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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历程回顾_中国近代教育学原

时间:2022-06-3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研究历程回顾_中国近代教育学原1.2.1 研究历程回顾近代教育学在中国的出现至少比西方“迟到”了100年。随即,实质性的“教育学史”研究成果接踵而至。他们的研究视角各具一格,构成了国内“教育学史”研究的第一阶段成果。该作仅仅在回顾近代教育译书的总体情况时,涉及了20世纪初期西方教育学和教育理论的输入概况,所以,严格讲,还不能算是专门意义上的“教育学史”研究。

研究历程回顾_中国近代教育学

1.2.1 研究历程回顾

近代教育学在中国的出现至少比西方“迟到”了100年。相比之下,教育学史的“研究”,起步却不算太晚。从第一个中译本《教育学》的出现[16]到第一本《教育学史》的问世[17],中间相隔最多不过4年。笔者初步统计,1910年以前国内出版、刊发的“疑似”教育学史文献至少有4种(见表1‐1)。但是,这些文献多以“泰西教育学史”为对象,且全都是译本。它们充其量粘带着一些开阔教育学视野的意蕴,而跟立于主动反思基础之上的“研究”基本无关。

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舒新城接连编出《民国十四年中国教育指南》和《民国十五年中国教育指南》两书,其主体内容实为年内出版的教育书报论文之提要。逐年搜集和检点教育书籍、论文及出版物,并分门别类地编写其提要与内容概略,这好比是对当年中国教育研究状况的一种“检阅”与“写实”。通过这项工作,编者亦提出了颇为尖锐的批评——“出版物数量既不多,质亦不良”;“教育者本身缺乏独立之研究的精神”,“美国化之风气特盛”,如此等等。[18]

1936年,由国立第一中山大学教育学研究所发起的“八年来中国之教育研究”,罗致了当时国内各领域的知名专家,按教育哲学、教育心理学、实验心理学、教育研究方法、师范教育、民众教育、学校训育等门类,分别撰写了18份研究报告,以专刊的形式分2期刊出于《教育研究》。可以说,这是对南京国民政府成立8年来的教育研究进展所作的最全面、最大规模的一次盘点和总结。

表1‐1 1910年前中译“教育学史”文献要览

1940年廖泰初发表长篇论文《中国教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提要初稿》,这是他计划写作中国教育学史书稿(未见完成)的一个提要,它虽然“只是一个大纲初稿,只描画出一个骨架子,认定方向”,但作者对当时中国教育研究状况的评价却是毫不客气的:“中国的教育研究继续着抄袭搬运,谁要抄袭得像,抄袭得肖,就是国内的专家。”[19]相反,同时期庄泽宣给出的评价则显得要客观、公允一些。他首先承认,25年来中国教育研究的成果确实有很多是不可靠的,但考虑到研究者的实际条件和处境,他转而表示:“我们敢说以上的成就已经是难能可贵。”[20]1946年,王文新及时地总结和评价了抗战八年来中国教育学术研究的进展情况,并提出了自己的批评与建议。[21]上述成果约略反映了当年学者对中国教育学术研究状况及其进展的总结与初步反思。

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30余年里,在教育学领域,形形色色的“批判”不少,但真正反思性的研究不多。其中比较重要的当属曹孚先生的《教育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22],该文提出了如何正确估价资产阶级教育学的问题。

雷尧珠的《试论我国教育学的发展》[23]恐怕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篇专门总结中国教育学发展史的论文。其研究时段从1901年到80年代初期,跨越“八十多年”。作者以1919年和1949年为界将这一历史分为三段,作出了简明扼要的梳理和叙述。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教育学史研究逐渐兴盛。先有论者提出加强教育科学研究“自我意识”的问题[24];继有学者怀抱走出“教育学的迷惘”之期待,检讨了建国后我国教育学“令人迷惘”的发展道路[25];更有人直截了当地呼吁要建立“教育学史”[26]。不过,这类成果多限于提出并论证开展教育学史研究的重要性与必要性问题,可视为正式研究启动之前的“动员”阶段。

