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民族互动背景中的女书文化与女性教育

在多民族互动背景中的女书文化与女性教育_民族文化教育

在多民族互动背景中的女书文化与女性教育[1]

⊙周红金　王凤华[2]

[摘要］世界独一无二且显具性别意识特征的女书文化是多民族互动与融合所孕育的产物；以女书为媒介传承女书文化的非正式教育活动实则是一所没有“围墙”的“乡村女校”，女书文化与女性教育两者实则是共生关系。

[关键词］民族互动；女书文化；女性教育

女书是迄今为止人类唯一性别特征鲜明、根植甚古的文字。本文关注和解读在女书流传地多民族互动背景中女书文化与女性教育之间的共生关系：多民族互动和融合孕育了女书文化，使其具备多元性和能动性；以女书为媒介传承女书文化的女性教育则促使了女书流传地民族关系的融洽与和谐。(www.guayunfan.com)

一、多民族互动所孕育的女书文化

女书之乡，湖南省江永县（古称永明县），境内24万人，其中瑶、苗、壮、侗等17个民族占总人口数的53.7%。中原文化、楚文化和越文化在这里汇合，女书流传地江永潇水流域禀赋独特的社会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当地汉族瑶族杂居，楚风瑶俗交错，古为楚越文化拉锯之地，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更迭，江永女书表现了一种纯粹的女性文化，它的发现为整个人类文化宝库又增添了新的生机，同时体现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价值。”[1］

女书流传地潇水流域处于五岭延绵的大山怀抱之中，与外界交通信息沟通极为不畅，实属“世外桃源”之地；在此，土著居民多为瑶族先民，在历史的变迁和朝代的更替中形成了“南岭无山不有瑶”的分布局面。道光《永明县志》序：“永明毗楚粤，辖民瑶”。湖南江永的瑶族与其他瑶族支系相比其独特之处在于这支瑶族在帝制中国时期“以瑶制瑶”的政策中成为扼守湘粤边境、防御广西富川等地瑶民越境的军事力量，享受免除徭役、减免赋税、颁给学额等特殊优待。根据当地现存的碑刻来看，这支瑶族于明朝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下山接受朝廷的统治，编入国家户籍，因此被称作“民瑶”，与汉族有着密切的接触和融合，到今天瑶汉融合历史已有六百余年。[2］从秦汉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历代戍边来镇压起义的中原人不断与当地土著融合，致使居民和语言都出现复杂的情况。随着中原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南迁而带来的多民族互动和融合，古越文化和楚文化的碰撞和交汇，同样，女书在这样的人文环境里必然经历了冲突、适应、调和和整合等诸多过程，从而形成独特的女书文化。在女书流传地，几百年间语言的使用也一直在变化中，“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在一种特定的环境中，一个地区的居民可以由使用这种语言过渡到使用另一种语言，而现行语言中又可能保留着原来语言的某些成分。”[3］“江永上江圩一带的土语与江永县流通的西南官话差异很大，具有明显的少数民族语音特征”。[4］这种土语是汉、瑶、百越等多族语言分层杂交而成，复杂不一的语言状况正是自然融合。至此，将女书置于在多民族互动大背景下研究分析可以得出：女书并非单纯意义上可以划归汉语或瑶语，而应该是多民族互动和融合的产物——瑶汉混语。

在多民族互动背景中的女书文化研究关注其产生和传承场域的状况。奇特的人文和地理环境促使女书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这里既有重男轻女的思想观念和男耕女织的生活方式，又有女性掌管家财的母系氏族的社会痕迹；既有三从四德、贞女节妇的传统观念，又有抢婚、不落夫家和妻兄弟婚的原始婚俗及恋爱、改嫁的相对自由。”[5］女性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因此还有男子上门到女家结婚的习俗。“母权制在少数民族集中的地区比汉族地区影响更深远，过渡期更长，即在一定时期内保留成分更多。女书即流传在瑶汉杂居地区。这里妇女成为掌握使用文字的主体的社会因素，即外在因素。另外，还有与之相适应的内在因素，即妇女本身心理的需要。总之，妇女在家庭中有着一定的地位这一当地普遍存在的社会因素为妇女自由地继承、发扬这种文字提供了有利条件。”[6］而潇水流域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也正是在多民族互动这个大背景中慢慢前行的。女书的习读成为当地“楼上女”们通往只属于“她们”情感王国的独木桥，她们学习使用自己的语言，通过纸扇、女红和歌曲传递自己的意识，表达自己的思想，追求自己的精神满足。

