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型本科院校战略发展的国内政策环境分析

应用型本科院校战略发展的国内政策环境分析_应用型本科院校发

第三章　应用型本科院校战略发展的环境分析

本章主要从社会、经济与教育发展等方面对应用型本科院校战略发展的环境进行分析。首先，分析应用型本科院校战略发展的国际与国内的环境问题；然后，分析社会环境、内部资源等问题；最后，分析应用型本科院校战略发展的人才、生源与就业市场等问题。

第一节　应用型本科院校战略发展的国际环境分析

一、国际经济环境与产业发展趋势

（一）国际经济发展状况与趋势(www.guayunfan.com)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成为推动世界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两大“车轮”。然而，截至2008年底，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暴露出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发展的另一面，即经济全球化的内在治理矛盾和开放风险与新科技革命“创造性毁灭”对现有世界治理结构的冲击交织，使近20年成为全球经济、金融和货币危机的高发时期。1990年以来，世界范围内先后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信息技术产业泡沫破灭、美国次贷危机、国际金融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等多种危机。为了应对危机，各国采取了一些措施，全球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从2009年第三季度全球经济开始缓慢复苏后的形势看，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动向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发达经济体被迫改变负债消费模式。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主要靠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其中，美国个人消费支出占经济总量的2/3以上。今后这种基本格局虽然不会改变，但以住房次级按揭贷款形式为标志的负债消费和过度消费模式已经难以为继。美国消费信贷2010年连续7个月放缓，美国民众的消费习惯有所改变，倾向于更为谨慎。在欧元区，长期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和人口老龄化加剧了居民消费的低迷。而且，欧元区各国为了遏制主权债务危机所采取的财政紧缩政策，如增加税收、减少补贴等，又对居民消费产生了明显的抑制作用。在日本，2010年前三季度的数据表明，民间最终消费的增长速度低于民间企业投资和货物劳务出口的增长速度，居民消费仍然疲软。在消费不振的情况下，发达经济体的缓慢复苏更多得益于投资与出口。美国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促使美元贬值，加上奥巴马政府提出的“再工业化”和“出口倍增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经济恢复并弱化了经济增长对消费拉动的依赖。2010年前三季度，美国个人消费的增长速度都低于私人国内投资和出口。2010年上半年特别是二季度，欧元区经济加速复苏主要得益于出口的迅速恢复。日本的情况也是如此。

第二，新兴经济体开始更多地转向扩大内需。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世界贸易额从2008年的16 099.6亿美元下降到2009年的12 419.1亿美元，下降了22.9%。2006年和2007年中国商品和服务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分别达到18.3%和15.4%，分别拉动经济增长2.1和2.0个百分点。而2008—2010年，净出口的贡献率依次下降为1.7%、41.8%和3.2%，分别拉动经济增长0.2、3.8和0.3个百分点。相反，内需，特别是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大增加。其他新兴市场国家2009年货物出口也都大幅度下降，如韩国下降13.7%、新加坡下降20.2%、印度尼西亚下降14.4%、印度下降15.3%、巴西下降22.7%、墨西哥下降21.1%、南非下降22.7%、俄罗斯下降35.7%。进入2010年，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内需出现增长势头，如俄罗斯该年1—10月固定资本投资同比增长4.7%；巴西依靠内需拉动，前三季度实现了GDP同比增长8.4%。

第三，资源输出国开始调整过度依赖资源出口的发展模式，最明显的是俄罗斯。2010年1—10月，俄罗斯以美元计价的商品进口同比增长30%，出现了进口增速明显快于出口以及经常项目顺差逆转的趋势。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不少资源输出国提高了本国固定资本形成额在GDP中的比重，如沙特从2008年的19.6%提高到2009年的24.8%，印度尼西亚从27.7%提高到31.1%。这表明，资源输出国的发展模式开始发生以增强内生动力为目标的转型。

面对着世界经济深刻、复杂的变化，一方面，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得到进一步深化，新兴经济力量的崛起为全球贸易和投资的增长注入新的活力；另一方面，世界经济失衡加剧，粮食、石油的国际市场价格在高位持续波动，美国等发达国家“次贷危机”的影响在继续释放。这些因素将增加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

1.全球化与发展不均衡

全球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这在21世纪将更加突出:科技进步加快了产品、资金、信息、技术和人员等要素在全球的流动；跨国公司在海外生产、销售、研发不断扩大；各国加快开放和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步伐。总体来看，全球化将继续向纵深发展，基于全球市场体系以及资源、环境、生态等人类共同利益的全球利益关系逐步形成。

经济全球化的突出表现之一，是经济资源越发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流动。这种流动是越加自由的，即弱化国家界限的障碍，实行经济自由化。例如，就以关税率大幅下降为主要特征的贸易自由化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初期，世界各国进口关税平均水平为40%，而现在工业品的加权平均关税水平，发达国家降至3%，发展中国家降至14%。

经济全球化的突出表现之二，是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流动是越发全面的，即包括商品、劳务、技术等在内的流动；是越发大量的，即流动速度加快、规模容量增大。这具体体现在资源国际流动在各个领域的扩张上。世界商品贸易额在1948—1998年年均增长6%，远高于同期世界生产总值的增长（年均增长3.8%）。1998年世界商品贸易额高达5.8万亿美元；世界服务贸易额从1970年的640亿美元迅速增加到1998年的1.3万亿美元；世界跨国直接投资额（年流量）从1970年的400亿美元迅速增加到1998年的4 200亿美元；世界跨国银行的国际贷款额（累积量）从1970年的4 550亿美元迅速增加到1998年的8万多亿美元；全球外汇市场日交易额从1973年的150亿美元迅速增加到1997年的1.5万亿美元。特别是作为国际分工、跨国生产和资源流动主体力量的跨国公司，在当代有了迅速的发展和壮大，形成了庞大的全球生产和销售体系，其产值、对外直接投资、国际贸易和专利、技术国际转让，已分别占世界相应总额的1/3、70%、2/3和70%。

经济全球化的突出表现之三，是把世界各国经济更紧密地联结为一个全球经济的各种资源流动方式、越加相互结合、影响，而非各自互不相干地平行、孤立地发展。这种各种资源国际流动方式、领域相互结合、一体化发展，主要表现为促进、转换、互补三个方面。相互促进，是指某种资源流动方式、领域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兼顾促使其他方式、领域也得到发展。譬如，资本流动带动商品流动（出口信贷支持商品出口）。相互转换，是指某种资源流动方式、领域发展的动机，既可以通过自身的发展来实现，也可以转换为以其他方式、领域的发展来实现。譬如，商品贸易转换为对外投资、技术贸易转换为对外投资。相互弥补，是指某种资源流动方式、领域发展的不足，由其他相近的方式、领域的长足发展所弥补。譬如，服务贸易与商品贸易的互补。

经济全球化的突出表现之四，是世界各国经济日益相互开放和融合。具体而言，各国国民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与世界经济和世界市场的相互依赖一般用“贸易依存度”来体现，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中，世界经济的贸易依存度迅速上升。全球货物与服务的出口占全球总产出的比重，1950年仅为7%，而到1998年已达23%。而且，不仅世界各国平均的外贸依存度超过了20%，诸如美国、日本等经济大国的这一比重也突破了20%的传统界限。

经济全球化的突出表现之五，是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与整个世界经济的变动越加相互影响和制约。世界各国经济相互融合、依赖越发加强的状况，决定了两个方面的影响和制约。一方面，一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深受外部世界经济发展变化的影响和制约。譬如美国，近年来其经济状况不错: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较低的失业率，与此同时通胀率没有上升，这是25年来独一无二的。美国经济状况较好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可以说经济全球化和美国对外经贸的发展，是美国目前经济“一高二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经济增长而言，据美国前总统福特、卡特等人提交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近4年来的经济增长中有1/3来自外贸出口；就失业率降低而言，据美国商务部的经验数字，每年美国有1 800万人的就业是靠商品和劳务的出口解决的；就通胀率降低而言，连美国前总统克林顿都在说，经济全球化以及美国“相对开放的经济”正在抑制着通货膨胀。另一方面，一国国家经济的发展状况也对整个世界经济发展变化产生影响和制约。譬如，1997年泰国发生金融危机，引起东南亚金融危机，又波及韩国、日本，使占世界经济1/5比重的东亚经济体出现严重衰退，从而使整个世界经济增长下降。[1]

毋庸置疑，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带来了活力和繁荣。但是，活力和繁荣并不是这个进程的唯一结果。数字鸿沟的加深，拉大了两极分化的差距；贫困人口的增加，加重了人们对全球化进程的担忧；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主导地位，造成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和各国发展机会的不平等。从世界经济运行的总体态势来看，全球经济失衡具有一定的长期性和规律性。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美国巨额逆差和东亚地区及新兴经济体的大量顺差为主要表现的全球贸易失衡和国际经济体系失衡在不断加剧。

第一，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实力中处于主体地位。发达国家的总数仅占世界的一成，人口占一成半，但在体现经济实力的主要指标上，它占世界的比重却很高——GNP占七成半，外贸占七成，国际投资占八成，信贷占九成。

第二，发达国家在世界产业结构和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优势地位。西方国家第三产业比重大（60%以上），制造业，特别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发达，使其经济的应变能力较强，财富的增值幅度较大，并在国际经济交换中能攫取较大的利益。

第三，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处于制约地位。西方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世界经济发展的规模、速度。

第四，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事务中处于支配地位。西方国家在相当程度上支配着国际经济机构的活动（例如世界银行的五大常任执行董事由美、英、法、德、日各居其一，该五国的投票权占全部投票权的近40%）；支配着世界经济的主要因素（如国际价格、利率、汇率等）的变动。

世界经济发展不仅是不平衡的，而且这已不是一般的不平衡，它已带来世界的两极分化，贫者越贫、富者越富。换言之，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趋势衍生出另一个趋势——两极分化趋势。

从经济增长率来看，近十多年来发展中国家的确要比发达国家高一些。人们预测，发展中国家未来的经济增长率仍会高于发达国家（例如1998年底，世界银行预测1998、1999、2000年三年的经济增长率，发达国家分别为1.7%、1.6%和2.3%，发展中国家分别为2.0%、2.7%和4.3%）。但是，考虑到经济粗放性、基础差等因素，发展中国家需在经济增长速度上有较大的优势才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像非洲这样的经济落后地区，尽管在1994—1998年连续五年经济增长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其1998年的3.7%的增长率虽然比世界平均增长率1.8%高，但不足以缩小差距，改变世界经济的两极分化的趋势。再者，发展中国家自身发展很不平衡。在过去的十多年，只是东亚（主要是中国、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东南亚国家联盟等）和南亚（主要是印度、巴基斯坦）的增长率高于发达国家许多，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普遍低于发达国家或与发达国家差不多。可以说，过去十多年发展中国家3%的总体平均增长率以及未来更高的增长率（世界银行1997年9 月9日发表的《1997年全球经济前景和发展中国家》的报告中预测:从现在到2020年，期间发展中国家的年均增长率可能达到5%～6%），主要是反映发展中国家的佼佼者在以较快的速度追赶发达国家，并不说明世界经济两极分化趋势的减弱。再考虑到人口因素，世界两极分化趋势更为明显。由于贫富两极分化主要是指人均经济水平而非经济总量，而发展中国家不仅人口多而且人口增长过快。因此，对比一下世界两端的人均水平的贫富差距状况，可以看到两极分化趋势在加强。1950年世界银行统计的人均收入显示，发达国家为低收入国家的24.3倍；这个差距在世界银行1998年的统计中，扩大为70多倍。[2]

2.新兴力量崛起

近年来，中国及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经济保持较强的增长势头，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加速引起了普遍关注，“金砖四国”（BRICs）、“远景五国”（Vista）、“N—11国家”等描述新兴经济群体的新名词不断涌现，世界新兴经济力量的崛起开始显现出一定的整体性。

目前，凭借着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巨大以及日益开放和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新兴市场受到国际资本更多的青睐，开始分享国际分工和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更大利益，从而不断提升自身的国际影响力，进而将把国际经济体系的变革和转型带入加速期。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和国际经济秩序中独领风骚的局面将有所松动，世界经济多极化的发展趋势逐步增强。

新兴市场国家的上升彻底动摇了西方国家主导的传统世界经济格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0年发布的报告称，世界最富有的30个OECD成员国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将从2000年的60%降至2010年的51%和2030年的43%。与此同时，新兴国家经济总量所占比重将不断上升。

除了经济总量和影响力的持续上升，新兴市场国家力量上升还表现在经济增速快于世界平均增速，在国际产品与服务市场的竞争力持续上升，研发与创新能力的上升。与之相应，伴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组织、国际规则中话语权的上升，其抵御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压力和风险、维护自身政治、经济利益的能力和讨价还价能力也在不断提升[3]。

在未来的全球治理机制中，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和声音日益凸显，新兴经济大国将获得更多参与国际事务的机会。然而，国际经济关系的主导权并不单纯倚仗GDP的规模，从经济运行质量、体制的完善性以及处理国际经济关系的经验，特别是从金融领域的控制力来看，世界经济格局的变革将是一个漫长、渐进的过程，发达国家仍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占主导地位，调整、重组甚至是局部的磨合与对抗将成为未来国际经济秩序演变与嬗变的主旋律。

在国际经济格局中，中国经济地位的提高有利于改善国际经济秩序及其制衡机制，中国也完全有条件、有必要实现由应对者到参与者、再到设计者的自觉转变，通过在更高层次上、更广泛地参与国际经济协调，充分发挥发展中大国的作用，从而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更有利的外部保障。

3.新地区主义和经济爱国主义

由于全球化自身的矛盾，反对全球化的声音和势力始终遍布世界各地与各个阶层。除了经济利益的对立，今后，民族、宗教和文化上的差异也将成为阻碍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因素。

与全球化并行的是新地区主义的兴起和发展。随着区域合作组织的建立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的推进，区域一体化将向更高层次、在更广的范围内发展，地区主义的力量也将随之在世界范围内逐渐高涨，对区域合作话语权的争夺将成为国际竞争的新内容。区域化和全球化既相互促动，又相互制约。新地区主义所奉行的“地区至上”理念与全球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有一定出入，这将对多边国际协调机制及其有效性带来更大的挑战。

同时，面对日益加剧的国际竞争，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发展中大国的“本位意识”复苏，积极推行“经济爱国主义”，其实质在于运用国家力量，保护关系到本国经济命脉的大企业，维护国家产业安全。目前，一些国家和地区开始把“经济爱国主义”作为国家战略来推行，这表明全球化浪潮并未完全吞没经济民族主义。由于“经济爱国主义”采用明显的双重标准，因而集中体现了国际竞争中的国家利己主义倾向。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全球化、新地区主义和“经济爱国主义”这三种趋势将共同演绎国际经济关系的走向，并有可能在世界各国的政治利益与经济现实之间形成某种妥协机制。但由于这三种趋势之间的目标错位，也不排除导致在某些领域和国际议题上出现重大的分歧和矛盾，并对国际经济秩序产生严重冲击，直接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

