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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与教育有缘_教育改革与发展

时间:2022-06-3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一生与教育有缘_教育改革与发展一生与教育有缘口述:吕型伟            采访:顾继虎 李坚真 黄 飞 黎俊玲整理:黄 飞            时间:2011年2月16日        参与接管上海学校解放前中国的教育,如果讲高等教育,代表性的地方在北京而不是上海,北大、清华都在北京,但是如果讲基础教育,代表性的地方是上海。

一生与教育有缘_教育改革与发展

一生与教育有缘

口述:吕型伟            

采访:顾继虎 李坚真 黄 飞 黎俊玲

整理:黄 飞            

时间:2011年2月16日        (www.guayunfan.com)

参与接管上海学校

解放前中国的教育,如果讲高等教育,代表性的地方在北京而不是上海,北大、清华都在北京,但是如果讲基础教育,代表性的地方是上海。中国近代的几位教育家,有名望的代表性人物,蔡元培、黄炎培、陶行知、陈鹤琴都在上海办过学,他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的办学思想,带出了一大批历史上非常优秀的教师,积淀了上海许多名校的教育文化传统。再加上解放前因为外国人在上海的租界办学,上海受英国教育、美国教育、日本教育、法国教育的影响非常深。上海有英国式的学校,比如格致中学、市东中学;美国式的学校,比如市三女中;日本式的学校,比如虹口中学;还有法国式的学校,比如光明中学、徐汇中学。世界上有代表性的教育模式上海都有。上海还有许多同乡会办的中学,富有地方特色,如宁波同乡会办的、广东同乡会办的,都有各自的个性。所以,我把上海的基础教育叫做万国博览馆,要研究中国的近代基础教育就要研究上海,上海有一部完整的中国近代基础教育史。

为迎接解放,上海地下党渡江战役打响之前就开始积极筹备,专门组织力量,抽调骨干成立接管小组,着手调查了解各级各类学校的历史、政治背景与师资条件等,研究对学校怎样接管。我是接管小组的成员,参与了上海的中学教育调研工作和新政府教育接管方案的起草制定工作。解放前,上海的教育事业发展十分缓慢,只有少数有钱人家的子弟享有受教育的机会。整个上海只有二三百所中学,其中公立学校只有26所,其他都是私立学校与教会学校。私立中学因为数量大,性质不同,情况复杂,所以我们主要是对其加强领导管理,本着区别对待、逐步提高的方针进行整顿改造。当时接管的重点是公立学校,中心是摸清情况,选派校长,配备真正能为教职员工拥护的领导班子。根据收集的各个学校资料,我们对26所公立学校一所一所研究,事先安排好哪个学校应该先接管,哪个学校怎么接管,派什么样的人去接管。有的是提出名单,有的就建议选派应该符合什么条件的人去接管这个学校,好像天下已经是我们的,可以一个一个研究了。其实那时是严酷的白色恐怖时期,国民党天天抓人,天天杀人,但是我们正确贯彻党中央的方针路线,团结广大群众,做好配合解放和接管的准备工作。没有等到上海解放,我们的教育接管方案就写好了,送到了江苏丹阳前线,送到了陈毅司令员那里。解放后军管会文化教育接管委员会基本上就按照接管小组制订的计划一个一个接管学校,上海接管教育一天都没有搞乱,一点都没有搞乱,做得很漂亮。

比如说,26所公立中学里面有两所接管难度最大。哪两所呢?一所是敬业中学,一所是现在的市东中学,那个时候叫缉椝中学。这两所学校最不好接管,为什么?敬业中学是因为这所学校的校长很厉害,是一个反动校长,但是表面上这个人不反动,在教师中间有威信,在学生中间有威信。这样的校长你把他换掉不得人心,但不换掉他我们怎么接管?所以换是一定要换的,但是去的人要比他还要好,对办学比他更内行,对知识分子比他更好,知识分子的政策执行得更好。我们要在地下党员中间找这样的人去接管敬业中学。后来我们找到了陈云涛,他解放前和我是同一个党小组的,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湖南长沙人,跟毛泽东他们一批出来的,在党内来说资格是很老的。而且他是大学教授,所以他的威信绝对是没有问题的。他这个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对教职员工非常好,作风平易近人,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在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方面确实非常好,最后就派他去了。敬业中学是他和翁曙冠两个人去接管的,一进去就摆平了。教职员工一比较,发现共产党的干部比国民党的干部还要好,他们心里就服了,所以一天都没有搞乱。另外一所不好接管的,就是我去接管的缉椝中学。缉椝中学为什么不好接管?因为这个学校的校长是三青团的市委书记、国民党的市委委员,非常反动,不得人心。我们原来的方案里,一进去就准备撤换他。但是最后他做了一件事,起义了。他这个起义,跟一般人拿枪起义还不一样,他把国民党在上海的布防,哪里有碉堡,画了一张详细的地图,这张地图在上海解放前送到了丹阳,这就是大大的功劳了。所以我们本来方案定好要换掉他又不能换。可是这个人又非换不可,因为他在学校里根深蒂固,有一个特务网,不换掉不行,所以就把缉椝中学放到最后接管。

