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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学习规律为教学生活化提供了实践依据

时间:2022-06-2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语文学习规律为教学生活化提供了实践依据_生活化语文阅读教第三节 语文学习规律为教学生活化提供了实践依据人们总说语文是“养不熟鸟”,难学。复旦附中语文特级教师黄玉峰在一次与学生家长、同学及同行们谈及语文学习时,曾用“死去活来”四个字形容语文学习的规律。因此,从黄玉峰老师的“死去活来”中,我们能得知语文学习规律的核心即是语感。一个人语感的培养与教学回归“生活世界”是有直接关联的。

语文学习规律为教学生活化提供了实践依据_生活化语文阅读教

第三节 语文学习规律为教学生活化提供了实践依据

人们总说语文是“养不熟鸟”,难学。确实,说它容易,母语习得,自然天成,无师自通;说它困难,微言大义,弦外有音,其旨难明;快乐之处,自有风花雪月,刀枪剑戟,悠然自得;苦恼之间,困于咬文嚼字,死记硬背。那么,语文学习是否有它自身的规律呢?复旦附中语文特级教师黄玉峰在一次与学生家长、同学及同行们谈及语文学习时,曾用“死去活来”四个字形容语文学习的规律。黄玉峰老师认为,在当今教育的功利主义、专制主义、训练主义、所谓的“科学主义”和“技术主义”这五条无形绳索的捆绑下,教育已不见“人”,如果要打“人文”的底子,语文学习是绕不过“背”与“记”这两道关卡的。为此,语文学习只能通过大量的阅读、背诵、积累,方可内化为人文素养,方可提高语文水平。所以,语文学习的规律就是“死去活来”。

“死去活来”是语文学习的规律吗?这里,首先要分清楚的是黄玉峰老师所谓的“死去活来”到底是什么意思。其中,“死去”指的是语文学习要善于积累,要通过大量的阅读、记诵、生活交流来积累知识并形成语感。当然,在获取并养成这一知识与能力的过程中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所谓的“死去”。所谓的“活来”是指当学生积累了一定的知识并形成一定的语感之后,他就会处于一种自然状态下的学习。比如,当他沉浸在阅读中时,他就会努力地去学习并理解文中的生词,构想上下文的整体意义,展开想象以至捕捉文本中的弦外之音、言外之意,达到阅读的目的与效果,这就是“活来”。因此,从黄玉峰老师的“死去活来”中,我们能得知语文学习规律的核心即是语感。一个语感强的人,他不仅是对作用于他的言语作品的内在反应能力(即听与读的能力)强,并且因表达个人情意的需要或适应社会交际的需要而在感觉层面、直接生成言语作品的能力(即说和写的能力)也强。

那么,什么是语感,语感与教学回归“生活世界”又有哪些关联呢?

海林先生对什么是语感的问题,曾作过这样的一个比较。他说,听见客人说“今天好冷”,如果仅明白客人这句话说的是这一天的气温情况,比如零下几度,这不是语感,这是语言知识;如果知道了客人说这句话的意图是想请主人关上门窗,并且还知道这是客人不好意思直接请主人关门窗而委婉地表达自己的建议时,这才是语感。这一比较说明,使我们得知,语感之“语”是“言语”,而非“语言”。对于什么是“语言”,什么是“言语”,索绪尔在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里曾说到,“语言和言语活动不能混为一谈”,语言“既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又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机能所采用的一整套必不可少的规约”。“语言是每个人都具有的东西,同时对任何人又是共同的,而且是储存在人的意志之外的”。“言语活动是多方面的、性质复杂的,同时跨着物理、生理和心理几个领域”,“是个人的意志和智能的行为”,“言语中没有任何东西是集体的,它的表现是个人的和暂时的”。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在他的《解释学与人文科学》一书中阐述了语言和话语(言语)的区别:第一,话语是瞬时间当下实现的,而语言却在时间之外;第二,语言没有主体,而话语通过人称代词等提出了说话者;第三,语言只在系统内与其他符号有关,而话语是关于事物的;第四,语言只是交流的前提条件,而话语使得交流实际上的实现。从上述的这些阐述中可以推出以下的结论:语言依存于言语,语言是对言语的抽象和概括,言语是对语言材料和语气规则的运用,离开了语言,言语亦无从展开,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接触到的大量的是言语而不是语言。(www.guayunfan.com)