4.技术创新是最大动力

随着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和竞争力的影响显著增强，未来的产业竞争从根本上说是科技的竞争，特别是自主创新能力的竞争。世界范围内科技革命继续迅猛发展，将带动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更新换代的周期缩短，技术创新作为经济增长引擎和第一生产力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

只有掌握产业发展的最先进技术和产业技术创新的方向，才能在该产业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更有利的竞争地位，才是改善本国经济安全形势最有效的手段，这一点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为此，各国以及各大跨国公司将在高科技领域及相关产业展开更为激烈的争夺。各国政府纷纷制定以创新为导向的科技发展战略，加大对基础研究和重点产业研发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在国际科技竞争中争取主动权，为经济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和保障。

从未来全球技术创新的走向来看，高技术领域的国际竞争不断升级，其中技术标准的制订将成为高技术领域国际竞争的焦点。同时，鉴于当代科技发展所具有的综合化和体制化的特征，科技研发中的“闭门造车”不仅将直接影响到研发的整体效率，甚至会严重偏离世界科技创新的方向和轨道，而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开放式的“集成创新”将成为科技发展的主流模式。

在这种创新模式下，各国在研发方向选择、基础研究投入、重大项目的团队建设以及创新平台的搭建等方面的合作空间将进一步拓展，而一国产业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国际研发中的地位将取决于对创新主导权的掌控。

5.国际分工形成多层次格局

随着全球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以及贸易、投资自由化趋势的增强，以商品贸易和比较优势为基础的传统国际分工格局迅速向产业间分工、产业内产品分工和要素分工并存的新型国际分工模式演进，形成动态的，多层次、网络化的国际分工体系。

在这种新型体系下，国际分工的边界将由不同产业转向同一产业或产品价值链不同增值环节，国际分工的接点由产品转变为要素，由以国家为主体转向以企业特别是占据行业领导地位的大跨国公司为主体。在未来的国际分工体系中，跨国公司作为全球生产和交换的“组织者”的作用将更加突出。同时，尽管世界经济的多极化趋势不断增强，中国、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分工地位有所提高，但由于发达国家拥有的高技术、高素质人力资本等要素仍具相对稀缺性，因而，在未来国际分工体系中，发达国家凭借着先进技术、完善的创新体系、更具竞争力的国际化企业等优势将在国际分工格局掌握主动权。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虽然在经济全球化使资本和技术的流动性大大提高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引进资本和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要素禀赋结构，但发展中国家仍将主要以劳动力要素参与国际分工，其所获得的分工利益也仍然主要集中在劳动要素的报酬上。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劣势地位将导致其对外来资本、技术和制度安排产生一定的依赖性。

6.产业融合趋势增强，产业升级路径多样化

进入21世纪，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以及信息技术在传统领域的推广与应用使各产业之间的技术趋同性提高，导致产业之间的边界趋于模糊，三次产业之间，特别是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技术和市场重叠化程度显著增强。

一方面，全球产业结构加速分化，高新技术的渗透使核心技术趋同、无缝化新兴产业群不断涌现；另一方面，产业技术的融合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单一知识及其技术的产业划分标准，致使“产业融合”开始逐步取代“产业分立”，成为产业演进的重要方式。全球产业结构在不断融合、新旧更替的过程中，产生了强大的后发效应以及更多的学习机会。

在这一趋势下，各国产业结构调整将不再简单地延续传统的“农业→工业→服务业”的线性升级路线。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承接服务外包和各种类型的国际产业转移，适时把产业发展的重点转向新兴服务业领域，实现服务业的超前发展，从而把产业升级带入全新的路径，提高产业发展的整体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同时，为适应产业不断升级的要求，发达国家将加快把失去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之间的互动性逐步加强，世界各国产业结构的关联度和开放效应大大提高，逐步形成世界产业结构的大系统。各国产业结构作为一个开放系统，将在与其他国家产业结构的互动中变迁。

各国产业结构的互动无疑将增加中国融入世界产业结构调整体系中的机会，但在外资大量进入的条件下，如果不能及时培育自主创新能力和自有品牌，则有可能在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中陷入被动状态。

7.跨国并购再掀新高潮，政策环境更宽松

从跨国并购的发展历程来看，全球并购活动表现出一定的周期性。在经历了20世纪初的短暂调整后，跨国并购开始加速迈向第六次高潮。在新一轮全球并购浪潮中，随着各国服务业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银行、保险、电信、传媒、电力及其他公用事业等服务业成为跨国并购的重要领域。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越来越多的间接资本（私募基金等财务资本）开始大规模地参与跨国并购，致使FDI呈现间接化的动向。随着全球利率水平的普遍下降，加之国际金融领域的整合进程加快，私募基金和其他财务资本迫切需要新的增值领域。与产业资本投资或并购项目20～30年的经营周期相比，私募基金并购在东道国的经营周期大大缩短，一般仅为5～10年。因而，很难给东道国带来技术、管理等“一揽子”资源，并对东道国的相关政策和监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间接资本的参与，全球跨国的并购规模将持续扩大，并购主体和方式将趋于多元化。其中，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中东地区的大企业收购欧美企业的意愿增强，新兴市场在并购领域日益活跃的表现将推动全球能源、矿产、钢铁、机械、信息服务等行业的资产重组。

8.财富形态日益丰富和虚拟化，国际货币体系不够稳定

随着资本国际流动障碍的减少，金融全球化的趋势进一步增强，各种金融衍生工具的创新和应用带动了世界财富形态的变化和全球金融市场规模的迅猛扩大，从而使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呈现出不可逆转的态势。

在未来的国际金融市场上，从商品货币、金属货币到纸币，从货币到票据，从股票到期货期权，从初级金融工具再到各种高级衍生工具，金融产品的创新一方面将为各国经济发展和企业成长提供更多的融资渠道。另一方面，符号经济的过度创造以及全球资产虚拟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也将加大全球经济运行的风险。一旦实物经济和虚拟资本的比例失衡，其产生的连锁反应不仅将对国际金融秩序造成严重破坏，而且还将直接威胁到世界经济运行的稳定性，甚至造成地区性的经济衰退。

同时，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汇率制度、国际储备结构、国际收支协调机制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的组织管理等方面均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霸权地位的持续弱化，而以“石油美元、亚洲各国央行、对冲基金以及私人股本”为主的新金融元素成为影响国际金融市场，甚至是主导全球经济走向的重要力量，这有利于增加全球金融体系的弹性和多样性。

另外，由于“次贷风波”的风险释放远未结束，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由紧转松。而在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下，中国货币政策的走向却不断趋紧，出现与发达国家逆向操作的局面，从而将进一步加大中国宏观调控的难度，影响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9.能源和资源性产品供求偏紧，价格持续波动

受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美元贬值、欧佩克限产、国际投机活跃以及生物燃料产业迅速发展导致粮食需求增加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近年来，国际市场上石油、粮食、食用油、铁矿石、有色金属等大宗商品的价格持续上涨。世界各国，特别是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普遍出现不同程度的通货膨胀。

从世界范围来看，需求旺盛，特别是全球经济增长格局变化导致的需求激增以及美元疲软、期货市场的过度投机等拉动能源和资源性产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将继续影响全球初级产品的价格走向，能源和初级产品市场的供求关系仍将趋紧。在需求保持刚性的条件下，日益脆弱的供给体系将使国际市场价格持续走高，地区安全、自然灾害等因素将进一步抬高全球资源产品的供给成本，使未来资源产品的供给弹性缩小。

同时，各国政府能源和环境政策的变革也将对国际市场的供求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为应对传统能源价格攀升，在各国政府扶持政策的激励下，全球将掀起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高潮。

然而，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在现有技术条件和产业发展模式下，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仍大量倚重不可再生的资源，如太阳能电池板、稀土等，从而必将带动这些要素及其上游产品价格的上升。尽管国际市场能源和初级产品价格的波动具有一定的周期性特征，而且也不排除重大技术突破对资源性产品产生的替代效应以及资源利用效率的显著提高，但总体来看，资源性产品不可再生的特点决定了其稀缺性将长期存在，未来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将呈螺旋式上升的趋势，并将在高位持续频繁波动。

能源和资源性产品价格走高一方面将刺激世界范围内新能源、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迫使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加快转变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并积极参与有关的国际合作；另一方面，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食品和能源价格的大幅攀升将部分抵消其经济快速增长的福利，加剧其宏观调控和社会保障的难度。特别是对于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大国，经济增长和加速工业化、城市化造成的能源、原材料需求膨胀，给产业结构升级带来更大的压力。

另外，高价位、频繁波动的能源和初级产品价格也将进一步加剧相关领域的国际竞争。新兴经济国家对分享世界资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断加大对海外市场的开拓力度，对国际资源市场的原有供求格局造成一定的冲击，而这一领域矛盾的激化将直接危及中国的能源保障和产业安全。

10.多边贸易体系中的利益主体多元化趋势增强

总体来看，在WTO及各种区域组织的推动下，国际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主基调不会改变。但由于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以及国际贸易格局中新兴力量的崛起，多边贸易体制运行中的障碍增加，WTO利益主体多元化的趋势将进一步增强。而这些利益主体的形成将直接影响多边贸易谈判议题的设立、谈判进程以及未来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使WTO在处理一些新的贸易争端中陷入两难处境，并将对多边贸易体制的运行造成冲击。

目前，在投资自由化、农产品贸易、服务贸易等谈判议题中，新贸易保护主义被披上了“公平贸易”等形形色色的伪装。一是越来越多的成员尤其是发展中成员大量采用反倾销、反补贴等传统贸易保护手段。这些保护手段不再单纯针对倾销或补贴行为，而是成为各国的贸易救济措施，以抵御进口商品冲击、维护本国产业和企业的利益。二是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标准、环境标准也出现被滥用的趋势，这势必进一步加剧世界范围内的贸易摩擦，增加中国产品出口的难度和成本。

随着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国家的国际影响力的增强以及区域经济组织的发展，未来多边贸易体系中将形成更加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不同的谈判议题会催生各种形式的利益联盟，导致超经济的谈判手段不断向贸易谈判中渗透，从而增加多哈回合谈判乃至日后多边贸易谈判的变数。

由于WTO倡导的多边协定的谈判模式一再受挫，将使一些国家和地区转而采取更现实的策略，积极推进双边贸易谈判。同时，也将迫使WTO加快改革进程，调整现行的谈判规则和模式，从而更好地适应多元化的国际贸易利益新格局。

11.节能和环保将成为各国共同关注的问题

全球发展理念和增长模式的渐变将带动世界范围内节能和环保技术的创新与应用，各国政府的重视和鼓励政策还将刺激私人资本对相关产业的投入，进而带动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

同时，对节能和环保的关注还将对各国贸易政策产生重大影响，有关国际贸易中的环境标准和“绿色壁垒”将成为未来多边贸易谈判的重要内容。总体来看，发达国家将实行更加严格的环境标准。这虽然有助于促使中国改进产业技术、淘汰落后工艺，但也势必将增加中国的出口成本，并由此引发更多的贸易摩擦。

今后，美国在有害气体减排、气候变化等议题上不会对国际社会作出过多积极的承诺，美国的这种立场和态度与欧盟各国形成较大反差。以法国和德国为首的欧盟主要国家政府加大节能和环保的宣传力度，加快环境、能源及相关产业政策的升级，并积极推动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合作。在向发展中国家转让减排技术方面，欧盟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意愿比较明朗。

但欧盟这种做法是以其可再生能源和减排技术等方面的优势为支撑的，主要目的还是要为欧盟企业进入发展中国家的环保产业和减排市场创造条件。同时，发展中国家虽然意识到节能和环保的重要性，但受制于资金、技术和短期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些领域的制度建设和投入严重滞后，而且与发达国家之间在减排目标及其权利与义务安排等方面产生了诸多矛盾。面对发达国家施加的压力，如何在坚持自主减排的前提下，协调各方面的要求和立场，成为未来中国开展国际协调的重要内容。[4]

（二）国际产业发展状况

世界经济格局是世界各国或国家集团间通过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形成的一种世界经济结构。传统的世界经济格局主要描述各类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及其演变，如20世纪90年代之前，经济实力最强、人均生活水平最高、对世界经济事务影响力最强的美国、欧盟和日本三极之间的经济权力分配关系是世界经济格局的主要内容。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带动了全球知识经济的蓬勃发展。由于各国或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上的差距，各国的知识经济发展水平和进度出现了较大的差异。在知识经济发展水平各异的前提下，各主要国家经济出现了不同的发展趋势，各国之间在国际分工、贸易、金融和投资关系上也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它们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也因此发生显著变化，世界经济正在形成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新的经济格局。[5]

生物医药产业由生物技术产业与医药产业共同组成。生物技术产业涉及医药、农业、海洋、环境、能源、化工等多个领域。应用生物技术生产出相应的商品，这类商品需在市场上形成一定的规模后才能形成产业。因此，生物技术产业的内涵应包括生物技术产品研制、规模化生产和流通服务等。生物医药产业是当今最具有成长性的高新技术领域之一。2009年，全球医药市场销售额已超过8 000亿美元。其中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近五年年均增长率达到16.4%，增长速度在全球范围内名列前茅。根据2009年的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工业总产值已达到10 382亿元，首次突破万亿元，同比增长23.1%。生物医药产业已经成为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关注热点。

1.信息产业推动全球经济发展

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以电子信息及其技术为先导和显著标志，国外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信息产业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从产业结构角度分析，信息产业是随着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与网络技术等信息技术的产生而形成的。信息产业既包括信息硬件设备制造业、软件业，也包括信息设备提供与信息服务业，是一个横跨第一、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特殊产业。现代信息产业的形成时间虽不长，但是其发展速度之快、扩展规模之广、影响力度之大，是过去任何产业部门的发展所无法比拟的。①据推测，下一代信息网络、移动通信、物联网、云计算、大型集成电路、电子元件和平板显示等新兴信息领域已成为全球信息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根据ITU的有关数据显示，2009年成员国宽带普及率已达25.9%，约为2000年的4倍；2009年全球移动用户普及率为67%，是2000年的5倍多；移动宽带普及率为9.5%，正在经历摩尔定律描述的成倍增长。因此，来自学术界和产业界的一种普遍看法是，信息技术仍然是未来一段时间内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主导力量和主要方向，传统信息技术产业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至少还能持续10年，新兴信息技术对未来经济社会的影响不可限量。[6]

2.生物技术发展与广泛应用

生物技术在功能基因组、蛋白质组、干细胞、生物芯片、转基因生物育种、动植物生物反应器等领域已取得重大突破，进入大规模产业阶段。2008年，全球生物技术药物销售额超过1 000亿美元，诊断试剂业年增长率持续保持在15%～20%的水平。2009年全球医疗器械市场总销售额大约有3 360亿美元，而2008年这一数字为3 000亿美元。2007年，全球转基因农作物种植国家增至23个，转基因农作物种植面积新增1 230万公顷，增幅为12%；2008年，转基因农作物种植国增至25个，种植面积持续增长9.4%。业内专家普遍认为，生物技术革命成为未来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主要方向，生物产业将成为继信息产业蓬勃发展之后世界经济中规模巨大的又一个主导产业，生物技术将渗透现有产业体系的各个方面。像OECD报告中所描述的那样，到2030年，将有35%的化学品和其他工业产品来自工业生物技术。