又比如上海中学,上海中学派什么人去的?这个学校当时不是上海的,上海中学当时是江苏省的,叫做省立上海中学。当时军管会决定将上海中学划给上海了,所以要上海去接管,派什么人去?解放前中学校长的地位比现在的中学校长地位要高,那么大的一个上海公立中学一共就26所,现在有几百所,不稀奇了。国民党这个上海中学的校长也是很厉害的,是一个著名的人物。解放以后谁去接管,我们考虑来考虑去,派一个党外的人去接管,一个有名的作家,这个人是好的,但是他办学校不行,他掌握不了这个学校,所以他去了就搞不下去。后来我们就派了一个老同志叫陈光祖,把这个学校接管下来了。他在山东的时候就是我们老区的一个老校长,有政策思想水平,有教育管理工作的经验,当时的上海市教育局局长陈琳瑚是他的学生。他去接管,把这个学校也接管下来了。

因为我们根据每个学校的特点,确定干部的配备,所以派去的人大家都很服气。我是上海解放第二天就到市教育局报到,成为教育局的干部,然后没有几天就派我去接管市东中学了。讲一个笑话,我是地下党,解放的时候地下党没有军装,我们都穿西装。所以解放以后要去接管学校,我们就很尴尬:军管会的代表没有军装,穿了一身西装。人家就奇怪:这个是什么人,共产党怎么穿西装啊?所以我到市东中学去接管,到台上坐下来宣布,我是西装笔挺,领带打得整整齐齐的。教师们就议论纷纷:这个人肯定不是共产党,哪有共产党穿那么漂亮的西装,领带打得那么好的?我当时也很羡慕,希望有一套军装,但是没有发给我,所以我只好穿了西装去接管。后来我马上自己做了一套中山装,西装就不穿了。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重新穿西装了,我把西装拿出来穿,人家问我:会打领带吗?我说我打领带的时候你还没生出来,我解放前就打领带的,西装笔挺的,我的结婚照就是穿西装的。这个很容易理解,解放前要隐蔽,人家穿什么你也应该穿什么,国民党的校长穿的是西装,你当然也是西装,皮鞋擦得锃亮,头发要梳得好好的,也不能乱七八糟,校长就要像一个校长的样子。

敬业和缉椝中学这两所学校接管下来,上海26所公立学校就都摆平了。上海是经过激烈的战斗解放的,为什么能做到解放上海没有停过一天课?今天在打仗,明天还上课,这可以说是一个奇迹。这段历史很值得写,以后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情了。上海几百万人的大城市改朝换代这么大的变化,换了多少校长,但是学校几乎没有大的停顿,便有秩序地在新的革命政权领导下运转起来,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没有的,是很难做到的,但是我们共产党做到了。

1958年的“教育大革命”

