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教育_中国教育史

学校教育_中国教育史

二、学校教育

(一)初等教育

南京国民政府中期，由于国民党提出“抗战建国”的基本国策，实施国民教育制度，初等教育在战火中仍能有所发展。1940年3月，教育部根据《县各级组织纲要》制定了《国民教育实施纲领》，推行“新县制”下的国民教育制度。“纲领”规定:“(1)国民教育分义务教育及失学民众补习教育两部分，应在保国民学校及乡镇中心学校内同时实施;(2)全国自6足岁至12足岁之学龄儿童，除可能受六年制小学教育者外，应依照纲领受四年或二年或一年之义务教育;(3)全国自15足岁至45足岁之失学民众，应依照本纲领分期受初级或高级民众补习教育，但得先自15足岁至35足岁之男女实施，继续推及年龄较长之民众;(4)12足岁至15足岁之失学儿童，得视当地情形及其身心发展状况，施以相当之义务教育或失学民众补习教育。”[26]

“新县制”下的“国民教育制度”与推行新县制一样，是国民政府利用政权控制教育的手段之一，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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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县制”

为了强化战争期间国民政府的基层政权，1939年9月国民党政府公布《县各级组织纲要》推行“管教养卫合一”、“政教合一”和“三位一体”的“新县制”。所谓“三位一体”的“新县制”，就是把乡镇一级的乡镇长、中心小学校长，壮丁队长，以及保二级的保长、国民学校校长和保壮丁队长三个职务，由一个人担任，乡、镇、保之经济、警卫、文化、卫生等建设事业的执行，由小学教师分掌。所有组织民众，实行自治之使命，完全以小学为中心。

学制方面，初等教育采用多轨制，有一年制、四年制和六年制。

(二)中等教育

南京国民政府中期，由于采取了“抗战建国”的基本国策，中学数量增长较快。为了使战区中等学校教职员和学生有继续施教与受教的权利，从1937年起，开始设立国立中学。1938年10月，教育部规定各公私立中学收受战区学生办法，并令各中学施行。抗战时期共办理国立中学34所。其中有国立华侨中学3所，国立中山中学2所，国立女子中学1所。[27]此外，还办了国立四川造纸印刷职业学校和国立商业职业学校及14所国立师范学校。[28]这些国立中等学校都是公费住宿制学校，条件较优越，但管理控制也很严格。国立中等学校大多数设在西南、西北地区，与其他一些内迁学校一起，共同促进了原来文化教育比较落后的西南、西北地区教育水平的提高。[29]1940年教育部为适应抗战需要修订初高中课程标准，主要是增设选修课，并将英文改为选修。初高中学生均分为甲乙两组，初中的甲组自第二学年起增两小时的职业选修课，乙组三年中都需要选修英语。高中自第二学年起分组，甲组侧重理科，乙组侧重文科，各校视地方情形自第三年起酌设简易职业科目。女生第二年起酌设家事，各年级每周须有两小时为战士后方服务训练。[30]

学制方面，中学三三制、四年制和六年制并行。

(三)高等教育

抗战时期，大学学制与课程基本维持战前状况。1937年10月，中央大学等各校内迁。1938年为适应战时特殊环境，大学开始实行统一招生考试。1942年由于交通关系，改为由教育部划分考区指定区内各公立院校联合招生，1943年又规定公私立专科以上学校招生办法分为单独、联合、委托和成绩审查四种方式。

1936年，国民政府统治区高等院校共108所，其中大学42所，独立学院36所，专科学校30所。抗战开始时有所减少，但是到1945年，大学38所，比战前减少4所;独立学院51所，比战前增加15所;专科学校52所，比战前增加22所。[31]可见，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总起来说是有所发展的，尤以专科学校发展最快，这与当时的战争需要密切相关。

图12-4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门

为了躲避日本帝国主义飞机的轰炸，保护高校师生，维持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国民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应变措施，将高等院校内迁。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昆明，联合成立西南联合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学院、北洋工学院、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一部迁陕西城固，成立西北联合大学;南京中央大学西迁至四川重庆;东北大学迁至四川山台;浙江大学自杭州辗转西迁至贵州遵义。仅至1937年底就有89所大学内迁。1938年后，仍有大学陆续内迁。

