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乱年代_渐摄与融构_中西

战乱年代_渐摄与融构_中西

第一节　战乱年代

汤若望因向清廷进呈历书并得到采纳，而在清朝被任用，成为我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传教士之一。

汤若望是当初随金尼阁赴华的22名传教士中最年轻的，早年以医学、数学和自然哲学闻名于德国。1603年，罗马创立了灵采研究院，汤若望、邓玉函和罗雅谷都是这所研究院的院士。他们常在一起切磋，探索不断发展的新科学，尤其是天文学和数学。受到利玛窦在中国事迹的影响，1617年在金尼阁的带领下，汤若望随同邓玉函、罗雅谷等22名传教士起航到中国。

汤若望费尽千心终得以在历局工作，《崇祯历书》编撰完成，他满心期待由此展开基督教在华传播的时代。可无奈当初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明朝灭亡，代之而立的是李自成的“大顺”政权，继之是满清王朝。一个月内，中国换了三个朝代，汤若望又曾为明王朝服务，为他们修历、为他们制造武器屠杀起义军和满人，自是起义军和清军的敌人，他又如何敢继续留在北京，并还向清朝廷进献历法呢？

正因为有这种恐惧，与汤若望有着同样经历的其他传教士在李自成进京和清军入关后为逃避迫害，有的去了南京或西南偏远地方躲难潜藏，有的则依附南明流亡政权。汤若望没有出逃，很大原因是基于某种责任，汤若望当时虽不是在华耶稣会士的会督，但对于教务却能发挥重要作用，他有比龙华民更好的才能与新政权合作，所以他决定留下来，从教会全局来决定他在动荡的中国社会中对各分立政权的选择问题。他留在了北京，以保护在他看来来之不易的传教事业。(www.guayunfan.com)

1644年3月8日，李自成的起义军要从彰义门进北京时，地处宣武门的耶稣会天主堂刚好在起义军行进的路线上，所有的传教士，包括时为耶稣会副总会长的傅汎际（Francois Furtado）和年迈的龙华民在此之前已出走。如果汤若望也走了，那就无人守护他们在北京的会所，会所及所内所存能为新政权效力的图书、天文仪器就会丢失或被销毁。汤若望此时决定留下，表明了他在把握中国社会政治问题上的胆识和才干。他自然清楚当时社会政治局面，但相信他的天文历法和兵器方面的学问和技术是胜利者的政权所用得着的，因此信心十足。此外，他还明白，在中国极看重人的身份，被皇帝授予的荣耀和地位，即便是在改朝换代的敌对政权中也被看做是一种资望。

前明朝的历局实际上分为三支：东历局、回回历局和西历局。汤若望在1630年入西历局后，因表现出色，在1641年被崇祯皇帝赐爵尚宝司卿，受命专理历法。正因为有对自身条件的自信和对中国国情的客观估量，使他面对这频频更迭的政权，照样能处变不惊，甚至预感到这新旧交替时代的到来，能给基督教在华的事业带来新的机会。所以在其他传教士都惶惶度日、躲避世难时，汤若望却说：“有时我们的数学家吓唬我说：‘皇上的恩典并不永世长存。’我回答他们说，如果这个皇帝不存了，会再来一个，对我们也许会更好。”

事实也正如汤若望所预料的那样，尽管兵荒马乱，但耶稣会士并未受到侵扰。1644年4月25日，李自成起义军进入北京，推翻明朝。崇祯皇帝亲眼看到了起义军的声势，知道大势已去，就自缢于煤山（今景山）。汤若望满腔悲悯，哀悼中国这位才36岁的君王，竟这样凄惨地崩殂。他说：“这不公平。且不论他有多少功过。但历法改革是在他的褒扬与勉进下完成的，基督教由于他的宽恕而没有再遭排斥。可惜那满城布列的大炮竟没有保护他免遭厄运。一个长达二百七十六年的大明王朝和皇帝从此不复存在了。这使我痛苦和悲伤。”(2)

当李自成率大顺军从德胜门进入北京城后，汤若望留在宣武门附近的耶稣会会所内，不动声色地观察着这一切。在起义军占领北京不多的日子里，曾有小股起义军闯入耶稣会会所，但并未有破坏性举动，只是在经允许后拿走了一条毛毯。第二天，在教堂门口就贴有告示，上写“勿扰此处及主人”。不仅如此，起义军还派人来教堂安抚，有一主帅还宴请汤若望，外面还有人拍手欢迎，纷传：“大法师来了”。起义军对汤若望如此善待，很大程度源于他们早听说利玛窦等在北京的活动以及汤若望参与修历受到明皇帝器重的事，且他们看到的汤若望竟是一个碧眼、金发的奇人，在起义军将士心目中，汤若望就成了一个身怀法术的“大法师”。

一个多月后，北京城的局势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644年6月5日，清朝八旗军在睿亲王多尔衮的统领下，打着“为尔等复君父仇，所诛者惟闯贼”的旗号，从山海关长驱直入，浩浩荡荡地到达了北京东面的通州城，取代了当初同样浩浩荡荡的李自成起义军，清朝开始入主中原。6月6日，八旗军进入朝阳门，入紫禁城，原明朝的文武百官出城五里外跪迎多尔衮。接着，多尔衮命兵部传檄天下：剃发降顺者，地方官各升一级；故明诸王归顺者，不夺其爵；各衙门官员等具照旧录用。6月8日，清廷命官民等为明崇祯帝服丧。后造陵墓，行葬礼，是为思陵。

1664年6月4日，李自成起义军撤离北京时，宣武门教堂周围房屋多半遭焚毁，可教堂却安然无恙，在教堂避难的教民也无一人遭到伤害。汤若望在后来的奏疏及其回忆录中谈到：“臣居宣武门内，城下城中房屋，半为贼火焚毁，仅存天主、圣母二堂，并小屋数椽……”(3)在这么一个可以说“天崩地裂”、动荡不安的时期，汤若望以其大智大勇，小心翼翼地把握住时势之变，在危难中保护了教会，并为基督教在华事业创造了新的机会。