二、多民族互动对女性生活的濡化

通常而言，每个民族都会将自己的历史，将自己对于人文地理环境作出的反馈和经验即文化都凝聚在自己的语言中，而这种语言的传承又会建构一个系统的民俗体系。“女书是唯一尚存的不属于某个民族，不依托某种宗教的按性别划分的女性文字，同时又是唯一没有标准规范的教科书，没有集大成的经典，没有学校授课，在女性交往中传承的文字。”[7］多民族互动背景中的潇水流域本身禀赋的人文地理环境为女书的产生和传承提供了一个天然的沃土，同时在母系氏族的遗风遗俗中产生和传承的女书文化同样对当地女性的生活产生极大的濡化作用。濡化贯穿当地女书习得者的一生，在整个生命历程中，她们与女书文化一起成长，因此她们学会和掌握从而传承自己的女书文化。女书流传地的女性通过家传、拜师等教学模式，赶庙会、做歌堂等民俗活动，使女书得以在江永潇水流域传承不衰，至今仍葆青春。

女书的世代传承历程，见证了女书文化顽强生命力正缘于其顺势而为和融会贯通的能动性。这主要体现在女书多维度的传承模式上。女书的传承不像汉字一样在私塾或官办学校学习推广，而是通过家中母女相传或民间做歌堂等方式传承，是在无组织无规律中自然成长、传承的。具体则有五种形式：其一，家传是指家庭内长辈女性教晚辈女性学习女书；其二，拜师是指花钱向水平较高的专职妇女学习女书或者通过结拜姊妹拜师学习；其三，自学则是指利用赠送得来的或买来、借来的女书回家自己学习；其四，做歌堂是女书流传地区非常盛行的婚俗，可分为愁屋、小歌堂和大歌堂，主体活动是唱嫁歌、哭嫁歌。回三朝时新娘的女性亲人和姊妹都会倾情赠送贺三朝书给新娘，也是姊妹女伴研习女书的吉日良辰；其五，赶庙会是指每年农历五月初十，当地妇女们就手拿写有女书的巾帕纸扇在庙会上高声朗诵歌唱，交流和学习女书作品。最典型的庙会有江永华山庙会和道县龙母塘庙会。[8］由此得出，尽管传承模式的差异性，但却没有变更女性教育的朴素本质：女性教育女性，艺高者为师。女书的形成离不开岭南一带特殊地域文化的孕育，也离不开中国各族妇女文化的交流和影响。[9］女书得以流传或许得益于它的被忽视，在现有研究材料中，没有找到在女书文化进行和传播过程中男性角色所处的立场。一方面可以被理解为被男权主流边缘化的传统；另一方面或许也被理解为女性自发的主体意识，在特定的话语权中将男性边缘化。[10］在几千年的男权至上的封建王朝里，封建制度的掌舵人建构“三纲五常”等一系列限制和抵制女性发展的道德框架，这一框架死死地困住女性的行为和道德，甚至剥夺了女性受教育的权力。然而，潇水流域的女性在多民族互动背景中提供的这一稍微“宽松”的活动空间里，瑶族中诸如母系氏族遗风的族群文化对江永女性生活的濡化促使她们不依附男性，从而形成自立、自强、自尊和自爱的独立人格。她们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传承和使用自己性别的文字，她们表情达意，她们愤世嫉俗，她们书写历史，她们通过女书作品较大限度地体现和传达了乡村妇女朴素的女性主义意识。“朱鸟节”“斗牛节”和“吹凉节”等当地瑶汉传统节日正是她们建立友谊、结交和交换女书的最佳时刻，她们受约束的精神在这些节日里得以尽情释放，她们就是这样从姐妹们无私的关心和无尽的关爱中获得战胜痛苦和磨难的精神力量。

这种博大而又奇特的文化背景就是神秘而又独特的女书生长的人文和地理土壤。同时，通过对女书文化的能动性的研究，得出其产生和传承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中国民族互动和民族团结有力佐证。每一次的多民族互动与融合都会对人类共同文化产生积极作用，而这种文化的实质正是各民族对特殊地理和人文环境的适应能力，这种能力又愈发使得女书文化焕发勃勃生机。