让我们重新回到“今天好冷”这句话,这句话中所反映的这一天的气温状况是这句话所要反映的语言的内容,这个意义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有的、固定的,它对全体社会成员来说也是公设的。所以,对这句话的语言内容的理解,只要我们凭借一定的语法知识和对这句话中语词音义知识的掌握就可知晓,毋须凭借语感获得它的语言意义。这句话中的隐含意义是个体的,也是暂时的,可以是客人想请主人关门窗,又因出于礼节不便直接向主人提出,于是就用“好冷”委婉地表示自己的要求。如果换一个环境,也可以理解为朋友想邀我出外郊游,而我因另外有事或者心境不佳,不想出去但又不能直接推辞,那么“今天好冷”就成了当时的一个最好的托辞。由此可以看到,言语的意义是不固定的,“是个人的意志和智能的行为”,它存在于语言与语言运用者、语言与语言运用环境所构成的关系结构中。当语言的使用者或语言的使用环境发生了变化,那么“今天好冷”的言语意义也就不同了。当然,言语内容与语言内容也并不是毫不相关的,言语内容是一种深刻的意义,它隐藏在语言内容的背后,隐藏在语境内容之中。所以,如果我们把言语形式作为是语感的对象来研究的话,那么,可以这么说,什么是语感,语感即是通过言语形式对语言内容与语境内容的联系与把握。

一个人语感的培养与教学回归“生活世界”是有直接关联的。尽管黄玉峰老师强调了阅读、背诵对于一个人的语感培养的重要性,但不可忽视的是语感是以言语主体的生活体验为内核的。言语主体的生活体验的深浅、丰吝将直接决定其语感能力的强弱、高低。而这一点,又是由言语与生活的天然之联系所决定的。在生活中,每个人实际上都是按照自己的言语习惯来进行言语活动的,他们有自己的语法系统和自己的词库,而这种个人词库的建立往往又是基于个体的生活经验之上,完全由个人生活经历和个性化的心理特征所决定的。黑格尔有句关于格言的格言:“同一句格言,从年轻人(即使他对这句格言理解得完全正确)的口中说出来时,总是没有那种在饱经风霜的成年人的智慧中所具有的意义和广袤性,后者能够表达这句格言所包含的内容的全部力量。”(《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980页)这句话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道理,即使是不同的人说同一句话,也往往会有不完全相同的涵义,不完全相同的色彩,不完全相同的强度和力度。这种现象在言语中是带有普遍性的,比如在鲁迅的《故乡》中,闰土称“我”为“迅哥儿”与杨二嫂称“我”为“迅哥儿”就有着完全不同的色彩。少年闰土与“我”情深意笃,在“我”的眼中,闰土有着丰富的生活经验,心里装有无穷无尽的稀奇的事,所以对他怀有无限的崇敬之心。同样在闰土的眼中,“我”尽管是从城里来的少年,尽管他见人也很怕羞,但只不怕“我”,跟“我”讲捕鸟、捡贝壳、管西瓜、捉跳跳鱼的故事,并送“我”贝壳和好看的鸟毛,所以闰土称“我”为“迅哥儿”,那是一种亲切的称呼,在这个称呼里寄托着闰土对“我”的无限的信任和尊重,也寄托着他俩少年时期的那种亲密无间的情谊。杨二嫂也称“我”为“迅哥儿”,“那么,我对你说,迅哥儿,你阔了。”单从这一声“迅哥儿”中,我们听到的却是杨二嫂的放肆、骄横、无礼。让我们先看杨二嫂与“我”的一段对话,杨先见到我时,“哈,这模样了!胡子这么长了!”(这一声尖利的怪叫声,使我们既看到了杨二嫂的虚情假意,也感触到了她的放肆无礼)当“我”愕然时,“不认识了吗?我还抱过你咧!”(主动地与我亲热、摆功劳)当“我”愈加愕然时,“忘了?这真是贵人眼高……”(对我的愕然表示极大地鄙夷)当“我”惶恐着,站起来时,杨二嫂这才亮出她的本意:“迅哥儿,你阔了,搬动又笨重,你还要什么这些破烂木器,让我拿去罢,我们小户人家,用得着。”上述这一段的对话,已使我们清楚地感觉到杨二嫂这一声“迅哥儿”的分量,杨二嫂不会像中年闰土那样称“我”为“老爷”,“迅哥儿”已是她对“我”的最高的礼遇,但就在这一声最高礼遇的“迅哥儿”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杨二嫂个性中的丑陋的一面。为此,在这同一声的“迅哥儿”中,我们看到的却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两个不同的人物。

