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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育对民众经济生活的有限影响及原因_底层视野

时间:2022-07-0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可以说,农业生产状况的优劣是影响乡村民众经济生活的关键因素。如此看来,真正由学校教育机构及其毕业生参与的农业改良确实相当有限。浙西南山区学校教育对民众经济生活影响有限的事实,并不是这个区域所独有的。实际上自近代兴学以来,中国学校教育机构尤其是中、高等学校所发挥的经济功能都是有限的。因此,浙西南山区现代学校教育对民众经济生活影响力之薄弱,不是极端的特例,而只是全国和全省情况的一个缩影。

学校教育对民众经济生活的有限影响及原因_底层视野_现代

4.4 学校教育对民众经济生活的有限影响及原因

在传统上,中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农业生产在民众经济生活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7],“九山半水半分田”的浙西南山区更是如此,农业生产是民众经济活动中最主要的活动。1942年的人口职业构成情况表明,该区域(缺宣平县数据)从事农业的有373824人,占在业总人数448875人的83.28%;直至1949年农业人口还占总人口(108.19万人)的92.3%[23]71,75。抗日战争期间一批工厂内迁,吸收了部分农业人口从事工业生产,实际上无论是抗战前还是抗战后,农业从业人数所占的比例都要高于83.28%。可以说,农业生产状况的优劣是影响乡村民众经济生活的关键因素。

但是从本章前三节的考察中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现代学校教育对浙西南山区民众的农业生产影响非常有限。除了魏兰在云和的改良推广雪梨、李师颐在各地推广香菇段木人工栽培技术以及省农业改进所的农业推广工作之外,民国期间影响范围较广的农业改良事业几乎乏善可陈。而魏兰虽为留学生的身份,但其主要的教育背景一为传统的经史之学,一为在日本学的化学(目的是学会制造炸药从事反清革命),并无专门的农业学科专业训练背景。他所从事的农业改良事业更多的是凭藉其地方望族和革命先驱的影响力而推动的。李师颐虽然读过中学,但是其香菇段木人工栽培技术更多的是靠个人兴趣和毅力的推动而成功的,与专业教育并无明显关系。至于省农改所,本质上是一个综合性的农业研究、推广和管理部门,并非学校教育机构,只因一度作为英士大学农学院而被纳入到本研究的考察视野。所以虽然抗战期间省农改所在浙西南山区实施了很多农业改良和推广项目,也有一定成效,但要把这些项目及其取得的经济效益一并归入学校教育机构的农业改良成绩,实属勉强。如此看来,真正由学校教育机构及其毕业生参与的农业改良确实相当有限。民国期间浙西南山区曾出现过的农业类中等职业学校数量很少,本地的农业学校仅有1所,又中断办学10年(1937—1946);抗战期间及其后外来的农业学校也只有省立杭州高级蚕丝职业学校、私立永康崇实初级农业职业学校、私立武德农业学校3所,在浙西南境内的办学时间都不长,招收的当地学生人数也有限。这些专业学校所实施的农业改良活动大多徒具形式,聊胜于无而已,可能还不如私立杭州安定中学、省立湘湖乡村师范学校这些非农专业学校实施的农业改良活动。

在工业推广方面,学校教育机构及其毕业生参与的活动就更少了。就学校机构而言,浙江大学派员在云和设“浙江省染织厂”,是目前已知仅有的一例。至于学校毕业生所从事的工业推广活动,也以魏兰、刘廷煊、叶天籁等少数早期留日学生为主。在浙西南山区曾出现过的各种工业职业教育机构中,早期的各种习艺所、传习所主要致力于对民众进行手工业技能培训,不是正规的学校教育。抗战期间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和英士大学都办有工学院,但浙江大学是面向全国招生的,而且龙泉分校只负责1、2年级学生的教育;英士大学成立时间短暂,学校发展很不稳定,所以对浙西南山区工、农业人才培养的成效都不明显。

浙西南山区学校教育对民众经济生活影响有限的事实,并不是这个区域所独有的。实际上自近代兴学以来,中国学校教育机构尤其是中、高等学校所发挥的经济功能都是有限的。这与近代中、高等专业教育忽视科学技术这一饱受诟病的弊端密不可分。1932年“国联教育专家考察团”提交的《中国教育的改革》考察报告中,对中国高等教育所提出的三条批评意见之一就是忽视科学技术(学自然科学的学生不到10%,学工程的为11.5%,学农业的不到3%),法律、政治和文学等学科过度膨胀(占学生总数的59%,另有6%的学生学教育学)[24]200。从1933年浙江省内外公私立专科以上学校浙籍毕业、肄业生所习的专业科目来看,上述情况在浙江也大致存在(见表4.1)。(www.guayunfan.com)

表4.1 省内外公私立专科以上学校浙籍毕业、肄业生1933年所习科目

资料来源:[25]教30-31。

说明:毕业生人数采自省内外33所专科以上学校,肄业生人数采自省内外43所专科以上学校。合计数和百分比另行计算得出。

从上表可见,1933年浙江籍的专科以上毕业、肄业学生中,学习政法经济、文学、艺术、商业、管理、盐务、税务文科专业的学生占到总数的49.7%(另有8.5%的学生学教育),学理学的学生为15.1%,学工科的学生为17.7%,学农科的学生为3.5%。与前述全国数据相比较,文科专业学生比例略低而理科、工科、农科学生比例略高,但是并没有改变“忽视科学技术、文科过度膨胀”的格局,特别是与乡村经济关系最为密切的农科学生仅是3.5%,与全国的情况几无差别。

