚上则学员云集，听吕逢樵等人讲解国内形势，灌输革命思想；吕还聘请了著名武师传授武艺。学堂根据农闲农忙，不定期开课，开课通知也是秘密传递，所以一般人难以知道这所学堂及其学员的活动情况。吕逢樵就是利用这种不“正规”的学校教育形式，辅以秘密会社的行事方式展开民众政治动员、鼓吹革命、培养骨干，为推翻清朝统治做准备，到1911年清廷覆灭前夕，缙云各地在半日学堂训练过的学生达3600人之众，平时联系密切的青年约有1800余人［3］354，360。(www.guayunfan.com)

阙麟书（1879—1916）是丽水县碧湖镇人，小商人家庭出身。他7岁读私塾，16岁入丽水圭山书院求学，19岁应府试名列第一。光绪二十八年（1902），阙麟书加入双龙会，被举为丽水分部会首；光绪三十年（1904）结识魏兰、陶成章，后代替起义失败而牺牲的双龙会首领王金宝统率会众。光绪三十一年（1905），阙麟书投入浙江武备学堂，同年夏与魏兰等人发起“处州拒约会”，在丽水对民众展开政治宣传。光绪三十二年（1906）初，他与孙靖夫（青田人）、徐仰山（龙泉人）、阙秉珪（丽水人）、魏志千等人东渡日本留学，先入宏文学校学日语，次年初转入明治大学政治科。在日期间，他敦促其父创办新式学堂。光绪三十三年（1907）二月，其父阙沾霖任校长的“丽震两等小学堂”在碧湖镇创办；三月，阙麟书应秋瑾之召回国投身革命，给学堂购回了洋号、风琴等教具，并从上海、杭州选购书籍。学校还聘请赵舒（缙云人，龙华会骨干，留日学生）、王式纲（当地人，前清秀才）、陈其宗、王福田（均为当地人，杭州两级师范学堂毕业）等人任教。宣统二年（1910）阙麟书回乡养病，为学堂编写教科书，并经常到校讲解新学、演说时事、灌输革命思想。由此学校风气大开，并成为革命人士聚集的场所。辛亥革命中，阙麟书积极筹划光复处州工作，光复后又离乡参与政治活动，于1916年在反袁斗争中被袁世凯党徒刺杀牺牲［3］371－376。作为一名兼备新旧文化素质又兼具会党首领和留日学生双重身份的革命人物，阙麟书除了从事过上述各种政治动员活动之外，还做了一件对浙西南山区民众政治思想影响深远的事情，即在处州光复后，深夜率队捉拿松阳县拒不剪辫的前清省咨议局议员、大地主黄秋光，并迫其缴纳55000块银元罚款后剪辫释放。这一事件对于国体鼎革之际正在观望游移中的乡村民众而言，是一种刺激强烈的政治教育，促使他们从最粗浅的层面认识了民国与旧王朝的区别。当时尚为小学一年级学生的松阳籍书法家江天蔚在其回忆录里也特别提到了此事，他描述道：“这件事马上传遍了城乡，剪辫子成了一阵烈风，谁也不敢阻挡了……我这个尼宗初小一年级学生的脑海里，也自然填进了革命与反革命这等新鲜的名词了”［4］82。这一事件后被编入歌谣在当地传唱（详见5.2.1），而且被演绎成民间故事，一直在浙西南山区的松阳、丽水等地流传，这也说明了该事件对于乡村民众影响之深远。

从上述几位典型人物在清末革命大潮的经历中我们可以发现，清末民初的浙西南山区活跃着一批乡村精英人物，他们或出生地方名门、或破落士绅、或商人家庭，彼此之间或为亲戚、或为朋友，声气相连、相互照应，在家乡和外地之间来回奔波以成就其事业。这些乡村精英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与现代教育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通过留学海外来追求更先进的知识技能或者更高的理想，有的通过创办各种学校教育机构来扩大革命事业的影响。他们的所作所为使现代学校教育的政治功能得到了初步发挥，当地民众也由此受到了最初的政治启蒙教育。

另外，浙西南山区的乡村精英在清末民初革命活动中如此活跃，也与浙西南山区的地域文化有一定关系。由于自然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自身的稳定性，浙江内部不同区域在社会、经济和文化上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明代中叶的地理学家王士性把当时的浙江民众分为3大类，浙西南的处州和金华、衢州、严州（今建德）被归类为“山谷之民”，与杭、嘉、湖的“泽国之民”和宁、绍、台、温的“海滨之民”并列；并描述了这些“石气所钟”的山谷之民“猛烈鸷愎，轻犯刑法，喜习俭素，然豪民颇负气，聚党羽而傲缙绅”的民风特征［5］2。揆诸事实，这一概括性描述是颇为传神和切实的。明嘉庆年间为抗击倭寇入侵，戚继光、卢镗、俞大猷等一代名将纷纷在浙西南山区招兵买马。戚继光对当地兵源的评价是“浙江以处州兵绝勇”，“毕竟处州兵为第一”［6］3。清代的浙西南山区则会党林立，勇悍好斗，其精英人物也往往负气自豪，勇于牺牲。同时作为山区，本就具备成为革命根据地的天然条件，光复会在商讨起义计划时，曾多次认为应该在浙西南山区建立革命据点，以便和杭嘉湖、金衢等地相呼应。历史形成的风土人情和时代变迁中的政治风云，造就了浙西南山区在清末革命大潮中的这批杰出人物。这正是“自古山林多俊杰，担当宇宙是其谁？”（魏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