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眼于“用”的教科书管理_陶行知的教育管理

着眼于“用”的教科书管理_陶行知的教育管理

四、着眼于“用”的教科书管理

陶行知曾对以文字为中心的呆板僵化的教科书提出严厉批评，认为从光绪年间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教科书虽在枝节上有所进步，“但是在根本上是一点儿变化也没有”。[27]“以文字为中心而忽略生活的教科书，好比是有纤维而无维他命之菜蔬，吃了不能滋养体力。中国的教科书，是没有维他命的书”。[28]有鉴于此，陶行知主张“过什么生活用什么书”，“做什么事用什么书”，主张从生活出发，着眼于从“用”来选择、编辑与运用教科书。正如他所言：“书是一种工具，一种生活的工具，一种‘做’的工具。工具是给人用的；书也是给人用的……用书必有目的……这目的便是它们对于‘用’的贡献。”[29]“看也是为着用，为着解决问题。断不可以呆读。”[30]正因如此，陶行知非常重视学校教科书的建设工作，认为教科书是教学活动必不可少的工具，他曾把教科书比做吃饭的碗，“课本便是用碗端来的饭，吃起来很便当。否则，一粒粒的散在桌上，是多么的难吃呵”。[31]

陶行知认为，那些“真的拿生活为中心使文字退到工具的地位”的教科书应当被称为“生活用书或教学做指导”。[32]判断一本“生活用书或教学做指导”是否合适，要“看它有没有引导人动作的力量”，“有没有引导人思想的力量”，“有没有引导人产生新价值的力量”。[33]要使教科书达到这样的标准，“最先须将一个现代社会的生活或该有的力量，一样一样的列举，归类组成一个整个的生活系统，即组成一个用书的系统”。这样的用书系统，就内容而言，包括陶行知所列举的康健生活、劳动生活、科学生活、艺术生活、社会改造生活等方面在内的70多种生活力。在此基础上，“专家依性质、学力把它们一一编起来，并编一些建在具体经验上融合贯通的理论，便造成整个的用书的系统，帮助着实现那丰富的现代生活。我们还要随着学术进步，继续修改扩充，使用书继长增高的进步，帮助着生活继长增高的向前向上进”。[34]在这一过程中，陶行知主张应当从儿童生活和教学规律出发编辑、出版和使用教科书，坚持权威性、科学性、实用性相结合的原则。参与编辑的专家应当主动接近儿童、了解儿童，甚至可以先当几年教师后再着手编辑；中小学教师应当在平时的工作经验之上，“各人开始研究一门科学，待研究有得，可以编辑几部教学做指导”；教科书的编辑，则必须在具备相应的教育教学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开展编辑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为小朋友多编几部可用的好书”。[35]

《平民千字课》是陶行知编辑的第一部教科书，它充分体现了陶行知的上述思想。就编写的目的而言，这本教科书除了要“培养人生与共和国国民必不可少之精神态度”外，还包括“训练处理家常信札、账目和别的应用文件的能力”，“培养继续读书看报领受优良教育之志愿和基本能力”。[36]在内容方面，这本书选择生活中最常用的字编入课文，课文“除通常应用之书信、账目、契据、字条、单帖外，还加入平民诗歌、故事”，力图使学习者在短时间内迅速掌握学习内容，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使教育成效可以速现”。[37]同时，这本教科书还非常重视教师的使用问题，“每课生字以十个至十三个为度”，难易程度适中，书中配有图画，以辅助了解课文内容并激发学习兴趣，立足于学习者的经验从易到难地组织呈现学习内容，在时间安排上，教师“每天大约用一点钟就教得了”，十分便于使用和教学。[38]可见，无论对学生还是对教师而言，陶行知的《平民千字课》都着眼于“用”，集中体现了生活教育的教科书编辑与使用思想。

除此之外，陶行知还主张，“教育行政当局，从中央以下直到校长，该给教员们以实验或选择课本之自由”，从而克服教科书使用方面过于统一化、呆板化的弊病。与之相关，陶行知认为应当灵活、创造性地使用教科书，“《三字经》活用起来，也能做普及现代生活教育的工具”，“一张发票，一张签诗，也可以当作教科书读”。在这里，教科书已经突破了传统的形式，只要是可为学习用、可为生活用的一切知识与文化的媒介，都可以被当作教科书。换言之，教科书的形式问题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才能把它用好、用活。(www.guayunf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