三、多民族互动所催生的女书文化与女性教育

回眸历史，女书流传地江永的女性教育由来已久，早在1907年清政府就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宣布女子享受教育权利。在那之后，江永县于1912年创办县立女子小学，招收女学生，启发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但事实上女子学堂只有富家女才能进，没钱的农村女孩仍然无缘进学堂。因此，大部分江永潇水流域的女孩子仍然只能运用女书这一媒介传承她们对平等、独立、自尊的吁求与践行。

作为女性语言，受到了长期封建制度的压迫与束缚，女书不但没有萎缩却反而根植甚广、流传甚远。女书传承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界定为一种以女书为媒介传承女书文化的非正式教育活动，而江永女性以女书为纽带所维系的这个女性社团就是其精神乐园和归宿，实则是一所没有“围墙”的“乡村女校”。在这里没有传统教育中“衣锦还乡”和“光宗耀祖”的人生夙愿，也没有“学而优则仕”和“治国平天下”的宏图大志，她们只为兴趣而学，为交友而学，从而追寻古人“知行合一”的治学境界，也“正验证了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的心性之学，即道德自我修养，包括审美情趣等。”[11］因此，在偏处一隅的边缘文化中构建的“乡村女校”充分发挥了女书的交际凝聚功能、娱乐调适功能、习俗礼仪功能、教化传授功能和存储物化功能等强大的社会功能，这正诠释了女书无穷魅力所在。在此，她们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动性，“通过女书歌堂和女红活动，享受教育的乐趣和生活的精彩，把女性的日常生活实践、社会生活经验的积累与学习女书这种女性文字有机结合，构成一个三位一体的学习方式，使女性的学习更生活化，更能满足各种女性的学习需求，在中国女性教育史上勾勒了一幅美丽的图景。”[12］“乡村女校”的学生经过这种独特的女性教育接受社会（女书社团）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从而能被该社会（女书社团）接纳为成员，这种个体可以从中找到合适角色的濡化过程。经过濡化，女书文化得以代代薪火相传。[13］文化相对论学派主要代表人物M.Herskovits认为，一切文化都是相对的，任何民族的文化都具有其独创性和充分的价值，都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并与其经济条件相适应的。民族的多样化，必然出现文化的多元化，而在各种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间肯定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别。女书文化根植于它独特的社会人文环境和它独特的自然环境，在多民族互动背景下，汉族传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礼教文化与自然文化汇聚而成的女书文化不可避免的经历了冲突、调和和整合等诸多过程。恰是这种多重文化的历史叠加和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土壤创造和培育了女书。因此，女书文化与女性教育的共生关系正促使了多民族互动背景中各民族之间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凤华.女书文化资源开发的女性主义分析[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5）.

[2］杨仁里.永明文化探奇[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1.

[3］史金波.奇特的女书：全国女书学术考察研讨会文集[C］.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10.

[4］同[3］：127.

[5］蒋诗堂.女书习俗的特性与女书习俗的保护.文化奇观女书习俗：中国“女书习俗”抢救保护研讨会暨“女书文化记录工程”项目结题论文集[C］，2010：9.

[6］同[3］：85.

[7］冯骥才.闺中奇迹：中国女书[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43.

[8］李庆福.永州女书[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0：130.

[9］远藤织枝.女书的历史与现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78.

[10］张晓佳.从女书论空间、时间中的乡村女性主体意识[J］.理论界，2011：5.

[11］骆晓戈.女书与楚地妇女[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189.

[12］乐伶俐.教育学视域下的女书及其传承[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9：114.

[13］周红金.女性主义视角下的江永女书文化研究[J］.船山学刊，2011：3.

In many Ethnic Interaction of the Background Womanese Culture and Women Education

Zhou Hongjin Wang Fenghua

（Hunan Women’s University，Changsha 410004）

Abstract：A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emale gender consciousness Womanese culture is pregnantwith national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With Womanese or“Nushu”as the medium inheritance of informal education Womanese culture but in fact is a no“walls”of“country girls school”. National fusion and Womanese culture both is symbiotic relationship.

Key words：ethnic interaction；Womanese culture；women education

【注释】

[1]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多民族互动背景中的女书文化研究”课题批号：11YJA850020。

[2]周红金，男，湖南女子学院讲师，社会学硕士，主要从事女书和性别社会学研究；王凤华，女，湖南女子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女书与女性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