3.新能源技术发展前景良好

近年来，风力发电、太阳能光伏发电、太阳能光热利用、生物质能源等产业呈现快速发展态势，新能源汽车产业化稳步推进。2009年，全球风机装机容量、光伏总装机容量、太阳能电池总产量较上年同比增长率分别为31.7%、44%和49%。采用高性能锂离子电池和一体化电力驱动系统技术的纯电动汽车性价比得到提高，在全球推广规模已达2万辆左右。尽管与传统能源相比，新能源消费目前所占比重仍然“微不足道”，但是，伴随全球资源能源环境压力的增大，未来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特征的低碳经济和绿色能源消费必将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有关研究表明，目前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特征的第四次产业革命正在改变人类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

4.新材料技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提供物质基础

材料技术既是当代高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现代高新技术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先导。有观点认为，信息、能源和材料并列为21世纪现代文明和生活的三大支柱，其中，材料又是信息和能源的基础。近年来，全球新材料产业快速扩张，2008年，世界新材料产业市场规模接近8 000亿美元，同比增长近1/3。与此同时，新材料产品更新换代加快、生产经济性强、产品性价比高、制造过程绿色化特征明显，世界新材料产业呈现出专业化、复合化、精细化的发展趋势。以稀土材料为例，应用领域已渗透到新能源、节能环保、国防军工等方方面面，品种和规格已逾万种。基于新材料技术的基础性及其应用的广泛性，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继续作为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提供物质基础[7]。

5.传统产业发生深刻变化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各国经济在生产、分配、消费环节的全球一体化趋势，是生产能力存量在全球范围内的转移活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导致传统产业，如制造业、流通服务业等在全球范围内扩张，是传统产业全球扩张的根本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在生产、贸易、科技、资本流动、知识流动等各个方面都向纵深的方向发展。而且随着互联网技术、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传统产业在全球范围内扩张的形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变。这种根本的转变体现在传统产业的全球化发展由以往的以贸易全球化为基本特征转向了生产、资本、研发、服务的全球化整合发展，传统产业的组织形式突破了以往立足本国国内的局面，形成了产业内部分工的国际化，出现以产业价值链的国际分工为基础的虚拟生产、网络服务、生产与服务外包等战略合作联盟的新形式。

6.多学科技术交叉和融合

未来科技和产业革命的方向不会仅仅依赖于一两类学科或某类单一技术，而应该是多学科、多技术领域的高度交叉和深度融合。其中，信息技术将进一步发挥基础和支撑作用，生物、纳米、材料等技术将更广泛地渗透、交叉、融合，产生若干新兴技术和新兴产业，进而引发新的技术变革和产业革命。兰德公司的有关研究指出，生物、纳米、材料技术的发展以及它们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有可能对未来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例如，新材料技术应用于生物医学工程领域，有可能在微创手术、健康、生命检测、寿命预测等领域产生一批新技术；信息技术又将为遗传学、生物芯片、医疗设备、智能材料等领域提供广泛的技术支撑。

7.知识、技术、人才、资本全球配置

世界经济发展的两个最大的背景就是经济全球化和新经济快速发展。首先，新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使知识成为产业发展的最稀缺要素，而且以网络和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的进步和应用正快速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因为，产业发展的模式和产业发展所依赖的市场都发生着快速的变化。经济全球化，则直接对全球产业发展发挥着深刻影响。产业发展的基本特征表现为技术、人才、资本、知识、市场等产业要求的全球配置，突出表现为生产和消费的全球化，即企业不只在本国而是在世界范围内寻找资源，消费者虽身居本国但消费的却是无国界的产品。各产业发展的具体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生产活动全球化。生产活动的全球化主要表现为国际分工的内容发生变化，从传统的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分工逐步发展成为以现代工艺、技术为基础的分工；从产业各部门间的分工发展到各个产业部门内部的分工和以产品专业化为基础的分工；从沿着产品界限进行的分工发展到沿着生产要素界限进行的分工；从生产领域分工向服务部门分工发展。国际分工的形成机制在变化，即由市场自发力量决定的分工，向由企业，主要是由跨国公司经营的分工和由地区经贸集团成员内组织的分工发展，出现了协议性分工。水平型分工成为国际分工的主要形式，其内容为产品型号的分工，产品零、部件的分工和产品工艺流程的分工。世界性的国际分工使各国成为世界生产的一部分，成为商品价值链中的一个环节。[8]

因此，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孕育着我国吸引人才和科技创新的新优势。国际经济秩序不合理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人才流向不均衡，发展中国家的人才流向发达国家，穷国人才流向富国。世界经济结构进入调整期后，世界需求结构发生变化，对人才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地增长，就业机会和收入大幅度增加，对海外人才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许多地方政府派团到欧美国家招揽留学人才归国，取得很大成效。预计“十二五”期间，将会有更多的海外人才来到我国参加建设。这些人才对增加我国人力资本积累，特别是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将起到重要作用。

二、国际高等教育环境

现在，高等教育在国家创新中的地位越来越关键，重大科学发现主要来自大学中的学者，70%以上的诺贝尔奖得主在大学工作。因此，世界各国高度重视高水平大学的建设，在抢占世界学术高地方面明显加快了步伐。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高等教育大众化。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口出生高峰的到来，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欧洲一些比较发达的国家，如法、德等国先后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大众化，如美国学者马丁·特罗所说，并不仅是高等教育数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而是在高等教育领域发生的一系列的变革。它表现为:[9]在观念方面，接受高等教育已不再被视为一种特权，而是那些具有一定资格者的一种权利。②高等教育职能的重点已从塑造个性转向培养更为专门的精英。③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伴随着入学机会的扩大，既有完成中等教育者，也有其他类型的学生，职业训练已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④高等学校之间虽然存在界限，但已经比较模糊和较容易渗透。⑤高等教育系统虽继续受精英集团的影响，但更多受“民主”的政治程序决定和对高等教育产品感兴趣的雇主这类“关注者”的影响。⑥在不同类型的学术单位之间，有着不同的学术标准，学术标准呈现多样化。⑦由于高等教育机构规模的扩大，功能日益增加，不仅教育管理队伍扩大，而且逐渐转向专业化。在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的这些变化不仅彻底地动摇了高等教育作为一个自治系统的传统理念，同时也“迫使政府发展新的管理形式，对不同类型的学校相应地给予不同程度的自由与控制……让普遍性的规则和中央政府的计划让位于新的管理形式，这些包括契约，在更加自决的框架内大学的自我管制，激励与惩罚，新的更加广泛的评估制度，准市场化的竞争等”。

第二，国际竞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进入了第三次科技革命时期。科技进步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更加突出，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也从20世纪中叶的40%，到20世纪70年代后上升至60%，20世纪80年代又上升到70%～80%。高等教育与高科技有着固有的联系，社会的科技化程度越高，作为新知识、新观念与新型专业人才的源泉的高等教育，作用也就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间的竞争事实上也就是高水平的教育与人才的竞争。每个国家都希望高等教育能在地区复兴、国家经济繁荣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满足“能适应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和“民主、文明、综合的社会”的需要。希望大学是多产、高效、有着较高的社会可信度和教育质量的实用型机构。这些国家相信，通过放松管制和建立一种类似于市场的机制，就能够使高等教育更有效率，并能为国民经济注入更多的活力。

第三，新公共管理的影响。新公共管理又叫“管理主义”“后科层制模式”等，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的一种国际性思潮。它起源于英、美等国，并迅速扩展至其他国家。对于新公共管理范式的特征和内容，西方学者作了不同的概括和描述。按照波立特（C.Pollit）在《管理主义与公共服务:盎格鲁和美国的经验》Managerialism and Public Service:The Anglo-American Experience一书中的说法，“新公共管理”主义主要由20世纪初发展起来的古典泰勒主义的管理原则所构成，即强调商业管理的理论、方法、技术及模式在公共管理中的应用。胡德（C.C.Hood）将“新公共管理”的内涵及特征刻画为如下七个方面:①向职业化管理转变；②标准与绩效测量；③产出控制；④单位的分散化；⑤竞争；⑥私人部门管理的风格；⑦纪律与节约。英国学者温森特·怀特认为，新公共管理强调职业化的管理、明确的绩效标准与绩效评估；以结果而不是程序的正确性来评估管理水平；看重金钱的价值；对消费者而非公民的需要保持敏感，强调公共服务的针对性而非普遍性。罗德斯（W.Rhodes）指出，“新公共管理”有如下几个特点:以管理而非政策为焦点，以业绩评估和效率为焦点；将公共官僚机构分解成各种建立在使用者付费基础上的处理事务的机构；以准市场的使用和合同承包来培育竞争；一种强调产出目标、限制性项目合同、金钱诱因和自由裁员的新管理风格。尽管这些学者对新公共管理的具体特征在表述上存在差异，但从中仍不难发现其核心的要素，即以市场为导向，以“三E”——经济、效率和效益为目标。20世纪80年代，欧洲国家在公共行政改革中广泛引入新公共管理的同时，也将其引入了高等教育领域，并引发了一场高等教育管理的革命。[10]从1998年巴黎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开始，国际高等教育进入到一个新时期，各国政府都在开展一系列的改革。现如今，大学的创新与服务已成为大学的重要使命，为此大学要不断改革，引领社会前进，把创新与服务作为它的根本和宗旨。应用科技大学作为欧洲国家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提升国家竞争力、促进产业升级转型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为所在国在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背景下实现经济稳步增长提供了坚实基础。1993年，瑞士开始对高等教育进行改革，将全国60多所高级职业技术学院按地区合并成7所应用科技大学，赋予其新的任务和职能，使其成为一种新型大学。德国于1968年经各联邦州州长讨论通过了《联邦共和国各州高等学校协定》，将当时部分基础较好的工程师学校、高级专业学校合并，在保持其办学总体特色的前提下创建应用科技大学。其毕业生尤其受德国工商界的欢迎，德国工商界2/3的工程师、1/2的工业经济师都是由应用科技大学培养的，他们在德国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中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

近年来，全球经济体一体化进程加速，促进了各国在各个领域的广泛合作与交流，一股新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浪潮在全球范围内悄然兴起，成为一种国际潮流。高等教育在教育观念、课程设置、人员交流、学术交流与合作、办学条件等方面呈现国际化的特点，并表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交流的主体发生了改变、交流内容更为丰富多彩、课程设置和内容更加注重国际化、交流空间更加扩大、国际交流朝着教育贸易的方向发展。美国是一个极力倡导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国家，不论在进行教育国际合作还是在人员交流方面都可以说位于世界各国的前列。英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在世界全球化的影响下，英国大学有机会与不同国家的大学建立学校之间的交流平台，通过科研和教学项目的合作，将传统教学模式与现代教学模式相结合，共同提高双方教学质量和合作深度。高等教育国际化使我们开阔视野、用活跃的思维理解新的现象，不断提高学生的创造力，并帮助学生提高在未来职业生涯中的竞争力。雷丝·艾邦顿（Les Ebdon）分析，2008年英国高等教育产业总收入为110亿英镑，为国家的GDP贡献很大。其中，英国大学与海外大学的合作也为教育产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进入21世纪后，各国都在制定国家战略、积极谋划新世纪的教育发展。如美国的《2002—2007年战略规划》（2001）、《不让一个儿童落伍法》（2002），俄罗斯的《2010年前俄罗斯教育现代化构想》（2001），韩国的《人力资源开发基本法》（2002）等，都力图通过加快教育发展，培养高质量人才，抢占人才制高点。

欧洲各国日益一体化，其在高等教育方面的最大举措，就是1999年意大利的教育部长邀请29个国家教育部长签署了《博隆尼亚宣言》，取消教育体制上的障碍，实现欧洲大学的“一体化”。其核心内容如下:在欧洲各国之间实行清晰、透明、可比较的学位制度，使各国授予的学位和学历有等值性和对比性；实行高等教育的学士、硕士两级制（学士学制3～4年，硕士学制1～2年，承认学士在欧洲劳动力市场上作为完整的高等教育）；实行统一的学分制；鼓励学生、教师、教育管理人员和研究人员的自由流动，并为他们的流动创造条件；加强在质量监督领域的全欧合作，以便制订出可比较的标准和方法。

此外，很多国家均出台了改革措施。如2004年7月英国财政部、教育技能部和贸工部联合发布了《英国10年科技与创新投资框架》，并制定了《2004—2014年英国科学与创新投资10年框架综述》，对英国科学与创新的未来进行规划；俄罗斯教育科学部于2006年3月正式启动了创新型大学的申报和评选工作；日本文部科学省从2007年度起推出了建设世界顶尖水平研究基地项目，每个研究基地每年可获得5～20亿日元的资助，资助期为10年；德国政府于2005年6月启动“卓越创新计划”，即加大投入，重点建设一批拔尖本科院校和学科，计划投入19亿欧元，支持优秀本科院校30所。

2009年7月5—8日，在法国巴黎召开了世界高等教育大会，通过了《针对社会变革与发展，高等教育与研究的新动力》的公告。其主要内容包括高等教育的社会责任，入学、公平与质量，国际化、区域化与全球化，学习研究与创新，非洲的高等教育，呼吁成员国采取行动，呼吁联合国采取行动等。[11]雷丝·艾邦顿（Les Ebdon）认为，知识经济的发展也已成为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许多国家意识到应该提高本国劳动力的技能和创业能力，这样国家才能在下一轮世界经济发展中获利更大。因此，许多国家增加了对劳动力的教育与培训资金，而一些制造业的工厂则转移到了劳动力更为廉价的国家。

第二节　应用型本科院校战略发展的国内政策环境分析

一、国家经济与产业政策

依据我国的未来工作规划，主要注重五个发展方向:一要更加注重结构调整，推动产业结构和产品的更新换代，淘汰落后生产力，以促进生产方式、优化整个生产的不足。二要更加注重加强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重点是要加强农业和社会事业，继续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努力增加粮食生产，力争农民收入有所提高，大力发展各项社会事业，特别是要发展能够有利于结构调整的第三产业。三是更加注重扩大消费需求，继续引导和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注重挖掘农村的消费潜力。扩大城乡的消费需求，增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四是要更加注重改善人民生活，特别注意困难群众的生活。加大农村扶贫工作的力度，妥善解决困难群众的生活问题。五是更加注重通过改革来解决深层次的体制和机制问题。如果一个问题反复出现，那就要从体制和机制上来找原因，就是说，要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深化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和农村税费改革，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造，落实电价、邮政等方面的改革，抓紧制定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项措施，解决制约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

二、国家教育政策

进入21世纪以来，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在我国得以全面实现，职业教育快速发展，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教育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族素质，推进了科技创新、文化繁荣，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民生改善作出了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使我国实现了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我国目前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人口、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增大，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都凸显了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因此，根据教育部“十二五”规划，国家高等教育政策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高等教育承担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基本要求。到2020年，我国的高等教育结构应更加合理，特色更加鲜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整体水平得到全面提升，建成一批国际知名，有特色、高水平的高等学校。最终，若干所大学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