同样,在言语交谈中,即使是同一个意思,但由于是说话人所处的生活地位及主观表意的不同,产生的话语效果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鲁迅的《祝福》中,鲁四老爷和他家的短工以及“我”都谈到了祥林嫂的“死”,但由于说话人所站的立场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他们的言语涵义也就不一样了。先看四叔对祥林嫂的“死”所发表的意见:“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个时候,——这可见是一个谬种!”祥林嫂死了,因为祥林嫂曾是四叔家的一个女佣,所以在鲁府议论祥林嫂的死这是正常的,但在议论祥林嫂的死的过程中,鲁四爷最关心的是什么呢?他最关心的并非是祥林嫂是怎样死去,他关心的却是祥林嫂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死去,不早不迟,偏偏要在他家临近“祝福”的时候死去。尽管鲁四也深得“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但他还是有这么多的忌讳以至不提及一个“死”字,却又要斥之为谬种。再看鲁四家的一个短工与“我”谈祥林嫂之“死”:

“刚才,四老爷和谁生气呢?”我问。

“还不是和祥林嫂?”那短工简捷地说。

“祥林嫂?怎么了?”我又赶紧地问。

“老了。”

“死了?”我的心突然紧缩,几乎跳起来,脸上大约也变了色。

同样谈祥林嫂的死,一个说“老了”,一个说“死了”,又是什么原因致使他们采用不同的言语形式呢?就短工而言,他说祥林嫂“老了”是出于他对祥林嫂的一种同情。因为从同类人的角度来看,他们的身份、生活经历及思想境遇都有许多的共通之处,他虽然没有祥林嫂这么多的不幸的遭遇,但他还是了解祥林嫂“穷死”的原因的,所以用“老了”这一词确能表示他在当时这一特定环境中的心境。短工与鲁四老爷同样忌讳“死”字,但两人的用意显然是不一的。那么“我”为什么又会直接说“死了”呢?这里即有“我”是局外人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昨天的“我”正好与祥林嫂有过一场关于“死”的讨论,况且“我”也正担心着这场关于“死”的讨论会不会节外生枝,使自己“委实该负若干的责任”。所以,当短工一提及祥林嫂已经“老了”的时候,“我”的心就突然紧缩,“死了”一词也就脱口而出了。

萨丕尔曾经说过:“可以把语言看作一架乐器,能奏出不同高度的心灵活动。”(萨丕尔《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3页)语言的外在形式总是不变的,但它的内在意义却是随着注意或者心灵选择的方向而在变化。刘勰说,“心生而言立。”一定的言语总是积淀在言语主体的内心深处,它们往往会在一定的生活场景中被激活。上文中无论是不同人对“迅哥儿”的称呼会产生不同的感情色彩,还是对“死”的不同说法会寄寓着不同的情感态度,总之,它们的言语意义总是在特定的生活场景中产生的,没有一定的生活经历与社会知识,是无法理解其中的言语意义的。为此,生活体验是语感所由生成的最基本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基础。

生活是广阔的,任何一个人的生活经历不管是多么的充实和丰富,但从生活海洋的层面来看,都不过是苍海一粟。语文学习尽管有它的特殊规律——言语学习与社会生活的相依相存,但是它跟其他学科的学习一样,主渠道仍然是学校与课堂。我们知道,一个人的言语能力的积淀、语感的培养必须要有真实地参与言语活动的实践过程,正如一个游泳运动员不下水学习游泳无法提高自身的运动技巧一样,没有生活语言的基础,言语主体的言语积淀及语感能力的培养也就成了一句空话。为此,我们的语文教学就要努力克服课堂教学的局限性,吸收生活语文的长处,为学生的语文学习提供一个“真实”的言语环境,使他们在“真实”的言语交际活动中培养和熏陶语感。

