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先的责难_渐摄与融构_中西

杨光先的责难_渐摄与融构_中西

第四节　杨光先的责难

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1661），年仅24岁的顺治皇帝驾崩，汤若望在中国的境遇也随着顺治的去世，每况愈下。康熙继位后，有四位辅臣代他处理朝廷日常事务。他们是索尼、遏必隆、苏克萨哈和鳌拜。这四人在思想上都偏向满族的古老传统，代表着一小部分立有战功的满族亲贵将领的利益。尤其是鳌拜，在顺治去世后，便借口顺治遗诏中有“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对满洲诸臣，不能信任，才有莫展，而委任汉官”的自责，从而大肆宣扬“率祖制，复旧章”，排挤汉官，打击汉族知识分子，改内阁制为入关前的内三院制等，强调维护满洲贵族的利益。而且这四位辅助大臣对基督教都不感兴趣，特别是鳌拜，担心基督教和汉人中的反清势力结合起来，对清廷不利。出于这样的原因，他们自然对汤若望是不信任的，甚至还将他看成是既会使魔法又善蛊惑人心的妖人。

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汤若望开始受到各方攻击。最荒唐的是，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布衣杨光先控告汤若望而引发了一场震惊朝野、影响中外的历法大案。

杨光先原是明朝新安卫的荫袭副千户，“禀不中和，气质粗暴”，他的一生是在诬讼生涯中度过的，而且常常以构陷罪名，用一些阴险的手段，向人敲诈，在地方上连连得手，“实乃市侩之魁也”。明朝末年，杨光先对政治有了浓厚的兴趣，就将世职交给了他弟弟承袭，来到北京。在京城的几年里，他控告京官，乃至告了内阁首辅温体仁，一时名闻朝野，结果被廷扙且发配辽西。

明朝灭亡后，他回到家乡重操旧业，凭借占星算命的“神术”接近上层权贵，充当复旧潮流中的马前卒，他看到汤若望受到如此多的荣耀，而且皇帝对汤若望的恩宠还超出一般的君臣关系，就以他特有的“职业敏感”开始注意搜集材料。(www.guayunfan.com)

1659年，他写出了《摘谬论》呈送礼部，指责汤若望所制历书有10谬，指责汤若望不遵古法。传教士们知道这件事后，都“暗自窃笑”，因为杨光先所摘之“谬”，实为西法之“长”，恰是杨光先自己所“谬”。例如，新法说太阳运行有迟疾之分，节气长短不一；新法将旧法百刻制改为96刻制，将旧法改为360°等。这些都是西法新法所“新”所“长”，而杨光先把古制古章视为不可改变的信条，自然认为新法“件件悖理，件件舛谬”。因此传教士对《摘谬论》都持轻蔑态度，认为不值一驳。杨光先还攻击汤若望“只进二百年历”是要大清王朝短命。接着针对天主教，杨光先写了《辟邪论》上中下三章，批驳天主教，认为天是阴阳二气结撰而成，根本就不是天主所造，而且还说耶稣是因为聚众谋反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既然是罪犯，那天主教在西方必然是被禁止的，所以才会推行到中国来，而且推行天主教，也就是推行耶稣所犯的谋反之罪，称汤若望等“非我族类，其心必殊”，还提醒人们不要只看到西洋的器物，更要注意传教士偷渡来中国的野心，“爱虎豹之文皮而豢之卧榻之内，忘其能噬人矣”。

1660年底，杨光先又向礼部呈递《正国体呈》，说明时宪历书封面题有“依西洋新法”几字，“是暗窃正朔之权以予西洋，而明谓大清奉西洋之法之正朔也”。当时顺治帝还在位，杨光先的多次上奏都被驳回了，关于“以西洋新法”这事，礼部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决定将历书封面的字改为“礼部奏准”，就把此事了结了。

但随着顺治皇帝的去世，以及鳌拜推行的“率祖制，复旧章”的政策，杨光先就更进一步推行他的诬讼。在杨光先向朝廷递呈《辟邪论》一书中，要求将基督教定为邪教，予以取缔。当时在北京的传教士利类思（Ludovic Bugli）、安文思（M agalhāes，Gabriel de）以及南怀仁（P. Ferdinandus Verbiest）商量，针对杨光先的诬告，想从正面宣传基督教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完善的一种宗教。于是，由利类思、安文思执笔，针对《辟邪论》对基督教的攻击写出了一本关于天主教由来、历史等的小册子，取名《天学传概》出版。在这本书中，有这样的话语：“天主上帝开辟乾坤……男女各一人，初人子孙聚居如德亚（即犹太国），此外东西南北并无人居。当时是共事一祖，奉一教，分歧邪说无自而生。其后生齿日繁，散走四遐逖，而大东大西有人之始，其时略同。考之史册，推以历年，在中国为伏羲氏。既非伏羲，亦必先伏羲不远，为中国有人之始。此中国之初人实如德亚之苗裔……”

