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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州区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及对策_博苑耕耘

时间:2022-06-2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原州区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及对策_博苑耕耘原州区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及对策胡永祥原州区位于丝绸之路东段北道的交通要道上,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咽喉要地,是中原文化、秦陇文化、草原文化和中亚文化的交汇圈。本文从原州区文化遗产遗存现状、主要病害及管理现状几个方面进行阐述,提出了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存在的实际问题,最后结合现实情况提出了几点对策。

原州区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及对策_博苑耕耘

原州区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及对策

胡永祥

原州区位于丝绸之路东段北道的交通要道上,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咽喉要地,是中原文化、秦陇文化、草原文化和中亚文化的交汇圈。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先民在这片土地上创造并遗留下无数珍贵的文化遗产,出土了大量的反映中西文化交流的文物。

本文从原州区文化遗产遗存现状、主要病害及管理现状几个方面进行阐述,提出了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存在的实际问题,最后结合现实情况提出了几点对策。

丝绸之路是以中国长安为起点的西至地中海沿岸,横跨欧亚大陆的一条中西交通大动脉,是一条沟通中西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大动脉;是中国文化输出,中西文化交流、贸易交流的主要路线;是一条具有历史意义的国际通道。正是这条古道把古老的中国文化和古罗马文化连接起来,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正因为这种交流造就了当今如此丰富多样的现代文明。(www.guayunfan.com)

目前,学术界通行的提法是将这条丝绸古道划分为三段:即东段——关陇河西道、中段——西域道、西段——中国境外段。东段又分为南北中三道。固原市原州区正处在丝绸之路这条大动脉东段北道的交通要道上,是中原农耕文化、北方游牧文化和中西文化的交汇圈。

一、原州区的历史发展脉络

原州区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从新石器时代起先民就活动在这里。夏商时期,称古雍洲,西周称大原(音太),春秋时,原州区是义渠、乌氏等少数民族聚集地,战国时,秦惠文王取之,而沿用了这个部落之旧称,置乌氏县。秦政权建立后始皇羸政出巡西北边地,由咸阳到陇西郡,然后东返越六盘山,经过鸡头道,过固原、彭阳、甘肃宁县,抵北地郡。秦始皇西巡,使连接陇西、北地二郡的道路得到了修筑,原州区介于二郡之间,境内道路修筑纳入其交通体系中,也就是说,此时原州区东来西去南往的道路已基本畅通。

西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年),析北地郡置安定郡,郡治高平县(今原州区),元鼎五年(前112年),汉武帝北出萧关,到固原(今原州区),猎于新秦中。元封四年(前107年)武帝下令修通回中道,开创了丝绸之路东段北道的基本走向,固原作为交通重镇的历史地位初步确立。东汉时,安定郡郡治仍在高平,建武八年(32年),光武帝刘秀亲征高平,高平第一城因刘秀亲临征战而出现在史书里,汉“高平第一城”的兴建,足以体现其军事、政治和文化意义。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北方少数民族不断内迁,徙居固原的民族增加,呈现出了多元性,各民族间的交流融合得到了加强,经济也得到了发展。三国时,在边地进行屯田,以增加军事实力,使固原沿线的民族聚居的密度继续增大,经济开发和商贸往来也随之繁荣。南北朝时,鲜卑人陆续南移进入清水河流域和固原地区,境内鲜卑、汉、羌、胡各族杂居,农耕和畜牧并存,社会得到了发展。

北魏隋唐时期,贡使、商贾、僧侣往来频繁、络绎不绝,民族迁徙、文化交流、宗教传播的事实就发生在这里。宋时,党项诸羌沿边熟户,是固原境内民族成分的又一种存在形式。在固原境内数量较多,仅泾原路熟户10470余帐,及李元昊反宋,镇戎军(固原)被侵扰,近界的熟户亦遭杀掳。说明镇戎镜内是居住着不少党项诸部熟户的。党项首领李继迁叛宋以后,亦有大量“蕃人”内附,实行宏观管理下的民族自治,成为增进民族融合,稳定边境的新的有效措施。宋、夏还在原州、德顺军(今宁夏隆德)设置榷场。这些榷场的设立,也成为吐蕃、回纥、党项人进入固原境内的途径和渠道,为民族融合又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

