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教育_中国教育史教程

洋务教育_中国教育史教程

第一节　洋务教育

洋务教育的兴起与封建教育的空疏无用和晚清进步人士的倡导密切相关。在鸦片战争的刺激下，封建地主阶级发生了分化，一部分地主阶级改革派对传统的教育和科举制度进行了抨击和揭露，提倡经世致用之学，主张学习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知识。晚清的进步思想家们，如龚自珍、林则徐和魏源等则提出要了解西方、学习西方，他们的思想成为近代教育改革在观念上的先导。

一、洋务学堂

洋务学堂是洋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培养洋务活动所需要的翻译、外交、工程技术、水陆军事等多方面的专门人才，教学内容以所谓“西文”与“西艺”为主。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创办的洋务学堂约30余所。它们是随着洋务运动的展开而逐渐开办的，大致上可以分为外国语(方言)学堂、军事(武备)学堂和技术实业学堂三类。

(一)外国语(“方言”)学堂(www.guayunfan.com)

京师同文馆(见图10-1)是1862年洋务派最早创办的外国语学堂。它设立的目标主要是培养外国语人才和外交官。教学内容包括“西文”、“西艺”。京师同文馆带有资本主义因素，这主要体现在“西学”课程上。教师(教习)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按职责又可分为总教习、教习和副教习。至1898年底，同文馆先后共聘请86名中外教习(不计副教习)，其中外国人50余名，大多从传教士中聘请，担任外语、天文、化学、格致、医学、万国公法等方面的教学任务;中国学者30余名，担任汉文、算学等方面的教习。副教习协助教习的教学工作，一般都是从优秀的高年级学生中挑选，他们仍不脱离学生的身份，需在馆学习、考试，每门课程设1～4人不等。京师同文馆的总教习是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他于1869年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控制京师同文馆25年之久。同文馆的规模不大，也不年年招生。初创时仅有学生10人，发展到1887年为120多人，这是在馆学生最多的时候。学生入学途径主要有三种:咨传、招考和咨送。

图10-1　京师同文馆旧址

1902年，京师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见图10-2)。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发生了显著变化。1912年2月，严复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接管京师大学堂事务，同年5月，由蔡元培任总长的教育部下令，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的历史遂告结束。

图10-2　京师大学堂旧址

京师同文馆是带有某些资本主义因素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学堂，是洋务学堂的典型。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它被视为最早的新式学堂，是中国近代新教育的开端。外国语学堂还有上海广方言馆和广州同文馆。

(二)军事(“武备”)学堂

马尾船政学堂是晚清时期清政府为发展海军而创办的第一所培养造船和航海人才的学校。初名“求是堂艺局”，是福建船政局的下属机构。

闽浙总督左宗棠在筹建福建船政局的同时，认为还必须培养造船、驾驶等方面的人才，乃于1866年(清同治五年)底，制定章程，开始筹办。次年夏，沈葆桢任船政大臣后，将求是堂艺局分为前学堂、后学堂。前学堂又称制造学堂或法国学堂，学习蒸汽船的制造。后学堂又称英国学堂，分驾驶和管轮两班。课程分别设有数学(几何、三角、代数)、物理、化学、机械学、地理、天文气象、法语和英语，并规定圣谕广训、孝经、策论为共同必修课。此外，还设有设计专业(绘事院)和学徒班(艺圃)，以培养设计人员和技术工人。1866年12月开始招生，对象多是贫寒学生或华侨子弟，年龄在15岁左右。学制前学堂8年，后学堂5年。次年1月6日，正式开学。分别由法国、英国教习授课或外籍技术人员兼课，师资力量较强。除教授书本知识外，还强调实习。

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3月，船政学堂扩大招生，学制定为6年。前学堂除保留初期的基础课外，又增设高等代数等。艺圃分为艺徒学堂、匠首学堂，学制均为3年，课程设置进一步正规化。到1911年，前后学堂培养了629名造船、航海人才，派出留学生107名，成为中国近代海军人才的摇篮，严复、刘步蟾等著名人物，都为该学堂早期毕业生。