随即,实质性的“教育学史”研究成果接踵而至。先有蔡振生教授的《近代译介西方教育的历史考察》,继有陈元晖先生的《中国教育学七十年》,又有周谷平教授的《近代西方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及《近代西方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以下简称“《传播》”)。他们的研究视角各具一格,构成了国内“教育学史”研究的第一阶段成果。“蔡文”从译介角度考察了西方教育制度、学说输入中土的过程,重点介绍了从明清之际到辛亥革命前教育译书的总体情况,最后从宏观上考察了近代教育译书的层次、动力、功能诸问题。该作仅仅在回顾近代教育译书的总体情况时,涉及了20世纪初期西方教育学和教育理论的输入概况,所以,严格讲,还不能算是专门意义上的“教育学史”研究。[27]陈文试图从研究范式或方法论变迁的角度,总结中国教育学“七十年史”,作者以1949年为界将这70年的历史分为前后两段:即,就其研究范式或方法论而言,中国教育学在前30年(近代部分)的发展可概括为“从唯理论到经验论”的转变,而后40年则是“从经验论到唯物论”的跃进。[28]“周著”以考察西方教育学或教育理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为中心,她将这一历史过程约略分为“以日本为媒介”(1901—1915)和“以美国教育为蓝本”(1915—1949)两个阶段,并详细分析、论述了各自的特点及其对我国教育学理论和教育实践所产生的双重影响。[29]此著率先对导入中国的教育学著述作了一定的分类整理和统计分析,并且对阶段特点的把握准确到位,为同期同类成果中引用率最高的文献之一。

世纪交替之际,教育学(术)史研究勃然而兴。先以瞿葆奎先生的《中国教育学百年》(以下简称“《百年》”)和陈桂生先生的《历史的“教育学现象”透视——近代教育学史探索》(以下简称“《透视》”)开端绪,继有黄济先生、叶澜教授、陆有铨教授、迟艳杰教授、肖朗教授、董标教授、王坤庆教授、郑金洲教授、范国睿教授、侯怀银教授、于述胜教授、金林祥教授,以及章小谦博士等一批学者,分别以各自的研究“卷入”,遂形成这一阶段教育学史研究的空前盛况。今以时间为顺序,大致罗列此间出现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瞿葆奎:《中国教育学百年》(上、中、下)(《教育研究》1998年第12期至1999年第2期);

陈桂生:《历史的“教育学现象”透视——近代教育学史探索》(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范国睿、瞿葆奎:《西方教育学史略》,载瞿葆奎主编:《元教育学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此文的原本为,瞿葆奎、范国睿:《当代西方教育学的探索与发展》(《教育研究》1998年第4期)。

黄济:《20世纪中国教育学科的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1期);

金林祥主编:《20世纪中国教育学科的发展与反思》(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侯怀银:《中国教育学发展问题研究——以20世纪上半叶为中心》(华东师范大学,2000年,博士学位论文)。

王坤庆:《教育学史论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肖朗:《王国维与西方教育学理论的导入》(《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

侯怀银:《20世纪上半叶教育学在中国引进的回顾与反思》(《教育研究》2001年第12期);

肖朗:《异源同流·殊途同归——严复与王国维导入西方教育思想的比较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1年第4期);

肖朗:《中国近代大学学科体系的形成——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的转型》(《高等教育研究》2001年第6期);

郑金洲、瞿葆奎:《中国教育学百年》(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陆有铨、迟艳杰:《中国教育哲学的世纪回顾与展望》(《教育研究》2003年第7期);肖朗:《康德与中国近代教育思想》(《教育研究》2003年第10期);叶澜:《中国教育学发展世纪问题的审视》(《教育研究》2004年第7期);

肖朗、叶志坚:《王国维与赫尔巴特教育学说的导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4年第4期);

章小谦:《传承与嫁接:中国教育基本概念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侯怀银:《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者对教育哲学学科建设的探索》(《教育研究》2005年第1期);

叶澜(卷)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教育学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章小谦:《中国课程概念从传统到近代的演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5年第4期);

于述胜、毕苑、娄岙菲、张小丽:《从教育学史到教育学术史》(《教育研究》2005年第12期);

董标:《“教之术”到“教育学”演变论》(《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田正平、章小谦:《中国教育者概念从传统到现代的演变》(《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1期);

章小谦:《中国教育概念史研究刍议》(《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章小谦:《教育是什么——从概念史的角度看》(浙江大学,2007年,博士后出站报告);

侯怀银:《中国教育学发展问题研究——以20世纪上半叶为中心》(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其余绪延绵至今。