元代,以蒙古部为主体,吸收并融合草原游牧部落,包括西域、中亚一些民族成分而发展起来的新的民族共同体。安西王府的设置,成为蒙古族徙居六盘山地区的高峰。明代,朝廷为了军事防御,重新修筑固原城,成化十年(1474年)设三边总制府于固原,甘肃、延绥、宁夏诸镇总兵、巡抚皆听三边节制,自弘治十五年(1502年)起,三边总制始为定制,足见固原陕西三边总制军事地位的重要。

清朝,固原处于和平环境之中。一座集政治、军事、文化于一体的古城,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而在政治、军事上走向它的尽头,作为人类文化遗产则永久存在。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先民在这片土地上创造并遗留下无数珍贵的文化遗产,出土了大量的反映中西文化交流的文物。具有相当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

二、文化遗产遗存

据原州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登记,原州区现有不可移动文物364处,包括古遗址274处、古墓葬54处、古建筑7处、石窟寺6处、近现代史迹及代表性建筑23处。其中土遗址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处、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处、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1处。

原州区境内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土遗址)一览表

在这些不可移动文物中,以土为建筑材料的遗址占91%,下面就宁夏土遗址的主要类型依建造方式做一介绍。

(一)生土建筑

图一 唐史道洛墓

图二 窑洞内部

土遗址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直接在生土上挖掘建造而成,如窑、窖、穴、墓葬等;宁南山区有大量的新石器墓葬、新石器居住遗址(彭阳打石沟新石器遗址、河川上台村新石器居住遗址、九龙山新石器遗址属于半地穴式聚落址);各时代竖穴土坑(洞)墓、斜坡土洞墓、大型土圹墓(图一);窑址,如黑刺沟窑址(元代)、老坟嘴宋代窑址;窖,如硝口钱币窖藏址、樊西堡窖藏址;地道,如固原防空洞,灵武红山堡城址的藏兵洞;窨子(解放初期为防土匪,当地人民在靠近山体的地方挖的地洞,一般从村庄一直通到村外山顶)在宁南山区大量存在。窑洞(新石器晚期至现在都有大量遗存),如彭阳茹河流域刘庄遗址(有一座保存完整的窑洞式房屋,房屋建在黄色生土中,屋顶呈拱形,现存厚度1.2米,高2.4米,屋顶弧形下沿与墙壁吻接。东西两侧皆斜直,与地面锐角相交,高度均为0.8米。墙壁从上到下先抹一层厚0.2厘米的草拌泥,再抹一层白灰面,厚0.15~0.8厘米,下部逐渐加厚,质地细腻,表面平整光滑。居住面东西宽3.5米,先涂一层厚1.2厘米的草拌泥,再抹白灰面,厚0.7~1.2厘米,颜色洁白,质地坚硬。该窑洞式房址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窑洞式房址之一。《彭阳县文物志》)、海原菜园遗址,现在宁南东部山区民居(图二、图三),将崖面刷成斜坡,向山体直接挖造而成,大小不一,形制多样。

图三 窑洞(生土挖造)

(二)夯筑

这种建造方法是以厚木板式排列的椽子(即小的原木)为模具(有的地区称夹板),就地取湿土,夯筑建造墙体。固原地区土质较好,黏性强,整个墙体完全以土分层夯筑而成。夯筑时,用石础(杵)夯筑,每层夯土的厚度一般在8~12(秦汉时期的夯层较薄,在4~6厘米之间)厘米,大多数古建筑的墙体、古城墙、长城、烽燧及陵墓的墙体、军事设施、堤坝,还有现在的部分民居的围墙都是就地取土夯筑而成。如战国秦长城(图四)、固原古城墙(图五)、黄铎堡古城、烽火台、碉堡、堤坝(现在还有部分堤坝以土为材料建造,但不再是夯筑,而是大型机械碾压)。现在西北部分地区修建房屋时四周墙体直接用黏土夯筑,屋顶用木料修建而成。

图四 战国秦长城(夯筑)

图五 固原古城墙(夯筑)

(三)胡墼砌造

“胡墼”就是将湿度适中的黏土放在模子中夯打而成的长方形土坯。胡墼房是在砖成为普通建材之前我国北方农村的主体房舍(图六)。古遗址现在宁夏保存尚未发现,但在新疆、甘肃遗存较多,当地叫土坯。

图六 民房(胡墼砌造)