第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牢固确立人才培养在本科院校工作中的中心地位，着力培养信念执着、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加大教学投入，把教学作为教师考核的首要内容，把教授为低年级学生授课作为重要制度。加强实验室、校内外实习基地、课程教材等基本建设。深化教学改革。推进和完善学分制，实行弹性学制，促进文理交融。支持学生参与科学研究，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加强就业、创业教育和就业指导服务。创立本科院校与科研院所、行业、企业联合培养人才的新机制。全面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严格教学管理、健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改进本科院校教学评估方式。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励学生刻苦学习，增强诚信意识，养成良好学风。大力推进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建立以科学与工程技术研究为主导的导师责任制和导师项目资助制，推行产、学、研联合培养研究生的“双导师制”。实施“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加强管理，不断提高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的培养质量。

第三，提升科学研究水平。充分发挥本科院校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重要作用，鼓励本科院校在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国防科技创新和区域创新中作出贡献。大力开展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坚持服务国家目标与鼓励自由探索相结合，加强基础研究。以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加强应用研究。促进本科院校、科研院所、企业科技教育资源共享，推动本科院校创新组织模式，培育跨学科、跨领域的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的团队。促进科研与教学互动，与创新人才培养相结合。充分发挥研究生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加强本科院校重点科研创新基地与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完善以创新和质量为导向的科研评价机制。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深入实施“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

第四，增强社会服务能力。本科院校要牢固树立主动为社会服务的意识，全方位开展服务。推进产、学、研、用结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规范校办产业发展。为社会成员提供继续教育服务，开展科学普及工作，提高公众科学素质和人文素质。积极推进文化传播，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先进文化。积极参与决策咨询，主动开展前瞻性、对策性研究，充分发挥智囊团、思想库的作用。鼓励师生开展志愿服务。

第五，优化结构，办出特色。为适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建立动态调整机制，不断优化高等教育结构。优化学科专业、类型、层次结构，促进多学科交叉和融合。重点扩大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养规模，加快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优化区域布局结构，设立支持地方高等教育专项资金，实施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新增招生计划向中西部高等教育资源短缺地区倾斜，扩大东部本科院校在中西部地区招生规模，加大东部本科院校对西部本科院校对口支援力度，鼓励东部地区高等教育率先发展。建立完善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军队人才培养体系。促进本科院校办出特色，建立本科院校分类体系，实行分类管理。发挥政策指导和资源配置的作用，引导本科院校合理定位，克服同质化倾向，形成各自的办学理念和风格，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争创一流。加快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以重点学科建设为基础，继续实施“985工程”和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继续实施“211工程”和启动特色重点学科项目。改进管理模式，引入竞争机制，实行绩效评估，进行动态管理。鼓励学校优势学科面向世界，支持参与和设立国际学术合作组织与国际科学计划，支持与境外高水平教育、科研机构建立联合研发基地。加快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的步伐，培养一批拔尖创新人才，形成一批世界一流学科，产生一批国际领先的原创性成果，为提升我国综合国力贡献力量。[12]

三、国内本科院校发展环境

（一）本科院校自主权的加大

20世纪末，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我国开始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根本转变。从而，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以政府机构改革为标志的政府管理改革开始了。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和促进社会资源优化配置过程中所充当的角色和肩负的职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从而在本科院校管理中也发生着实质性的变化。

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政府社会管理改革的任务:“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把政府职能切实转变到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来。”江泽民同志曾说:“如果不在政府职能的转变这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改革难以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难以建立。”党的“十六大”又确定了将政府改革的重点放到政府内部管理效率的提高和政府职能的转变上来。高等教育作为社会公共事业，基本目的是为国家建设提供充分的人力资源保障。政府对高等教育事业的管理本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进行职能转变，将必须要由政府承担的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对本科院校发展的检查、监督、评估等工作负担起来，而将本科院校自身及其他社会组织能够做好的事情让出去，真正把“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职能剥离出去，使政府在高等教育管理过程中既不“越位”又不“缺位”。

我国当前进行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政府宏观管理、学校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的体制。教育主管部门主要通过确定生师比例、检查办学条件、规定收费标准、评估办学质量和增减财政拨款等途径对招生计划进行间接调控，这就使得高等学校要逐渐成为市场经济中一个相对独立的办学实体。

（二）由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高等教育是完全由政府兴办的公共事业，政府集教育的投资者、管理者、办学者于一身。它的运行模式是由政府制订社会经济发展计划与目标，据此确定企业的发展规模，进而确定人才需求计划，然后依次制订高教事业发展计划、招生计划、课程教学计划、培养计划、分配计划。政府通过财政预算拨款完全承担本科院校的基本建设和经常性经费支出，学校没有调配人、财、物等教育资源的自主权，其主要任务就是根据政府主管部门下达的计划组织教学活动。产生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高等教育有着明显的计划约束性，它只求任务指标数量，不求其过程中的资源使用效率，无须考虑教育的当前与长远的人才培养问题。本科院校的管理方式紧紧围绕着计划来确定，从而使多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被视为社会精英教育。知识经济的到来，社会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需求急剧增加，就要求高等教育要转向大众教育。

自1999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环境变化相当迅速，本科院校数量大幅增长。且近年来，高考一年分为两次，不仅高中毕业生可以参加高考，中专、中职、技校毕业生也可以参加高考，高职毕业生还可以参加专接本考试。取消了参加高考人员的年龄限制，使更多的人可以接受高等教育。我国确定的2010年高等教育目标为:各类本科院校在校人数达到2 300万人左右，其中研究生在校人数接近10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争取达到20%左右。

另外，“一技在身、终身受用”的理念已无法适应当今快速变化的社会，而多阶段学习已是人类成长的必要步骤。因此，“教学科研型”本科院校在其运作机制中，应将满足人们“终身学习”的要求纳入其中，提供给需要学习的人以再教育的机会。

（三）本科院校间竞争的加剧

随着改革的深化，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政府宏观调控、学校自主办学、收费补偿”的新型教育制度体系的确立和完善，高等教育事业不再完全由政府兴办，它成为了一种社会的具有准公共物品性质的公共事业。在此模式下，政府宏观调控高等教育的发展战略和方向，学校自主办学，市场机制引导教育供求关系和实际运作过程。

随着我国的“入世”，在WTO框架内，教育被列入服务贸易的范畴，要求各成员国普遍遵循自由、公平、开放的基本原则进行国际性的教育交流与合作。这样，国际资本和外国办学机构大范围地进入我国高等教育市场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事实上，一些国家的教育机构早已看好我国高等教育市场的潜在价值及发展空间。

在WTO的范围内，教育服务贸易提供的方式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3]通过远程教育和函授等方式实现（跨境交付）。②出国求学和培训（境外消费）。③国外机构在成员国内设立办学机构或合作办学（在服务消费国的商业存在）。④国外教师以个人身份到成员国任教（自然人流动）。教育服务贸易的主要规则是最惠国待遇、市场准入、国民待遇和附加承诺。由此可见，教育服务贸易的提供方式和主要规则，给予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既是机遇，更是挑战。面对我国高等教育的高度开放和走向国际参与竞争的趋势，“教学科研型”本科院校必须要思考如何充分利用国际化的教育资源，积极借鉴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手段，在参与竞争中提高和发展自己。[14]

（四）网络信息技术推动本科院校教育变革

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网络信息技术正逐步渗透到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网络信息技术对本科院校教学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本科院校，由于网络环境自身能实现学习的交互性、网络能与电子信息完美结合，从而实现人机对话与人工智能化；通过进行计算机各部件工作原理的模拟和仿真，实现信息资源的共享。网络信息环境的开放性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而网络的普遍使用和信息资源的共享，有利于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所有这一切都体现在本科院校网络教学与信息技术的普遍使用带给的大家学习和生活方面的便利性。如先进的多媒体环境是实用性、稳定可靠性、可拓展性和标准化的统一体:听觉上悦耳动听、视觉上清晰亮丽、传输上稳定可靠、操作上智能化程度高、便于掌握。教学环境已不是传统的电化教室，而是指数字化的教学环境，它以网络为基础，从环境（如设备），资源（如图书、讲义、课件等），到活动（如教学、服务）全部信息化。学生可以在网上自主学习，提高了开放办学程度；教师制作数字化视听教材与多媒体教学课件进行教学；设备管理和操作运行实现智能化与自动化。

四、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地区环境

从区域定位来看，所谓的应用型本科院校一般由省、市地方政府直接管理或以地方政府管理为主；在投资体制上，地方政府是投资主体，国家的优惠政策则很难惠及应用型本科院校。从本科院校的发展定位来看，相对于部属本科院校而言，应用型本科院校的主要任务是为社会培养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为区域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服务。因此，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发展不仅依赖并受制于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同时也对区域经济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然而，由于应用型本科院校特定的办学层次、办学类型及其历史积淀，其总是徘徊于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这两种不同的教育价值体系和实践体系之间。如果提高自身的学术水平，培养学术研究型人才则无力与部属名牌本科院校抗衡；如果注重实践技能，培养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又难以与高职高专竞争。如此进退维谷的生存境况，使应用型本科院校普遍面临着发展的两大压力:一是在学术地位方面不能跻身于高水平大学之列；二是在服务地方方面难以取代职业教育、直接支撑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本科院校的发展面临着自身难以解决的两大问题:第一，资源占有严重不足且大大低于部属本科院校；第二，应用型本科院校有效参与社会发展的能力较弱。

据调查研究，对地方政府和社会对本地区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支持环境表示很满意的应用型本科院校领导仅占5%，比较满意的占40%，而不太满意的和很不满意的分别为50%和5%。可见，从应用型本科院校校级领导的角度看，目前应用型本科院校所处的发展环境尚不尽如人意。另外，在调查中，将教育经费紧缺列为制约本科院校发展的最主要的问题的本科院校比例高达90%。众所周知，应用型本科院校的主要经费来源为地方财政拨款，但到位情况却很不理想。在本科院校的生存发展中，对经费的需求与日俱增，而政府投入总量虽有所增加，但所占比例却在逐年减少。即便如此，在实际操作中，这部分有限的经费，仍然难以按时足额到位。据了解，目前，国内高等学校政府拨款的数量只占到学校全年开支的1/3，其他的1/3依靠学费，另外的1/3依靠自筹，如科研成果转化以及社会服务收入等。然而据调查显示，在对高等教育投入本来就已经不足的情况下，还有相当比例的本科院校主管部门对本科院校的投入难以保证或不能到位，其中东部地区占17%，中部地区占28%，西部地区高达45%。可以说，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受地方经济发展水平限制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主管部门的重视程度和努力程度。[15]

在知识经济时代，本科院校作为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的基地，具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任务。作为应用型本科院校，如果偏离为地方经济文化建设服务的方向，必然失去地方政府和社会的支持。因此，应用型本科院校只有始终将知识进步与科技发展同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相结合，把为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服务既当作一种社会责任，又视为自身发展的需要，全方位地开展社会服务，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求发展，才能赢得社会和政府的支持，才能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进而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16]。

第三节　应用型本科院校战略发展的社会环境分析

一、我国高等教育文化观念

教育与文化，正像教育与政治、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一样，既受其制约，又为其服务。由于传统观念弥漫于整个社会中、渗透在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积淀在人们的深层心理结构中，因此，其极大地影响着人们对教育目的、地位、作用、内容以及方式、方法的看法。从而使教育处处体现着一个民族的价值倾向，也表现在高等教育的文化观念上。

（一）尊卑有序的等级观念法反映在教育中

尊卑有序的等级观念、伦理观念经过几千年的强化，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范畴之一，其影响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各个角落。它使个人在社会关系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固着化，限定了个人的行动的空间，抑制了个人和社会的活力，也对我国高等教育造成了如下影响。

（1）学生来源。我国的高等教育在1949年以前，其学生来源主要是统治阶级、富商阶层、地主、资本家的子女，劳动人民的子女是很难有机会踏入本科院校大门的。教育民主化的含义之一指的是教育机会的民主化，也就是学校要为社会全体成员开放，不受社会成分、经济状况、家庭地位等的限制。由于受等级观念的影响，也由于全民族的文化水平和素质较低，在我国，很长一个时期，教育机会平等只是有识之士的善良愿望而已。

（2）师生关系。前文说过，尊卑有序的等级观念主要是依靠“礼”来维持的，礼的极致就塑造出权威。中国人重权威的价值观念投射到师生关系上，就是崇尚教师的绝对权威。荀子认为:“言而不称师，谓之畔；教而不称师，谓之倍。倍畔之人，明君不内。朝士大夫遇诸涂不与。”师道尊严以韩愈的《师说》影响最大。《师说》中规定教师的职责是“传道、解惑、授业”。这是一种由教师传授、学生被动接受的单向教学模式，教师的权威随着教师职责的确定而确立。传统的价值观念一旦形成，往往具有很强的渗透力、影响力和裹挟力，因此，我国传统重权威的价值观念和单向的教学模式仍对当代教育产生着一定的影响。例如，在处理教与学的关系上，比较重视教师的作用，而忽视学生主动学习的作用；在选择教学方式、方法上，习惯教师“满堂灌”，不习惯师生双方共同讨论；习惯于向学生提问，不习惯以答疑的方式组织教学；习惯于用预先准备好的提纲按部就班地上课，不习惯于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灵活安排；在评定学生的学业成绩时，教师乐于按个人的感觉和经验给分，忽视评分标准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在思想教育方面，习惯于老师简单训斥，而不习惯于在师生之间展开开诚布公的、建立在充分理解基础上的坦诚讨论。在班级管理上，习惯于由老师发号施令以及严格的监督和惩罚，而不注重学生的参与和自我管理。这些偏颇的背后，实际上潜伏着教师们在处理师生关系上，追求一种说一不二的权威意识。而这种追求常常并不被教师们所意识到，它是传统价值观念在当代教师整体意识中的一种体现。

教育民主化的第二个含义是教育内部关系的民主化，包括教育部门各级领导与下级关系的民主化以及教师和学生之间关系的民主化。师生关系民主化，应是把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学生的主体作用结合起来。比较美国的学校，由于美国没有东方文化师道尊严的传统，大多数美国人共同持有的是平等、个人主义和个人自由的价值观念，因而师生关系比较随便，学生本身的活动和意愿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尊重。比如，学生上课时可以随便打断教师的话，提出问题，甚至异议，而教师一般都能耐心地听取学生的见解。每节课里，教师总要留出一些时间供学生提问、质疑，即使学生提出了不符合教师论点的“奇谈怪论”，只要言之成理，也会得到鼓励。

（3）教师之间。我国本科院校教师之间貌似平等，实则等级森严。其原因有毕业时间先后之分、毕业学校名气高低之区别，也有“近亲繁殖”之因素。我国本科院校习惯于选拔优秀毕业生留校当教师，留校毕业生虽与昔日的教师处于同等位置，但原来形成的上下级关系却难以就此改变。其结果是在职务晋升、出国深造、科研基金的分配、住房分配、奖金分配等方面论资排辈，严重地阻碍了有思想、有创见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二）教育上急功近利，重理论轻实践