1913年，前学堂改称福州海军制造学校，后学堂改称福州海军学校，归“中华民国”海军部管辖。1926年，福州海军制造学校、福州海军学校和在原艺圃基础上组建的飞潜学校合并成福州海军学校。1931年改称海军学校。1938年后海军学校先后迁至湖南湘潭、贵州桐梓、四川重庆。1946年奉令停办。

福建船政学堂是我国较早把西方自然科学引进课堂的近代科技和海军学校，为我国近代海军和造船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洋务派举办的军事学堂还有上海江南制造局操炮学堂、广东实学馆、广东黄埔鱼雷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江南水师学堂、江南武备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等。

(三)技术实业学堂

福州电报学堂是丁日昌于1876年4月奏请设立。先前有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在厦门福州间及马尾擅自架设旱线，经营电报业，引起当地老百姓的不满并导致毁抢电线及器材的事件。1875年丁日昌任福建巡抚后，与该公司多方交涉，将已架设的线路买回拆毁，电线及有关器材留存，并设立电报学堂，从广州、香港等地和福建船政学堂内选择学生，商请该公司派员教习电报原理、操作方法和有关设备的制造之法，这是我国最早的电报学堂。当时中国政府对发展电报业正举棋不定，尚未有自己的电报事业，丁日昌先行设学培养人才，可谓是一项有远见的举措。

洋务派举办的技术实业学堂还有天津电报学堂、上海电报学堂、湖北矿务局工程学堂、山海关铁路学堂、南京储才学堂等。

(四)洋务学堂的特点

洋务学堂与封建官学、书院、私塾等中国传统学校有显著的差异，因此人们常称其为新式学堂。所谓“新”主要表现在培养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组织形式等方面。在教学内容上，洋务学堂以学习“西文”、“西艺”为主，课程多包括外语、数学、格致、化学等一般性课程及和各自专业相关的科学技术课程，注重学以致用，区别于传统学校的经文义理和八股文章。在教学方法上，洋务学堂比较能按照知识的接受规律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安排教学内容，重视理解，安排有实践性课程，有的还建立了实习制度，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偏重死记硬背的传统学风。在教学组织形式上，洋务学堂普遍制订有分年课程计划，确定了学制年限，采用班级授课制，突破了传统的进度不一的个别教学形式。[1]

洋务学堂的兴起是对封建传统教育制度的首次改革尝试，是中国新教育的胚胎，冲击了陈腐的科举制度，为教育制度的变革提供了前提。同时，它传播西学，培养出了我国第一批外语、外交、军事和科技等方面的专门人才，适应了我国近代外交、外贸及派遣驻外机构人员的急需;适应了近代工业、交通、通信等诸多新生事物的兴起;也为近代国防建设特别是海军的创立奠定了基础。洋务教育也有它的历史局限，它盲目模仿外国，片面的科学教育导致对西学学习的浅薄，拒绝对传统的变革导致人文教育的衰落，管理腐败最终必然遭到失败。

二、洋务留学教育

近代中国最早的留学活动是由教会学校组织的。19世纪70年代初，洋务运动开展已近十个年头，也设立了一定数量的新式学堂。洋务派在实践中大多也已认识到，要全面深入地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国内的学堂存在师资、社会文化环境等诸多局限。于是，向国外派遣留学生便被纳入洋务计划，并很快付诸实施。洋务运动时期的留学教育主要是派遣留美幼童和留欧学生两个方面。

(一)派遣幼童赴美留学(1872年、1873年、1874年、1875年4批)

在洋务派主持下，自1872年至1875年共选派4批120名幼童赴美留学，此为中国官派留学生的开端。原定留学期限为15年，后因顽固派的攻击、反对，加之美国掀起排华逆流，赴美幼童遂于1881年下半年先后“凄然返国”。

同治十年(1871年)，曾国藩、李鸿章等据容闳“教育计划”上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折》。派遣幼童留美的目的是“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计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规定在“上海设局经理挑选幼童、派送出洋等事”，每年选送幼童30名，4年计120名，15年后每年回国30名。清政府准命刘翰清总理沪局(又称上海西学局，是幼童留美预备学校)事宜，并在沿海各地挑选聪颖幼童，准命陈兰彬、容闳为赴美留学正、副监督委员，驻美国负责管理留学幼童工作。

