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被物资管理_陶行知的教育管理

衣被物资管理_陶行知的教育管理

（二）衣被物资管理

对于衣被等物资，育才同样首选募捐形式来获得，通过赈济委员会、保育会等机构把社会资本转化为育才的物资资本。1939年12月11日，陶行知致信许世英，请赈济委员会发来180件棉背心。[121]1942年4月19日他致信马侣贤、方与严说，“保育会的布要怎样做成衣服，请与保育生切商。这大概是抗战期内所能得到最后的一批布”。[122]每到冬天，学校急需棉衣棉被，陶行知必像武训一样，四处讨要化缘。1943年1月9日，陶行知致信赈济委员会：“弊校前向贵会申请补助棉被、棉衣，承嘱开具名单预算，以便审核。现依据一百零九名数目，以旧材料为基础酌加新材料改制，只图御寒，力求节省，共需国币叁万陆佰捌拾叁元。”[123]仅过了5天，又致信许世英：“弊校开办以来，冬衣及棉被少有补充……被絮破烂，衣服单薄……深望酌发棉被、冬衣或棉花，藉资补充。”[124]1944年11月24日，陶行知致信吴树琴：“米的仗没有打胜……今天总算是把布与棉花解决了。保育会也帮了大忙。给了保育生每人一套棉衣。”[125]

除了争取官方渠道的支持外，育才还采用买布做衣服的方式来筹备此类物资，这样就有更多的主动权，可以经济、美观、及时地作好准备。1939年6月16日，陶行知写信要求马侣贤五月初二来北碚采办廉价的被窝所用布棉；[126]7月23日又希望马侣贤次日来商量“做衣事”。[127]在购买纱、布、棉时，陶行知一直强调合算便宜；12月16日，陶行知致信重庆民生公司物产部唐必直，恳请打折扣“订购浅峡蓝布二百七十尺”。[128]1940年5月26日他在给马侣贤的信中要求到合算的地方买纱布。[129]这年2月，陶行知致信马侣贤，要求不轧棉花做垫被，“统以散稻草替代。每人省三元，五百人便能省一千五百元”，散稻草“定期在大太阳下晒而复晒，可免跳蚤”。[130]做衣也如此，陶行知在5月31日的信中写道：“灰布本为学生用，但是否做工装，请考虑。……工装裤太长，热天于小孩似不宜，也似不经济。”[131]1941年11月13日，陶行知在致育才全体同志的信中提到：“昨天托友人到经济部平价购销处买布六匹……六匹布是教师及工人都够用了吧？”[132]价廉又物美，是治事之道。1942年4月19日，陶行知在信中写道：“（育才学子）每人应有一套出客之衣，或是演奏，或是集体行动都必须用它。式样要好，而且保存得好。”[133]买布做衣在治事原则上也需尽早、及时、有计划。1939年10月31日，陶行知致信帅昌书、马侣贤：“小朋友的棉大衣应催促赶快做起来。”[134]在11月28日的信中又写道：“裁缝缝的被套始终未送来，望将店号门牌开示，以便去取。”[135]1940年10月29日，陶行知要求马侣贤，“冬衣急须准备”。[136]

对于四处求告沥尽心血筹备的衣物等，育才管理者时时引导学生学会爱惜，使之清洁整齐。1940年12月6日，陶行知致信马侣贤：“音乐组进城播音，应穿布袜、布鞋，服装应清洁整齐。”[137]1941年11月11日，陶行知在给肖生的信中指出：“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教同学爱护新衣服，教师劝勉同学，同学互相劝勉，朝会晚会常常提醒大家抹桌面，抹桌边，抹板凳，洗衣颈，小心坐行起卧。常常提醒他们在行动上爱护衣服，推而爱护一切。”[138]第二天，陶行知直接致信育才驻渝见习团：“其余的衣服都由张队长发还，望即夜重新整理，再送我处检查。注意之点如下：（一）补衣所用之线色须与原线一致；（二）补充之钮扣大小颜色须与原扣一致；（三）破处及裂缝须完全补好；（四）脏处再细心洗净；（五）针线须用心依规矩缝；（六）虱子须自行检查，如果染着了，须肃清，以免流传。”[139]

对衣、鞋、帐、被等物资的分配使用，育才学校不仅考虑到“为了一切学生”，而且特别注意到个体差异性，表现出人文关怀的精神。1940年6月9日，陶行知致信马侣贤：“蚊帐从五年级以上每人发一顶（十元），四年级以下每二人一顶（二人共十元），共壹仟零柒拾伍元。”[140]1942年3月22日，陶行知致信马侣贤：“戏剧组提出鞋的问题，很好。现在方针稍有变更，这便是以后提出之互助原则：对无父母亲友之同学，动员学校师生力量，尽先补助。”“女生请发裙布……有月病之女生，加发草纸两刀，由意林同志核发。”[141]对孤儿、对女生的照顾，体现了育才学校物资管理中细致化、人性化的特点。(www.guayunf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