（1）我国传统观念认为个人的奋斗目标上应追求立德、立功、立言。立德是指道德上的成就，起点是重义轻利的道德修养，终点是忠臣孝子或圣贤的德行；立功是指事业上的成就，如文臣武将的功绩；立言是指学术上的成就。三者之中又有层次之分，最高是立德，其次是立功，再次为立言，而核心在于当官掌权。这是立德、立功、立言背后一个更高的价值观念，即以官为本体。这势必造成“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成为全社会推崇的对象和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的局面。目前中国教育的急功近利之所以成为一种病症，与这种传统的价值观有一定的关系。既然在人们心目中，“学而优则仕”——以博取功名为教育唯一值得争取的目标，那么，当教育能与急于获取功名、改善地位联系起来时，就会拼命追求声誉、拼命追求文凭，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也制止不住；当教育不能与获取功名、改善地位联系起来时，“读书无用”的思想就会像潮水一样漫溢开来，同样也难以扭转。

（2）理论与实际脱离。我国高等学校在培养目标上一直是单一化的，着重培养理论型、学术型人才，而对于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则不够重视；着重传授知识，不注重发展能力，培养的学生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创造性和进取精神。这种单一的培养目标和理论与实际脱离的人才培养模式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进步和发展。虽然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注重理工科的发展，甚至到了因忽视文科而出现经济、法律、管理等人文学科人才紧缺的地步，也没能改变科学技术发展较为缓慢的局面。因为问题的症结不在于重理轻文或重文轻理，而在于重理论轻实用。按照我国本科院校现行培养研究生的方式，“可以培养医学博士，但很难培养高级临床医生；可以培养法学家，但却很难培养高级法官与律师；可以培养工程科学的高级研究人员，但很难培养施工现场的高级工程师；可以培养经济学硕士和博士，但很难培养大公司、大企业的企业家和总经理，如此等等”。

（3）高等学校的第三个社会职能发展缓慢。由于受传统观念中重义轻利、重农抑商、重理论轻实践的价值观念的影响，加之新中国成立初期照搬苏联的办学模式，而苏联长期实行的就是高等学校只搞教学，不管科研的办学方针，另外，20世纪80年代以前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一直没有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诸多因素造成我国本科院校只重教学、不很注重科研，即使能够重视科研，也不重视将科研成果转化成为生产力。至于本科院校的第三职能——直接为社会服务，就更谈不上了。要为社会服务，就必须接触实际，同时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利”的问题，这与传统观念遗留在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的影响格格不入。直到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搞活”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之后，知识分子的观念发生了变化、社会的需要更为迫切，本科院校的第三个职能才得到迅速的发展。比较美国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得更为清楚。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为了培养大批的科学技术人才，特别是为发展农业服务的科技人才，由于莫雷尔法案的导向，各地纷纷办起了为当地工业、农业培养技术人才的州立大学，其中最出名的就是威斯康星大学。该校建立技术推广教学中心，开设许多普及科学知识的短期课程，为当地人民提供经济、教育、卫生等多方面的咨询服务，学校的实验室和附属工厂主动向社会开放。同时，该州政府也聘请该校的教授担任政治、经济、城市建设等各方面的顾问。这些做法，大大促进了威斯康星州的经济发展。与此同时，当地政府和企业也大力资助给学校办学经费，学校得以更快地发展与壮大。这样一种办学思想，被称为“威斯康星思想”。其实质就是用大学的智力资源为当时、当地的社会发展服务，大学也在社会发展中不断得到充实、提高。这一办学思想之所以能在美国各大学迅速推广，除了适应了当时美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重视实用价值，理想主义少一些，功利主义多一些”[17]。

（三）教育理念与市场不适应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现象:有着“天之骄子”美誉的大学生居然也开始面临失业问题，“皇帝的女儿也愁嫁”，并且这种现象日趋增多。虽然这里面有我国实际的生产力发展问题，但我国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手法却是主要原因。尤其是随着我国大学教育高峰期的到来，学校依然是只管培训而不管就业。为应付我国对学校就业指标的考核，有的学校竟然弄虚作假。所以，我国大学生的就业难，实际是我们的教育观念不适应现在社会需要的体现与结果。

第一，大学教育主体与就业脱节。我国大学生取消毕业分配制度，实行双向选择、自主择业就业的制度，这本是打破计划经济体制、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结果。但因为我们社会生产力资源竞争的不平等，从而出现谁拥有资源谁就是就业的优胜者，把教育的本质从竞争中剔除了。中国现在表面上是大学生们自由选择就业，实际是每一个大学生背后依托的关系在自主择业中起作用。结果，我们教育的主体只有教育的权利，却没有承担择业的义务。由于大学教育不能够有效地增强大学生的人力资本和社会适应能力，毕业就失业的社会成本直接由大学生独立承担，所以学校帮助大学生成功就业的力度不大。

第二，大学生学的与实际工作技能不符。有一项调查表明，2002年大学生自愿性失业者占总失业人数的比例大约为13.6%。有人说，这些自愿性失业者放弃已有的工作机会，是为了寻求满意的工作。虽然有这种原因存在，但绝不是大学生们的自己行为，而是社会强加的。一是有很多大学生的家庭宁愿养学生，也不愿意使大学生改行；二是社会上需要的人才与学校培养的不符，所以只有放弃自己的知识优势才能就业。这是社会资源的浪费或是我们的教育不合理，绝不是大学生自己的行为。大学教育主体与就业脱节，实际上造成学校只管自己的教条主义教育，结果培养的学生自然与实际要求不符。这不是学生自己的错，而是学校自己的观念造成的。所以说我国大学生就业难，虽然有很多原因存在，但学校教育观念的落后不能不说是主要原因之一。

第三，教育与市场脱节。学校本应多为社会培养实用人才，而培养出来的人才在实际工作中却不适用。现在很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感叹:“在校学业年年优异，参加工作却全面陌生；技术需要从头再学，基础不知如何应用；社会竞争如此激烈，学历竟然与职场脱节。”社会用人单位需要的是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而我们大学依然培养的是领导型人才，所以当用人单位要我们的大学生有实际的本事时，他们全部只能茫然不知所措。因为他们学的多是过时的、书本上的东西，和现实距离遥远。用人单位和他们说“拜拜”，他们也没什么话可说。

（四）高等教育的学术型和精英型倾向严重

我国研究生教育正在经历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学术型研究生的份额收缩与应用型研究生的规模提升已是大势所趋，对高水平的专业化和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将成为研究生教育的主流。随着上述转变过程的提速，高等教育在理念和制度等方面的严重滞后性和不适应性也进一步凸显出来。

首先，高等教育理念的严重滞后。客观地说，大学应当遵循的“为人类创造知识、传授知识、传承人类文明、推动社会进步”这个最一般的理念，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问题。较长时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理念表现出比较浓厚的精英教育倾向，导致了重学术轻应用、重教学轻实践、重课堂轻实际、重学校教育轻社会教育等现象。相对而言，这种不平衡、不协调现象在一些著名大学更为突出。由于高等大学的精英教育倾向，学校将培养精英人才视为自己的首要责任和办学目标。这一逻辑的必然结果是，大学主要是为少数人负责和服务，大学教育只是少数人消费的奢侈品。然而，精英在全民人口中毕竟只占很低的比例，教育不可能使每一个人都成为精英。而且，精英教育倾向不仅是教育不公平和社会不公平的重要的思想根源，也是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现实趋势不相适应的，同时也是与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不相符合的。从现有实际情况看，高等教育理念的精英教育倾向仍然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传统力量。

其次，高等教育培养类型的设置严重滞后。较长时期以来，在我国研究生教育体制中，学术型研究生教育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加强了对应用型研究生的培养，形成了相对较为完备的学术型研究生与应用型研究生教育的体制格局。然而，相对于国际发展趋势，仍然有比较明显的滞后性。据有关资料显示，在美国所有的硕士学位中，专业学位的授予率高达84%，专业硕士学位教育的发展已超过传统的学术型硕士学位教育。另据2009年我国研究生录取情况分析，虽然我国每年招收的硕士研究生已达40多万人，但专业学位在培养总量中所占规模较小，仅占硕士学位的10%。而且，专业学位涉及的职业领域比较少，全日制攻读的比例过小，还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从社会学学科的实际情况看，我国社会学自20世纪70年代末重建以来，完善了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体制，近年来又设置了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点，目前已形成了较完备的学术型研究生与应用型研究生教育的体制性格局。但在总体格局上，两种类型的研究生教育的比例仍然比较失衡。要转变以往重学术轻应用、重教学轻实践、重课堂轻实际、重学校教育轻社会教育的倾向，前面仍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其三，高等教育教学体制的严重滞后。目前，我国本科院校的教学体制普遍比较僵化。譬如教学方式较为单一，主要是课堂教学和教师讲授，师生之间缺乏充分的互动和交流。教学内容不完善，其表现是多样而矛盾的，或是教学内容固定化、多年不更新，或是随意裁剪基本内容和必要知识点，等等。教学模式简单刻板，过于偏重课堂教学，学生对社会调查、实习教学、案例分析、专题研讨等教学模式普遍比较陌生。有学者指出，尽管我国已有200多所高等大学提供社会工作本科教育，但实习环节严重不足。有关机构曾建议专业实习时间为600～800小时，而实际上，大多数学校都达不到这个要求，基本上仍沿袭传统的与社会学等专业相差不大的实习模式。相比之下，国外就完全不同，如美国的研究生教育强调实习、经验学习等教学方式，经验学习的方式很多，有教学实习、临床实习、小型研讨会、实地研究、合作学习、学徒式学习等。要促成我国高等教育教学体制这种滞后性的根本转变，还需要付出很多的努力。

其四，高等教育评价体系的严重滞后。我国高等教育理念的精英教育倾向对本科院校评价体系产生了根本性的导向。从研究生教育来看，长期以来，我国本科院校教育体制注重学术型研究生的培养，重视精英人才的培育实际上是研究生教育的主流。与此相应的是，本科院校现有的评价体系主要反映了学术型研究生教育的需要。面对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的特点和要求，现有评价体系已明显地显示出滞后性和不适应性。总的来看，评价制度体系简单、粗放。譬如，研究成果的形式过于偏重学术化，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服务功能则受到忽视。据有关资料显示，2007年某省本科院校取得理工农医类科技成果35 732项，其中，著作或论文类（纯理论型）成果占了96.3%，有转化可能的成果仅占3.7%。又如，评价方式过度量化，忽视研究成果的内涵质量和实际影响。中国科学院的一项统计资料表明，2004年中国发表的论文总数是世界第9位，但是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的次数仅排在世界的第124位。还有，评价标准的片面化，“社会上评价一个本科院校，往往只看它承担了多少863项目、多少自然科学基金或社会科学基金，出了多少学术专著和论文”。这些倾向造成了许多负面的后果，如强调发表刊物的级别、国内还是国外，甚至以刊物的级别、SCI收录和引用的数量等作为成果本身质量的标志，已经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18]。

二、产业、企业环境

（一）产业发展环境

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国家先后出台了汽车、钢铁、物流等10大产业的调整振兴计划。这些产业或被认为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民生产业，或者是战略性产业。可以说，这依然是我国以传统主导产业为重要特征的产业发展战略的延续。但是，这些产业部门难以充分代表我国未来产业的主要方向。2010年10月政府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计划用20年时间，使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整体创新能力和产业发展水平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决定》确定的目标还包括:到202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力争达到15%左右，吸纳、带动就业能力显著提高。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创新能力大幅提升，掌握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在局部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企业和一批创新活力旺盛的中小企业；建成一批产业链完善、创新能力强、特色鲜明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

因此，新兴产业将得到大力发展，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将显著增强。信息产业作为一个关联度、感应度和带动性极强的产业，它的发展催生了一批新兴产业，带动了微电子、通信、计算机、软件、网络、激光、超导等关联产业的发展，并加速了生物工程与生命科学、新材料与能源、航空航天等高新技术产业的成长，促进了光学电子、汽车电子、航空电子等“边缘产业”的兴起。因而，新兴产业的地位越显重要，大力发展新兴产业也是大势所趋。自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科技实力不断增强，但我国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仍存在很大的差距。想要在世界第五波产业发展里站稳脚跟，抢占有利的发展位置，就必须进一步提高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研究与开发（R＆D）支出占GDP的比重低和技术研发开支中基础研究投入薄弱、所占比例过低等都是制约我国自主创新的主要问题。所以，要实现创新，就必须加大在研发方面的投入和专注于技术型专业人才的培养。我国对“嫦娥”“夸父”的研发投入正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总的来讲，信息技术的创新与扩散、发展与融合为人类解决家庭、社会和经济发展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办法与技术体系。它将主导第五个经济长波的发展历程。这就是说，信息革命将跨越第四和第五两个长波，时间跨度约100年。它在前一个长波中产生与发育，而在后一个长波中成长与成熟。可以预计，到第五个长波结束时，信息作为一种资源就像现在我们使用水和电力那样方便和不可或缺[19]。

但是，产业结构的升级，更多地体现为生产要素的转化，即由过去主要依靠自然资源、人力和设备投入为主，转为以信息、知识和技术为主。从发展趋势上看，由于农业增长率提高缓慢的规律会长期存在，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将继续下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压力会越来越大。第二产业就业比重继续呈现一种稳中有升，在窄区间内波动的趋势。居民对住宅的大量需求，会使建筑业及其相关产业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这会吸纳更多的城乡劳动力。在工业内部，从长期看，由于居民尤其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纺织、食品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产品的需求量应是持续增长的，这些行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仍是有潜力的。在国际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上，我国在一段时期内仍会保持大量低成本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这些行业产品出口量的持续增长，同时也有利于保持其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机械、电子、化工等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的工业仍将是中国工业高速增长的主体，在一定程度上对吸收就业人员是有利的。第三产业主要包括流通和服务两大部门，则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该产业的比重还将进一步加大。

三大产业就业比重将可能最终形成这样一种格局:第一产业人员继续向第二、三产业转移，新增劳动力将不断向第二、三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倾斜。而各产业内部结构的变化会对就业产生不同的影响，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会拓展新的就业空间，但也会释放出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在工业结构内部，企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企业规模结构的优化，都会对就业带来一定影响。第三产业中新兴产业的发展，在扩展就业空间的同时，更会对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提出要求。

（二）企业发展环境

截至2010年6月底，中国实有内资企业1 063.74万户，注册资本43.9万亿元。其中私营企业781.64万户，注册资本16.56万亿元；外资企业42.99万户，注册资本1.45万亿美元；个体工商户3 327.89万户，资金数额1.32万亿元。2010年上半年，政府积极培育新兴市场主体，指导企业重组改制，支持企业做大、做强，推进企业转型增效，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各类市场主体呈现健康稳定发展的良好局面。2010年上半年，全国新登记新能源、节能环保、新材料、新医药、生物育种、信息网络、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5 045户，注册资本146.8亿元；以技术出资设立公司或者增资8 013户，技术出资额469.6亿元；新登记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企业7.3万户，注册资本1 527.4亿元。而2010年下半年，政府继续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的政策措施，以此为重点，大力促进各类市场主体健康发展；切实把好市场主体准入关，支持发展新兴产业，依法淘汰落后产能，扶持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和新兴行业，上述企业所占比重不断增加，经济结构不断优化。