解放以后,我们的教育改革主要是将教育纳入社会主义轨道,完全以苏联为师,当时的口号叫“一边倒”,一边倒向苏联,向老大哥学习——苏联的教育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苏联的课怎么上,我们也怎么上。我们是认认真真地向老大哥学习的,从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学方法、学校管理,一整套都学苏联。当时,学习苏联学得最好的学校就是市东中学。好到什么程度?市东中学是上海的先行试点学校。苏联的一个教育代表团到中国来参观,市东中学所有的课都向他们开放,结果他们听了之后赞叹不已。其中有一个姓杨的女教师上的课,他们听了以后讲了一句话,这样的好教师我们在莫斯科也找不到,马上发出邀请,希望这个教师到苏联去访问,后来还真去了。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知道这个情况后非常高兴,到上海来视察学校时指定要去市东中学。不仅他自己去这个学校,去了以后还组织了9个省的省委文教书记专程到市东中学来听课,来学市东,这个在历史上是以前没有,以后也没有的。但是,到了1957年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中国和苏联慢慢地开始出现裂痕了,后来和苏联就“吵架”了。同时,我们也感觉到苏联的教育模式太死板,过于正规化、程式化、单一化,教育难以有更大发展,不利于实现使劳动人民尽快提高文化水平的目标,不利于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我学过教育,对西方的教育历史、教育理论知道一些。凯洛夫的有些理论明明来自西方的某一学派,却硬要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老解放区从实际出发,灵活多样的办学模式,却被扣上不正规的帽子,被否定了,这些不符合我国国情。所以1958年“教育大革命”一来,我非常赞成。我执笔写了一篇题为《打破陈规,革新教材》的文章,经市委同意,作为《解放日报》社论发表。这篇文章不仅对上海的教育改革运动起到较大作用,而且影响全国,一家全国性的报纸也转载了。市东中学也转得很快,不完全照苏联的办了。当时市东有个很大的特点,课堂教育绝对是非常好的、非常严密的,课外活动的组织也是非常活跃的,两方面并重。我当时把这个叫做“两个渠道”,一个是课堂教育渠道,一个是课外活动渠道,我提出来“两个渠道并重”,这在中国教育史上也是一个创造。

1956年底,我调到上海市教育局教研室担任主任,负责全市中小学的教学研究工作,但是市东中学校长还是兼着的,后来又兼任过普教处长、政教处长,所以忙得要命,白天黑夜地干,一直工作到1963年底。我们同苏联闹翻后,给苏联扣了“修正主义”的帽子。中央要组织一个写作班子去批判苏联的修正主义,全国抽了12个人,我是12个“笔杆子”之一。“笔杆子”这个词就是那个时候来的。全国教育理论界的权威,包括华师大的刘佛年、南京师大的张焕庭、广东师大的阮镜清,全国教育界的几个权威都是留英、留美的专家,当然都是党员,年纪也比我要大一点,成立了一个写作班子。这样,1964年1月,我到了北京,成为写作班子里边的成员,写了三篇文章,花了一年时间。内容主要是批判苏联的一套,搞我们自己的一套。我们这一套主要是什么东西呢?两句话,就是当时的教育方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所以1958年以后的教育,整个教育的指导思想、教育方针就是这两句话“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了要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学生要下乡,学校要办校办工厂,大搞生产劳动;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就要搞运动,搞批判,批修正主义。但是,这样搞了几年就把教育搞乱了。

当时在上海写文章我算是快的,一个晚上写一篇文章不稀奇的。在教育局的时候我就是市委的一支“笔杆子”——常常下班回到家里了,一个电话又把我叫去,说市委在开会,第二天要发表一篇社论,你晚上写一写,明天发过来。写什么呢?多半是写一篇教育社论,第二天就要发表,那就是早晨八点钟要交稿。那个时候我已经下班回到家里了,写什么都不知道,这篇文章到第二天八点钟就要交出来,晚上就不能睡觉了。我得先打腹稿,想好写什么内容、写多少字,然后当晚完成,第二天交上去,市委书记阅后认可,就可以上报了。但写这种文章(指到北京写作班子写批判苏联的文章)不是原来像社论一样一个晚上写一篇,不是这样写的,我是非常认真的。比如我们说苏联是修正主义,就要把苏联领导人的言论以及他们主要报纸的文章收集起来,订了好几本苏联的言论集。这个不算,你说他是修正主义,那么马列主义是怎么样的呢?所以还要通读马列。我们花了10个月在那里通读马列。那段时间我读了好多书,马恩列的全集通读。不是选几篇看一看,而是凡是与教育有关的,都要拿出来看。我们12个人就是关起门来每天看书,讨论,认认真真地看,认认真真地学,然后对照马列是怎么说的,赫鲁晓夫是怎么说的,所以我们说他是修正主义。而且有一个要求,这样的文章要在国际上经得起检验。