相比较而言,浙江省的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方面的情况比高等教育稍好。从1935—1944年的学生数来看,在农、工、商、医4个科类中,农科所占比重并不低(见表4.2)。

表4.2 浙江省各类职业学校1935—1944年学生人数表

单位:人(学生数),%(比例)

资料来源:[26]387-389。

说明:各百分比和平均数另行算出。

从上表可见,1935—1944年间浙江全省的4大类职业学校中,就读农科的学生比例居于第2位,仅比商科学生数少2个百分点,而高于工科和医事科。但是总体上浙江省的中等职业技术教育规模仍然极其有限,年均仅有2000余人的规模,就读农科的学生年均则仅有650.5人。这对于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而言,其人才供应无疑是杯水车薪。

因此,浙西南山区现代学校教育对民众经济生活影响力之薄弱,不是极端的特例,而只是全国和全省情况的一个缩影。从这个缩影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在“以农立国”的传统中国,现代学校教育的发展与乡村民众经济生活的疏离,以至于面对乡村经济的破败而软弱无力的情况。对于浙西南山区而言,造成这种疏离和软弱的原因首先是地理因素。浙西南山区虽然占浙江全省陆地面积的六分之一,但绝大多数是山地,不适宜于人类居住,也无法展开大面积的农耕作业。狭窄生存空间迫使当地民众不得不寻找向外发展的机会。比如松阳县民众往往被其他县的人戏称为“跑鬼”,意味喜欢往外跑的精明人[8]。实际上其他县份的民众只要有机会,也常常向外发展,特别是处于浙西南山区北、东、南与金衢盆地和浙南沿海区域相邻的松阳、青田、缙云等县。比如青田县是浙江省著名的侨乡,其成为侨乡的最初原因就是清朝末年以来大批青田石雕商贩背井离乡,远赴欧美、南洋贩卖石雕工艺品,从而闯出了一条海外谋生的道路[17]562-572。又如缙云县在民国时期就有153人离乡参加黄埔军校,很多人在军政界崭露头角[27]71-75。在这样的地理和人文环境之下,那些接受过中、高等教育的毕业生或留学生,除了少数在家乡投身地方经济建设之外,大多数人趋向于在外地发展事业,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1949年后。比如,在1993年松阳县政协所搜集的211名“当代松阳名人”中,自然科学领域的有119人,出生在1949年前的有117人,其中理工类专业62人,医药类专业28人,农业类专业27人。这117人中绝大多数在外地发展事业,留在浙西南山区各县工作的仅8人(其中理工类2人,医药类4人,农业类2人)[28]1-61。

当然,这里并没有指责这些优秀的浙西南山区学子不热爱家乡、未能回到家乡效力的意思。“人往高处走”是人之常情,而这种“常情”在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导向的现代学校教育体制“催化”下,形成了乡村向城市单向输出人才的局面,从而导致浙西南山区民众经济生活的改善很难从现代学校及其毕业生中得益。所以,现代学校教育体制的这种导向是另一个原因。再考虑到近代以来乡村社会几乎处于一种被抛弃的境地,连年战乱之下生产水平和社会生产关系急剧恶化,濒临破产。如此恶劣的工作环境也让大多数学校毕业生望而生畏,才能无法施展,于是即便学的是农科也想方设法转行。有研究者在探讨近现代留学运动与乡村问题时就发现,学习农科的留学生经常改变研究方向,回国后又面临着“不愿回”和“回不了”乡村的尴尬局面,因此从事与农村有关的工作之人甚少。比如在1925年所有584名留美归国学生中,有农科毕业生35人,占总数的6%。但这35人没有一人从事与农业直接有关的工作。以至于到1933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对于清华是否要设立农学院很是犹豫,因为他发现“农科大学毕业生之无补于农村改进,几乎是国人公认的事实”[29]8-12。最为优秀的留学生尚且对于乡村失去信心,一般的中、高等农科学校毕业生不愿投身乡村经济建设的心态也就可想而知了。

另外还须考虑的一个社会心理因素,即近代以来形成的崇洋思想。这种思想在民众为子弟选择专业时的表现就是“当时社会人士认为工业是洋的,农业是土的;工业是技术,农业不是技术;以为学工可以当技术人员或做官,学农不过是种田养猪。”因此“不但贫寒子弟愿意学工,连一些有钱人家也觉得学工时髦,愿意到武德工科上学”。为了迎合这种社会心理,1945年创办的“私立武德农业学校”于次年改名为““私立武德工农职业学校”,以增强招生的吸引力[7]158-162。相信这并不是特例,上述对松阳县117名自然科学领域的“当代松阳名人”所从事的具体专业分析(理工类专业62人,医药类专业28人,农业类专业27人)表明这种选择一直普遍存在。

总之,面对现代学校教育为何无法对乡村民众的经济生活发挥更多积极影响这一问题,有很多解释的理由,但是有再多的理由也无法掩盖现代学校教育的发展与乡村民众经济生活严重疏离这一事实。直至21世纪初的今天,学校教育如何在建设农村,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方面发挥作用,仍然是一项极其重要的问题和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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