但是，在现行国际分工之下，我国企业具备的竞争优势就是低价格、低成本。我们用世界制成品出口大国1990—2008年出口比例来分析中国制成品的出口竞争力可以看到，我国制成品的竞争力不断增强。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和位次逐年提高，我国的出口增长速度在各国中最快，远高于其他国家，表明我国的出口竞争力不断提高。1990年，同制成品出口大国相比，我国出口商品中制成品的比例还较低；而到2008年，我国工业品出口占商品出口总量的比例已超过其他大国。相对出口优势指数更多的是衡量不同产业之间的相对竞争优势。从表3.1可以看出，中国相对出口优势指数在不断提高，这也说明我国制成品竞争力在不断提高。但是我国竞争力强主要是由外资企业创造的，并不反映我国自己企业的竞争力。我国是世界“制造大国”，但算不上制造强国。我国企业竞争力与过去相比虽有所增强，但是在竞争日益国际化的环境中，我国企业较为依赖跨国公司的技术、管理、品牌和渠道。相对于跨国公司，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还存在许多问题，如技术水平落后、缺少品牌优势、管理经验不足、经营环境混乱、跨国经营规模弱小等。因此，我国企业要提高国际竞争力，就必须加快制定企业技术创新战略，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20]。

表3.1　我国制成品相对出口优势指标变化

资料来源:WTO，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2008。

（三）高等教育与国家产业、企业发展相适应

适应产业结构调整，优化高等教育专业结构，使高等教育更好地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多样化的需求，是世界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趋势之一。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高速增长的时期，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明显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日新月异。如何使经济与教育协调发展，使高等大学专业结构设置适应产业结构的调整、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最大限度地满足大学生的就业要求，是我们要认真研究与探讨的重大问题。

然而，相对于产业结构的快速调整，我国高等大学专业设置与课程内容更新显得比较滞后。我国四年一个周期的本科院校专业设置决定着专业人才的产出量，大学生就业与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地区经济发展周期有较大的关联性。一般说来，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是职业、职位、岗位的变化，然而，企业对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的需求变化速度是本科院校专业培养人才的2～4倍，这就形成了人才供需市场配置的时间差。四年前还是社会需求的热门职业，四年后变成了滞销专业，供给与需求错位在一定程度上是造成大学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之一。

同时，产业结构的升级对提高劳动力素质也提出了迫切的要求。信息产业、第三产业中新兴行业的发展，要求具有较高素质的劳动力。教育部门今后需要努力做的是要加大教育体制改革力度，扩大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的规模。同时，还要加强人力资源的在职教育，扩大职业教育和培训的覆盖范围，提高培训质量，调动企业和社会各方面培训的积极性，抓好对失业人员、下岗职工的培训，做好劳动准备制度的推行工作，并强化培训与就业的结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注重人才培养的结构，坚持专业设置紧跟产业发展需求。现在学校开设的各专业都是市场急需的专业，除课程设置依据国家的教学计划设定外，还根据用人单位的要求增设选修课、技能课。通过教学改革，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开设短期强化培训班，加强实践环节，以培养适应市场需求的多功能、复合型人才。

适应产业结构调整，优化高等教育专业结构，使高等教育更好地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多样化的需求，也是世界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趋势之一。产业结构的变动与本科院校专业结构的发展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产业结构的调整不断地对高等教育提出人才培养的类型和规格上的要求。高等教育如何适应这种变化，如何使专业结构的发展与产业结构的升级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其有效地利用教育资源、提高办学的社会效益，是本科院校人才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1]。

三、家庭环境

现代心理学的研究证明，家庭环境对人的一生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特别是个人早年的成长经历对一个人的性格、人格结构影响深远。儿童早期的信任感和安全感的缺乏，随着心理发展会逐渐产生一种无助的性格，难以与他人相处。对于孩子的教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家庭甚至比学校更重要，因为“父母对自己的要求，父母对自己家庭的尊敬，父母对自己一举一动的检点，这是首要的和最基本的教育方法”。而对于孩子行为的养成，父母的作用要远远直接于教师。由此我们认为，家庭教育是处在青春期的大学生能否顺利走过人生这个转折期，能否健康成长、成才的最重要的因素，而家长又是家庭教育成败的关键性因素。

家庭教育是一件很复杂的工作，一个很难掌握的问题就是在教育子女的过程中，家长如何讲究分寸、把握尺度。平等、民主、宽容自然是我们教育孩子时必须遵循的原则，但一旦过了头，就会成为放任，家长也会失去教育的主动权。马卡连柯曾说:“不管你们采取哪一种教育方式，你们都需要一个尺度。因此，也就需要在自己的身上培养分寸感。”这话是颇有道理的。因为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与其人格特征有着非常密切的相关关系，父母的养育方式可以影响青少年的人格特征，从而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产生重要影响。家庭教育难就难在分寸的把握上。家庭教育与其说是科学，不如说是艺术。若不能很好地把握这种艺术，教育的结果往往与希望相反。

人们经常说:“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对子女而言，不仅负责物质上的供给，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引领和情感上的支持。家庭教育是人类教育实践的主要形式之一，大学阶段的家庭教育也是以往各阶段家庭教育的延续，是在家庭互动过程中父母对子女有意识、有目的地施加的教育影响。但其又有特殊性，体现在对大学生的家庭教育主要是非智力因素的教育。这就要求家长要不断学习新的教育观念，做好大学生的心理压力的调节和疏导工作。因为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是以其少儿时期的思想、观念为基础的。众所周知，家庭教育有两种形式，一是家长有目的、有意识地运用一定的教育方法对子女进行影响的显性教育；二是家长利用和控制家庭环境并使之对子女产生积极影响的隐性教育。这两种教育形式使得家庭教育表现出熟知性和继承性。父母的言行举止、行为和处事方式会对孩子的心理品质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学校教育相比，家庭教育有其优点和长处。从家庭教育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关系来看，它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有严密计划和系统性的正规教育，他们之间更多的是凭着一层血缘关系在进行。长期的家庭教育熏陶使子女自然而然地把家庭中诸多因素的影响，在自己的头脑中形成动力定型，即定型化和自动化的条件反射系统，其实质就是人的人格心理形成的生理基础。“家庭中正常关系的失调，是以后产生精神和情绪的各种病态的肥沃土壤。”从家庭教育的影响途径和方式来看，家庭教育主要使子女通过耳濡目染而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22]。

但是由于长期的应试教育，学校和家长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往往采用应试教育的方法，只重视智力教育，忽略了家庭在本科院校教育的“缺位”。

（1）本科院校对家庭教育作用的认识不足。在精英教育阶段，高等教育是学生从懵懂少年向精英人才的蜕变阶段，高等教育具有塑造学生人格、培养专业技能的全面功能，社会和家庭也给予了高等学校充分的信任和认可。然而，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社会文化法律对个性的逐渐宽容，构建本科院校和谐校园的内容、范围和难度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很多高等院校并没有与时俱进地及时转变思想、调整工作思路，而是仍然沿袭传统的教育模式，完全依靠本科院校管理，忽略了家庭教育的作用。加上高等学校学生往往来自全国各地，受家庭分布分散等客观情况所限，本科院校在构建和谐校园过程中并没有给予家庭教育以充分的认识和肯定。

（2）家长忽视了在高等教育中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在中小学时，家长往往能主动与学校保持长期的联系，原因在于九年的义务教育以及高中教育让学校掌握着主动权。为了能让子女进入理想的大学，应试教育的现状多少让各位家长们心甘情愿地保持着与学校的联系，以便能随时从校方得知子女的成绩和在校的思想表现。子女的年龄偏小也是需要家长照顾的原因之一。家长认为，孩子年龄小，其判断事物对错的能力和克制力都尚未成熟，父母作为子女的第一监护人，理应与学校保持长期的联系。而到了高等教育阶段，本科院校的学习方式是倡导学生自学为主，旨在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研究能力，与中小学生的教育模式存在着根本的差别。对于自控能力差、没有养成良好学习习惯的学生来讲，大学的学习方法对他们是一种考验。但大部分家长忽视了在高等教育中家庭教育的持续性和重要性，加上交通、时间等客观原因，对于继续与学校保持联系没有能够引起他们足够的重视。往往只有等到发现问题或者问题严重时，家长才发现高等教育也需要保持学校和家庭的相互配合。

（3）“消费—服务”意识影响了家庭与本科院校的沟通。近几年来，教育产业化一度成为了人们热门的话题。加上缺乏正确的引导，很多家长认为交费上大学就是购买服务的过程，自己是高等教育的消费者。进而以“消费—服务”为基本逻辑，认为已经交了钱，学校应当全权管理。家长们因完成了培养子女上大学的重任而长舒了一口气，认为孩子上大学了，只要每年付学费，就能顺利地等着孩子毕业、就业或升学。考上大学的学生一般在父母眼中都是成绩优秀、表现良好的优秀学生，父母都认为没有必要再主动与本科院校的老师保持联系，从而忽视了家庭在教育全程中的重要性和在高等教育中的必要性。家长往往不再像中小学时代那样重视学生的学习成绩，不主动与学校联系，对学生的在校行为缺乏及时、准确的了解，而造成不良结果后往往又是后悔莫及。据统计，子女上了大学后，家长能继续主动与学校保持联系的还不到10%[23]。

因此，家庭也应该作为一个重要的教育因素，参与到高等教育中来，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

第四节　应用型本科院校战略发展的内部资源分析

一、资金资源

资金资源是以货币形态存在的本科院校内部的教育资源。就其来源看，主要是国家投资、科研收入、社会与个人捐助以及学生学费。目前，国家投资仍然是本科院校资金的主要来源。本科院校内部资金资源一般分为两大部分，即用于个人消费的部分和公用消费的部分。个人消费部分主要包括人员工资、补助工资、奖金、职工福利费、助学金和奖学金等。公用消费部分包括公务费、设备购置费、修缮费、业务费、出差补助费和其他费用。本科院校内部资金资源是确保学校正常开展教学、科研活动必不可少的基础资源之一，必须要管好和用好。在办学规模高速增长而国家拨款增长相对有限的背景下，本科院校要加快发展，必须拓宽融资渠道，从市场上寻求出路，从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服务中寻找经费来源，包括学生的学费、各类项目合作费用、科研投入和服务收费等[24]。

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投入显得很单一，而且，政府对本科院校的财政投资存在着不足的情况。事实上，中国本科院校的经费主要是由政府财政拨款和学费组成的，其他途径的资金来源很少。这样一来，政府和家庭的负担就都比较重。而在欧美发达国家，其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过渡到大众化教育阶段，有的国家基本普及了高等教育。如此大规模的高等教育，完全依靠政府投资是根本不可能的，它们都或早或迟地选择了多元化的投资体制。其中，美国的高等教育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财政资金、学费、学校服务收入、社会团体和个人捐赠、产业和金融资本等。“在公立本科院校，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财政资金约占本科院校经费的50%，其他投资约占50%；而其私立大学的学费、学校服务收入、社会团体和个人捐赠、产业和金融资本等收入所占比例更高，学费收入达到43%，社会团体和个人捐赠达14%，学校的服务和其他创收约占21%，美国高等教育投资多元化，给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带来了勃勃生机，为美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而强大的智力、人才支持。

然而，长期以来，我国本科院校都是政府相关主管部门的附属机构，财务管理体制上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统收统支的体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高等学校由政府机关的附属机构逐步转化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我国本科院校财务管理正由计划经济财务制度向新型的市场经济财务制度过渡，资源分配的财务制度向资源的效用优化财务制度过渡，总的来说，高等学校财务制度实行校（院）长负责制；高等学校实行“统一领导、集中管理”的财务管理体制；规模较大的学校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财务管理体制。

在我国大学里，就财务管理而言，基本是从学校到院系，都有自己的财务管理分层系统，各有各的资金，包括学校根据各院系的情况所分发的以及各个院系根据自身特点争取和采用其他方式引进的资金。学校分配给各个院系的使用资金总是不相同的，对于学校的重点院系、重点学科和实验室，学校往往分配的资金会多些，以此保证它们的质量和发展，从而支撑学校的发展和声誉；而对于基础学科和一些本校的弱势学科，学校往往会分配较少的资金。这也是当前我国本科院校财力资源分配的一个普遍现状。

对于学校的院系而言，它们也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对资金进行统计，在各个专业之间进行合理分配。这种分配和学校对院系等的资金分配基本上是同一种思维，即根据专业发展状况的强弱进行分配，同时考虑各专业的师资力量。

不论是学校还是院系，不论其对资金进行何种方式的分配，其目的都是为了使本校得到更好的发展，但分配方式的不同必然会带来不同的使用效率，也最终会影响到整个学校的发展情况。资金和师资一样，是学校最为重要的资源之一，因此，本科院校要发展、改革，就必须将资金在学校内部做作出合理、优化的配置[25]。

二、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是学校办学的关键因素之一。高等学校的人力资源通常是指投入到学校工作中的教学科研人员、行政人员、后勤人员、学生等。

本科院校既是培养各行业人才的摇篮，也是人才集聚的地方。和社会上其他行业相比，本科院校人力资源具有学历层次高、智力密集的特点。就其构成而言，一般将本科院校内部人力资源分成教学人员、科研人员、管理人员、后勤服务人员、学生五个组成部分。其中，教学人员和科研人员是人力资源的中坚力量，他们的整体水平高低决定着学校的教学水平与科研水平。行政管理人员和后勤服务人员是本科院校的辅助力量，他们的职责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教研人员提供最优良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这两部分人员在结构上的优化组合，对学校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这里，我们就主要从本科院校教师队伍和行政管理人员队伍配置、本科院校教师队伍自身的配置及教师队伍和学生数量配置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首先，本科院校内部教师队伍和行政管理人员配置的现状。在我国本科院校的人力资源配置中，存在着一种“管理支配学术”的状况，即在我国本科院校内部，管理人员所占的比例相对而言非常高。在这种情况下，本科院校不是或者不能是真正意义上的本科院校，而是一个庞大的官僚行政体系在高等教育系统的延伸。庞大的行政队伍实际上成了支撑本科院校的真正主体，并且一直处于较快的增长中，而作为本科院校真正主体的教师队伍却显得相对贫乏。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由精英化向大众化的转变，本科院校招生规模有了很大程度的扩张，而师资队伍的规模却没能够得到相应的扩展，使得很多本科院校都出现了人才缺乏的现象。