那么,怎样在课堂教学中创设一个“真实”的言语环境,培养言语主体的语感呢?主要有下面几个途径:

第一条途径是从影视文化中再现生活情景,训练语感。影视文化是一种由声画通过屏幕传送的活动影像构成的文化形态。影视语言的直观性,使其具有特别的感染力和生动性,利于人们接受。在影视文化中,从事记录的眼睛(观看)替代了从事反射的眼睛(阅读)。在言语的习得过程中,“看”与“读”均有着各自的功能,“看”是一种直观观察,“读”是一种理解观察,它们各有自身的优势。对于中学生的语言学习来说,我们既要看到“读”对语言文字的理解观察作用,但也不能忽视“看”的直观观察效能。以“长江”为例,当我们阅读有关长江的地理资料时,要凭借自己的想象力来创造它的浩荡,但影视镜头就不同了,它所展示的是直观的画面,从唐古拉山脉奔入浩淼的东海之滨,一路浩浩荡荡的风采,是无法用“读”来想象的。为此,中学语文教学要凭借媒体教学的手段,引入影视文化的内容,并通过影视文化再现生活情景,让学生在生活中习得言语。先看电视剧《我是老板》中的一段台词:

马一明:你对找对象有什么条件吗?

白丽华:其实挺简单,只要诚实可靠就行了。我最讨厌那些油头滑脑的男人了。

马一明:这一点我可以向您保证。

白丽华:你不用向我保证,我当然相信你了。

马一明:那您对相貌呢?

白丽华:相貌?我对相貌要求不高。其实那种特别帅的,我真的不喜欢。我觉得那种男人百分之百的都是花心。我看重的是内心。

马一明:那您对年龄呢?

白丽华:我觉得年龄不是问题,关键是两人要默契。

马一明:那您对机关的人怎么看?

白丽华:机关的人我觉得素质挺高的。比如说你吧,作风正派,有责任感,看着挺严肃的,实际上挺幽默的,而且感情还特别丰富。我说的对吗?

马一明:您说得对。我同意。

白丽华:你同意啦?

马一明:同意了。那我就考虑两天。回头我答复您,董事长。

白丽华:你别叫我董事长,以后不在办公室就别叫我董事长,叫我名字就行了。

马一明:那多不好,您是我的长辈。那我就叫您白姨吧。

白丽华:不是,我怎么成你长辈了?我有这么老吗?

