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的缘起和意义_近代宁夏教育研究

研究的缘起和意义_近代宁夏教育研究

一、研究的缘起和意义

宁夏作为西北的一部分，自古即为多民族杂居之地。历史上先后有羌戎、匈奴、鲜卑、高车、突厥、回鹘、党项等古代民族居住或出入于这一地区。元明时，回族逐步形成，并得到迅速的发展。清代，回族已成为宁夏地区主要的民族之一，同治年间，有人说，当时甘肃省（包括宁夏）的民族构成是“民（汉）三回七”[1]，即回族人口占全省人口的70%。此说虽然有些夸大，但说明到清代中叶，宁夏回族已成为该地区最主要和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民国时期，宁夏建省后，回族人口又得到进一步发展，一直到21世纪的今日。据2003年统计，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口总数为5801912人，其中回族为2024723人，占总人口的34.90%。[2]因此,宁夏作为回族聚居之地及全国唯一的回族自治区，其教育历史的演进和变革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最能体现回族教育史的典型代表。然而遗憾的是，近几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多将目光投向宁夏的通史、西夏史、回族史及伊斯兰教史的研究，鲜有对宁夏教育史，尤其是近代宁夏教育史进行系统的探讨。

清末民初，宁夏教育特别是回族教育因回族进步人士的倡导和兴办，而受到时人瞩目。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提出开发大西北，边疆民族教育更被提上议事日程。许多有识之士逐步意识到教育开启着人类文明进化之通道，肩负着培养人之重任，关系着国家与民族的兴衰，而边疆民族地区的教育更是牵动各民族之间的互动关系与国家的长治久安。

今天随着西部大开发的脚步不断迈进，提高各民族素质、注重民族教育质量、探索解决民族教育现实问题，已成为西部开发、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之举。但是，当笔者追随前沿、跳过历史去深入田间，用人类学、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对回族教育进行质性研究的时候，结果让我清楚地意识到，“大部分理论——甚至最好的理论——严格来说都是假的；因为它们把事实过分简化或者理想化了”。[3]于是，笔者把对回族教育的研究首先根植在对回族教育史的研究上，因为在历史体系的视角下，“强调一切社会现象的历史性，这能够减少从现实中得出某些不成熟的、基本上是天真的抽象概念的倾向”。[4]因此，选择近代宁夏教育史作为研究对象，是为我今后能更好地深入田野对宁夏、西北乃至全国回族教育现状进行实实在在的研究，并为充实现今民族教育研究的理论内涵而奠定基础。这正如杜威所言“历史之所以有教育价值是因为他呈现出社会生活中的生长各个阶段。他必须得参照社会生活而被控制着。假如他只被视为历史，他便被抛弃到遥远的过去而变为死板的，呆滞的。如被视为人类的社会生活和进步，他才是充满了意义的”。[5]

以上就是选择近代宁夏教育，作为本书研究对象的初衷和缘起。(www.guayunfan.com)