其次，教师队伍本身配置的现状。在我国的本科院校专职教师中，教授、副教授所占的比例较低，直接影响到教学水平和培养出的学生的质量。在年龄方面，中青年教师占教师总数的比重较大，但是其中骨干教师或学术带头人并不多，中青年教师的总体水平仍存在着不足。在学历层次上，具有硕士、博士学位的教师在教师总体中占的比重也是不足的，教师的学历水平、科研能力仍然有待提高。当前，我国本科院校教师资源配置的基本格局还是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录用、行政命令和调配的管理制度下形成的产物。本科院校教师的“身份”和“档案”在教师流动过程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教师的来源渠道比较单一，教师的流动性又受到很大的约束。这些现象同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是相悖的，难以适应当前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最后，教师队伍和学生人数的配置比例现状。前面已经提到，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逐年扩招，进入本科院校深造的学生越来越多，而教师的数量却没能及时地增加，从而导致很多本科院校内部师资队伍的规模与在校学生的规模不相协调，师生比例不尽合理。通常而言，师生比应控制在1∶15至1∶20之间才比较合理，而就我国当前的情况来看，有些本科院校内部的师生比已经达到了1∶18.22。很多本科院校在扩招后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应该说，我国本科院校师生比失调的现象已经到了必须引起我们高度关注的地步。

上述是当前本科院校内部人力资源配置中现实存在的现象。在本科院校大规模扩招之前，教师是比较充裕的，本科院校所培养的学生也基本上都是具备较高素质的人才。但是随着扩招的逐年进行，本科院校内部人力资源配置开始出现问题，这对人才的培养是不利的。而且，本科院校内部人力资源配置中还存在着工作效率不高、人员闲置和专业教师缺乏等诸多问题。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近几年来我国本科院校人力资源配置的现状，并对其进行分析、思考，进而找出一种合理的方式对本科院校内部的人力资源进行配置，以提高本科院校内部人力资源的使用效率。[26]

三、学科与专业资源

学科与专业是本科院校内部教育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本科院校内部教育资源的特色所在。它不仅具有其他资源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对其他资源具有统帅作用。与人力、物力和资金等通用资源不同，学科专业资源属于本科院校特有的资源。按照企业资源基础理论，企业的竞争优势在于企业内部，取决于其是否拥有异质性的难以模仿的专有资源。另外，学科与专业还是其他资源发挥作用的重要平台。本科院校的人力资源、物力资源和财力资源，只有在较高的学科水平和专业水平上才能充分地发挥作用。学校的专业优势和学科优势是学校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通过学科建设、专业建设，进行智力积累而形成的，并不是简单的人、财、物的堆砌。同时，学校的学科优势和专业优势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优势资源，这些优势资源对学校发展非常重要。如果利用得好，不仅可以吸纳社会或其他本科院校的许多优势资源，如杰出人才、优厚财物，而且能使自身的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其发展潜能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尤其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学科与专业优势具有很强的吸引优势，如果能将这种吸引优势转化为吸引力，对提高学校声誉与社会效益均具有重要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学科与专业既是资源配置的结果，又是资源配置的依据。

学科专业资源配置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学科建设。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多数新建本科院校并未形成以学科建设为学校办学工作龙头的意识，学科建设的战略地位并未得到落实。相应的，其内部教育资源配置当然也不是依据学科建设的战略思路而展开的。对新建本科院校来说，原有的学科专业既是一种重要的资源，也是一种负担。总体而言，在学科专业资源配置上，多数新建本科院校还没有从原有的办中专和高专的思维定势中走出来，学科建设意识十分薄弱，相应的组织与制度建设有待完善，远未达到与一所本科院校相匹配的水平。在这些学校里，学科建设的战略目标和基本思路还不够清晰，学科发展方向不明确。虽然通过并校形成了多学科发展的格局，但这些学校学科专业的总体布局不合理，学科专业之间的交叉、协调和融合很少，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问题十分严重；总体规划和各具体学科的发展规划尚未形成；学科基础薄弱，原有重点学科和特色优势学科的相对优势不明显，在国内有一定影响、在区域内处于相对领先地位的学科专业还很少，学科带头人和学术成果欠缺，师资队伍的总体水平亟待提升，总体学术竞争力相对有限；学科专业建设的视野比较封闭，与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与教师教育行业的最新发展相脱节的问题始终未能得到重视和实际解决，新的特色优势学科的生长点尚未找到。

四、物力资源

高等学校的物力资源是指高等学校使用的土地、建筑物、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等物质资料的总和，是本科院校货币资金的实物形态，体现了办学过程中物化劳动的占有和消耗。高等学校的物力资源通常可以分为固定资产、材料与低值易耗品两大类。其中，固定资产是指在较长时间内使用并能保持原有实物形态的设施和设备，是本科院校物力资源的主要部分。学校的材料和低值易耗品，又称学校的技术物资或实验用品，主要包括各种原材料、辅助材料、低值仪器仪表、科教器具等。为了有效地开展教学科研等活动，保证人才培养质量，本科院校必须具备必要的物力资源。由于本科院校物力资源的紧缺性，在使用时必须减少不必要的浪费，提高物力资源的利用效率[27]。

一般，对于一所规模比较大的学校而言，全校性的资源被使用的频率应该是比较高的；对于规模较小的学校而言，则会存在使用频率较低的情况。对于院系性的资源而言，因为是专属于本院系或本专业的，因此基本上都是“专款专用”，不存在共享的现象。如果一个学校的院系专业很齐全，那么需要配置的资源就比较多，其中会出现的重复配置的资源也会比较多。从学校的整体上而言，这些物力资源的利用效率是比较低下的[28]。

首先，基础设施设备短缺现象严重。本科院校扩招后，不少本科院校的图书馆、教室、实验室和仪器设备空前短缺，出现了学校安排晚上和双休日在教室轮流上课以及实验室拥挤不堪的局面。上百号人同挤一间教室听课更是司空见惯。

其次，资产闲置。设备利用率不高。各二级学院、专业争抢有限的资源，致使教学、研究机构重复设置、设备重复购置。世界银行曾经对我国本科院校的教学设备和实验室利用率作过统计，结果在60%以下，利用率并不高。另据国家教育部统计，全国本科院校仪器设备有20%以上处于闲置状态，价格昂贵的大型科研装备的利用率最高不过15%。而在日本，大型先进设备整个国家也没有几台，科研人员排队使用，设备的使用率很高。

再次，设备管理混乱。在物资设备管理上，存在无账目、无卡片、无制度、无人负责和购置不调查、购入不检验、入库不上账、放置不固定、借出不登记、调拨不转账、消耗不定额、多余不回收、只用不维修、损失不追究的“四无”“十不”等现象[29]。

五、其他资源

除了上述一些资源外，还存在一些对本科院校的发展有巨大的潜在作用的资源，主要包括品牌资源、校园文化资源、制度资源、知识资源等。

（1）品牌资源。本科院校的品牌是一所大学社会地位和综合实力的反映，是一所大学在创建、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社会认可程度，也是本科院校在长期发展中对教学质量、科研水平和信誉的承诺以及质量的保证。

（2）校园文化资源。校园文化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下，一个学校在其教学、管理以及其他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精神、信念、价值观等自己的实际情况，经过倡导、培育和巩固，逐步集中体现出来。校园文化、校园精神是本科院校发展和竞争的核心竞争力，是本科院校发展的重要的无形资源。

（3）制度资源。制度资源是教育政策法规和本科院校各种管理制度、管理方法、管理手段的总和，是维系本科院校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尤其是教育投资体制和内部管理制度，对本科院校的发展影响很大。同时，随着教育事业步伐的加快，政府对教育的种种政策都影响到了教育产业化的发展，而且制约了各种融资渠道的拓展。

（4）知识资源。本科院校是高层次知识、智力和科学技术密集的地方。高等教育是知识经济时代最重要的知识产业。本科院校一个最基本的职能就是传播知识和生产知识，其科研职能就是直接生产知识的职能。知识资源包括教学知识资源、信息、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科研成果、核心技术等。本科院校是一个知识的生产、培训、传播、创新的部门，教学、科研、技术成果转化的实质就是知识资源的交换、转让和创新。本科院校在生产新知识方面，有其学科优势、人才优势、信息优势、学术环境优势。随着中国教育产业化发展的不断深入，本科院校教师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还要肩负起科研的重任，使得“产、学”相结合。

然而，不少本科院校在资源的整合上，往往过分重视有形资产的短期价值和其所带来的短期经济效益，却忽视了本科院校长期发展所必需的无形资源的杠杆作用。无形资产主要包括学校品牌、办学理念、管理制度和经验、校园文化环境等，它是本科院校办学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本科院校的影响力能够产生很大的影响力。但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国内许多本科院校对这些无形资产的保护力度、重视程度和整合力度不够，没能很好地认识到它的价值所在，所以造成无形资产流失现象严重。如很多人重视发表论文，以完成职称的评定，而轻视专利的申请，其研究成果很快就被别人获得，造成损失。大学的校名也可以作为无形资产，特别是名牌大学，他们在与商家联合经营或进行技术经济贸易时，忽视了评估自己的品牌价值[30]。

因此，从上述资源配置情况看，存在以下一些主要问题。

（1）办学资源来源渠道与方式单一。中国本科院校逐步走向市场以后，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政府不再全包全管，一部分本科院校，特别是地方本科院校，除了基本经费划拨到位以外，学校运行所需的相当一部分经费要靠学费、社会赞助、校办企业创收等其他方面来弥补。以往的那种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在不断地减少，本科院校不再被当作一种纯公共物品、一种福利事业，它从投入到产出的全过程，国家不再实行统一的配置。现在，政府让本科院校自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主经营，打破了计划经济配置教育资源的方式。因此，多种方式筹集办学经费、多渠道开辟办学资源，已经成为本科院校管理者要思考的如何办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政府的宏观决策地位不能被忽视，它是站在社会整体利益上，来对本科院校办学资源进行协调，促使本科院校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将有限的资源配置到重要的部门和本科院校。有时，在整合本科院校办学资源时，人们对政府的作用及地位的认识清晰程度不够，以致有时成为了国家垄断高教产业，实行政府单一办学制，政府统包了本科院校产品的全部生产费用，导致投资渠道单一，不利于私人、企业、社会基金等资金对教育的投入。这也致使一些本科院校在整合资源上，缺少整体性，许多只是在效仿知名学校的运行模式，对资源的利用也是仅取其中有用的来重点整合，其余的放置一旁，形成了很大一部分资源的停滞，造成直接损失。对此，我们在整合时应当注意。

（2）办学资源利用效率低。我国现行本科院校资源的开发体制很多是原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致使有些本科院校办学资源利用效率比较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本科院校资源利用效率低主要体现如下:由于管理体制上的条块分割，低水平重复设置本科院校和专业，教育资源缺少优化，有限的投资难以充分利用；教学质量低，致使本科院校培养出来的人才难以适应经济建设及社会发展的需要；本科院校办社会，对教职员工工作、学习、生活无所不包，大量的资源用于维持本科院校的后勤设施和后勤人员；内部人事结构比例上的失调，专任教师比例偏低，行政和后勤人员比例偏高；本科院校内部管理体制实行分级管理体制，人、财、物实行部门所有，设备和资料的闲置与重复添置并存；相当一部分本科院校规模过小，学校教职工与学生的比例、教师与学生的比例不合理，无法发挥教师队伍的整体效能。这些配置资源的方式严重地阻碍了现代本科院校的发展，达不到经济学上经济利益一致的要求。

（3）管理水平偏低，资源浪费严重。尽管本科院校是知识密集、智力密集的地方，但是由于传统认识和体制上的原因，一些本科院校的管理者没有重视怎样去提高本科院校的管理水平。尽管本科院校的改革进行了多年，但是计划经济的许多痼疾仍然存在，造成本科院校办学资源浪费严重，如不重视人力资源整合，人才无法合理流动，人才的价值得不到有效的利用；管理混乱，本科院校的部分资产存在无账目、无卡片、无制度、无人负责、购置不调查、购入不检验、入库不上账、放置不固定、借出不登记、消耗无定额等现象，造成本科院校办学资源的极力大浪费和损失。部分学校盲目搞整合、办实体，把办学资源用于牟取部门和个人私利的营利性商业活动，并且有些活动由于经营不善，常造成资源的浪费[31]。

第五节　应用型本科院校战略发展的人才、生源与就业市场分析

一、高等教育的产品特性

无论是企业还是高等学校，其战略的构成都离不开产品与市场范围、增长向量、竞争环境、资源能力、核心竞争力等各种要素，而产品和市场则是这些要素中最基本的要素。因此，我们研究应用型本科院校发展战略也有必要从高等教育产品和市场特性的分析入手。

（一）高等教育产品的商品特性

从“人”的角度看，无论是自然人，还是社会人，其存在都不以教育为前提。高等教育的作用，是对社会人的社会关系产生一定影响，而不是人的社会存在的原因。因此，“人”不是高等教育的产品。

再从“才”的角度看，毕业生的知识、能力和素质似乎是高等学校教师和管理人员传授、培育的结果，但学生由“人”转变为“才”并非单凭教师和管理人员的劳动就能实现，而是教师和管理人员的教育劳动和学生的学习劳动共同作用的结果。文化知识必须经过受教育者的理解、领悟、掌握，才能转化为他们的能力和素质。本科院校教师和管理人员的劳动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此，高等教育的产品是“人才”的观点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

另外，高等教育的产品是凝聚了教师和管理人员劳动的“高等教育服务”。产品有实物型产品和服务型产品之分。如同商店、酒家、宾馆的服务一样，高等教育的产品属于服务型产品。本科院校教师和管理人员是“高等教育服务”这一特定产品的生产者，社会的分工使得他们的产品是单一的，但他们不能只靠消费自己所生产的单一产品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他们必须用自己的劳动产品去交换其他生产部门的产品。学生交费上学接受高等教育服务，本科院校收费施教提供高等教育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高等教育的产品也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因此，在存在社会分工、存在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不同经济实体的条件下，高等教育产品是可以用来交换的。

但是，在我国，高等教育长期以来都被作为“崇高的社会公益事业”，许多人也都把高等教育产品当作公共产品，其实，这也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

从经济学上看，服务即产品，而产品又可分为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在我国，高等教育服务不是公共产品，因为公共产品是由政府提供，其消耗只能通过以财政收入来支付；高等教育服务也不是私人产品，因为私人产品是由私人或企业通过市场提供，其消耗是由消费者直接向供给者付费。我国高等教育服务的消耗是由政府和受教育者（家庭）共同支付的，所以，高等教育产品既非纯粹的公共产品，亦非纯粹的私人产品，而是界乎于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之间的准公共产品。

（二）高等教育产品的生产

高等教育产品是高等教育服务，高等教育服务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其生产目的是为了满足学生、家庭以及社会的需要，其生产过程是提高学生科学文化素养，使学生知识、能力专业化的过程。用马克思的话来说，高等教育产品的生产是“直接把劳动能力本身生产、训练、发展出来”，是“训练……劳动能力，使劳动能力改变形态……，使劳动能力具有专门性”。由于高等教育产品是一种特殊的产品，所以它的生产过程既具有产品生产的一般性，又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

与企业的产品生产一样，高等教育产品的生产也是一种需要耗费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并且受到成本、价格等因素制约的生产活动，具有产品生产的一般特性。