这段时期对我来说是一次很大的提高,马列我通读了,修正主义的东西我也通读了,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也研究了。所以那一段时间对我来说相当于是读了一次博士,可能比博士要求还高一点,写博士论文都没有那么辛苦。可惜后来,我用来做笔记的一套笔记本统统交给中央了,一本都没有带回来,所以我现在手边是一无所有,书也拿走了,资料也拿走了,做的卡片也拿走了,有的话就是脑子里边的了。这三篇文章到现在底稿也没有,我现在也忘记了。当时底稿不许拿回来,资料也不许拿出来。

但是不等我们的文章发表,赫鲁晓夫垮台了,苏联出现了新情况,中央认为论争应该暂时停止,看以后的情况再说,写作小组解散。现在回过来看,我们当时批修正主义,说得不好听一点是一桩闹剧,所以现在谁也不提,中央也不提这个事。说“闹剧”两个字不够严肃,我们是很认真地在那里批的,但是现在来看是白费劲,最后不了了之了。唯一的好处就是其间我念了一年的书。“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造反派不敢批我修正主义,他们知道我参加过中苏论战,批修批不过我,我比他还懂行。所以“文化大革命”搞我什么问题呢?说我是国民党的军统。所以我家里抄家的时候不是一般的抄家,墙壁都被打开,查里边有没有密码、有没有电台,搞得一塌糊涂。我也被关起来隔离审查,不许回家,整整关了一年。

1958年开始的“教育大革命”,我认为主要是要解决使教育符合国情的问题,不能全盘否定,其中的确有不少合理的元素,也有大量的创造。这些创造可以说是群众智慧的结晶,代表了当时那个年代人们对教育规律的认识与探索。可是后来失去了控制,不少做法过了头,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否定课堂,否定课本,也否定了教师的作用,而且劳动过多。反对正规化、单一化的结果是,一切必需的统一规定也全推翻了,仿佛越不正规越好,胆子越大越好,干了不少完全违背教育规律的蠢事。打倒“四人帮”以后,我们教育界头脑就比较冷静了,不像解放初期满脑袋学苏联,也不像后来“教育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时期满脑袋批修正主义,能够想一想问题了。马恩列也通读了,修正主义也读了,资本主义的教育理论也读了,所以到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就敢于自己去思考问题了。我们既不会盲目地去看马列怎么说,教条主义地去搬,也不会照搬修正主义那一套,也不会像“教育大革命”时期那样热血沸腾、脑子发烧。我们的教育改革照样在搞,广度、深度甚至超过历史上那些特殊时期,但是我们没有搞乱,我们头脑没有发昏。虽然不是说我们一点错误都没有,但总体来说我们是比较冷静的。改革开放之后上海教育为什么能够走在其他省市前面?这同上海当时有条件参加社会主义教育初创时期的各种探索活动有关。当然,这也是与中央特别关心上海分不开的。

发掘培养名师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共产党人在教育方面为之奋斗的目标一个一个都已经实现了。比如说原来上海的学校破破烂烂的,我们希望有一天所有校舍都是符合规格的,这个目标在当时来说是很高的,但是现在来看我们都做到了。我们希望所有的教师学历都能够达到一定的标准,比如说达到大学本科,这个在以前是做不到的,现在也做到了。再有就是教育经费也有了。现在还剩下什么目标?是不是说我们不要奋斗了,可以睡大觉了?我认为不是这么回事。现在最核心的问题是人的素质、学生的素质。应该集中一切的措施、一切的智力资源来考虑如何提高学生的素质。这是我们奋斗的目标。只有这个成功了,我们的教育才算成功。

但是现在问题不在这里。现在很多人的探索是分散的,没有形成合力。而要形成合力就是领导的任务,就是指挥员的任务。市教委应该指挥全市的教育工作者,集中一切的力量来考虑如何提高我们学生的素质。要提高学生的素质,归根到底是教师的问题,而且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如何提高教师的素质?现在在这个问题上目标不清楚,为什么?因为我们过去的教师目标就是一个,希望学历能够达标。现在做到了,就失去方向了。那么还要做什么?以前,我们的教师是杂牌军,现在硕士、博士都很多了。教师的素质不是在于学历,它的实质是什么,怎么来提高?这个问题现在我们研究得不够,应该集中力量来研究。现在的工作,主要就是提高教师的素质。而教师的素质是什么,这不是一句话可以说清的。一个好教师,比如说现在于漪老师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了。于漪的素质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大家都觉得她好呢?和其他人区别在哪里?值得好好研究。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像于漪老师这样的素质,这是我们理想中的好教师的素质。