(四)生土挖、夯筑、胡墼砌的综合方法

土遗址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直接在生土上挖造而成,如窑、窖、穴等;或完全以粉沙土夯筑而成,如战国秦长城,各时代古城、烽火台等;或完全用胡墼砌建而成,但有许多古遗址是生土挖、夯筑等综合的方法建造而成的。时至今日,在宁南山区部分农村还用胡墼修建房屋。先在生土层中挖造基础,然后建造一定高度的夯土墙体,之上用胡墼砌建墙体,也有直接在生土或夯土基础上用土坯砌造墙体的(图七)。

图七 夯筑与胡墼砌造相结合

三、保存现状

原州区土遗址从保存形式分为两类,一类为地面遗址,一类为地下遗址,其分布特点是点多线长面广。这就给我们的保护管理带来很大的困难。

我们对土遗址的保护,仅仅停留在日常的管护,防止人为破坏,却对土遗址的破坏机理、发掘及现场保护、病害调查、土遗址的结构研究及加固技术、土遗址的表面使用化学材料加固防风化的方法、试验场、测试仪器、防水措施及检测方法、整理资料及信息系统的建设等由于缺少资金和缺乏专业文物保护人才而未开展。

主要病害:土遗址病害主要由自然和人为两方面的因素形成,因此,将土遗址的病害成因分为自然破坏和人为破坏两大类。

(一)自然破坏

原州区地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属暖温带半干旱气候区,是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形成冬季漫长寒冷、春季气温多变、夏季短暂凉爽、秋季降温迅速,昼夜温差大,春季和夏初雨量偏少,干旱、局部冰雹、暴雨灾害性天气多,区域降水差异大等气候特征。年平均日照时数2518.2小时,年平均气温6.1℃,年平均降水量492.2毫米,年蒸发量1753.2毫米,六盘山为多雨中心,年均降雨量550~650毫米,大于10℃的活动积温2000~2700℃,无霜期152天,绝对无霜期83天。

由于以上气候特征而决定自然破坏因素不一,很少有单个因素作用的病害,往往是多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也可能是多种因素交替作用的结果。因此按不同病害的形成机理和表现形式将宁夏土遗址病害分为以下几类。

1.结构失稳

表现为遗址主体结构所产生的开裂、变形甚至坍塌的现象。该类问题直接关系到文物的安全性,如果不控制将直接导致文物主体的毁灭性破坏。

(1)裂隙,是指土遗址土体出现开裂的现象。裂隙往往会造成土遗址局部缺失。土遗址出现裂隙的主要原因与土体结构的变化以及土遗址建造的工艺等有关。裂隙的主要表现形式为卸荷裂隙、收缩裂隙、构造裂隙(图八)、变形裂隙等。

图八 构造裂隙

(2)缺失,土遗址土体局部出现大面积脱落。遗址在受到风蚀、雨蚀、地震等自然因素以及人为因素的影响下造成的局部土体结构不稳,最终脱离遗址本体的现象(图九)。土遗址缺失是由于其结构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同时脱落会更进一步加剧现存土体的结构稳定性问题,造成新的悬空面出现。

图九 缺失

(3)掏蚀,在自然因素的影响下,遗址表面出现的明显的凹陷或空洞(图十)。掏蚀是影响土遗址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尤其是遗址主体的根基部位的凹陷会不断扩大、加深,使土遗址土体出现薄弱面。

图十 掏蚀

(4)变形,变形是指在内外应力作用下,土遗址形状发生改变(图十一)。

图十一 变形

(5)坍塌,土遗址在自然以及人为因素下完全倒塌,在地面只残留倒塌堆积物或者遗址的基础部分(图十二)。

图十二 坍塌

2.水害问题

遗址区内由于水的原因对文物本体造成的破坏。

(1)河水冲刷

有的遗址依河而建,常年河水冲刷,使河岸坍塌,而建于河岸之上的遗址就不可避免地坍塌,直至消失。如木峡关城址(图十三),建于海子峡河西岸,由于河水的长期冲刷,城址的东墙已大部分坍塌消失。