马一明:那我就叫你丽华姐。

白丽华:叫什么姐啊,你就叫名了。好了,以后慢慢改口吧。你好好考虑考虑,过两天给我答复。

马一明:行,两天后给您答复。

这段台词的内容是××房地产开发公司董事长白丽华女士与她的下属公司一位小老板马一明的一段对话。由于双方在言语交谈中没有彼此理解对方的言语意义,结果成为生活中的一个闹剧。与此有关部分的剧情的大致内容是董事长白丽华非常看重马一明办事的公正和为人的厚道,意欲与他结为生活中的伴侣,马一明误以为董事长委托自己给她介绍对象,结果让自己前妻的父亲与她相会,变成了一个闹剧。他俩的言语错位究竟在什么地方呢?先看马一明的失误,白丽华提的条件是为人诚实、可靠,相貌不需要特别的,看重的是内心,年龄注重的是两人之间的默契,身份是机关里的人。这些条件都是针对马一明而说,尽管她没有直接说明我喜欢的是你马一明,但她在谈这些条件的过程中,已暗示过马一明:“比方说你吧,作风正派……”再者,在称呼的方面,白对马也是作过暗示的,她要求马今后不在办公室时就别叫她董事长,叫名字就行。再看白丽华的失误,白没有把自己对马的喜欢直接用言语表达出来,这无论是从她的身份、地位来说,还是从一个庄重的女子应有的矜持来看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她让马一明不要叫她董事长,马一明即刻改称她为“白姨”,并明确地说明“您是我的长辈”时,这时的白丽华应该明白马一明的心迹,马一明对她的所有的尊重(包括对她的好)都是对她的一种回报,这种情感的回报是没有丝毫的爱情成分的,白丽华不能把回报当作“爱”。按理说马与白两人都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对于什么是爱情、什么不是爱情应该有自己的感觉,但为什么还会发生这样的误解呢?这里关键的问题,就是没有语感。马一明没有听出白丽华的言外之音:列条件、改称呼之后的真正用意;白丽华呢,她错把马一明对她的尊重(或者说是对她的好)误解为是他的憨厚、腼腆。(一声“白姨”之中还有爱情的成分吗?)可见,回归生活,在生活中训练语感,这对于提高言语能力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第二条途径是从文学经典赏析中体验生活情趣,熏陶语感。文学是与生活、人生的关系最为紧密的艺术,在文学中,我们总能感受到生命的鲜活和生活的斑斓。一个热爱文学的人,往往能在为文学之美而感动时唤起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生命的尊重,能够处处发现生活的乐趣和意味。朱光潜先生在谈读诗的功用时说:“使人到处都可以尝到人生世相新鲜有趣,到处可以吸收维持生命和推展生命的活力。”(朱光潜,《谈文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页)文学是人学,人生就是人的生命活动、精神活动,人生活着,因而他的生命活动、心灵活动也在进行着。人的生命活动、精神活动是人的生活形式,同样,人的语文学习、言语习得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这不只因为学校的教学活动是人的整个生活的部分,它更在于在整个语文学习(包括言语习得)的过程中,言语主体必须注入自己作为人的生命活动和精神活动。文学作品反映社会生活,体现人的一种生活情趣,作品中的言语交流是人的生命、人的意志的体现。老舍曾说过,《茶馆》里那些人物在几分钟里说的那些话全是从他们生命和生活的根里流出来的。所以,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和一般的日常生活中的言语活动不同,它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语言。为此,通过对言语作品的阅读与赏析,有意识地在言语作品中熏陶高品位的语感,这不啻是语文学习回归“生活世界”并在生活中熏陶语感的又一途径。以《林黛玉进贾府》中的两个语段为例:

贾母问黛玉念何书。黛玉道:“只刚念了《四书》。”黛玉又问姊妹们读何书,贾母说:“读的是什么书,不过是认得两个字,不是睁眼的瞎子罢了!”

宝玉便走近黛玉身边坐下,又细细打量一番,因问:“妹妹可曾读书?”黛玉道:“不曾读,只上了一年学,些须认得几个字。”

黛玉在分别回答宝玉和贾母“可曾读书”、“念何书”的问题时,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答案呢?因为贾母问黛玉念何书时,黛玉是如实回答,刚念完了《四书》。但当她问到姐妹们念何书而贾母说只不过是认得几个字时,她已意识到自己失语了。她曾记得母亲在生前说过,外祖母家与别家是不同的,今天自己踏进贾府之门,所见所闻无论是贾府地位的尊贵、建筑的气派、摆设的豪华,还是众人穿着打扮的雍容华贵已证实贾府与众不同。因此,外祖母家的姊妹、姑娘们也只不过是认得几个字,我又有什么可张扬已读了《四书》呢?所以,当宝玉问她可曾读书时,她也是当着贾母和众姊妹的面,改口为“些须认得几个字”了。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黛玉的语感是很强的,言语交流往往是问话人表达自己的意图并希望引起听话人的回应和听话人揣测问话人的问话意图并根据自己的意图做出回应的一个过程,如果此时的黛玉听不懂贾母的言语意义,标榜自己的好学、多才,那就意味着她将无法适应贾府的生存环境,更何谈保住自己在贾府受宠的地位?同样,我们在阅读和赏析的过程中,也不能只把黛玉的改口仅理解为是她的聪明伶俐,是为了讨好贾母,更应该读出在这伶俐的背后,是她寄人篱下、“步步留心、处处在意”的一种谨慎的生活态度。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在经典赏析中熏陶自己高品位的语感。

