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弥山石窟_固原文博探究

须弥山石窟_固原文博探究

须弥山石窟

韩有成　代学明

须弥山石窟位于宁夏固原市城区西北55公里处六盘山北陲的须弥山东麓，是古丝绸之路东段北道的必经之地。须弥山山基以紫色砂岩构成，属黄土高原上独特的景观——丹霞地貌。这里峰峦叠嶂，怪石嶙峋，苍松挺拔，桃李郁然，是佛教东传线路上罕见的自然风景。山峰有五，错落有致，丹崖怪石，峭壁奇峰，青松长春，山下流水潺潺。

一、须弥山石窟概况

须弥山是梵文Sumern的音译，为“苏迷楼”“修迷楼”等，意为“妙高”“妙光”“安明”“善积”等，通常认为是“宝山”的意思。须弥山在汉代曾名逢义山，北魏时称之为石门山，“唐名为石门镇景云寺”，明代改称圆光寺。石窟造像就开凿在须弥山的东麓，地当丝绸之路必经之地石门关（古石门水）北侧，就是这条丝绸之路，孕育了须弥山石窟。须弥山石窟初创于北魏晚期，兴盛于北周和唐代，是我国开凿较早的石窟之一，其艺术成就可与山西云冈、河南龙门等国内大型石窟相媲美。作为丝绸之路沿线上的古文化景观，须弥山石窟已延续了1500多年，到了清代，“须弥松涛”已成为固原八景之一。1982年，这座瑰丽的艺术宝库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存各类形制的窟龛162个，造像990余躯，其中保存较为完好的造像500余躯。这些石窟造像分布在须弥山山势迂回的8座山峰的东南崖面上，自南而北依次为大佛楼、子孙宫、圆光寺、相国寺、桃花洞、松树洼、三个窑、黑石沟8个区域。

北魏晚期是须弥山石窟的初创时期，这个时期的洞窟集中分布在子孙宫区，以第14、24窟为代表。石窟的形制多为平面方形的中心塔柱窟，覆斗顶，窟门上方开明窗，中心塔柱分三层，柱身上小下大，略有收分，四面每层均开龛造像。造像题材有禅定或说法的坐像及立像，也有三佛并坐、交脚弥勒、一佛二弟子，龛像多以一佛二菩萨为主要组合形式。唯第24窟上层柱龛内为一组佛传故事雕刻。这个时期的造像较为瘦削，衣服下部的褶纹比较繁复。佛像多为高肉髻，面相清瘦，长颈溜肩，具有“秀骨清像”的特点，身着褒衣博带式袈裟，衣纹作密集平行式阴刻线，大衣披覆龛下。菩萨头束高髻，细颈削肩，着对襟大襦裙，披巾于腹前交叉。弟子身着袈裟，拱手而立。这种造像风格显然是北魏孝文帝服饰改制在佛教文化方面的反映。

西魏是须弥山石窟的发展时期。这个时期的洞窟主要集中在子孙宫区，以第32、33窟为代表。第32窟是一个平面方形的中心塔柱窟，覆斗顶，中心柱上小下大成为梯形，柱身分为7层，每层四面各开一龛，内雕一佛二菩萨像。第33窟为双层绕塔礼拜的中心柱窟，窟室结构迥异于第14、24、32等窟。其造像风格与北魏时期的造像较为相似，这显然受到了北魏洞窟的影响。到了西魏后期，造像造型略宽，已无削瘦之感，衣纹作直平阶梯形，线条简练、粗疏。

北周是须弥山石窟开凿史上的高峰时期，这个时期的洞窟主要集中在圆光寺、相国寺、子孙宫和松树洼等区，以第45、46、48、51窟为代表。而且开凿的洞窟规模大、造像精，在整个须弥山石窟造像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洞窟基本形制为平面方形，覆斗顶，中心柱窟，柱身一层，四面各开一龛，窟内雕仿木结构建筑形式，佛龛为雕饰华丽的帐形。造像组合以一佛二菩萨为主，但总体组合为七佛。造像与前期相比有了明显的变化，佛像低平肉髻，面相浑圆，两肩宽厚，腹部突出，直平阶梯形衣纹。菩萨头戴花冠，上身袒，下着裙，颈饰项圈，双肩敷搭披巾，垂挂璎珞，这种造像完全摆脱了北魏以来纤细飘逸的“秀骨清像”之风，手法也较前代有了更多的写实因素。尤其是第51窟，规模宏大，造像精美，气势雄伟，是须弥山石窟造像中的精品之一，也是我国石窟艺术的杰作。北周时期在须弥山开凿的洞窟规模之宏大，造像气势之不凡，木构框架之精美，窟内雕饰之华丽，在全国各地石窟中首屈一指，绝无仅有。它是北周时代造像风格在石窟艺术方面的体现，后人把这样的风格称之为“长安模式”。