图十三 河水冲刷

(2)水痕,由于降水冲刷使得遗址土体表层酥松土体成为泥浆在遗址本体上流动的痕迹。

(3)冲沟,是指地表径流对土遗址表面及其载体造成的侵蚀破坏作用,如开城遗址北家山Ⅰ区(图十四),常年的降雨汇集使遗址南部遭到侵蚀破坏。

图十四 冲沟

(4)积水,是指地下水涌出或降雨在遗址区域内集聚而引起的危害。固原古城西北角,由于和平村没有排水设施,降雨全部经过护城壕外排,由于城市建设过程中将古城西北角护城壕修建为道路与绿化带,导致降雨汇集于西侧护城壕内(图十五),对墙体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2009年,原州区文物管理所为解决这一问题,对古城西北角进行改造。

图十五 积水

3.表层劣化

土遗址本体出现的影响土体表层稳定性的破坏现象。

(1)酥碱,是指遗址本体出现的结构酥松,土体呈粉末状脱落。酥碱的形成主要是由于遗址建造材料及其载体内的可溶盐在水分的作用下大量富集于遗址表面,在周围环境的影响下盐类不断结晶—溶解—结晶,造成遗址土体结构收缩—膨胀—收缩,从而破坏了此区域内土体结构。酥碱病害是在土遗址中极为常见的病害(图十六),尤其是遗址根基部位发生的酥碱会直接影响到遗址的结构稳定。

图十六 酥碱

(2)表层剥蚀,土遗址表层呈片状的离散、脱落。表层剥蚀主要是由于雨水冲刷后在遗址表面形成的表层硬壳(图十七)。

图十七 表层剥蚀

(3)龟裂起甲,土遗址表层有大量的细小裂纹,呈现出龟裂状。这主要是由于温湿度变化引起土体收缩而产生的。

4.生物问题

生物问题是指由于生物作用对土遗址造成的破坏。它包括动物病害和植物病害,以及霉菌等对土遗址造成的损坏。

(1)植物损害,植物生长对土遗址造成的破坏。植物病害是由于植物在生长过程中植物根茎对遗址本体产生根劈作用,从而使遗址受到破坏。

(2)动物损害,动物在土遗址表面遗留下的活动痕迹。主要是指一些虫洞、鼠洞、鸟巢、鸟类粪便等。

(3)微生物损害,微生物菌群在土遗址表面生长对遗址造成的表面变色及表层风化的现象(图十八)。

图十八 微生物损害

(二)人为破坏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城镇化步伐的加快,由于城建规划中文物保护力度不够,建设进程中出现了建设项目任意选址,大拆大建遍地开花的无序状态,给文物保护带来的建设性破坏越来越显得突出。

1.建设性破坏

建设性破坏主要是对辖区内的墓葬群、城址进行人为破坏。

由于固原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遗留在这片土地上的文化遗产众多,根据文物调查和考古发掘结果,固原城内共有和平村汉墓群、北塬汉墓群、文化西街汉墓群、古雁岭北朝墓群、南塬墓群,在这些墓群内进行建设时,不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要求,先期进行钻探发掘,而在施工中经常发生古墓葬被毁(图十九)。有时,建设单位为了赶工期,发现文物故意隐瞒不报,到了夜晚,将古墓葬突击挖毁,造成大量文物被毁、被哄抢事件发生。而作为文物管理机构的文管所,只能在各基建工地上疲于奔命,抢救清理所剩无几的文物。

图十九 古墓葬在城市建设中被毁

图二十 挖毁古城址

2.农田建设对古遗址的破坏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农田建设以机械为主,这就对大量分布于农村的古墓葬、古遗址等造成毁灭性的破坏。

3.故意挖毁古墓葬、古遗址

近年来,受收藏飓风影响,文物市场空前繁荣,地下交易日趋频繁,诱发盗掘之风盛行。政府投入较少,防范措施乏力。

四、存在问题

(一)文化遗产保护经费严重不足

原州区地方财政薄弱,用于文物保护的经费每年(人员工资除外)不足10万元,原州区现有不可移动文物364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处、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8处、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6处,因此保护经费仅仅能够维持日常巡视检查。

(二)文化遗产科技保护人才匮乏

原州区文物管理所现有工作人员10人,其中40岁以上的8人,30岁以上的2人,虽然都取得了大专及本科文凭,但大部分是二次学历,学文保、历史、考古专业的没有。

(三)政府部门的责任意识不强

各类基本建设中屡见不鲜的文物被损毁现象的存在,文物管理部门的工作得不到重视甚至得不到认可的现象反映出了政府部门的文物保护责任意识不强。

(四)全社会保护文物的意识和观念不强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保护工作。文物是不可再生的资源,保护文物是全社会、全民的共同义务。注重实效,逐步树立全民文物保护意识,培养文物保护观念,形成一种全民爱文物、护文物、同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的氛围。但部分群众在基本建设中对有损、有毁文物的现象不及时制止、举报,甚至隐瞒真相等等,都说明目前全社会重视文物保护工作的意识和观念不强。因此要充分发挥全社会力量来做好文物保护工作,提升全社会的文物保护意识和观念,使爱护文物、保护文物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