把中国人的祖先说成是天主的后裔，这样的描述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也同样使杨光先抓住了打击传教士的把柄。在上层权贵的支持下，他向礼部呈上《请诛邪教状》，指控汤若望等人造传妖书，企图造反，应将在京的四名传教士汤若望、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以及与之关系密切的几名中国天主教徒李祖白、许之渐、潘尽孝、许保禄推上审判台。杨光先首告汤若望“假以修历为名，阴行邪教，延至今日，逆谋渐长。令历官李祖白造天书传概妖书，谓东西万国皆是邪教之子孙，来中夏者为伏羲氏，六经四书尽是邪教之微言”，更造谣说：“香山奥已盈万人，据为巢穴，接渡海上往来，汤若望借历法以藏身金门，窥伺朝廷机密，内外勾结，连谋不轨。”根据杨光先的叙述，他指出了汤若望的三大“罪状”：第一，大逆谋反罪；第二，宣扬邪教；第三，就是杨光先指出的西洋历法所谓的不精确。他要求以上述罪名，将汤若望等人“依律正法”。同时还附上了物证：《天学传概》一本、《天主图说》三本、《与徐志坚书》一本、顺治十八年汉字皇历一本，还有教徒们常用的十字架、绣袋、宗教小册子、教徒身份证等，杨光先认为这都是谋反者用来联络的暗号和标记。

杨光先的《请诛邪教状》和这一系列“物证”的上呈，立即引起了辅助大臣的注意。1664年9月26日，朝廷开始审判这八人，汤若望当时已经73岁，被传讯到礼部大堂时，肢体偏瘫、口舌结塞，不能讲话，只能由南怀仁代他口供。经过几轮审判，1665年1月15日，刑部宣判，汤若望判处绞刑，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李祖白各扙一百，驱逐出朝廷。许保禄扙一百后，戍边。许之渐削职，黜为平民。但这一结果并没有使杨光先满足，他又作《选择仪》，控告汤若望为董鄂妃的儿子和硕荣亲王选择了不吉利的葬期和葬地，才导致董鄂妃不久也去世了，这一罪名更大，汤若望被改判凌迟处死。

而就在刑部将这一宣判交由三法司复审那天，即1665年1月16日，按历法推算，有日食。辅政大臣在事前就谕令各科做出推算，同到观象台进行测验。时宪科由正处牢房中的南怀仁为代表，那天的日食初亏应在下午三点二十六分。就在那天的日食预测中，大统历和回回历都没有预测准确，而时宪历却十分精确。这个事实使人们生疑，既然西洋历法如此精确，为何制定历法的人要被判处死刑？而且先前杨光先加于汤若望的罪名，有一条就是指责西洋历法的不精确，于是，关于汤若望一案，1665年2月又重新开始审理。

汤若望、南怀仁和杨光先双方在天算问题上展开辩论，针对杨光先的种种可笑的发问，汤若望和南怀仁都无法跟他解释，但他们始终不亢不卑，尽量将问题解释清楚。在争辩中，南怀仁还常常借助随身带来的简单仪器，像讲课似的给在座的王公贵族和文武大臣们，讲解天文学的基本知识，汤若望因为中风，讲话费力，甚至多次疲惫得卧地不起。但在场的大多数人都不能理解他们所讲的，因为几乎没有人是懂科学、懂天算的。会审持续了2个月之后，在座的中国官员竟谁也听不懂天算辩论，而且会审冗长又繁杂，于是鳌拜等人就指出审查的根本目的不是要分清天算上的是非曲直，而是要审查汤若望和其他传教士在董鄂妃儿子和硕荣亲王殡葬问题上的罪行。由此可知，审判所依据的不是事实和法律，而是强权和顽固派的偏见。既查不出传教士谋反的确凿证据，也谈不上在理论上驳倒西方的天文历算，但是就因为杨光先的控告符合了鳌拜等当权者的心理，因而1665年4月12日，审查的结果还是判汤若望有罪，“天佑皇上，历祚无疆，而汤若望只进二百年历，皆不合。其选择荣亲王葬期，汤若望等不用正五行，反用洪范五行，山向年月，俱犯忌杀，事犯重大”。汤若望及钦天监官员杜如预、杨宏量、李祖白、宋可成、宋发、朱光显、刘有泰等，皆被判处凌迟处死；上述官员之子及汤若望之义子潘尽孝，皆斩立决；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被判充军，各省传教士押往广州驱逐出境。清廷开始废除西洋新法，复用大统历，并宣布禁止天主教。宣判后，南怀仁大呼“冤枉”，但没有人理会他的抗议。汤若望倒显得异常平静，此时的他身体已非常虚弱，他对南怀仁说：“我今能在刀刃下殉教，步我主后尘，我感到无上的荣幸。”

而就在判决后，恰巧一连串异兆发生。4月13日，出现彗星；4月16日，北京发生地震，倒塌了不少房屋；地震停止后，皇宫又发生火灾，焚毁房屋40多间。人们迷信是汤若望案触怒了上天。孝庄太皇太后本来就长期对汤若望有好感，这时出面干预，要求赦免汤若望。1665年5月17日，汤若望案的第12次议政王会议审讯拟决，因汤若望致力钦天监多年，而且年事已高，免罪释放；杜如预、杨宏量念看定永陵、福陵、昭陵、孝陵风水，曾经效力，也免罪释放；汤若望义子潘尽孝及杜如预、杨宏量之关联族人也都免其罪。但是钦天监的5名中国官员李祖白、宋可成、宋发、朱光显、刘有泰还是做了刀下冤魂，他们的子孙免死，扙责流徙。

1665年5月18日，汤若望终于无罪释放，但他在钦天监的职务被免除，接任的就是挑起这场灾难的杨光先。汤若望虽然被无罪释放了，但经历了这场磨难后，身患重病的汤若望在抑郁愁苦中，于康熙五年七月十五日（1666年8月15日）在寓所中溘然长逝了。汤若望在中国抛洒心血45载，还成就了一部应用西方天文学理论和计算体系，又保留我国古代历法结构的中西合璧的历法——《时宪历》，却沦落到这般下场，不能不让人慨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