第三条途径是从流行语中吸纳生活元素,培养语感。流行语是指某一时期、地域中出现的、广为流行的语汇,它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在一个时期中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和事物。流行语作为社会语言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产生是离不开它的语言系统的。从索绪尔对语言的“共时”与“历时”的划分来看,同一时期内共存的两种语言中,一种可能改变了许多,而另一种却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在后一种情况下,研究的必然是“共时”,而在前一种情况下却是“历时”。流行语作为“历时”态的产物,已涌现了大量的新词汇,其构成的范围有以下的几个方面:一是地方方言,如上海人的“勿要忒”、北方人的“打的”;二是影视、小品中的语言,如“为什么呢?”、“不差钱”、“嫁人要嫁灰太狼,做人要做喜羊羊”;三是网络用语,如“山寨”、“草根”、“人肉”;四是广告用语,如“农夫山泉,味道有点甜”、“本维修站的人是世界上最为寂寞的人”等。索绪尔在阐述语言的“历时”态时又曾指出,能引起语言变化的东西,往往出现在言语的萌芽中。为此,语言中属于“历时”的,都只能是言语。流行语之所以会成为流行话,这标志着它是社会成员之间的约定俗成。社会中的人群由于性别、年龄和社会分工的不同而分为了不同的言语团体,流行语按照不同的划分范围,其使用的人群的性质也是不一的。但不管怎样,它作为一种言语现象,是应该值得中学生去接纳的。

确实,流行语中存有大量的生活元素,让学生在流行语的习得中吸纳生活元素,培养语感,这应该是教学回归“生活世界”的一条捷径。以两则中学生的说话材料为例:

例一:

黄昏,在大草地上,红军长征的队伍宿营了。一个老红军坐在草墩上吹着笛子,依偎在他身旁的一个小红军战士在聆听着他的笛声。两人穿的都是褴褛的衣衫,头戴八角帽,赤脚,裤脚卷过了膝盖,裸露着胸脯、胳膊。老战士脸庞瘦削,额上有几道刀刻似的皱纹,眯缝着的眼角露出微笑。他聚精会神地吹着笛子,还用光脚板打着拍子呢。小战士疲惫、虚弱的身体依偎在老战士的怀抱里,一手托腮,一手扶抢,听得入了迷。

例二:

“农夫山泉有点甜”这一广告词中,“农夫”二字给人以淳朴、敦厚、实在的印象,“山泉”给人以回归和拥抱大自然的美好的联想,“甜”不仅传递了水的良好的品质,还直接让人联想到水的甘甜、凉爽。但是,这一广告词的精妙之处,还不在这个“甜”字,有人把“甜”改成了“田”,寄托了自己的一种生活理想,表示了对先前的青山、碧水、绿树、蓝天以及那种清净、安逸的生活的向往。

这两则语言材料中的第一则是一位教师向学生展示了一幅《艰难岁月》的油画,让学生观察后其中一位学生的口头作文。这段话语如果单从语言的层面来看,是无可挑剔的,叙述清楚、语句流畅、表意明白。但是由于失去了生活的底色,致使这段话语缺乏创意,再加上整段话以书面语词和书面句式为主,给人的总体印象这是一段文字而非一段话语也。第二则是学生对“农夫山泉”广告词的评析,在“农夫山泉有点甜”这一广告词深入人心之后,“农妇山泉有点田”很快就成为了2006年的社会流行语,也正因为有这样的生活背景,所以,学生在对广告词的评析中就能够很自然地从“甜”联想到“田”,表现了人们对这一种生活环境和生活情调的追求。所以给学生提供一个“真实”的言语环境,他就能够依托自身的生活体验来培养自己的语感,能够使自己的话语充满生命的活力。同样,也是对这一广告词的评析,有位同学又是这样说的,“农妇山泉有点田”显然是一种语言游戏,但是人们在笑过之后,心里还是会泛起丝丝的酸楚,联系目前愈发紧张的就业形势,恐怕我们今后的生活底线还是回归故里,过“农耕妇织”的生活。这样的评析虽然在内容上显得有点低调,但从言语交流的层面来看,它还是有自己的思想、有生命的火花的,为此,我们也应当予以认可。

当然,目前网络语言风起云涌,大量的语言泡沫飘飞在人们虚拟的网络交际场,一切以调侃追求语言味觉上的快感能事,中国文字的纯洁性正经受着一个严峻的挑战之时,中学语文教学在如何吸纳流行语的过程中还是应该谨慎为好。但是,任何语言的新陈代谢都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同样,流行语进入课堂并成为中学生吸纳社会生活元素、培养语感的新的生长点,正成为语文学习的又一个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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