现在大家总讲上海要出教育家。我想上海这么一块地方,有那么深厚的历史根基,应该是可以出教育家的。关键是要怎么去发现他,怎么去帮助他。因为人才有的是自己冒出来的,有的是要发现的。要善于发现一些好的苗子。现在著名教育家也是很多的,但是这些教育家在历史上能够站得住吗?就是这个问题。现在也有一些教育家,但好像都没有什么深度。宣传一下可以,热闹一下也可以,但是真正有深度的很少。我感到真正扎扎实实的,现在好像比较站得住的就是于漪。所以推出名师要经得起历史检验,不要还没有多少成就就开始炒作,结果经不起时间的检验慢慢地又淡化掉了,昙花一现。当然,把所有的人都培养成陶行知,这是不可能、也做不到的事情。中国的近代史那么多年,陶行知就是一个,陈鹤琴也只有一个。我们改革开放时间也不长,能够出一个也不错,对历史也可以交代了。

上海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应该对上海的各类教育都有一本账,无论是高等教育、基础教育,一直到幼儿园,到底是什么状况,应该大体上明了。不能糊里糊涂过日子,也不能光听基层汇报。

信息化和网络化时代的教育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们原来的教育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是建立在工业革命基础上的。那么现在是什么时代?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叫信息时代、网络时代。信息时代的教育、网络时代的教育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这是对全世界教育提出的一个课题,美国没有答案,欧洲也没有答案,我们当然也没有答案。现在问题是谁在思考这个问题了,没思考当然谈不到答案,你去思考,将来就有可能有答案。所以我在此呼吁,我们现在应该开始思考了,我们不能等到人家想到,我们才想到。现在美国人没想到,我到美国去了几次,他们没有提出这个问题;欧洲我也去过了,欧洲人也没有提出这个问题。这两年我没有去,那里有没有开始想这个问题我不知道。

我想我们应该提出这个问题来,就是在网络时代、在信息时代教育该怎么办?我认为要充分发挥图书馆的作用。图书馆是什么东西?图书馆实际上就是一个信息库,图书馆里边都是信息,书面信息都是信息。但是我们没有充分利用图书馆这个信息库。我认为现在我们应该把图书馆的作用、网络的作用、电脑的作用结合起来,来考虑一种新的教育背景,然后来研究新的教育模式。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思路,我们就走在世界的前面了。先要有思路,才可能有行动,行动总归在思想后面的。假设脑子想也没想到就谈不上行动了。现在大家搞电脑、搞网络,搞了半天没有同教育联系起来,这是干什么啊?搞了这个干什么用啊?现在哪家没有电脑?起码80%的家庭都有电脑,但是起什么作用呢?这个工具同教育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假设我们现在开始思考、探索的话,我们就走在世界前面了。不要以为美国什么都走在我们前面。中国应该抓住这个时机赶上去,创造一种崭新的教育模式。现在一部分学校可以搞实验,上海中学可以搞实验,上海有好多学校可以搞。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你脑子想都没想,哪里谈得上做得到。你脑子里想了这件事,就会想办法去做了。

现在应该思考什么,就是思考网络时代的教育该怎么办?我觉得现在又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18世纪到20世纪,那两三百年间出了一大批教育家,以后就没有声音了。现在我们的教育理论,基本上还是那个时期那些教育家们创造的理论。现在到了出新理论的时候了。这个理论出在哪个国家,就看哪个国家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中国有条件做在前面。中国有一个好处,人家批评我们集权,什么都是中央说了算。但是这也是优势,就是中国一做就把全国动员起来了。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的优势。

吕型伟(右一)正在接受采访

探索新的教育思想、教育模式,上海应当走在前面,而且最好是能够找到二三十岁的,顶多40岁这样一批人来搞。这个年龄层的人还可以干二三十年。假设我们现在能发现30岁左右的校长,他能够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并开始行动,那么他在这一辈子起码还能干30年。一种教育模式,一种新的教育,用30年足够建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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