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研究所_近代宁夏教育研究

伊斯兰教研究所_近代宁夏教育研究

三、伊斯兰教研究所

1942年以后，宁夏阿訇教义国文讲习所因经费难酬，多所处于停办状态。1943年1月，中国回教协会宁夏省分会承省教育厅之委托，用边疆教育经费又成立阿訇讲习班25处，“即对较大之清真寺，原设之经堂学校，改良而成，每班设班主任兼阿文教员1人，中文教员1人”。[63]1947年，阿訇教义国文讲习所改名为伊斯兰教研究所，向由回教协会办理的省阿訇教义国文讲习所，即省垣高级一所，各县均系初级，计共二十所、二十五班，亦呈请中央列为边疆教育性质之学校，按月拨给经常补薪各费，以助办理，具体情况如表72。

根据该表统计，20处伊斯兰教研究所月支经费，总计28120元，年经费需337440元。而中国回教协会宁夏省分会自成立，即募集基金40万元，发商生息作为会中一切开支，嗣后此项基金逐渐扩充，至1944年总数已增至51万元，总计经费收入除利息外，每年尚有总会补助850元，教育部补助4000元，宁夏教育厅补助5000元，各款共计收入为40000余元。[64]一切支出，最初几年尚堪敷用，然而随着宗教教育事业的不断投入与发展，这些由会员捐助、理事会筹募及其他补助性质的费用，已远不能支付伊斯兰教研究所的教育费用。于是，请求由中央以边疆教育性质之学校，月拨经费予以办理。

阿訇教义国文讲习所发展为伊斯兰教研究所，其实质绝非是改了名称那么简单，将伊斯兰教研究所列为边疆教育性质之学校，统由中央拨款资助办理，虽然只是解决了部分经堂学校变革发展的经济问题，但预示着从中央到地方对宁夏经堂教育顺应时代发展的认可和有力支持。

表72　宁夏省边教学校（伊斯兰教研究所）1947年组织经费表[65]

宁夏经堂教育由倡办中阿学校到阿訇教义国文讲习所再至伊斯兰教研究所，称谓多有变化，但都属于宗教教育的范畴。经堂教育改良的结果不仅造就了许多领导回教发展的适当人才，更培养许多中阿兼通的国家建设者，为广大穆斯林摆脱传统经堂教育之局限，适应社会之生活，开辟了可行道路。当然前进的历程绝非一帆风顺，有成功有失败，有经验也有教训。1949年，宁夏回族马福龙阿訇曾在《对宁夏回教事业的期望》一文中，对经堂教育的改良提出异议，他认为：“协分会于二十九年成立时，在‘兴办回民教育’的口号下，着手筹募教育基金，大家很慷慨的把钱捐出来，作为‘宁夏省中阿学校董事会’的基金，结果这些钱究竟办了些什么呢？时而“中阿学校”，时而“阿訇讲习所”和“伊斯兰研究所”，朝三暮四，虎头蛇尾，对于宁夏的伊斯兰教育有什么益处？造就的人才是谁？ ”[66]诚然，不可否认中阿并举之新式经堂教育，有些急功近利，既想培养教长、会长（担任回教促进会的领导），又欲栽培校长（回民小学）；既需师资教育，又得宗教教育。而这一跨学科、跨专业、跨领域之教育，要在当时国民政府及宁夏地方当局日益腐朽的形势下，在苦于教材难觅、师资匮乏的经堂教育下，取得理想的成绩，那是不可能完全达到的。

对于阿訇人才的培养，马福龙提出自己的建议：“除将各县已成立的初级阿洪讲习所，力加整顿，严格考察，并予以充实外，两高所宜合并为一，择一妥善地点，或东大寺，或中寺均可（但切勿离开寺院），聘请有办法，肯负责的人来主持办理，要有一定的计划，一定的步骤，按部就班，当一回事的‘幹’ 。课程方面：宜注重古兰学、圣训学、回教法和国文以及普通常识等科，要在一定的年限里，必须修完这些课程，并且随时考核，是否真有成绩。而毕业的标准，更要以真才实学为主”。[67]这些意见和建议虽固守教本主义，坚持经堂教育变革仍要以宗教教育为宗旨，但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争议都在为中阿兼通之学习、培养切实之人才等方面探求着道路。

尽管国民政府时期，宁夏经堂教育在变革道路上，出现的问题很多，但与全国其他省份相比，宁夏经堂教育之改良最深远最持久。云南、贵州、湖南等省虽较早兴起经堂教育变革之风，所办中阿学校却多不久停办。青海仅办类似学校喇嘛教义国文讲习所1处，甘肃在卓尼禅定寺仅设卓尼喇嘛教义国文讲习所1处。[68]相形之下，宁夏经堂教育改良虽起步较晚，但因地方政府与宗教界人士的大力倡导，且利用国民政府从普及寺院教育入手以推进边疆教育的有利时机，争取到边疆教育经费以投入经堂教育的变革。同时，利用宗教界的力量，适时改良经堂教育又进一步推进了宁夏边疆教育的发展。因此，当时宁夏经堂教育的改良和变革具有可资借鉴的典型意义。

总之，宁夏经堂教育之改良，多蒙地方政府、宗教人士的齐心协力，更得力于中央政府推行的边疆教育政策，才得以广泛、深入地开展下去，并终究使宁夏经堂教育由传统向近代化教育大大迈进了一步，使得近代回族伊斯兰教文化得以绵延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