不仅如此，随着对近代宁夏教育研究的深入，笔者对这一选题的意义，有了更清楚和更深层地认识。

就理论和学术上而言，近代宁夏教育包括有汉、回等民族不同类型的教育，将宁夏回、汉各族教育发展进行比较研究，更利于发掘其在民族教育、地方教育方面的学术价值；能加深对宁夏回族近代教育的系统认识；为进一步研究近代宁夏教育史、各民族之间文化教育的相互作用及当代宁夏教育的发展奠定理论基石。同时，以近代宁夏各族国民教育和宗教教育（包括经堂教育、教会教育）为两条研究主线，可拓宽宁夏地方教育史研究和民族关系研究的学术范围；突破学术界对少数民族教育研究，惯用将研究对象从众多教育史料中提取出来单独研究的范式，将民族教育置身于地方教育史中研究，对于对比突显宁夏民族教育特色及丰富回族近代教育史研究等，均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再有，以现今宁夏区域为依据，并将额济纳旗、阿拉善旗及磴口（宁夏建省后被划入宁夏省行政区域内）教育纳入近代宁夏教育史中研究，还近代宁夏教育本来面貌。以这种范式研究宁夏教育，不仅使民族教育研究方法提升为更深层的考据、比较研究范例；而且能将教育学、历史学、宗教学、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综合应用，从而进一步扩展交叉学科领域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从实践意义上讲，对宁夏教育近代化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和发掘现今宁夏及边疆地区教育存在的问题和历史根源，为今天宁夏教育、边疆教育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学术启示。因为，“不管进入历史的事实多么悠远，实际上它总是涉及现今需求和形势的历史，那些事实在当前形势下不断震颤”。[6]近两年来宁夏悄然兴起创办中阿学校，尽管办学性质、教育理念、教学方式、授课内容等多有不同，但总的教育方向是一致的，都是围绕弘扬伊斯兰文化，增强民族道德价值，培养阿拉伯语翻译人才及宗教职业人士，发展清末民国宁夏回族教育特色等目标而开展的。目前，宁夏教育工作，尤其是回族教育仍然面临着新的挑战，“过度重视普世性知识的传授，使学校教育与当地儿童的发展和地方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发展相脱离，学校课程内容对当地儿童和地方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具体情况的适切性极差，不能满足其发展的现实需求，也没有尊重当地人民在教育方面的文化选择权”[7]等，仍然是民族教育中的棘手问题。在改革与发展的道路上，还须解决广大农村青少年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后该怎样步入社会等问题。因此，如何处理好民族教育与社会需求的关系，如何解决民族地区教育既需统一又要满足不同学生多样化的升学需求等问题，如何平衡好教育与宗教既须分离又要相适应的关系，都需要我们在认清历史的过程中寻找答案。

同时，研究近代宁夏教育，需要以多元文化主义研究范式探究包括对社会转型期民族教育政策、宗教教育政策、边疆教育政策的研究，多元文化主义关注少数民族和弱势群体，强调历史经验的多元性，这对今天处理好各民族关系、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再者，研究宁夏地方近代教育发展史，会发现造成区域之间、民族之间教育发展不均衡的因素有很多，这些研究发现都为今天缩小区域教育发展之差距、完成全民教育现代化的使命提供参考与经验。

最后，研究宁夏民族地区教育在近代史上的变革、发展，为今天西部开发建设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示和经验。涂尔干曾说：“我们不仅将有能力更好地理解现在，还有机会重新回顾过去本身，将那些我们很必要予以认识的失误揭示出来，因为继承这些失误的正是我们自己。”[8]追述近代宁夏教育发展之渊源，客观地评价与阐释历史事实与现象，从而为今天西北的教育发展及其开发建设提供借鉴。

关于近代宁夏教育的研究，还有两点必须加以说明：

其一，是本书所说的“近代宁夏”的地理范围，在清至民国时期，因行政区域划分几经变动，所以本书所述近代的宁夏，是以现今宁夏回族自治区所辖地区为准，同时，在论述中也随宁夏行政区域划分的变动而有所变化。晚清民国时期，天主教圣母圣心会在三道河分教区（现内蒙古磴口、宁夏平罗）传教并进行教育活动，因嘉庆年间阿拉善亲王将吉兰泰盐池献给清政府以后，内蒙阿拉善旗磴口地区归宁夏平罗县管辖，[9]所以将其纳入近代宁夏教育史中陈述。额济纳旗、阿拉善旗两旗教育情况，则从宁夏建省后被划入宁夏省行政区域开始论述。同时，也将原属甘肃省平凉府、现属宁夏南部山区的固原、海原、隆德、泾源等地的教育发展情况作为近代宁夏教育研究的一部分。

其二，是“近代宁夏教育”的“近代”，指的是现今国内学术界对中国近代史的划分，即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止。而在本书中又出现“宁夏近代教育”的“近代教育”，则是指近代以来西学，包括自然科学的新式教育传入宁夏本土，并影响宁夏以后教育发展的近代化教育。宁夏教育近代化既与全国自上而下的教育变革大潮相关，同时又与宁夏作为边疆民族聚居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等各因素密不可分。因而宁夏教育在近代化的历程中，既体现有与西北及全国其他省份相类似的教育共性，同时又因其特殊的社会历史发展背景而显现出近代教育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