隋代是须弥山石窟的再度发展期。隋代开凿的3个洞窟主要集中在相国寺区，窟的形制有方形和中心柱窟两类。在窟龛形制和造像上，基本上继承了北周的风格，但也有所创新，逐渐形成了一种丰满圆润、作风写实的新风格，处于向初唐过渡的阶段。

唐代是须弥山石窟的繁荣时期。凿窟数量众多，雕凿技艺精湛，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唐代须弥山洞窟的开凿主要分布在大佛楼、相国寺和桃花洞等区。第5窟，原称景云寺，是在一座山体上凿出来的一尊高达20.6米的弥勒佛坐像，大佛仪态端庄安详，体态健康丰满，鼻低脸圆耳大，表情温和，是须弥山石窟的象征。

唐代须弥山洞窟的开凿，在前代的基础上发生了新的变化，即除个别洞窟仍保留了方形塔柱外，方形的佛殿窟式样已经取代了前期的塔柱式样。窟龛的形制大致有：平面横长方形平顶敞口龛、平面马蹄形穹隆顶敞口龛、平面方形平顶窟、平面方形覆斗顶窟等。主要以长方形或方形平顶或覆斗顶的中形洞窟为主，多数洞窟内的壁面不另开龛，而是将造像雕置于马蹄形坛基上，窟室中央空间明显增大，以利于观佛或礼拜。造像组合多为一铺5尊或7尊或9尊，有的多至13尊。而且造像题材也发生了变化，除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外，天王、力士、夜叉、狮子等造像题材也出现在洞窟中。第62窟最具代表性，也是须弥山石窟造像中最为完整的一个洞窟，方形平面，穹隆顶，三壁开龛。正壁中龛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南北二壁对称，主尊分别为地藏菩萨和观音菩萨及天王。第105窟俗称桃花洞，是须弥山石窟规模最大的一座洞窟，主室内有近6米高的中心柱，柱四面和壁面开凿大龛。造像组合主要以一佛二菩萨为主，造像题材分别为弥勒佛、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地藏菩萨、释迦佛、接引佛等。

唐代须弥山石窟造像风格，已明显地表现出世俗化的特点，即以丰满为美，以雍容华贵为美。无论佛还是菩萨、弟子，天王还是力士，都雕凿得丰满圆润，栩栩如生，佛像身披袈裟，内着僧衣，衣薄透体，自然流畅，造像技法纯熟洗练，比例协调匀称。菩萨上身袒露，斜披络腋，下着贴腿裙，腰间系带并折出大裙一角，显得体透轻纱，多姿多彩。力士袒露上身，下着短裙，腰扎带，表现了男子的健康之美。天王身着铠甲，下着战袍，手执兵器，脚踩夜叉，显得十分威武。

明代，是须弥山石窟夕阳返照时期。大兴土木，整饬修缮，明英宗赐名“圆光寺”，不过已不是前代大规模的开窟造像，而是兴建寺院。

须弥山石窟除石窟造像外，还保存有唐、宋、西夏、元、明各朝各代的题刻题记55则，明代碑刻3通。这些题刻题记和碑刻，有助于研究者研究丝绸之路与石窟文化在固原的表现。

二、突出的普遍价值

石窟艺术既是中外文化艺术交流的结晶，又是点缀在丝绸之路沿线的璀璨明珠。石窟最早出现在印度，原是佛教徒为纪念释迦牟尼，仿效其修行之所而建造的洞穴。它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的“石室”建筑形式结合起来，成为我国佛教建筑的重要形式之一。它又是僧众礼拜、修行、供养的重要场所。

须弥山石窟地处古丝绸之路东段北道必经之地原州（今固原），它始建于北魏晚期（5世纪末），后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各代的开凿和宋、元、明、清等历代的重修，石窟艺术历时1500余年，是中国石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石窟艺术史上5世纪末至15世纪最为精美绝伦的一页。作为中国内地石窟开凿最早的佛教石窟寺之一，北魏、北周、隋唐为其全盛时期，明代曾在寺院文化方面一度中兴。须弥山石窟的开凿和形成，是各种文化相互碰撞、交融的产物，是丝绸之路繁荣的标志，它以风景别致，风光秀丽的景观而异于国内其他石窟，以精美的石雕艺术而著称于世，以交汇南北、融通中西而形成的具有浓郁的民族化、民间化和世俗化的佛教艺术为主要特征，在全国石窟造像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须弥山石窟以鲜明的文化特色和丰富的历史遗存，多角度全面地反映出随着古丝绸之路的贯通而传入的印度佛教艺术传入内地后，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脉络，尤其是在佛教世俗化和民族化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全面而完整地保留了反映中国佛教文化、思想信仰发展变化的实物资料，对全面理解和掌握佛教艺术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源于古印度的石窟艺术大约在3世纪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并于5世纪前后和7世纪初（北魏和盛唐时期）先后形成两次开窟造像的高峰。须弥山石窟就是中国石窟艺术史上两次高峰时期产生的经典之作和杰出范例。