五、对策

(一)地方财政要加大资金投入

保护文物是一项惠泽子孙万代的公益事业,几乎只有社会效益而无经济效益。特别是那些不可移动文物本体的保护,更需要较多的资金投入去实施。因此,各级政府都应站在对历史负责,替未来着想的高度,把保护文物作为一项传承历史,激励后代的“千秋工程”,决策上列入议事日程,资金上给予较多投入,而且要一届接着一届做,一年接着一年做,这样,才能使先祖留给我们的这笔不可再生、不可多得的珍贵财富得以永续利用。

(二)文管部门既要认真履行职责,更要积极争取支持

从一定意义上说,搞好文物保护是全社会的事,仅靠一个部门是难以为继的。文物管理部门当尽心履行职责,这是不言而喻的,积极争取各方面的支持也是至关重要的。

首先,要积极争取领导的支持。要经常向领导汇报工作情况,让领导了解近况,掌握实情,能够及时给予或政策性的,或指示性的,或资金性,或人力的积极支持。

其次,要积极争取部门的支持。文物管理部门要主动与相关部门保持信息沟通,有应对突发事件的约定。文物保护法律性强,牵扯面广,有时需要多个部门、单位的联合行动。这就需主责部门能善于运用联合机制来解决有关问题,达到预期的目的。

再次,要积极争取社会的支持。文物保护工作在本质上是一项社会工程,需要有更多的人认识、理解、参与、尽责。因此,文物管理部门要创新形式,眼睛向下,放宽视野,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走“人民战争”的路子。要通过印发宣传资料,举办文物保护法律培训班,召开民间文物保护座谈会,聘请义务文物保护员等各种途径,努力营造人人认可文物保护工作,个个愿为保护文物出力的社会氛围,使文物保护工作能够真正置于全社会的心头,实现文保工作由管群众向群众管的转变。

(三)要坚定不移地维护文物保护法律法规的严肃性

文物管理人员要在不断提高严格执法、公正执法的素质和水平的基础上,不畏权势,敢于碰硬,坚持不论是哪一级、哪个部门的基本建设项目,在做项目可行性报告时,都要有文物管理部门依法签署的意见,在做项目预算时,都要有文物保护的经费,在项目破土动工前,都要经过文物部门的钻探调查。否则,这个项目就不许实施。如果在劝阻无效和下发停工通知书之后仍一意孤行,就要坚决运用法治之剑,予以严惩,绝不能让那些敢于同法律较劲的人有好果子吃。不论哪一级领导、哪一级部门说情,都要坚决顶住,只有这样,才不致失职,才能在逆水行舟中为文物保护工作开创良好的局面。

(四)引进高科技人才,加大现有人员的培训力度

文物保护和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专业性较强,除了政策、制度、设施和经费外,关键在人、关键在队伍建设,只有把专业队伍建设好,人才培养好,才能保障各项法律政策的贯彻落实,因此我们要在引进高科技人才的同时,加大现有人员的培训力度,提高理论水平和专业知识,提升整体保护管理水平。

(五)在修缮保护中开发利用,在开发利用中实施进一步保护

根据文物保护法关于“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之规定,对于有些不可移动文物,在不伤及文物本体的前提下,可以适当地经过修缮保护后加以利用,这样,既可以使文物得到展示,又可以筹措一些保护经费。如原州区须弥山石窟、城隍庙、文澜阁、财神楼、开城遗址等。只要运作得当,可以成为“合理利用”的典范。

参考资料

[1]杨宁国:《彭阳县文物志》,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

[2]郭宏:《文物保存环境概论》,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

[3]李最雄、王旭东、孙满利:《交河故城保护加固技术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

[4]《汉书·地理志》。

[5]徐兴亚:《西海固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

[6]杨经、刘敏宽:《嘉靖固原州志》,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

[7]马建军:《固原文物》,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

(作者系原州区文物管理所文博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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