高等教育产品还是一种非物质形态的产品，其生产既与工厂企业的物质性产品生产存在差异，又与商业、电讯、旅游等行业的非物质性产品生产有着显著区别。商业、电讯、旅游等行业的客户几乎不介入其产品的生产过程，也不对其产品生产的质量和效益构成任何影响；而高等学校的客户（学生）不但参与高等教育产品生产的过程，而且会对高等教育产品生产的质量和效益产生重要影响。高等学校的产品生产是传授知识、培养能力的过程，是教师与学生不断互动的过程。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只是产品质量的理想设定，而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保证其产品质量的前提。因此，高等学校的战略管理既要像企业那样将生产者作为管理的要素，又要将满足客户的需要和调动客户参与产品生产的积极性作为管理的重要任务。

二、高等教育的市场特性

高等学校的运行是一个投入、产出的过程，这个过程必然要通过高等教育的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来对教育资源进行有效配置。高等学校是高等教育市场中独立的生产性经济实体，本科院校与其他社会组织及个人的关系是一种供需关系，本科院校生产经营所需的人、财、物等各种要素必须通过高等教育市场的交换而获得。市场是战略构成的重要因素，应用型本科院校竞争战略的制定离不开对高等教育市场特性的分析。与企业的市场相比，我国现阶段的高等教育市场除了具有市场的一般特性外，还具以下一些与企业市场的不同特性。

（一）价格的规定性

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市场还不是一个完全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运行的市场。高等教育产品的价格不是随着市场供需状况的变化而变化的，也不是由高等教育产品的生产者（高等学校）及其需求者（学生）之间的竞争关系所决定的，而是由政府根据双方对社会的经济承受能力的预测来硬性规定的。高等教育产品价格的规定性体现了国家对高等教育的市场变量和运行过程的宏观调控，但国家在进行宏观调控的同时也赋予本科院校在一定价格区间根据市场供需状况自行定价的自主权。因此，我国现阶段的高等教育市场是一个政府与市场共同作用的市场，高等学校战略管理的任务就是要研究如何在政府调控的范围内更好地利用市场规律，获得并且保持竞争优势。

（二）竞争的不完全性

高等教育服务产品价格的规定性决定了我国高等教育市场是一个政府与市场共同作用的市场，而政府的作用又决定了市场竞争的不完全性。

自从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以来，企业可以根据市场的供需状况自行决定产品的类别、产量和价格，企业之间在这些方面的竞争是自由的。但高等学校在专业设置、招生数量、学费标准等方面是受政府宏观调控的，高等学校之间在这些方面的竞争也是不完全自由的。

竞争是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一种必然现象，也是市场机制有效运行的先决条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高等学校在生源市场、就业市场、科技市场和资源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但这种竞争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市场竞争，而是一种在政府控制之下的有限竞争。就生源市场而言，招生范围和招生数量不完全由高等学校自行决定，而是由政府按计划进行调配的；就就业市场而言，有些省份对紧缺专业的毕业生，只允许一定比例进入市场自主择业，其余的仍然按计划调配；就科技市场而言，虽然科研项目花落谁家已经逐步采用项目招标的市场竞争机制，但重点本科院校仍享有某些非市场途径获取科研项目的特权；就资源市场而言，政府在资金投入比例、基建项目免税标准、稀有材料的供给等方面，对于不同类别的本科院校是给予不同“待遇”的。高等学校的管理者将这种政府控制下的有限竞争形象地戏称为“戴着镣铐跳舞”。其实，这个比喻道出了高等学校战略管理的真谛。我们进行应用型本科院校竞争战略研究，就是要探索如何在国家宏观控制的范围内通过战略管理来提高应用型本科院校的竞争力。

（三）营销的复杂性

市场是产品实现其交换价值的场所，产品只有在市场上满足客户的实际需求才能具有生命力。与企业的市场营销相比，高等教育的营销要复杂得多，其原因就在于高等教育的营销要同时面对生源市场和就业市场。

对不同本科院校和不同专业的选择，对高等学校产品的生产起着一定的影响作用。然而，由于学生与家长的选择主要受毕业生就业市场供需情况的导向，有时缺乏理性的战略思考，带有一定的盲目性。生源市场上的某些“热门专业”到数年后学生毕业时，很有可能会成为就业市场营销中的“滞销专业”。

学生与家长投资接受高等教育，是高等教育的直接消费者；用人单位以高于一般劳动力的代价雇用本科院校毕业生，是高等教育的间接消费者。高等教育的毕业生在就业市场被雇用后，高等学校的“营销”才算是真正完成。因此，就业市场的人才供需状况对高等学校产品生产的影响力有时要比生源市场大。然而，由于高等教育产品营销对象（学生、家长、用人单位）在判断能力上的差异，本科院校根据对就业市场人才需求的预测所设置的专业和课程，有时在生源市场上并不“畅销”，从而导致了高等教育产品营销的困境。

总之，高等教育营销的复杂性决定了高等学校要同时面对生源市场和就业市场，比企业营销更复杂，其解决办法就是战略管理。应用型本科院校在日益剧烈的竞争中的制胜手段就是认真研究高等教育市场的特性，使自己的营销策略更加符合生源市场和毕业生就业市场运营的客观规律[32]。

三、应用型本科院校的人才、生源与就业市场

（一）人才与资源市场

高等学校生产经营过程中所需的人力资源、物质资源、财务资源等主要是通过资源市场的竞争获得的。高等教育管理有一句至理名言:“大学之威，非大楼之威，乃大师之威也”。它不仅揭示了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在本科院校办学过程中重要程度的高低，而且也说明了拥有一支高质量的师资队伍是高等学校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甘守清贫、乐于奉献的号召力在逐步降低，市场的无形之手导致了高等学校的人力资源向效益更高的部门或组织流动。高等教育行业的人才向收入更高的科技、信息产业流动，普通本科院校的教师向重点本科院校流动，院士、博导、教授引进价码在不断攀升，高等学校校际之间以及与其他社会组织之间在人力资源方面的竞争正越演越烈。

然而，相比重点本科院校，如:“985或”“211本科院校而言，应用型本科院校在资金、科研平台与学术氛围上都有较大的差距，人才竞争处于弱势地位。那些高级人才通常愿意到知名的重点大学，而不愿意到一般的应用型本科院校就职。

另外，就物质资源和财务资源的竞争而言，在物质资料相对丰富的今天，虽然不同社会组织对物质资源的竞争激烈程度相对较低，但对物质资源的竞争说到底还是要体现到对财务资源的竞争上。国家对高等学校的资金投入除“人头费”外，科研资金的投入已经逐步采用项目招标的市场竞争机制。为了获取更多的财务资源，本科院校校际之间以及本科院校与其他社会组织之间在财务资源市场中对科研立项的竞争也日趋激烈。但是，国家的资源有限，往往对“985”“211”的本科院校重点拨款、重点建设，而对于一般的应用型本科院校则投资较少。所以，应用型本科院校在资源获取上也远不如重点本科院校。

（二）生源市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投资高等教育的预期收益和人力资本的市场供需状况已成为影响教育对象选择不同本科院校、不同专业的重要因素。高等学校的生存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源数量的多寡和生源质量的高低。在校生数量越多，高等学校从政府拨款中得到的“人头费”就越多；生源质量越高，高等学校的培养成本就越低，培养质量就越高，在生源市场的竞争力也就越强。

生源的竞争是高等学校校际之间竞争的重要内容之一。生源竞争的手段是向教育对象提供适合社会需要的、高质量的教育服务和优良、温馨、舒适的学习与生活条件。生源市场的竞争不仅是高等学校获取资源、提高办学效益的重要手段，而且也越来越成为本科院校调整专业设置、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学质量、适应市场需求的有力杠杆。然而，重点大学的教师资源、图书资源、信息资源均好于一般的应用型本科院校，在高考后重点大学的录取分数线通常也远远高于一般应用型本科院校，并且在就业市场中，重点大学的学生有一定的优势——重点大学的知名度优势。因此，应用型本科院校的生源市场不如重点大学，生源质量也相对较差。

（三）就业市场

高等学校向学生提供教育服务，学生毕业后走向就业市场。虽然有些省、市、自治区仍然或多或少地采取计划经济时代“包分配”的做法，但绝大多数省份都是毕业生直接进入就业市场自主择业。在就业市场中，毕业生自由选择用人单位，用人单位自由选择毕业生。这种双向选择之间的对应程度决定了不同本科院校毕业生的就业率，而就业率的高低又在很大程度上对生源市场中教育对象选择高等学校的行为产生影响。前几年兴起的“扩招热”已经导致了本科院校的毕业生数量、质量与社会实际需求之间的矛盾，本科院校校际之间在毕业生就业市场上的竞争也越演越烈。就业市场是高等学校与其他社会部门连接的重要渠道，社会对人才需求的数量、质量、品种、规格等主要通过就业市场的各种信号反映出来。高等学校在就业市场上竞争力的大小，主要取决于能否及时、准确地掌握市场信号，能否适时地对办学规模、专业设置、培养计划、教学内容等进行调整，取决于能否不断提高人才培养与社会实际需求之间的吻合度。

由于资源以及社会的认同度、本科院校的知名度存在差异，相对于重点科研型本科院校，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毕业生除了个别特色专业外，其他同类专业的学生就业难度较大。因此，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就业市场的竞争水平较弱。

（四）科技市场

科技市场是高等学校与其他社会部门连接的又一渠道，是高等学校科技服务的交换场所。高等学校的科技成果通过科技市场以贸易的方式对其他社会组织及个人进行转让，以科研项目换取科研经费的方式与国家或其他社会组织进行交换。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高等学校的科研服务，无论是以何种方式进行交换，都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因此，高等学校校际之间以及与社会各科研院所之间的竞争也非常激烈。

高等学校不仅是生产科学技术的部门，而且也是培养科学技术人才的基地。社会的科技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对人才类型和人才规格的要求，因此，科技市场中各种科学技术的供需情况不仅是高等学校调整科技研究方向的信号源，而且也是高等学校把握人才培养方向的重要依据。但是，在科研方面，与重点本科院校相比，除了个别领域外，应用型本科院校的科研设备、资金支持、人才培养等方面均处于弱势地位[33]。

因此，从应用型本科院校的资源与竞争优势来看，应用型本科院校应在战略中重点发展特色优势专业及其科研项目，同时兼顾其他学科的发展。

【注释】

[1]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主要趋势［EB/OL］.2010-05-23［2013-05-15］.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54871769.html.

[2]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主要趋势［EB/OL］.2010-05-23［2013-05-15］.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54871769.html.

[3]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看我国的战略机遇期［EB/OL］.2011-01-12［2013-05-15］.http://news.xinmin.cn/domestic/gnkb/2011/01/12/8831693.html.

[4]星岛环球网.特稿/世界经济发展十大趋势［EB/OL］.2008-07-25［2013-05-15］.http://www.360doc.com/content/08/0725/15/13037_1468485.shtml.

[5]王俊荣.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及我国的战略抉择［J］.商场现代化，2008（12）.

[6]宋庆松，李亮宇.电子信息产业发展趋势及我国发展状况［EB/OL］.2008-12-25［2013-05-15］.http://articles.e-works.net.cn/IT_industry/Article61537.htm.

[7]亚太总裁协会全球首发世界新兴产业发展报告［NB/OL］.2010-11-12［2013-05-15］.http://news.youth.cn/2t/weis/dhxw/201011/t20101112_1397537_3.htm.

[8]王峰，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发展规律［EB/OL］.2007- 03- 19［2013- 05- 15］.http://www.gei.com.cn/viewpoint/t1225fe9397b4c3c71a967731f72d6a0.

[9]王峰，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发展规律［EB/OL］.2007- 03- 19［2013- 05- 15］.http://www.gei.com.cn/viewpoint/t1225fe9397b4c3c71a967731f72d6a0.

[10]谷贤材.向市场转变:当前欧洲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特点［J/OL］.现代大学教育，2005（3）［2013-05-15］.http://ep-china.net/article/comparative/2005/09/20050923145750.htm.

[11]“帮学助学”讲座集中学习《纲要》史朝讲解国际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趋势［EB/OL］.2011-11-11 ［2013-05-15］.http://pkunews.pku.edu.cn/xwzh/2010-11/11/content_187609.html.

[12]教育十二五规划纲要全文［EB/OL］［2013-05-15］.http://wenku.baidu.com/view/bc2731d426fff705cc170aof.html.

[13]马英.“教学科研型”高校发展战略研究［D］.天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14-17.

[14]马英.“教学科研型”高校发展战略研究［D］.天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14-17.

[15]张婕.地方高校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及政策取向——对全国1 1 1所地方高校校长的问卷调查报告.［J/OL］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7（7）［2013- 05-15］.http://wenku.baidu.com/view/9bc7d345b307e87101f696e2.html.

[16]张婕.地方高校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及政策取向——对全国111所地方高校校长的问卷调查报 告.［J/OL］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7（7）［2013-05-15］.http://wenku.baidu.com/view/9bc7d345b307e87101f696e2.html.

[17]陈岳芬.试论传统观念对我国高等教育的负面影响［J/OL］.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4 （3）［2013-05-15］.http://wuzizahi.cnki.net/Search/RWST403.006.html.

[18]杨敏.社会工作发展与我国高等教育的理念转变和制度创新——专业化职业化大背景下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一点思考［N/OL］学习与实践，2010（4）［2013-05-15］.http://www.sociologyol.org/yanjiubankuai/tuijianyuedu/tuijianyueduliebiao/2010-12-21/11812.html.

[19]我国主导产业的选择及其升级换代的实现［EB/OL］.［2013-05-15］.http://www.docin.com/p-3740959.html.

[20]陈坚.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提升分析［J］.国际商务研究，2010（3）.

[21]童倩云.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对高等院校人才培养的影响［J］.科技广场，2007（10）:167-169.

[22]陈莉.高校大学生心理问题家庭原因及对策初探［J］.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10）:107-109.

[23]陈光军.构建高校和谐校园应重视家庭教育［J］.陇东学院学报，2009（1）:135-138.

[24]吴淑娟.新建本科院校内部教育资源配置的问题与对策［J］.高等教育研究，2007（7）:49-54.

[25]高慧鸽.我国高校内部资源配置机制研究［D］.南京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9-26.

[26]吴淑娟.新建本科院校内部教育资源配置的问题与对策［J］.高等教育研究，2007（7）:49-54.

[27]吴淑娟.新建本科院校内部教育资源配置的问题与对策［J］.高等教育研究，2007（7）:49-54.

[28]高慧鸽.我国高校内部资源配置机制研究［D］.南京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9-26.

[29]林霞.试论我国高校内部的资源配置［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7）:75-78.

[30]尤春光.我国高校办学资源的构成与整合研究［D］.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7.

[31]尤春光.我国高校办学资源的构成与整合研究［D］.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7.

[32]薛家宝.师范院校竞争战略策略［D］.盐城师范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5:44-52.

[33]薛家宝.师范院校竞争战略策略［D］.盐城师范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5:44-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