1872年7月，容闳先行至美国作留学幼童的安置，并在斯不林非尔设立了中国留学事务所。同年8月11日，第一批赴美留学幼童詹天佑、容尚谦等30人，经过上海预备学校培训后，由监督委员陈兰彬带领赴美。这些幼童先分配至美国教师家学习英文，合格者可进入美国学校，不合格者留在教师家庭继续学习。第二、三、四批幼童也分别于1873年6月12日、1874年11月17日和1875年10月14日赴美。

幼童一般根据各自的情况先进入小学不同的年级，而后由中学再升至大学。幼童们以其勤奋好学的精神和优异的成绩赢得了中外人士的赞誉。幼童赴美留学，从第一批出洋起至回国，共经历十个年头，尽管筚路蓝缕、半途夭折，但毕竟是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先声。因此，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派遣留欧学生(1877年、1881年、1886年、1896年福建船政学堂4批)

在选派幼童赴美留学的同时，福州船政学堂也派出18名学生赴法国学习制造轮船，派出12名学生赴英国学习驾驶。1876年李鸿章也选派了7名年轻的中下级军官赴德国学习陆军。1877年1月，李鸿章等奏请派遣福建船政学堂学生留学欧洲，并将议定的《选派船政生徒出洋肄业章程》附呈，朝廷照准执行。确定留学的具体目标是:到法国学习制造者，“务令通船新式轮机、器具无一不能自制”;到英国学习驾驶者，“务令精通该国水师兵法”，能自驾铁甲船于大洋操战;如果学生中有天资杰出者，也可学习矿学、化学及交涉公法等。

洋务派派遣的这批留欧学生，自1879年之后陆续回国。洋务留学教育取得了较丰硕的成果。第一，培养了一批科学技术人才。其中最享盛名的要数1905—1909年主持修建京张铁路的著名工程师詹天佑。第二，培养了一批企业事业管理人才。他们是中国第一代掌握现代管理知识的科技人员，例如:邝国华是江南造船厂厂长，黄仲良曾任沪宁线总经理、津浦路总经理。第三，培养了一批海军人才。他们当中不少人在反击外国侵略中表现勇敢、为国捐躯，有的成为海军高级军官，例如，北洋舰队“镇远号”和“定远号”管带都是两度出洋的林增泰和刘步蟾。第四，培养了一批外交人才。在留学生中不少人出任驻外公使、领事、代办等外交官，改变了在外交上受外国人愚弄的窘况。第五，培养了一批传播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哲学思想的人才，其代表人物有严复等。

三、洋务教育的总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为了延续清王朝的统治，统治阶级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思想来统一并控制人们的心灵和思想，以求暂时的秩序和安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应运而生。

何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即同心、教忠、明纲、知类、宗经等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西学”即益智、游学、设学、学制、农工商学等“西政”和“西艺”。二者的关系为:“中学”是根本，“西学”是末节;“中学”为主，“西学”是从。在通晓“中学”的基础上，才能学“西学”。“中学”是立国的主体，是一切学问的基础，必须放在学习的首位，任何时候都不能改变，而“西学”则可以用来充当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和手段。同时，张之洞将“学校”放在“西政”的首位，认为兴学育才是学习西方治国方略的第一要义，由此足见他对教育的重视程度。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在向西方学习的初始阶段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及其指导下的洋务教育和清末教育改革，开辟了变革封建封闭僵化的教育体系的局面，孕育了许多近代化教育因素，成为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起点。从这个角度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积极意义是值得肯定的。它对教育的影响是深远的。

但是，从哲学和方法论角度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是形而上学的，是有其历史局限性的。中学和西学都有各自的“体用”，抛却西学的“体”而单纯移植其“用”，其结果必然是“西用”的发展导致对“中体”的挑战，这一结果无法回避，而矛盾最终如何解决也会对中国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