须弥山石窟所在的固原，是历史上的西北军事重镇，也是丝绸之路东段北道上的重镇，是中原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融合的接交带，更是佛教艺术东传过程中的纽带和中转站，大量西域文化流经这里，在向中原传入的过程中有其吸收、融合的一面，须弥山石窟艺术就是其最具代表性的体现。同时，固原特殊的地理位置为佛教艺术及其文化继续沿着草原“丝绸之路”东传朝鲜、日本奠定了基础。

须弥山石窟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出了不同的艺术形式和风格，外来的影响则越来越淡。须弥山石窟与武威天梯山石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等都是敦煌艺术的近亲，彼此之间，或血缘相接，或声气相通，在艺术处理上交光互影。在其初期石窟里，佛教造像反映出以“秀骨清像”和“褒衣博带”为主的特点，呈现出了时代的特征，其民族化、世俗化的成分浓厚，在艺术风格等方面都有明显地受到来自云冈、龙门、巩县及东部邻近地区诸石窟和南部麦积山与东部北齐石窟的影响，在接受外来各种风格影响的同时，它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石窟艺术风格特征；开凿于西魏时期的第33窟是一个中心柱形双层礼拜道的支提窟，此洞窟形制为仿印度支提式窟，形制特殊，在内地各石窟中为孤例。这个特殊洞窟的形成主要是受到了印度、新疆、敦煌等地石窟的影响，而这种特殊的支提窟最接近于印度支提窟的原型。此窟不仅更多具有与印度支提窟相近的特征，而且又有和龟兹、敦煌等地支提窟中某些相似的特点，以及当地特有的自然特点和民族习惯性，创造出具有本地特征的支提窟形制。北周时期的洞窟，不论是洞窟形制，还是造像特征和服饰，不但受到东部响堂山石窟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南部麦积山石窟的影响，它又形成了自身的特征，是交汇融合的产物，同时，也是长安造像样式在须弥山石窟的反映，须弥山唐代洞窟造像更多地体现出一种古代艺术家、僧侣和民众对世俗生活中美的感悟和理解，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因而所塑造的形象更为人性化、生活化，每一尊造像仿佛就是我们芸芸众生中的一员，随时都可以和你进行情感交流和心灵沟通，以启迪和净化你的灵魂。

就须弥山中心柱窟而言，须弥山两魏（北魏、西魏）时期的中心柱接近于河西、云冈、巩县中心柱窟，很明显是受到当时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地区石窟的影响；北周、隋代的中心柱窟与北齐响堂山等地石窟相似，而仿木结构与麦积山相似，这也显然受到了当时政治、文化中心所盛行的内容的影响；唐代中心柱窟除了受到本地北周、隋代中心柱窟的影响外，也与东部邻近地区唐代诸中心柱窟有渊源关系。因此，须弥山中心柱窟的兴起，更多的是受中原等地石窟的影响，但和中原等地石窟也不完全相同。总之，它以独特的视角和手法体现出一种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民间性和地域性特点，从而形成了鲜明的地方风格。这种变化充分反映出佛教艺术传播中的多样表现形式，在题材内容、艺术风格、雕塑技法、美学思想等方面都有重大突破。

须弥山石窟与国内其他大型石窟相比有所不及，但在窟室形制、造像组合和内容、造像特点和风格等方面，形成了它的独特性：

其一，各个时期的洞窟集中分区开凿，并且少有后代改建前代洞窟的例子，使各期洞窟基本上保持了原貌，这为研究工作者提供了便利条件。

其二，科学而独有的“人”字形排水系统充分反映了当时雕凿者的技艺和智慧。

其三，罕见的穹隆窟的大量出现，与当时北方游牧民族的活动有直接关系，成为研究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历史的有力佐证。

其四，早期石窟的造像雕刻具有明显的“黄土高原”风格，并将佛教传说故事中的“乘象入胎”和“踰城出家”等情节引入雕刻内容，以及早期的支提窟形，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须弥山石窟在佛教东传中的重要历史作用。

其五，被称为“长安模式”的北周石窟（第45、46、51窟）中，宏大的开凿规模，精细的雕工，富丽的装饰，其独特的造像组合和开窟风格，在全国石窟中绝无仅有，为研究北周石窟窟形特点等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

其六，须弥山石窟僧禅窟多、中心柱窟多、未完成窟多，是政局动荡的产物，这些都与当时封建王朝的政局变迁、政权更迭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也为研究须弥山石窟开窟顺序提供了十分珍贵的线索。

其七，大量石窟窟前建有窟檐等建筑遗迹，为石窟形式与石窟保护提供了研究实证。

其八，须弥山石窟的修建和存在是固原古代社会繁荣发达的象征，是丝绸之路珍贵的文化遗存和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融合创新发展的明证。它与固原地区保存和出土的各类北朝隋唐文物，共同展现了古代固原繁荣昌盛的发展水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代学明系须弥山石窟文物管理所助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