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剿匪”与“造匪”_陶行知教育思想基

再论“剿匪”与“造匪”_陶行知教育思想基

三、再论“剿匪”与“造匪”

陶师说“造匪”者：“尚不止于政治之黑暗与人民疾苦之深重，其有非吾人想象所能及者。”（Ⅺ，472）

国民党统治下的苛捐杂税，在名义上政府已予废除，但在实际上则有增无减。原因是军阀割据，各行其是，除非中央之统治所能及。捐税重重，花样繁多。例如：

四川田赋已预征至民国30年（1941）；捐税多达数十种。

广东，由连江运柴至广州，护费重重、苛抽累累，每艘柴船捐输五百元，空船返回，亦须二百元。由此可见一般。(www.guayunfan.com)

江西、捐税达十六七种之多。

湖南，捐至无可再增，便巧立名目，创“良民捐”，发《身份证》，以明其非“匪”。

“此种情形，实遍全国，上自地方长官驻防军队，下迄团防土劣，但求饱私囊，快私欲，决不惜掘土三尺，榨尽人民之血肉。一家欢乐，万里号哭，此又苛政之荼毒人民，间接即所以造‘匪’也。”（Ⅺ，473）

陶师评论说：“实则兵之扰民，尤甚于‘匪’；民之畏兵，亦甚于‘匪’。兵到之处，不能抚辑流亡，安定秩序，甚且逃亡日众，十室九空。所谓‘匪梳兵篦团防剃’，实为最真实之喻言。此军队之荼毒人民，间接亦即所以造‘匪’也。”“政治黑暗如此，嗤嗤之氓，如沦地狱。是正即所谓‘官逼民变’。官逼民变，民安得不变。既逼民变，复从而围剿，事之可悲，孰逾于此。吾人诚欲为此万千无辜横死之同胞极口呼冤。”（Ⅺ，473）

另一方面，还有天灾惨重，更惨绝人寰。1930年西北大旱，1929年又全国发大水，使江南、河北的元气丧失几尽。据1932年5月22日国闻社郑州电告：

鹿邑柘城春粮告竭，死亡枕藉，惨不忍睹；

鹿邑朱恺店、老鸭店、宁平镇、泽民镇、桑园集，均立人市，年轻妇女人值十元，幼童值千分；孩提婴儿，抛弃遍地；

某家全家三口人，五日内食洋车胶皮一付；某老妇人六十日食麦秸一筐；

僵毙饥民，即遭分食；

一妇人，以小姑娘换来一个馒头。

正如徐州灾民所编之饥民歌所唱的：“饱汉不知饿汉饥，称贷无从只呼天”，“石粉树皮并河草，枵腹取之浑下涸”，“逼到无法售儿女，相离临去最辛酸”。

这一切惨象，自古罕见，这究竟是人间还是地狱？

“民荒如此，安得不乱。”湖北汉川一带，青苗树皮，都已吃尽。“民无以为生，即多附‘匪’。”陶师评论说：“奋死求生，人之常情。灾区即‘匪’区，此又‘匪’之所由生，‘匪’势之所由日益张大也。”“政治如彼，民生如此。不改革政治，不安定民生，而欲以枪炮驱逐饥寒，剿灭为饥寒迫使走险之良民，是果能有效耶？”陶师更明确地指出：“响使革命而后，政治日即于清明，民生日即于安定，则吾敢断言‘匪’决无由而生，‘匪’势更无由而日益涨大。所以致今日‘匪’弥漫全国者，咎究谁属？”（Ⅺ，474）陶师公正地指出，所谓‘匪’者，即扰害地方、鱼肉良民之意。那么，今日勒种鸦片、公卖鸦片、勒收苛捐，搜括民财者，其所作所为，无一不在积极造‘匪’。如果‘匪’应剿，则这些造‘匪’者更应首先剿灭。

陶师坚定地指出：“政治如不清明，民生如不安定，则虽十次武力围剿，亦必无功，此为定理，绝无可疑。”（Ⅺ，475）从这里可以看出，陶师坚持历史唯物论，站在历史的高端，坚定地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宣判了“围剿”之必败，这是一位革命家的伟大气魄。至于如何澄清政治、安定民生、陶师还将续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