高等院校的内迁使大多集中在京、沪东南沿海城市的高等学校散播到成都、重庆、昆明等西部及西北地区，改变了原来高校的分布格局，促进了文化教育比较落后的西南、西北地区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同时，高等教育迁移到内地较安全的地方，为高级知识分子的人身安全提供了保障，保存了高等教育的实力，为战后高等教育的发展积蓄了力量。[32]

专栏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937年抗日战争发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迁至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同年10月25日开学。1938年4月又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5月4日开始上课，设立文、理、法商、工、师范5个院26个系，两个专修科和一个选修班。北大、清华、南开原为著名的高等学府，它们有各自独特的经历，有各自的教学作风，组成联大以后，汇集了一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师资充实，人才济济。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严谨的治学态度，树立优良学风，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著名高等学府。西南联大在办学的8年中毕业学生约2000人，均学有成就，有的成为举世闻名的专家学者，他们对中国的建设事业、高等教育的发展和世界学术研究做出了贡献。抗战胜利后，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3校分别迁回北京、天津复校。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自1938年5月4日开始上课，至1946年5月4日结束，西南联大在滇整8年。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西南联大培养出大批杰出人才。其中有许多是蜚声中外的第一流科学家。

本章小结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主根据地执行的教育方针就是教育为长期抗战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抗战时期的教育政策有: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与新课程;团结知识分子;“干部教育第一，国民教育第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教育，分为干部教育和国民教育两部分，国民教育中又分为儿童教育和成人教育两类。干部教育是抗日民主根据地教育的重心，高等干部学校影响较大的有: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文学院、华北联合大学、延安大学等。

南京国民政府在全国抗日的形势下提出了“抗战建国”的基本国策和“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它既顾及了教育为抗战服务的近期任务，也考虑了教育为战后国家重建和发展的远期目标，使得教育事业在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中仍能苦苦支撑，并在大后方西南、西北地区还有所发展。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保护高校师生，维持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国民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应变措施，将高等院校内迁。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昆明，联合成立西南联合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学院、北洋工学院、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一部迁陕西城固，组成西北联合大学;南京中央大学西迁至四川重庆;东北大学迁至四川山台;浙江大学自杭州辗转西迁至贵州遵义。仅至1937年底就有89所大学内迁。1938年后，仍有大学陆续内迁。高等院校的内迁为战后高等教育的发展积蓄了力量。

思考题

1.简述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针和政策。

2.简述抗日根据地教育的实施状况。

3.抗战时期党创办的主要干部学校有哪些?

4.简述南京国民政府“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

5.简述南京国民政府抗战时期的教育实施状况。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8页。

[2]《毛泽东大观》，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5页。

[3]《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1页。

[4]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第5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86页。

[5]《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6页。

[6]《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4页。

[7]《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8页。

[8]《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2页。

[9]《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

[10]转引自孙培青:《中国教育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80页。

[11]转引自孙培青:《中国教育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81页。

[12]高奇:《中国现代教育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95页。

[13]毛泽东:《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页。

[14]王炳照等:《简明中国教育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15页。

[15]王炳照等:《简明中国教育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16页。

[16]孙培青:《中国教育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94页。

[17]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74页。

[18]孙培青:《中国教育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96页。

[19]转引自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第5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15页。

[20]李公朴:《华北敌后——晋察冀》，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9-140页。

[21]转引自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第5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16页。

[22]孙培青:《中国教育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97页。

[23]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10页。

[24]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10-11页。

[25]孙培青:《中国教育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20页。

[26]《国民教育实施纲令》，《教育通讯周刊》1940年第11期。

[27]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的高奇的《中国现代教育史》第240页为“国立女子中学2所”。

[28]王炳照等:《简明中国教育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24页。

[29]孙培青:《中国教育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25页。

[30]高奇:《中国现代教育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41页。

[31]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1406页。

[32]曲铁华:《中国教育发展史纲》，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