总体上看,这一阶段教育学(术)史研究成果迭出,类型多样。其中既有中国教育学(术)史的研究,也有西方教育学史的论著。在中国教育学(术)史的研究范围之内,既有“百年史”(瞿葆奎,1998),也有只涉及“20世纪上半叶”的近代史(侯怀银,2000);既有作为单门学科的“教育学”(狭义)史(瞿葆奎,1998),也有囊括各个主要分支学科的“教育学”(广义)史(侯怀银,2000),更有一些主要分支学科的专史(陆有铨、迟艳杰,2003)。从研究趋势来看,由单纯的发展阶段梳理而转向人物的个案研究、比较研究、学术制度的演变研究(肖朗,2000,2001,2003),以及概念史研究(章小谦,2004,2007),教育学发展的“世纪问题审视”(叶澜,2004)等,这类研究取向的变化迹象已经显现,这意味着中国近代教育学(术)史研究领域正呈现出一种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上向纵深发展的趋势。

以上是大陆地区研究状况之大略。此外,港台、海外的相关研究也有一些。在台湾,前期以杨深坑教授的研究为代表,他注重于对教育学方法论的追究,在其自辑的《理论·诠释与实践——教育学方法论论文集》(甲辑)一书中,有《教育学科学性之诠释学分析》、《教育学经验科学化之历史评述及其后设理论分析》、《科学整合运动与教育学的独立性问题》等数篇,均为基于教育学的历史回顾之上的方法论检讨,与本课题有密切的关联。[30]近期则有刘蔚之博士的系列研究论文[31],重点对德国文化教育学的导入以及中国对它的接受与创生的过程,作了深入细致的诠释和检讨。

在日本,学者林友春所撰《二十世纪初期中国人在中国所开展的教育理论研究》一文,在梳理中国教育学用语及其内涵演变的基础上,对20世纪初期中国人在中国本土所从事的教育理论研究,不仅有总体的介绍和描述,同时还选取了若干重要的历史文本,重点对它们的论述框架和注释条目等,作出了较为细致的对比研究和统计分析。[32]

在英语国家,由于学术传统不同,虽然未见有专门研究教育学史的文献,但有关教育学术研究历史的回顾和讨论,还是不乏出现。笔者注意到的较为重要的成果至少有三种:(1)美国纽约大学教授拉格曼的著作:An Elusive Science:The Troubling History of Education Research,此著叙述了美国教育研究的百年史,尤其对20世纪初期在美国大学中出现的,杜威领导的以社会化、实用主义为取向的“哲学派”与桑代克、贾德等领导的以定量化与科学主义为取向的“科学派”之间的斗争,作者给予了深切的关注,并有生动的描述。[33]美国教育研究的这一动向在中国近代教育学史上有直接的反映。(2)英国谢菲尔德大学麦库洛(G.McCulloch)教授的文章:Disci‐plines Contributing to Education?Educational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该文探讨了历史学、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四大“基础学科”对教育研究的促进作用,具体回顾了四个相应的教育学分支学科从创建(1952—1977)到存续(1977—2002)的50年历史。[34](3)1966年,时任哈佛大学讲师的凯梓(Michael B.Katz)发表的《从理论到调查:大学教育学院的主张》,其中指出,在20世纪头20年,关于教育研究的观念发生了从杜威到贾德的根本性变革,凯梓称此变革为“从理论到调查的转换”,并认定它对大学教育学院的发展及教育学者的思想产生了极为广泛而深远的影响。[35]这一结论后来又成为拉格曼研究的重要起点。

此外,文献史料的发掘和整理工作,尤值一提。其中特别重要、影响较大的主要有:(1)陈学恂先生总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教育论著丛书》,从1990年代初期开始,共出了24种,是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学说史的基本文献之一。(2)瞿葆奎先生和郑金洲教授主编、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教育名著丛编》,第一批列出50种书目,从2006年起已陆续出版大半。(3)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传记文学丛书》已超百种,其中不少即为近代著名教育学家所写的自传或回忆录(如吴俊升的《教育生涯一周甲》,杨亮功的《早期三十年教学生活·五四》等),这些文献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4)由台北市纪念余家菊先生文教奖学基金会倡印并由台北市慧炬出版社推出的《余家菊景陶先生论著专辑》以及《余家菊景陶先生回忆录》等数种,恰好弥补了大陆地区余家菊研究资料匮乏之不足。(5)更为重要的是,以国内大型图书馆为基地的图书资料数字化建设工作,近年来有突破性进展,尤其是由浙江大学图书馆与中科院共同牵头承担的“中美百万册书数字图书馆”(China‐America Digital Academic Library,简称CADAL)项目,有着民国图书和期刊方面的最全、最强的在线阅读和搜索功能,它极大地提升了文献查阅的速度和广度,给研究者提供了非“手工时代”可以比拟的基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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